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裴君碑拓本,李陵碑

成都新出土东汉《李君碑》、《裴君碑》初探

罗开玉，1953年生，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

2010年11月中旬在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了两方东汉石碑，　即《李君碑》与《裴君碑》。二碑上刻文字二千有余，是我国文字较多的汉碑之一；在四川，则是现已发现的、文字最多、现又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碑。《李君碑》始刻于阳嘉二年（133），《裴君碑》始刻于建康元年（144），除阳面大量铭文记碑主生平事迹外，阴面还有大量捐款刻碑属吏的职务和姓名。二碑为典型的颂德碑，碑主皆为蜀郡守。皆是其在任时，由其“辟署”的部分低级属吏捐刻立祠。两碑所见一百六十八名属吏，皆系汉“辟署制”规定郡守能自辟的僚属，不见朝廷命官。两碑碑文多为歌功颂德、吹捧性文字，字里行间不免有不实之词，但二碑对研究巴蜀地区东汉历史、文化、书法、职官制度中的“辟署制”等，皆提供了新的、极重要的资料。

一，《李君碑》与李君其人

惟汉阳嘉，德配辰极。上天顾命，受尧余则。协元定纪，扫除奸（奸）慝。二九承期，仁佐并（并）繁。开阶裦（褒）圣，招致九德。汶山会昌，皇以建福。元首贞良，九成诗作，讃（赞）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缉熙，巟（荒）学复殖。改行沾濡，莫不叹息。因谣勒铭，延蔓无亿。其辞曰：

作鄂（噩）之岁，龙虎交颈。旋机卬卯，杓与酉并。吴国李君，化懿以清。太伯风列，蹈度顺经。兆自李（理）官，其先典刑。晋之大夫，恭穆以章。十世崇仁，克慎公平。心聪知敏，疰■（恶）耶（邪）庼。匿谋反奸（奸），以照下情。郡在 （坤）位，曹国是循。井落之地，上为炎辰。君改其俗，五教在（宽）。候人讥急，尸（鸤）鸠养贤。愍蜀阴险，守善不信。径（陜）路远，敝于高山。前有相如，严平、子云。后虽庶几，名灭不传。君乃发傧，撰其文。王史张■（韩？），知（智）罃眇然。缑扬罗失，经虽笃醇。仪意川水，折节衡门。并■（数？）九九，希世寡羣。魂而有灵，百年复。惠加既徂，垂意生存。微杗得显，飞轨易轮。商容见表，寒灰复（燃）。内省于政，田■（）惟干。公绰不欲，以正厥身。庶职丛（恶），一以贯思。教品式（此处疑有脱文），非下所闻。兼听夙书，沈（沉）思于神。撢虗（虚）效刑，履霜习寒。夜惟吉梦，戒豫其先。演述三传，各数万言。抽擢腴要，采掇异文。以成一家，为后立真。珎（珍）儒重能，爵秩其贫。拔擢英材，试之以贞。倚席旋意，鑚卯孔明。潜者得达，萌耳振鳞。犹春生芳，莫不说攽。骖名前列，逸驱良韩。公仪割布，曷之采观。知配昭辅，隐德未信。揖风■炳，从俗所传。

【碑阴】

阳嘉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文学主事掾郑廉、史杜遂及五棠、守掾李位、羊宠、范前，月令掾彭祉、师王伯、张泛、李成、赵弘、周强、赵竺、郑茂、李穆、古焉、王蓝、蒋况、上官宝、杨员、赏、王玄、殸平、姚犹、杨定、姚抚、苏梁、宋钧、程据、陈廉、尚集、殷声、朱奇、田灵、杨堪、玄强、温奋、杜阳、郭章、苟穆、郭深、公孙相、王副、居迁、张郁等发意，贪慕嘉化而立石表纪，序贤君良佐，列画殿堂。

行祭酒赵镇、守师何闰、侨演主事，主任茂、石师王仲造、书佐杞颇。

【旁题】

本初元年六月下旬，此石遭水顿赴。太守河东裴府建福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时五官掾成都陈奉、左户曹史乔主事，史张之、五属主事广都典。

“惟汉阳嘉，德配辰极”，此谓汉阳嘉年间（公元132-136年）朝政象北斗星辰一样明亮[1]。开篇就来这一句，意在吹捧李君得“天时”。

“二九承期，仁佐并繁。开阶裦（褒）圣，招致九德。”二九，即《易》语中“九二”，《裴君碑》中有“三九吉期”，皆喻其政治生命初兴不久，来日方长。仁佐并繁，指其助手仁德而各有其能。借吹捧主子之际来点自我表扬。开阶，一般指开创基业，此或指李君恢复学校之举；褒圣，遵循、发扬圣人之道。九德，旧时的九种美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九德不愆，作事无悔。”具体哪九德，说法不一：如《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皐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另一种如《逸周书·常训》“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汶山会昌，皇以建福。”会昌，汇聚昌盛。在汉晋时期的巴蜀，这是一种时髦说法；三国蜀汉，它甚至是刘氏集团割据一方的理论依据之一[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三国志》卷三八《蜀志·秦宓传》：“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皇，天皇、天帝。过去，或认为这类说法三国时期才出现，此碑证明它至迟在东汉中晚期之际已甚流行，蜀汉时期是借助了前人说法，并将它装上新内容。

“元首贞良，九成诗作，讃（赞）命俊臣。”《三国志》卷三五《蜀志·诸葛亮传》：“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贞良，坚贞优良。九成诗作，多次呤诗表赞辅臣等。

“作鄂（噩）之岁，龙虎交颈”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作鄂岁”《索隠》：《尔雅》在酉为作鄂。汉代人视甲子中带酉的年为作鄂之年。阳嘉二年为癸酉年，属作鄂年。龙虎交，《御定月令辑要》卷三十四引《増闻见録道枢之说》：龙虎交，其说以巳午两时絶思虑，假寐，则龙虎自交，不假修为。“旋机卬卯，杓与酉并。”与上文的“酉为作鄂”相呼应。

“郡在坤位”，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蜀地“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以洛阳为中心，以卦象方位度地，蜀郡在全国的位置约在坤位。“井落之地，上为炎辰”，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岷山之地，上为井络。”炎辰，炎热的日子。 唐·韦应物《夏冰歌》：“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此碑的出土，证明常璩类似说法，多采用前人旧说。

李君其人，不见于史籍，不知其名，应该说在东汉的历任蜀郡郡守中，并无特别突出政绩。从碑文得知，李君本为吴地人士，对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颇有研究，并各有数万言的著述（演述三传，各数万言，抽擢腴要，采掇异文，以成一家，为后立真）。阳嘉年间（132——135）任蜀郡守。在蜀期间，他较注重文教，特别是恢复了学校（荒学复殖），在教员中注意引进儒、墨方面专门的人才（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行政方面，李君强调宽（君改其俗，五教在宽）。

“前有相如，严平、子云。后虽庶几，名灭不传。君乃发傧，撰其文。”李君任蜀郡守期间，曾组织人力搜集、整理、传抄蜀本土著名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的文章著述，并亲自撰文推广，为其流传下来做了贡献。

《李君碑》

二，《裴君碑》与裴君其人

巍巍大汉，佮皇承度。昌光耀轸，享伊余赏。尊明（炎）上，微而复著。内任公辅，外宣藩守。寔（实）生裴君，为国宝助。累锡苻（符）银，四世遵綂（统）。爰命典蜀，荡心垂治。膺真当古，瞳曚蒙祚。观■（俗）采诗，甘棠追（述）。臣有裦（褒）君，奚斯作庙。佥论元功，铭纪绩号。其辞曰：

汉隆迄滋（兹），眀（明）辟■（虎）将。殊纵异风，萹（篇）（藉）所记。表善陈■（恶），章贤示诫。■（今）惟裴君，仁德冠备。纪初本行，介无纎漏。史官譔序，君冝录载。祖自河东，先人造创。银艾相承，选由孝廉。至君握惠，軆（体）含清妙。位历台署，愽 （博）游辽俊。百工师师，靡不则卬（仰）。

超綂（统）定襄，外蛮侵暴。朱衣建铈（旆），顺天平乱。奋威讨黠，鬼方震悼。师出旬时，猾夷降从。到（倒）载干戈，返文行庆。利涉大川，■（黎）元砥定。基（期）月有成，美声勃洞。运苻（符）四郡，所在（流）化。

蜀承汶水，缉熙极敬。列备五都，众致珎（珍）怪。德盛文弥，尊卑有度。旧设储值，瑱盁（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君亿其然，豫设科防。

荡涤枯饬，发彻延帐。除损法服，罢员省御。拔（园）漉池，罔罟县（悬）错。不贵难成，断绝玩好。

约己惠下，性同宣孟。留心萧曹，理罪听恕。虽得其情，哀矜原宥。陨涕陷辜，轻疑必赦。民免有耻，囹圄虗（虚）旷。禁（刑）以礼，导俭以固。

挢（矫）世定常，移风返素。帅人以正，孰敢不放。苞鉏（苴）廱塞，眷过辟用。取士乡人，违绝上来。奸轨（宄）息集，百谷豊炽。咨陬髦彦，斥远佞富。

委扦（迤）贞直，外身成义。耽道守株，后生颜宪。莫不弹冠，咸蒙宠誉。■（掊）决珠臧，选先韦布。首贡张（服），股桓圣朝。

连拔俊杰，终始不桡（挠）。弘徳小善，翕（悉）受荣赏。纲纽诜张，孔修畔学。

恢兴七（艺），宗老恤幼。存心音律，广宣教诲。文武不隧（坠），礼乐条畼（畅）。

救复衰渐，举道崇行。嗛（谦）虗（虚）愠厉，刚塞简贬。（帻）苞九德，卓尔难副。以不沈（沉）■（俗），俄（娥）糜（媚）见姹（嫉）。泽 施 未穷，虗（虚）受征问。若玉光润，（泥）而不滓。观过知仁，致仕闾（巷）。三九吉期，吏民（冀）望。儒宗咏述，永垂亿万。（下缺）君兴教化，径（经）之营之。功平治洽，刻石定基。（迹）立八载，元嘉有二。仲（下缺），卒以僵分。辞讃（赞）摩（磨）灭，恐后莫闻。掾司马翕，时史常茵。帅由旧章，刾（刺）掇行真。君名不揜（掩），臣节（下缺）震

【碑阴】

（上缺）师宋播、守掾孟畼（畅）、守师王腾、守师任唐、守师龙圃、守师桥续、守史华苌（上缺）长、守师杨信、守掾甲据、守师向德、守师何肤、守史文恭、守师奇忠、守师程奂、诗（下缺）辩、守师李鄗、守掾求武、守师赵适、守师郭敞、守史郑芝（芷）、守师毕方、守师樊伟、诗（下缺）□、守师彭埶、守掾赏、守师吴雒、守师罗■、守史赵灵、守师张辰、守师张仁、诗师（下缺）■、守师雒兴、守掾封叙、守师张政、守师何慎、守史龙就、守师任炽、守师文叶、诗师（下缺）、师吕选、守掾苏梁、守师赵淖、守师审颀、守师吕鍮、守师桥高、守史文梁、诗师杜（下缺）、师张愠、掾公孙勉、守师李恩、守师张震、守师胡昂，右江原。

守史申光、诗师杜（下缺）茵、守师赵高、守史路衡、守师王叅、守师应允、守师王悳、守掾李瑗、守史胡延、诗师□（下缺）元、守师王绶、守师冯放，右广都。

守师路海、守史范造、守掾梁皓、守师赵高、春秋文盛、（下缺）焦福，右成都。

守师向遗、守掾杨定、守师宋封、守掾舒汤、守掾韩勤、守师王乔、春秋杨■、守掾（下缺）、杨瓘、守掾郑局、守师辅安、守掾陈、守师吕衡、守掾张翕、守掾路■、守师程苏、春秋王延、守掾（下缺）、师骆当、守掾王殖、守师郅宪、守史何玑、守师王■、守掾李虞、守掾丁秘、守师■修、春秋王方、守掾（下缺）、师李眕、守掾董便、守师檪玄、守师审、守师李由、守史文闿、守掾焦、守师畾（雷）阳、月令韩阁、守掾林（下缺）、守师谢尚、守掾郑磬、守师王躬、守师罗密、守师张温、守史张迎、守史王原，右临邛。

需要指出的是，李君之后，并非立刻由裴君接任蜀郡守，中间至少还有一个叫刘宣的人，曾任蜀郡守。《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顺帝末年（公元142年前后），冯颢任成都县令，向朝廷揭发上司蜀郡守刘宣罪，致刘宣罢免。即至少有刘宣在李、裴之间曾任过蜀郡守。

裴君亦不见于史籍，不知其名，在汉代蜀郡守中，也谈不上有啥突出政绩或啥突出之事。从碑文看，裴君“祖自河东”、 出生于官宦世家（“银艾相承”） [3]，

早年“选由孝廉”，出仕后“内任公辅，外宣藩守”，曾在朝中任职，以后又到地方。“运符四郡”，在任蜀郡守前曾三任郡守，后来才为蜀郡守。裴君任蜀郡守的具体时间，从碑文看应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至元嘉二年（公元152年）间，至少有八年时间。他在任期间，主要事功有：

战功。“超綂（统）定襄，外蛮侵暴。朱衣建铈（旆），顺天平乱。奋威讨黠，鬼方震悼。师出旬时，猾夷降从。到（倒）载干戈，返文行庆。利涉大川，■（黎）元砥定。基（期）月有成，美声勃洞。”这里的“外蛮”、“ 猾夷”虽说法有别，很可能都是指蜀郡及周边地区的世居民族。东汉郡守一般都握有兵权。从有关资料看，蜀郡及附近地区，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至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前后，较大的武装冲突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与早期道教的冲突。顺帝时期（公元126年至144年），张陵率家人弟子等到成都鹤鸣山创建了正一道，把弟子按地区分为24治，其中心便在蜀郡所辖地区，且与当地方豪族、当地政府多有冲突[4]；顺帝末年（公元144年前后），巴郡人服直，利用宗教聚众起义，自称“天王”，攻占巴郡数县，持续约—年；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蜀郡李伯山自称老子后裔，欲组织武装起义，被捕杀等[5]。可以看出，在裴君任蜀郡守期间，巴蜀地区官府与早期道教的矛盾非常尖锐，时有大小武装冲突。

“鬼方”，古籍中一般指商周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商周甲骨卜辞、及《汲冢周书》、《易经》、《山海经》、《史记·殷本纪》等。但《裴君碑》说裴君带兵外出平乱时，“师出旬时”、一般仅需十来天；最长的也就“基（期）月有成”，即一个整月便可办成，故此“鬼方”应在蜀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蜀中道教教徒便自称“鬼兵”、“鬼卒”，如《隶续》卷三《米巫祭酒张普题字》有“天表鬼兵胡九”。张鲁在汉中的教徒也自称“鬼卒”。再结合当时早期道教与官府矛盾极为尖锐的背景，碑文中的“鬼方”，或与某局部地区的早期道教有关。

二是与世居民族的冲突。本初元年（公元146年），蜀西北羌龙桥等六部17280余人内属；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蜀西北羌薄中等八部36900人内属。以上二事虽是“内属”，但“内属”的前后多与武力有关。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兵攻下广汉属国城，杀长吏，同一时期，西羌湟中胡部发生叛乱，益州刺史率板楯军将其击败[6]。

裴君在任期间，还较注意发展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成都“列备五都”。“ 众致珎（珍）怪”，旧设储值，瑱盁（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 汇聚了各地的奇珍异宝，装满了大小官仓殿馆；其中特别是用金丝、银丝文绣的蜀锦，最令人“骇目动欲”。同时，“德盛文弥”，象碑文这样的官场文章泛滥成风。

裴君做为郡守，在蜀郡的法治治理方面，也有一些建树。“荡涤枯饬，发彻延帐。除损法服，罢员省御。”“约己惠下，性同宣孟。留心萧曹，理罪听恕。虽得其情，哀矜原宥。陨涕陷辜，轻疑必赦。民免有耻，囹圄虗（虚）旷。禁（刑）以礼，导俭以固。”从碑文看来，他的主要特色注重教育，刑惩从宽，牢房中犯人较少。

从碑文看，裴君还注意民风民俗方面的引导。“君兴教化，径（经）之营之。”“（矫）世定常，移风返素。帅人以正，孰敢不放。”提倡朴实的民风。“奸轨（宄）息集，百谷豊炽。” “存心音律，广宣教诲。文武不隧（坠），礼乐条畼（畅）。”所谓衣食足而礼仪兴。“咨陬髦彦，斥远佞富。”“恢兴七（艺），宗老恤幼。”尊老，是东汉社会的重要特色。

三，两碑所见郡、县属吏与汉“辟署制”

综观两碑碑文，笔者认为，两碑所见一百六十八名属吏职务、名字，生动地再现了东汉中晚期，蜀郡地方政府的“辟署制”，为研究汉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两碑虽为同一时代、前后仅相差十年的作品，且都是以郡守为歌颂对象，但两碑所见属吏却有所区别。《李君碑》上的属吏，全是郡府属吏。《裴君碑》所见属吏，则为蜀郡所辖江原、广都、成都、临邛四县衙及县学属吏等。

《李君碑》所见属吏简表

衙门属吏蜀郡郡府文学主事掾郑廉月令掾彭祉
五官掾成都陈奉
左户曹史乔
史杜遂及五棠、史张之、
守掾李位、羊宠、范前，
行祭酒赵镇、五属主事广都典。
书佐杞颇
师王伯、张泛、李成、赵弘、周强、赵竺、郑茂、李穆、古焉、王蓝、蒋况、上官宝、杨员、赏、王玄、殸平、姚犹、杨定、姚抚、苏梁、宋钧、程据、陈廉、尚集、殷声、朱奇、田灵、杨堪、玄强、温奋、杜阳、郭章、苟穆、郭深、公孙相、王副、居迁、张郁
守师何闰

《裴君碑》所见属吏简表

衙门碑文所见属吏职称与姓名“右江原”掾公孙勉、守掾孟畼（畅）、守掾甲据、守掾求武、守掾赏、守掾封叙、守掾苏梁、
守史华苌、守史文恭、守史郑芝、守史赵灵、守史龙就、
师宋播、师吕选、师张愠、
守师王腾、守师任唐、守师龙圃、守师桥续、守师杨信、守师向德、守师何肤、守师奇忠、守师程奂、守师李鄗、守师赵适、守师郭敞、守师毕方、守师樊伟、守师彭埶、守师吴雒、守师罗■、守师张辰、守师张仁、守师雒兴、守师张政、守师何慎、守师任炽、守师文叶、守师赵淖、守师审颀、守师吕鍮、守师桥高、守史文梁、守师李恩、守师张震、守师胡昂，
诗师（下缺）■、诗师（下缺）、诗师杜（下缺）
“右广都”守掾李瑗诗师杜（下缺）、诗师□（下缺）
守史申光、守史路衡、守史胡延、
守师王绶、守师赵高、守师王叅、守师应允、守师王悳、守师冯放
“右成都”守掾梁皓守史范造
守师路海、守师赵高
春秋文盛
“右临邛”史张迎守史何玑、守史文闿、守史王原
月令韩阁
守掾杨定、守掾舒汤、守掾韩勤、守掾（下缺）杨瓘、守掾郑局、守掾陈、守掾张翕、守掾路■、守掾（下缺）、守掾王殖、守掾李虞、守掾丁秘、守掾林（下缺）、守掾郑磬、守掾（下缺）、守掾董便、守掾焦、
春秋杨■、春秋王延、春秋王方、
师骆当、师李眕、
守师向遗、守师宋封、守师王乔、守师辅安、守师吕衡、守师程苏、守师郅宪、守师王■、守师■修、守师檪玄、守师审、守师李由、守师畾（雷）阳、守师谢尚、守师王躬、守师罗密、守师张温、守

欲搞清《裴君碑》所见属吏的性质，先应明白碑文中“右江原”、“右广都”、 “右成都”、 “右临邛”的含意。笔者以为，“右江原”、“右广都”、 “右成都”、 “右临邛”，译成现代汉语便是：“以上属江原县”、“以上属广都县”、“以上属成都县”、“以上属临邛县”之意。换句话说，这些全是蜀郡所轄江原、广都、成都、临邛四县衙门的吏员和县学教师。这里还想指出，“右江原”、“右广都”、 “右成都”、 “右临邛”，不能理解为籍贯，如不能理解为“以上这些人皆属江原县人”。

文学主事掾：此职不见于《汉书》、《后汉书》，过于仅见于《巴郡太守張納碑》。《李君碑》可与《巴郡太守張納碑》互为映证。此外，《巴郡太守張納碑》还有文学主事史。文学，与后世“文学”有别，当指郡府中负责文字起草等工作的秘书；文学主事掾，是秘书组的负责人，文学主事史是其秘书。

月令掾：此职称文献失载。《裴君碑》有“月令韩阁”，从侧面证明《李君碑》中的月令掾绝非误刻。其职能主要与“月令”有关，即负责有关天文历法气象等方面的工作。

行祭酒：王莽时，设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经各一人。《后汉书·百官志》有“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这是朝廷之中。郡府属吏中仍有祭酒。《后汉书》卷五十五《卓茂傳》中有郡祭酒。行祭酒即代理祭酒之职。

五官掾：《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有“五官掾张辅”。《后汉书》卷三八《百官五》：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后汉书》卷五十一《任光传》：“五官掾郭唐等”注“《续汉志》曰：五官掾掌署诸曹事。”

掾、守掾：两汉时期，县衙门中某些文秘一类的吏员又称掾。《史记》卷一百二十四《郭解传》：杨季主子为县掾。《后汉书》卷七十五《張酺傳》：元和二年，东廵狩，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三国志》卷十二《魏志·司马芝传》：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东观汉记》卷八《贾复》：“此将相之器，复为县掾。”皆可证东汉时县衙中一些属吏又称掾。守掾，即正在一年试用期内的掾吏。

守师：守，汉代制度，官职、公职有一年试用期，俗称守；师，笔者以为即是郡府、县府官办学校的教师。《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李寻，字子长，平陵人也。治《尚书》，与张孺、郑寛中同师，寛中等守师法敎授。《后汉书》卷十七《祭祀志第七》见有“郡守師尹咸”。 《李君碑》上“守师”者一人，而《裴君碑》“守师”多达五十八人以上，其中仅江原县守师便多达32人，这反映出当时这几个县的县学可能是新办，同时也反映出县学规模较大。

诗师、春秋：即县学中专门教授《诗经》《春秋》的教师。

《李君碑》、《裴君碑》所见属吏，反映了汉代“辟署制”的特征。我们知道，汉代官制由“命官制”和“辟署制”组成。“命官制”即朝廷任命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辟署制”即由朝廷任命的中央、地方各级长官自行配置僚属。

汉代各级地方政府中的官吏，大体可粗分两大类。郡府中，郡守及一些重要的佐贰官、及其下级所属机构的长官（如分管盐、铁、都水的长官）、县衙中县令、县长，县尉等，统一由朝廷任命，这一类叫朝廷命官。另一类，为郡、县各级机构中的一般办事人员，当时称为“掾属”，如东曹、西曹、奏曹、户曹、决曹、法曹、尉曹、贼曹、兵曹、仓曹、五官掾、诸曹书佐、议曹、文学掾等，由郡县长官自行配置征辟任用，后世称这类吏属为“辟署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君碑》、《裴君碑》上签名的一百六十八名属吏，皆为郡守能自辟的僚属，不见一名朝廷命官！郡守对这些僚属，拥有用与不用、升迁与罢免等大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便是一种变相的君臣、主仆关系。正如《裴君碑》所说：“臣有裦（褒）君，奚斯作庙。”这里，属吏已公然称臣,长官已公然为“君”。这便是当时流行为长官撰铭刻碑、歌功颂德、甚至立生祠的社会背景，也是《李君碑》、《裴君碑》得以产生的根源。此两碑再现出“辟署制”下，东汉中晚期蜀中官场之一斑。

县吏、县属官学教师由谁辟署聘用？过去，这方面缺少直接史料。如果只是由县令、县长说了算，江原、广都、 成都、 临邛的县属官吏、教师为何越级为郡守立碑？

笔者认为，《裴君碑》的发现，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它反映出当时除朝廷命官外，县吏、县属官学教师的辟署聘用大权，实际上已收归郡府、主要由郡守、而非县令说了算[7]。我们知道，东汉蜀郡辖有成都、郫、江原、繁、广都、临卭、湔氐道、汶江道、蚕陵、广柔、绵虒十一县道[8]。这里为什么只涉及江原、广都、成都、 临邛四县？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这四县的属官、教师正好这年到期续聘，才由郡守裴君主聘。其它七县属吏等任期期限未到，不是裴君主聘，故不参与刻碑。1983年2月，在凉山彝族自冶州昭觉县好四开乡好谷发现石表1座。石表正面有文字9行，侧面有文字3行，皆隶书。石表文字记载了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越嶲大守任命苏示县有秩冯佑为邛都县安斯乡有秩，并“复除”上诸、安斯二乡赋役，当地乡民十四里丁众立石表以记事[9]。该碑也映证了既使是乡吏，也统一由郡守（郡府）任命。

四，关于汉碑出土地点原建筑属性的认识

两碑同地出土，内容多有关联，表明出土地即古立碑之地，或其附近。细读碑文，不难发现，碑文中有两处直接谈到立碑之地的性质。

从时间顺序看，这里先立的是《李君碑》。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十二月廿五日，文学主事掾郑廉等约四十位官员“等发意，贪慕嘉化，而立石表纪，序贤君良佐，列画殿堂。”可见立石之地，此时是“殿堂”。虽然李君曾“荒学复殖”，即曾恢复学校，但校址并没说就在这里。郑廉等将吹捧上司的颂德碑、在上司还在任之时，公开的立于殿堂之中，已有将“殿堂”转化为生祠之实。

《裴君碑》：“臣有裦（褒）君，奚斯作庙。佥论元功，铭纪绩号。”这说明立碑之地这时已经演变为“庙”。兴建此庙的目的是为了裦（褒）君，即表彰、吹捧裴君。刻立此碑的其目的是为了“佥论元功，铭纪绩号”，即颂德碑。换句话说，这里是蜀郡太守裴君的下属为歌颂裴君，为其专门修建的生祠（当时叫“庙”），并在祠中立此颂德碑。值得注意的是，这新建的生祠，与为前任立碑的“殿堂”、实际上也是生祠，竟在同一地点。换一句话说，前任一调离，其生祠即变成了下任的生祠。唯下任的生祠中，保留了前任的碑刻。

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甚至全国都流行为长官立生祠。所谓生祠，即为活人修建的祠堂。如广汉人王堂任巴郡太守时，“民为立祠”[10]。所谓“民”，其实就是其下属。王堂任巴郡太守时在安帝时期（107-120在位），略早于此裴君。不仅郡守一级，甚至县令一级的官员，也有其下属为其立生祠的。如郫县人罗衡，曾任万年县令和广汉县长，“二县皆为立祠。”[11]这也是其下属吹捧之杰作。可见此碑载蜀地吏员为在任上司蜀郡太守裴君建庙立碑，在当时并非标新立异，乃是常见之举。2006年3月，都江堰渠首出土的《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泛碑》，也是当地堰吏为歌颂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泛而立的颂德碑[12]。太守守史，仅是太守的处于试用期的文书一类的随员小吏，也有人为其立碑！由此可见，为上司建庙立碑，甚至是为上司的红人（包括随员小吏）、是东汉中晚期蜀中官场、甚至全国官场的习气之一。

此碑所在地建筑的性质，后来确有变化。同地出土的《李君碑》说：“本初元年（146）六月下旬，此石遭水顿赴。太守河东裴府建福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时五官掾成都陈奉、左户曹史乔主事，史张之、五属主事广都典。”裴府，即郡守裴某，东汉时期又俗称郡守为府君。裴某应是感到下属为自己建生祠有所不妥，特别是所立颂德碑被大水冲倒一事更从某个角度给出了警告。于是，由他自己出面，“建福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可见这里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将原来“殿堂”改建为生祠（庙），第二次是将生祠改为官属学校。

此官属学校是什么学校呢？也需讨论。或以为是文翁石室原址，我以为值得商榷。东汉时期，同样位于成都的官学绝非只有一所，有郡学和州学之分。由文翁创办的官学，即石室原址学校，西汉时为郡学，但在东汉时，却已升格为州学，蜀郡府另择地新办郡学。《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文翁时建立的学校在城南，永初（公元107-113年）后，曾遭火灾。陈留高某任蜀郡守时，曾将其重新修复，并增造了二石室。文翁石室的所在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非常清楚，并无争论，就在今石室中学原址。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又说，在陈留高某修复石室官学后，“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任乃强先生认为，“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具体地点在“当在今盐道街附近。其时，锦江（检江）循今金河东流也。”[13]

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州学、即文翁石室原址即今石室中学所在地、郡文学在今盐道街一线。那么，这次发现汉碑之地应是什么学校呢？我认为，从其由蜀郡守下令修复并改为官学的背景看，就是当时郡属官学的一个分校。再从其由个人生祠改为官学的历程看，一较仓促，二有形势所迫之意，它可能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以后是否为地方政府继承为长期办官学之地，目前还缺少资料。

五，其它

从《李君碑》、《裴君碑》看东汉蜀碑一一罗列属吏姓名之俗。两汉时期，蜀中甚为流行刻石记事之俗。如目前已发现的治路碑，最早可达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当时，蜀俗重路，官府或征调民力大规模治路，或私人捐款修路建桥，多勒碑石记其事，一时蔚为风气。歌颂上司的碑，则皆为东汉作品。

在现在已知的巴蜀汉碑中，在行文风格上，与《李君碑》、《裴君碑》较为接近的有《巴郡太守張納碑》（含《张纳碑阴》）（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立）[14]、《繁长题名碑》[15]和《黄龙甘露碑》等，都罗列了一大串属吏的职务和姓名。《繁长题名碑》上没谈到碑刻年代，过去仅一般性推论其为东汉中晚期作品[16]。《李君碑》、《裴君碑》的出土，佐证了这类罗列一大串属吏姓名的碑风，在蜀中从东汉中期开始流行，延续至蜀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刻的《黄龙甘露碑》[17]，也可视为这类碑。有趣的是，1980年6月，在成都猛追村工地上曾发现两块汉阙刻石，其一说：“永元六年，九月下旬，王文康石禄，师友门人，闵其行正，来飨厥功，传曰：“嗛者章之，门生等五十二人，共□□□维王文康□□……兴闺心绝望不□□……良□不□当□……翼济德渊□□帝□□……自远来□谁分畴纪厥行表□墓门。”[18]永元六年（94），成都著名教师王文康逝世，其师友门生等52人前往祭祀，刻石记事于墓阙石上。但这里只是说“门生等五十二人”，而并不一一罗列每人姓名，可见这种一一罗列每人姓名的碑风，在永元年间还没出现。

碑上文字说明李君碑曾在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六月下旬被洪水冲毁，这次洪水竟能冲毁学校内或庙内的大石碑，可见是一次特大洪水。但关于这次洪水，古籍缺载。碑文对史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2011年3月1日于成都武侯祠

《裴君碑》

[1]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索隐》：“辰极，横后妃四星端。”《晋书》卷十一《志第一》：“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同没也。”元·张理撰《大易象数钩深图》卷上：“ 北望惟见斗枢辰极也，故斗谓之北斗，辰谓之北辰。”

[2] 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院学报》１９８４年１期。

[3] 《后汉书》卷九十五《张奂传》：“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注：银印緑绶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4]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4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5]《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卷7《孝桓帝纪》。

[6]《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等，参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243页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7]这里还有疑问，如为何只有上述四县，而没有同样属于蜀郡管辖的郫、繁、湔氐道等县县吏？为郡守刻碑歌功颂德这样的大事，为何只有县吏、而无郡府属吏参加？

[8]《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五》。

[9] 吉布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5期，435页。

[10]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11] 《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卷4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卷3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13]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 《隶释》卷五。外地也曾有类似汉碑，如《韩勑碑阴》（《隶释》卷一）。宋洪适道：《张纳碑阴》：主簿白文已下不称字者，示其卑于从事季元也；史晨后碑五官掾孔畅六人不称字者，亦示其卑于长史李谦也。右《张纳碑阴》题名七十有四人，从事及丞则书其字，主簿以下掾史并书名，盖一郡之吏也。主记掾、录事掾、上计掾，各一人；文学主事掾、史，各一人；从掾位四人，文学掾二人，史一人，议曹掾五人，法曹、集曹、比曹史，各一人；金曹、漕曹掾各一人，左右史亦如之；□曹掾一人、待事掾七人、功曹、献曹、决曹、左仓曹、右仓曹、史各一人；奏曹、辞曹、史各二人；戸曹史三人，户令史一人，贼曹史四人，左贼曹史一人，中部、南部督邮各一人，监市掾一人，领校安汉长一人、中部案狱一人、府后督盗贼一人、守属八人，其分职置吏如是其众，且详也。汉世郡县吏开敏有材者，上之人可以察举，逹而为公卿无所碍，故人知自爱、重犯法，今日唯以鞭笞用事、宜乎廉耻汨丧也。

[15] 《隶续》卷十六。

[16]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卷4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宋·洪适：《隶续》卷16。当时属武阳县（今属双流）的赤水河（即今与府河相汇的鹿溪河、历史上又名兰溪），因其源自成都平原东部的龙泉山脉，历来“江水浊”，略呈赤色。府河为李冰所开“二江”之一，水清。二江水相汇后，清浊分明，浊水呈现出了所谓的“龙”形。李严抓住这自然现像，大造舆论，动员蜀国各大臣签名刻碑，建庙铸鼎[17]，为刘备正式称帝立下大功，也因此取得了刘备进一步的信任。

[18] 刻石现存成都市博物馆。参高文等编:《四川历代碑刻》1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