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柱的扮演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玉槐曾多次担任文化外交使臣率艺术团出访。有一次他带团出访埃及，来自四团的团员们在演出前发现舞台太差会影响演出，于是马上动手堆土将舞台修缮，这一切被马玉槐悉数看到。从此，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的四团就被他牢记在心。他对四团的历史及主演都非常了解，在许多场合中，他评价四团时常赞不绝口。这次马玉槐受命之际便立即勾画宁夏蓝图，他深知干涸荒芜的西北大地需要文化艺术的滋润，发展宁夏文艺事业，正需要四团这样一支过硬的队伍。因而马玉槐向周恩来郑重请求：希望中央能把四团调往宁夏。十分熟悉四团情况的周恩来接受了请求。但他对马玉槐提出，四团是年轻有为、蒸蒸日上的一个国家京剧团，要完整使用保护好这个优秀剧团，最后周总理还附上一句话，待宁夏的文化建设稳定后，要完璧归赵。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将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时，马少波当即反对。他舍不得放走这个年轻优秀的团队，表示如果必须支援，可以把三团移交给宁夏。钱俊瑞说宁夏要四团决心铁定，中央已批准，马少波只得忍痛割爱。
很快，四团召集全团动员大会，团长石天正式宣告：“四团接到了 文化部的指示，为了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支援祖国大西北的文化建设，我们划归宁夏，要在宁夏扎根、开花、结果。”并要求带上家属一同前往。石天最后通告大家，自治区成立时间已经临近，必须尽快启程。

一道调令就这样摆在了四团的面前。“划归”意味着四团将从繁华的首都迁徙到凋敝的自治区小城，从国家院团的艺术骄子变成西北荒漠的开垦人，如此之大的落差，大家能接受吗？让石天出乎预料的是，在动员大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出甚至考虑个人发展前途如何、个人生活如何、个人家庭如何，5分钟的表决后，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院子里已挂满了表决心的大字报。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听祖国召唤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为和崇高表现。那时，服从国家利益，光荣神圣；怀揣个人私念，渺小低下。因而，四团全体演职员的果敢言行表达出他们对国家的一片赤诚。

动员大会一结束，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大部分演职员都决定举家全迁，于是，有人匆匆去卖私有房产，有人赶快退交房管所住房，有人急忙回家动员亲属……

9月9号，艳阳高照，四团驻地宣武门内大街238号院里热气蒸腾，忙碌一片，道具行头全部装箱；锅碗瓢盆也全部带上，甚至连一根筷子也不剩；单身宿舍的床铺木板全都捆绑。竹竿有用，也不丢下，干净彻底地搬迁表白了他们决心的坚定。三天三夜后，所有家当全部收拾安妥。在重大决策前，四团再次体现了有令就行的纪律性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再次证明了他们是听从祖国召唤的忠诚战士，是文艺战线的尖兵队。

1958年9月19日，这是中国京剧院四团难忘的一天。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热闹异常，四团的全体人员踏上了即将启程的专列，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副院长马少波和总导演兼副院长阿甲等其他院领导，告别了诸位亲朋好友。支援祖国西北建设，在别离的时刻，大家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洋溢在脸上的都是激动和自豪。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已徐徐驶出站台，车上的许多人仍然在微笑着兴奋地使劲挥手……

谭世英、郭元汾

这列火车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特批的专列，挂了几节普通车厢、卧铺车厢和全封闭“闷罐”车厢。几节闷罐车厢装满了服装、道具和生活用品。车厢里坐满了人，有的人还把家里种的一盆盆花草也带在了身边。四团当时凡是结婚成家的演职员几乎都是“倾巢而出”，如四大头牌中的李鸣盛夫妇和孩子、王吟秋夫妇、郭元汾夫妇和子女。其他主要演员和教员如王和霖夫妇、班世超、李盛荫、樊富顺、盖玉亭、谭世英、苏盛琴、郭金光、俞鉴、琴师钟世章、月琴大王罗万金、司鼓马玉山、马玉河、王敏、王惠生等等都是全家前往。没有成家的李丽芳也把自己的小弟带去。学员队40多名十来岁的孩子，怀揣着学戏的抱负和对银川的好奇，兴高采烈地描述着自己的未来……

宁夏，有沙碛、苍山、莽原，有黄河、绿树、良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庄严、宁静凄美与“水木万家朱户暗”的婆娑摇曳、湖泊秀美，相映成趣，点缀着边塞粗犷旖旎的风光……诗人吟诵的西北疆域，自然天成，美丽浩瀚。此时，从书本上得知的美好宁夏让车上的许多人忘记了几天来的劳碌疲乏，在激动中遐思迩想，勾勒着西北边域的奇异与壮观……

火车满载着中国京剧院四团160余人和几百人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全部家当，带着他们支援西北的热忱和报效祖国的希望，向宁夏银川驶去。当时京兰铁路尚未通车，车速很慢，不仅大小车站都要停，还必须时时给正常行驶的列车让路。后来，行驶到了人烟稀少地区，速度越来越快，刚刚铺好的新铁路两旁，已几乎不见车站。

途中，四团仍然采取军事化管理，每到一站和临时停车点，大家依然时常要下车集合、站队、喊口号……

9月22日的下午两点半，抵达银川。往窗外一望，不见车站，除了几顶帐篷外任何建筑都没有。一时，许多人表情木然，倒吸一口凉气，也许大家对宁夏的遐想只有宁静而无悲凉，只有粗犷而无简陋，只有塞上江南的水树掩映而无一望无边的盐碱荒凉，这时有人高声说：“银川银川，原来就是一片一片的银白啊！”这句玩笑话顿时打破了刚才的沉闷。在这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岁月，大家并没有多想，也耻于多想，把萧瑟寂寥带来的扫兴很快甩到了脑后。

马玉槐书记特意派来了几辆可拉货的“小嘎斯”车和一辆载人的大轿车，车虽然破旧，但这在当时已属奢侈的交通运输工具。一些看热闹的当地百姓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们打听底细，四团的小伙子自豪地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京剧院四团，为了支援宁夏建设，从北京到这安家来啦！”

全团的职工家属、老老少少努力几天几夜，终于把所有家当全都运到了住地——银川市文化街。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眼前这条听起来很有气质的文化街却是一副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清一色的破旧民房，排列在马路两边。马路上的浮土很厚，脚一落地，土面儿四“溅”。再走进将要入住的文化街1号大院，里面前后左右坐落着的数间土坯房屋，陈旧而凌乱……

与四团同时支援宁夏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长春等其他多个文艺团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人口蜂拥而入，不要说文化街1号大院这有限的旧房，就是整个银川小城，一时也腾不出许多空房给大家。所以，住房成了亟待解决的要事。来之前，大家已从各方了解到宁夏是个比较艰苦的地方，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即将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的银川竟然艰苦到这种程度。在以艰苦奋斗为荣的时代风尚中，大家都有无所畏惧的境界，石天、贺进禄等团领导很快就带领大家住进大院。石天说：“这个院住了这么多文艺单位，咱们就叫它文化大院吧。”

四团在文化大院中分到的房子很有限，容纳不下四团全体人员，所以按照“打前站”同志做出的安排，李鸣盛、李丽芳、班世超、王宪周等几位演员住进了马路斜对过的一个紧挨着监狱看守所的院落。王和霖、张元奎、徐中年等住在了文化大院后门外的一个院落里。王吟秋、李盛荫、钟世章等则住进了距离文化大院还有两条多马路的一个大院中。最后还有一少部分人则住到了更远的城墙根下。不管住在哪儿，房子全部都是旧土坯房。这种房屋，有瓦顶、平顶之分，虽然外形破旧、内里简陋，但它所用的土坯瓷实厚敦，窗户不大，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为了美观，大家从外面抹了一层白灰。文化大院的房间大小不一，质量也参差不等，大一点好一点的安排住人，墙面风化破旧的则用来做堆放戏服等杂物的仓库。由于人多房少，一间房屋需要住两三家人。于是，拉上绳子，挂上花花绿绿的床单做隔帘。最后，连仓库的空余之地也住上了演员和家属。还有一横排近十间的全土坯房子，原来是小鸡孵化室，内有热炕，学员班的近四十名孩子，就都住在了这里。院里的那座像旧庙一样的大房子，虽然破败不堪、透风撒气，但此时也派上了用场，成了单身演职人员的临时集体宿舍，他们在地面上铺上从北京带来的床板，中间拉道帘子，两边皆是通铺。尽管住房条件很差，但最后大家总算都有了睡觉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开始改善，大家陆续搬进了刚刚腾出的土坯房里，解决了几家合住在一间的问题。王吟秋等几位演员搬回了文化大院，苏盛琴、郭元汾、郭金光、盖玉亭、谭喜寿、张正武等也都搬进了玉皇阁街77号腾出的土坯房中。

文化街不仅住宿极其简陋，生活环境也很差。土坯房窗小采光不好，白天屋里光线也很暗；晚上电压极低，110瓦的灯泡亮度和火柴将要熄灭时的亮度相似，只能点上蜡烛或煤油灯补充照明；市区的水咸涩碱性大，不仅不能饮用，连洗头发也不行，会粘黏难梳。饮用水要靠人工到黄河边去拉。天冷时，要把从黄河里拉来的带有泥土的大冰块融化开，然后放入明矾沉淀杂质，喝这种水常引发腹胀。上好的茶叶，也泡不出好茶的丝毫香味；吃饭问题比较好解决，恰逢人民公社的年代，提倡吃饭食堂化，全团人员包括家属集体就餐。饭菜虽非常简单，但可以饱腹。

李鸣盛、郭元汾《除三害》

俞鉴《乾元山》

殷元和《钟馗嫁妹》

四团到了银川后，一切还没有安排停顿，大家就画上妆，穿上戏服，上街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的宣传活动，还集体出动清扫大街……1958年9月27日，这是四团来宁夏的第一个中秋节，刚到银川第五天的四团就在银川银光剧场连续三天晚上举行了首次公演——《三岔口》《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乾元山》；《武松打店》《玉堂春》（起解会审 监会团圆）《闹龙宫》；《锁麟囊》《雁荡山》全部。参演的主要演员有王天柱、王吟秋、王和霖、田文玉、刘元鹏、刘飞云、刘顺奎、汪野航、李丽芳、李荣安、李蓉芳、李鸣盛、李韻章、金玉恒、俞鉴、郭元汾、郭金光、张元奎、高玉秋、班世超、徐鸣远、殷元和、舒茂林、茹绍魁、谭喜寿、谭世英等 。这些剧目都是四团常演的招牌剧目，银川首演便赢得了一个开门红。

四团演的武戏《雁荡山》，运用京剧众武生多种戏曲身段、技巧，把传统武术的翻跌、厮杀格斗加以艺术提炼并舞蹈化，使跌宕起伏的剧情场面不仅恢宏，而且非常具有观赏性。过去，他们在总政京剧团时，为了给部队官兵鼓舞士气，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舞台演出风格——武戏剧目压大轴。因为武戏通常所反映的不是金弋铁马、气吞山河的场面，就是刀光剑影、短兵相接的白刃仗，或者是肝胆照人、铁骨铮铮的忠勇豪杰。刻画的人物武艺超群，气概不凡，很能振奋人心，激发官兵的爱国情操。转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后，他们保持了军旅京剧团别开生面的演出习惯。 在银川的首演中，仍然以一部壮美的武戏《雁荡山》压轴。

四团三天的打炮戏很受欢迎，许多来自北方的支边人员，他们没想到在远离家乡的边城花7角、 5角、 3角买的票竟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演出。纯正的京腔京韵、身手矫健的武打让他们过了回戏瘾。

演出在银川引起的轰动大大鼓舞了四团的士气，不久，他们又排演了现代京剧《林海雪原》，这是四团到宁夏后排的第一个剧目。该剧是学于中国京剧院一团李少春、杜近芳、袁世海等主演的版本，一团的演出在北京曾很受欢迎。这次四团也拿出了最佳阵容，李鸣盛扮演少剑波，李丽芳扮演白茹，郭元汾扮演刘勋苍，谭世英扮演蘑菇老人，殷元和扮演小炉匠栾平，高长清扮演孙达德，俞鉴扮演高波，张元奎扮演许大马棒，李荣安扮演许福，李蓉芳扮演蝴蝶迷，金玉恒扮演丁疤瘌眼，徐鸣远扮演刁猴头。另外田文玉、李祥玉等在其中也都有重要角色。剧中的武打由赵鸣飞等又进行了精心设计。给银川观众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在排戏的同时，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全团投入了盖房的劳动中去。早出晚归到城外挖泥，一锹泥一二十斤，脱坯全部靠手工操作，用脸盆端泥，倒入木模中脱坯。一块土坯厚十多公分，长四五十公分，宽一二十公分，一盆多泥才能脱出一块。所有的演职员不分上下，大家都是同样的劳动力。铲泥这种武戏演员都吃力的活儿，女演员也照样和男演员一样干。每天，一块块土坯从他们磨出血泡的双手下托了出来……对这些从北京来的艺术工作者来说，干这种陌生下力的活儿，劳累而枯燥，但他们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都有一股坚韧的力量，对这里的艰苦环境，无人抱怨，唯一迫切期待的就是早日恢复练功排戏，所以他们不惜代价，摽着劲儿地猛干……

在完成盖房的繁重任务同时，团里每天都安排了练功排戏的时间。再忙再累，一到练功时，大家都以迫切的心情投入其中。没有练功房，就在院子里练，没有排戏的剧场，就在院子里排。学员班练武功有时在歌舞团的练功房，有时在饭堂，有时在院子的空地，哪里有空哪里去，小学员们对打游击战似的迂回练功早已习以为常。男女老少，日炙风筛，不折不挠，一边建设家园，一边坚持练功，四团全体人员就这样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荒芜悲凉中坚守着钟爱的艺术事业。

四团来到宁夏后，仍没有放弃军事化管理模式，而且对大家要求更加严格，几乎没有休闲的时间，也极少有人提出去逛街观景。当时的银川市区狭小，人口稀少，连条沥青路都没有，只有1951年政府修建的解放东西大街和中山南北街这两条用石灰、黄胶土和碎沙石搅拌后铺的石子路。四团所住的文化街全部是土路，有人戏称，天晴是满路浮土的“扬灰大道”，下雨则是满地泥浆“水泥马路”。市区的狭小更是闻名，站在市中心的鼓楼下，便可望见整个市区东西南北的尽端。天色一黑，银川大街昏暗清冷，寥无人迹，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商贩伴着星星点点的小油灯在叫卖。“黄沙滚滚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银川”尽管这已不是解放后银川的真实写照，但是用来形容当时银川的荒凉却颇有一番写意。“一个公园两只猴，一条大街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辆公交慢悠悠，一家饭馆尽卖粥”则更是诙谐幽默地概括了当时银川落后的市容市况。

梁九荣教课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从此，中国京剧院四团彻底告别旧名改换新称——宁夏京剧院。虽然从国家级院团“降”到了地方级，质量却丝毫没有降低，拥有的演员还是那批知名度很高的精兵强将，仍然是技艺精湛、思想过硬、作风严谨的京剧院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前后，在全国各地支援宁夏的动员中，许多领导在宣传宁夏的大米、牛羊肉等物产特色的同时，还着重亮出一个精神文化的招牌，即享誉国内外、来自中央艺术团体的中国京剧院四团。这块闪亮的著名招牌对担心宁夏文化生活枯涸的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少来自京津沪等地喜爱京剧的支宁人员对宁夏京剧院的演员说，我们来宁夏，不仅因为宁夏物产丰富，你们的存在也吸引了我们。宁夏京剧院为此由衷地感到自豪。

1958年10月下旬，宁夏京剧院赴西安参加西北五省(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他们带来了除正式参演的剧目《林海雪原》外，还带来了《红色卫星闹天宫》《雁荡山》等。京剧《红色卫星闹天宫》是中国京剧院为庆祝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创编的，马少波、石天、秦志扬编剧，苏盛琴设计唱腔，由中国京剧院四团1958年初在北京首演，李鸣盛扮演吴刚，李丽芳扮演嫦娥，王吟秋扮演织女，班世超扮演女卫星，王天柱扮演男卫星，郭元汾扮演玉皇大帝，徐鸣远、郭金光分别扮演前后玉兔，刘飞云扮演孙悟空，演员阵容堪称群英荟萃。这出戏带有时代特征当时很受欢迎，但演员唱念做舞功力俱佳更是当时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少剧团都争相学习搬演。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出现粮荒，副食品奇缺，宁夏贫瘠干旱，情况更为严重，宁夏京剧院在建设家园的同时还要参加开荒、挖渠、积肥、种菜等多项社会公益劳动。徒步到几十里外的沙碱地种树，到郊区生产队拉土垫牲畜圈、抢收白菜，学员班的孩子们也需每天上午去挖野菜、打水背水。全院人的伙食中粮食极其有限，各种野菜成了家常便饭。1960年初，银川剧场开始翻盖，宁夏京剧院的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翻建工程中，不论是主演，还是小学员，都竭尽所能。李鸣盛、李丽芳等许多主演都拉着小板车，到十多里远的窑厂一车车拉砖。年轻力壮的演员还参加了挖地基、打夯等更重的工作。翻盖后的银川剧场成为当时颇为现代化的大型影剧院，它见证了宁夏京剧院全体为之付出的辛劳汗水！

1960年下半年，为解决粮荒，宁夏全民大搞农业。入秋，宁夏京剧院即奔赴贺兰山下开垦、挖渠，大家日夜奋战。白天，吃着限量的高粱面窝头、糠窝窝、菠菜汤，晚上，在一间大屋地上铺上草，几十个人挤卧在一起，用了一个半月，修成一条7米宽、3米深、174米长的大水渠。由于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营养严重不足，大家已经无暇、无力练功排戏。只能勉强应付临时演出。在一次为自治区领导演出武戏《乾元山》时，以武功见长的演员，竟然连跟头都翻不起来，看着跌坐在舞台上一个个演员，自治区领导大吃一惊，感到心疼。

不久，为了摆脱困境，在自治区领导和相关省市的协调帮助下，宁夏京剧院采取回访形式，先后到粮食比较富裕的省市慰问演出，大家的体力逐渐恢复，赴广西、广东、湖北、新疆的每场演出，都重现光彩，演一路、红一线。

1962年4月，宁夏京剧院撤院建团，此时培养的首批35名毕业生全部充实到两个团中。

1964年周恩来等观看宁夏京剧团演出《杜鹃山》后与李丽芳、李鸣盛等

京剧《杜鹃山》李鸣盛饰乌豆 李丽芳饰贺湘（右）

李鸣盛《杜鹃山》扮演乌豆 白棣扮演杜妈妈

两年后，宁夏京剧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文化部定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6月30日，宁夏京剧团的参演剧目《杜鹃山》精彩展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中国京剧院四团自1958年9月调离北京后，首次以宁夏京剧团的身份在北京舞台上的公演。壮观的阵容，高超的演唱，良好的风貌，令首都观众为之一振，他们由衷地送上了久违的掌声与真诚的喝彩！

时光荏苒，日月如流，风雨兼程中的宁夏京剧团数十年来，从贺兰山北麓的石嘴山煤矿，到六盘山“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从黄河两岸的村落，到边远贫穷的老区，宁夏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这一穷二白之地，他们乐道遗荣，安贫守志，创造出宁夏京剧有史以来的辉煌。

中国京剧院“老四团”这个优秀的集体，无论是在硝烟战火中，还是在艰苦岁月里，都牢记使命，勇往直前，他们为国家付出的青春和汗水、忠诚与力量，历史不会忘记！

文化大院最后的背景

刘连伦、王军：中国京剧院“老四团”历程及支援宁夏回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