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人物,沙家浜戏剧内容

编者按语

白驹过隙，万物生长

《家乡书》总策划 江苏盐城大丰 韦晓东

和平街口述历史采集，在呈现新丰镇四位主要演员讲述《沙家浜》参演往事的时候，我在采集手记中曾这样说：“革命现代京剧来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味道”。从本期开始，家乡书将陆续奉献一组白驹镇版的《沙家浜》、《红灯记》演职员的口述内容。铿锵的锣鼓声中，是一种岁月深情的回望，更是生活在乡野的父老乡亲，从久远时代就开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不曾改变的文化呼唤。

传统戏剧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种文化启蒙与精神教化。可以很俗，泥地里俚语艳词横飞；可以很雅，戏台上唱念做打俱全。写意的剧情、精致的面具，以及可以简约到无的舞台美术，是一代代人会心的娱乐和会意的享受。世界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挥笔的白驹、清朝戏剧大家孔尚任系舟的白驹，都是我们寄于一份乡愁的“皎皎白驹”。白驹过隙，万物生长。

感谢本采集项目总采集人陈慧谷，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严重的时间里，身处他乡，心系故土。不仅越洋访问了《沙家浜》《红灯记》几乎所有的演职员，而且配以精美插图、迅速出版。这样一种文化的担当，保存了少年时的记忆，留住了我们深入泥土的根脉。

从新丰镇的样板戏到白驹镇的样板戏，我们试图以口述历史这样一种形式，通过一代人的讲述，焕发一种创新的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以梦想点燃梦想。

总采集：陈慧谷

1970年前后，白驹镇排演了两部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和《红灯记》。这在全国上下学唱样板戏的时代里，虽不算新鲜，但以排演两出完整剧目的两套阵容而言，的确不简单。那时候，城镇、农村、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各式各样的宣传队学唱、演出样板戏几乎就是唯一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当然，这些文字只是尝试记录小镇上所发生的特定文化事件，通过聚焦事件来观察当时社会和人们生活状态，以此或许可以直观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感受每位当事人的感受，体会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以此方式和视角记录历史，形成集体记忆。

在整理“口述《沙家浜》”之前，编者先进行了“口述《红灯记》”的文字整理工作。这使得编者在述评“口述《沙家浜》”时有条件将两者进行对比，不难看出，这两部剧目排演的诸多共同点：都是政治主导宣传的产物，都是样板戏中最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剧目， 排演时序上稍有先后和演出多数时间重合；都以镇上业余演出团体及下放知青子弟演员为主，都得到了演出单位以外的社会各界的强有力的支持，演出都引起了小镇内外很大的反响，都得到了当地及周边地区观众的认可，都在演出一年后偃旗息鼓、无疾而终等。这些在口述中都已经清晰地描述了出来。编者尤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不同，且正是这种不同，揭示了两个剧组的不同特质，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个不同点，是在整理口述文字中“发现”的。

《红灯记》剧组的演职员们大体上是两类，一是来自当时只是初中二三年级的中学生们，二是来自苏南下放的老师们。在伴奏中，也是文场的老师们的临时组合与武场的学生新人。那些中学生们年龄不过十六七岁。而《沙家浜》剧组除个别演员（也是知青）外，主要角色的年龄在20-40岁之间，伴奏的几乎是白驹镇民间京剧票友的原班人马。令人诧异的是，在回忆当年的排演过程时，《红灯记》剧组成员对当年的许多往事大都记忆模糊，而如今大多已经70多岁甚至年届80的《沙家浜》的演职员们对当年的情景都记忆犹新，许多细节都能清楚地讲述出来，这有点出乎编者的预料，从年龄上说，认知心理学认为，16-23岁是人的最佳记忆年龄阶段。《红灯记》剧组的集体记忆模糊，与《沙家浜》剧组的整体记忆清晰，应该不是记忆力本身的差异，而是两者之间的“代际差异”，即演出本身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或特别性所发生的记忆的自动选择。就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来说，演出样板戏后，他们大多数还赶上了随后的大的社会变革，自身境遇也随之发生了大的改变，所以，对这段经历的模糊不是他们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记忆被随后自身参与的更多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所覆盖了，参演剧目本身却成了一段尘封的过去。而《沙家浜》剧组成员的个体记忆更为清晰所反映的不是因为年龄上记忆力更强，而是参演时，他们大多是成年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社会角色，这一身份在其后发生的变化不大，所以，这段演出经历可能在其整个人生中更为特殊或重要，形成了每个人对自身参与演出的这一事件的高度自我认识，进而形成了集体记忆，透过每个人的叙事和描述，大体可以看出他们对整个排演过程的记忆取舍和叙事编排，比如，经常出现的词汇是“艰苦”“努力”“成功”“感激”等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现象。诚然，对大家来说，就文革中普遍存在的文艺形式单一、内容荒诞、表演粗鄙的一面，要求一直活跃在小镇舞台上的文艺骨干们对此有反思和批判不是本次口述的目标。相反，就小镇而言，铺天盖地的文化活动及无时不有的以文宣形式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使得小镇上文艺演出比从前也比今后的任何时期更为活跃，由此也涌现了更多的演出人才，以至于人们会产生那是一个罕见的文艺“繁荣”阶段的种种错觉。对此，我们或许需要将此与真正的有艺术感染力、有文化底蕴的文艺活动加以区分，包括与民众参与度高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以区别，这都是必要的。这可能是记录、描述和评价排演《沙家浜》的一个难题。

在剥离了过度政治或时代背景的解读后，可以说，《沙家浜》在白驹的排演，是白驹镇古镇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集大成之作。

白驹镇是千年古镇。源于盐丁灶民聚居地的古镇， 在宋初天圣年间有了范公堤前后，在串场河的弯道中就陆续有了集市，成为周边农民、渔民、灶民进行商贸活动之地。随着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农产品、食品加工、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交换的开展，商业也逐渐分离出来，成为古镇居民的一种生存手段。孕育这种商业的， 可能是供应燃料的草行，也可能是出售大米的粮店，还可能是集市设立者，总之，几乎与前店后厂的业态同步发展，商户成了白驹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商户、商业所形成了商业文化，童叟无欺、公平交易、平等意识也就在小镇弥漫开来。惟其如此，才有小镇商业的繁荣， 一汪水网之中白驹镇绵延千年才有了根据和价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白驹街市的关帝庙在祭拜关公的同时，也成了小镇公共文化场所，庙内的戏台可延聘外地的戏社前来演出，想来元朝时戏曲繁盛，白驹的戏台上肯定有所呈现。等到明朝中期，白驹场灶民的盐籍被废，“人人平等”肯定让小镇的商业文化空前繁盛，也就在这时，在商业的助力下，伴随着小镇教育的起步，书院的诞生，小镇的文化得到发展，符合商业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商户或可能的大姓或可能的商会/行会们出资不时邀约戏社前来演出，自身享受并施惠于居民，应在情理之中，民间所流传的有关关帝庙演出时，家家户户搬出小凳前往，庙内银杏树树上也爬满了小孩，以及一条水蛇每每在演出时盘在树上观看的传说，大体来自于这个时期。

《沙家浜》插图一：白驹古关帝庙内，每有社戏演出，家家户户搬出小凳前往观看， 连庙内的银杏树也成了小孩的看戏专座。

近代以降，战祸不断，直到关帝庙自身被毁，白驹人看戏的好事一度中断。在1950年代初白驹剧院兴建前，据说，白驹南街的那个一般只是燃起煤气灯的脏乱不堪的牛集场也曾充当过演出场所，可见人们对听戏的渴望。剧院建成后，成为周边水乡最重要的文化场所， 接待过来自四面八方的演出，那阶段，剪纸“白驹文工团”几个大字，就挂在剧院的丝绒大幕上，这才算是真正延续起了小镇的戏曲文脉。在一篇口述中，讲到白驹剧院演出时，浴室师傅抬着热水到剧院提供热毛巾的热敷服务，简直堪称一绝，城里戏馆里的服务形式在小镇上能如此翻版，应该不只是灵光乍现，而是有着历史传承的，唯商人才有雅兴和财力要求提供这种服务，这可以被视为白驹人看戏之爱的“佐证”。

1950年代后，白驹公社或镇上都有了文工团或青年演出队，到文革时，再演变为“宣传队”，全民演戏唱戏，则将文艺走向了为政治服务的极端发展之路，这就不再是白驹人爱看戏爱唱戏的常态了。但白驹古镇具有广泛的文化和戏曲基础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否则，社会的支持、排演的阵容和观众的热情都无从谈起。

《沙家浜》插图二：位于大桥口陈家巷的白驹剧院在演出时，一直有浴室师傅为观众提供热毛巾服务。演出开场前，师傅们会将毛巾热水运送到位，开场后“毛巾满场飞递”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沙家浜》的排演是商户云集的白驹镇传统唱戏看戏文化的一次高潮，也是全镇集体的嘉年华。

从剧组所拥有的资源看，全镇上下动员，广发英雄帖，宣传队全体上阵自不必说，中学刚毕业的学生们、下放在农村的有才艺的知青、民间自娱自乐的乐队都被招进了剧组，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集中最有文艺才华的演职员队伍。来自各单位的业余演职员们脱产排演。不仅如此，社属、镇属各企业，还出钱、出物、出工， 支持排演。口述中看出，那些道具的制作，布料的染色、裁剪及服装制作，木架布景的制作，应该都是无偿支持的。

从排练看，剧组成立后，立马选择到盐城京剧团的集体观摩，得到一对一指导学习，这使剧组的导演和演出建立在专业和较高的起点上，从业余到专业固然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但从业余到业余+却有捷径可循。事实上，表演、唱腔、念白及走台上的一些技巧的辅导，让剧组这些常年在业余舞台上奔波的“老演员”们得到了很好启发就像做了几年企业管理再去读管理学课程一样， 他们的许多舞台经验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有了触类旁通式的体会、灵光乍现的顿悟和举一反三的提高。剧组组织完整，有文化站站长、导演做领队，有宣传队正副队长协助管理，有剧务等各方面协同配合， 这才有了五六十人的团队在一年间的几十场演出的近乎完美的呈现，其中，还包括若干场远走其他公社、农村，在寒风凛冽中，在谷场的露天演出。

从人员组合看，这是一个老中青结合、各有优势的团队组合。几位主演的舞台经验丰富，一群小伙子的学艺积极性特高，一群伴奏老法师的技艺娴熟和沉稳， 都在剧组中得到充分发挥和相互补充。这个组合的阵容如此强大，以致于主要角色都安排了AB角二套阵容，仅此一点，这是当时其他公社或镇、其他单位所不能企及的高点。

正如《红灯记》中，无锡下放干部的子弟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样，《沙家浜》中，沙奶奶和阿庆嫂（B角） 的扮演者都来自无锡下放知青，笛子演奏者来自上海知青，他们在演出中的出挑表演，支持了演出的成功。有意思的是，演出也改变他们在农村下放干农活的命运，演出结束后，他们成了镇办企业的工人，这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沙家浜》和《红灯记》是白驹镇几乎同时期由镇宣传队和白驹中学宣传队为基础排演的样板戏，口述中之所以都称之为白驹镇《沙家浜》和《红灯记》，是因为这两部剧目的排演，都集中了白驹镇当时最好的社会和人力资源，其中，在两部剧目中同时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部剧目的文场伴奏李布雷，《沙家浜》鼓佬和《红灯记》武场指导俞鸿义。这是一份需要长期积累的技术活，非数日之功可以成就。陈晓宏在两部剧目中都出演过主角，实属不易。

50年过去了，样板戏的说法成为了历史，但现代京剧本身仍有其艺术魅力。50年前的那两场排演，既是时代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烙印，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人生印记。无论是文艺小白，还是京剧发烧友，无论当年的参演对那些演职员们的人生有无特别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在每一位参与者的内心，都留下了对那段集体或团队生活的怀念和追忆。时代特有的荒诞并不会抹去每个人内心的真诚和善意，更不会让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在《沙家浜》中，白驹小镇的文化传承清晰可见， 剧目也可成为千年小镇的文化绝唱；在《红灯记》中， 对现实政治的符合化结构若隐若现，剧组内小小的社会构建，拥有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义。对小镇来说，这份记录，是一个集体的记忆，是一份对所有参与者、奉献者、经历者难得的人生和社会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