复仇战士里的李德扮演者

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江西九江的庐山牯岭，召开了一个绝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5个省的省主席，以及各下属部队的司令、军长、师长等，在会议上，蒋介石亲自拿出一份由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制定的一个彻底“剿灭”中共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和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将这份计划命名为“铁桶计划”。

所谓“铁桶计划”，就是在原有的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

其主要内容是：以红都瑞金为最终的目标，各参与围剿的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在指定的区域同时向中心攻击，在距离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在包围圈的四周构建起300道铁丝网和30重堡垒形成的火力封锁线，将红军主力一步步压缩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最后，进行决战。

为了防止红军主力突围，蒋介石还紧急调运1000辆军用卡车，一旦发现红军突围，立即使用军卡快速运送部队进行截击。

这份军事计划部署得极为严密、细致，其庞大的程度，仅计划书的重量都有几斤重，可以说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里面包含了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就连如何迷惑红军，故意造成围剿兵力不足的现象都罗列在计划中，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杰作”。

为防止这份计划被红军获取，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军政长官领取文件时，必须按编号领取并签字，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蒋介石在一周的会议结束的那天，信心满满地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然而，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到这份凝结了“万千智慧”的“铁桶计划”正式实施，他忽然发现，中共中央的10万红军全都跳出了包围圈，不见了......

1、红色特工项与年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文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1918年，24岁的项与年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在这里，他找到了在法院任职法官的哥哥项延爵时，并因此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潮，血气方刚的他感受到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在自己的身上喷涌，于是，他毅然决然的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受到组织的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如今的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在那里建立起党的组织，并和荷属东印度的华侨一起开展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的群众领袖之一。

两年后的1927年，项与年回国，此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中共党组织已经被迫转入到地下活动，项与年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了党组织，从此，就进入了周恩来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的中央特科“红队”工作。

项与年此时的身份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并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

1929年8月24日，中共农民运动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开会时，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中央特科很快就查明了这个出卖彭湃的叛徒正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随后，立即组织应变措施，并制定了营救彭湃和惩治叛徒的计划。

项与年在经过周密的调查后，得到彭湃被关押的准确地点，随即报告给了中央特科。8月28日，中央特科准备在敌人对澎湃进行转押时实施武力解救。

就在澎湃被转运的必经之路上，营救小组成员们有的假装成拍电影的，有的伪装成摆地摊的，同时还准备了一辆装满粮食的卡车准备拦截囚车。但是，由于运送枪支的同志在路上遇到了麻烦，导致枪支没有及时运到，计划最终失败。

1929年8月30日，受尽各种酷刑的彭湃在上海龙华监狱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时年33岁。

11月初，被中央科特任命为惩办叛徒白鑫行动小组组长的项与年，在白鑫从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的家里走出来，正要上车的那一瞬间，率领早已经持枪埋伏在周围的锄奸行动小组的同志，立即对准了白鑫扣动扳机，复仇的子弹犹如狂风暴雨般对准叛徒的胸膛，白鑫和范争波等人被当场击毙。

任务完成后，行动小组的队员们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干净利落的锄奸行动，轰动了整个上海，让叛徒和特务们都陷入了恐慌，人人自危，给那些叛徒们以极大的震慑力。

2、国民党的保安司令

1934年，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项与年，按照党的指示，化名梁明德，从上海来到了江西德安开展地下工作，他的身份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保安团司令部机要秘书。

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是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不久的莫雄。

说起这个莫雄，他是广东英德县人，同盟会成员，曾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他无一漏过，历任团长、旅长、师长，是国民党内部“大哥级”的人物，并且，和蒋介石关系匪浅，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不过，在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首脑人物以后，为了削弱粤军力量，莫雄的粤军第11师被缴械，莫雄的粤军第11师师长职务也被撤换。

没办法，莫雄只好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了个闲差。后来，在上海的时候，莫雄巧遇自己的老部下、中共地下党刘亚佛，并经过刘亚佛的介绍，认识了同为地下党员的项与年，最终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莫雄作为党外人士，通过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出任出任负责“剿共”的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将项与年、卢志英等10余名秘密地下党员作为自己的“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些同志甚至安排到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

因为和中共地下党的一次秘密配合，当地红军多次被莫雄一举“击溃”，这些“战绩”让蒋介石非常高兴，由此，作为有着丰富“剿共”经验的莫雄，被蒋介石特许参加庐山秘密军事会议。

莫雄一看到“铁桶计划”，就被惊得满身冷汗直冒，不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年仗的中央苏区红军本身已经损失惨重、实力大减，就算是没有这一年的血战，面对敌人如此庞大而险恶的计划，中央红军也是危机重重。

因此，6天的庐山会议一结束，莫雄就立即动身，急不可耐地回到第四行政专署，将机要秘书项与年、参谋长卢志英和刘亚佛召集到一起，拿出“铁桶计划”的内容，悉数告知。

最后，莫雄急切地说道：“你们要立即想办法将情报送往党中央，一定要快！”

3、绝密情报

项与年、刘亚佛、卢志英等人看到这份绝密情报后，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看着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可怕计划，深感事关重大，项与年也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苏区的红军不会忘记你！”

3个人连夜把情报上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泛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随后，几人又对前往苏区的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比较快速、相对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最后到达瑞金。

考虑到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不能有哪怕是一点闪失，项与年决定由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而且，因为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正好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这也有利于在途中身份的掩护。

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一名教书先生，带着这份绝密情报出发了。

当项与年一路乔装，带着情报进入江西泰和县的山区后，这里的敌情已经远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简直可以用草木皆兵来形容，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被严密封锁，只要是这个人被认为可疑，就会立即遭到逮捕，甚至直接被就地射杀。

面对这种情形，项与年已经无法从正面穿越，只能躲到山林中寻找机会，看看是否有一些缝隙以便寻机穿插出去。

38岁的项与年在山林中穿行露宿，身上带着的少量干粮已经吃完，不得不以野果充饥，渴了就用手捧着山上的泉水解渴，数天的艰难跋涉，让他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基本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

然而，就算是这样，当他好不容易抵达江西兴国后，却发现敌人的封锁更加严密了，一个个村子里到处都是碉堡，哨卡布满了每一个路口，只要有人经过，就会立刻被当作“赤匪”抓走。

项与年躲在山上，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却找不到任何办法走出去，心急如焚的他决定不能再等了，早一天送出情报，党中央和苏区红军就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不然，一旦等到敌人的合围完成，就真的是陷入绝境了。

一时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

他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敲在自己的嘴上，一下子就砸掉下4颗门牙，鲜血顿时哗哗直流，当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只见项与年的双腮已经严重肿胀，鼓起了脓疮，满面是泥土，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拉扯得破烂不堪，浑身散发着恶臭......

此时的项与年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憎恶的老叫花子。

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袋子上是几块乞讨得来的，早就散发出浓浓馊味的食物，赤着一双脚就朝山下走去，沿途敌人哨卡上的哨兵见了这个大老远就传来臭味的“老乞丐”，不等他走近，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就这样，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于10月7日赶到了瑞金。

4、我要见周恩来

10月7日，项与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江西瑞金中共中央驻守的根据地，就在他抵达沙洲坝，一眼看到两名持枪的红军战士时，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屁股瘫坐到地上，用力地仰着头，用手指着说：“小同志，我要见周恩来……”

两个红军小战士看着眼前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老乞丐，有些不知所措，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这时，一个红军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项与年说：“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

红军干部听了项与年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便将他带回阵地，一路护送到团部、师部，并安置在师部驻地所在一栋民房里，然后，师部首长听说后，立即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电话确认，那边的一名参谋问到：“他叫什么名字？”

项与年看着师部首长的询问，说：“我叫项与年。”

没过一会，军委作战值班室参谋在电话中说：“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

师部首长意识事情的重要，立即命令牵来两匹马，由一名干部，亲自护送项与年前往于都中央军委驻地。

当周恩来、李克农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时间，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周恩来赶紧慢慢地扶着他坐下，问道：“你真是项与年，为何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哆嗦着手，将4本密写字典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神情凝重，他一边命令安置好项与年，一边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紧急复原成文字图表，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同时，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

5、10万红军跳出包围圈

复原后的“铁桶计划”全部内容被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加上前几天从莫雄司令部发来的关于此份计划的密电，他们在震惊的同时，立即意识到中央红军正处于极度的危急之中，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前线又传来战报，国民党军已经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岗也被敌军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情况表明，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当中。

面对敌人总攻在即，中央苏区决定，必须抢在敌人“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中共中央立即制定了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计划。对于突围方向，中共中央考虑到北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东面和南面的福建、两广地区临近大海，回旋极小，只有西边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且，当时红二、六军团正向湘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可以作为接应。

1934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各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进行防御，并以小股部队迷惑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部队，红军各主力部队则相继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

10月11日，中共中央命令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5人组成中央分局留在苏区，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撤离。

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广东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赣南寻乌县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由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中央各机关同志编成的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近10万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随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等机关，从东门渡过于都河，和红军近10万将士一起，踏上了漫漫万里征途。

就在中央苏区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国民党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各路大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兵临瑞金城下。此时，红军的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毛主席在突破乌江后，曾经对周恩来等人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6、后话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暴跳如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50万国民党大军耗费无数精力，精心打造的“铁桶”，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犹如一拳打在了空气中，沮丧至极。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再一次发出命令，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领导指挥权已经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手里，红军已经如同龙归大海一样，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了......

红军长征后，项与年跟随红军长征，不久，有勇有谋的项与年在长征途中被党组织安排回到上海，不料在刚刚抵达南京的时候，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项与年在狱中同敌人巧妙周旋，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

历经磨难的项与年在身份暴露后，潜伏了几个月，再次受中央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此后，他又回到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干脆以梁明德的名字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部队转进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福建龙岩。

而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英雄-莫雄，于1935年3月被调到贵州省的毕节市，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不过，在他又一次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毕节辖区的时候，被人发现并密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以“通共嫌疑”将莫雄关押到了南京军事处监狱，幸好，他并不知道莫雄曾经将“铁桶计划”泄密给了中央苏区红军，不然，这危险就大了。

后来，莫雄在张发奎、陈诚的担保下，获释出狱。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1980年2月12日，莫雄在广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