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偏脸子由来,哈尔滨偏脸子

原沙俄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 黎纲峰绘

偏脸子，是哈尔滨安字片儿一带的老名，对年轻一代来说有点陌生。可是在老哈尔滨人的回忆里，那里冒着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那是由不同民族、种族的难民组成的奇异的生活乐章。穿越炮火，熬过苦难，这个地势奇斜的地方，在动荡的年代里，给了他们安稳的一个小小家园。

艺术工作者金先生小时候家住安宁街，对偏脸子一带很有感情。“觉得那里有生活气息，楼下就是夜市，都是单位分房，住户既是邻居又是同事。那时候楼不高，也没有电话，有事就在楼下喊一声，感觉温馨和睦。周末孩子们跑到院里，一起打雪仗、抽冰尜、扇批阿吉，玩着玩着就认识了。”故土难离，是很多偏脸子人的特征，时至今日，安字片儿一带的很多人家都是当年的老户，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浓郁的市井气息也让这里成为电影《白日焰火》的主要的取景地。

在作家孙且看来，偏脸子不同于道里道外，也不同于南岗，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文化单元。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从处女座《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到新作《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他的笔触从未离开偏脸子的方寸几里，却描绘了一幅幅中西合璧的市井生活画卷。

偏脸子“偏”在哪？

偏脸子的中国居民大多是从山东掖县来的，“偏脸子”的名字也是掖县人的创作，意思是“偏岗子地，偏坡儿地”。“这里的地貌已发生极大的改变，但还是能够依稀看出俗称的地包上坎儿——今天的地德里，向西倾斜的走势。在地图上，偏脸子的形状像扭歪了的窗户框子。有人说，偏脸子因为哈尔滨依松花江而建城，松花江是弯曲的，所以道里的街道也偏，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孙且认为，整个哈尔滨——不包括老道外，就没有一条贯穿朝向很正的街道。

波兰天主教堂（已毁）黎纲峰绘

“偏脸子”名人

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偏脸子人特殊的艺术鉴赏和创造力。如今如雷贯耳、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咖，被他们的“偏脸子”老乡孙且“大起底”了：那个用橡皮泥塞住隔壁邻居家而挨揍的淘气包，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王阿成；那个中德混血的英俊少年保罗，中文名叫杨菊成，后来为中国拿到了第一块速滑世锦赛的奖牌；那个在蔬菜公司做更夫的大老杨，儿子杨永善长大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那个区锦河农场下乡的“梁家二小子”，后来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成了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大名叫梁晓声；那个松滨饭店里的年轻“面二”，总是快马加鞭的抢出一天的活，好腾出时间去道外听书，多年后他在经典消防剧《马大哈》中担纲主演，他就是著名相声演员马伟国。

偏脸子的“亚文化”

偏脸子很热闹，因为它不仅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比如，被称为“东北最牛黑老大”的乔四。这个本来姓宋的小青年，被称为“乔四”是因为被拆除的安道街铁桥。他最初的名字就是“大桥老四”。孙且在书中介绍，大桥老四在偏脸子属于“上不了台面”的小混混。“偏脸子最有名的‘老炮儿’叫大烟鬼，屁股后面总有几个小跟班儿，大下巴、大鬼头、疤瘌眼儿、六指儿。他们翘着大拇指吹嘘，俺大哥轻轻一跺脚，半拉哈尔滨跟着摇晃。”大烟鬼其实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曾向孙且讲述了自己从六楼“飞下毫发无损的秘密。”派人开出大卡车，上面放着泡沫垫子，提前停在楼下。相比之下，大桥老四是个死心眼儿。”大烟鬼一生未婚，后来罹患肝癌死在养老院，身边一个人没有。

偏脸子南北向，从东数的第五条街叫大通路（偏脸子人对大同路的读法），现在叫新阳路，是去往顾乡屯四方台刑场，处决死刑犯的必经之路。1991年，在这条路上，孙且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乔四。“剃光的头发冒出青茬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哩啦着多余的墨水。身后站立两个戴墨镜的彪形大汉，白手套雪白，一手拽着他的肩膀，一手压住他的脖子。”如今的新阳路依然是交通要道，通往机场。

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的日本侨民在今天光华街、新阳路、共乐街、通达街围起的区域，修建了一个祇园公园，名字源于京都府的袛园节。日本侨民想在哈尔滨复制他们的精神故乡，而偏脸子人却称这里为“日本窑子”。书中借用“老井婆子”这个偏脸子老人儿介绍说，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遍布日本妓院。

宋文勇摄于九十年代初冒烟处为哈尔滨车辆厂

偏脸子语和偏脸子人

哈尔滨人看孙且的作品，会感觉很亲切，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哈尔滨语境”：姥娘、那咱、江沿儿、笆篱子、板障子、臭糜子、老薄待……从来没有哪个文学作品里，如此原生态的还原了哈尔滨人的唠嗑，就连山东人、俄罗斯人听着也会觉得亲切，因为偏脸子本来就是一个五大洲难民杂居的文化交汇处，这些词汇也反应了当地百姓的好恶感情。

偏脸子人来自五湖四海：俄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土耳其人、闯关东的中国人……这些操着不同语言、信仰着不同宗教的居民非常神奇的实现了和谐相处，想必是因为他们大多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难民。

落难的白俄贵族、国土被瓜分的波兰知识分子、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饱受饥荒战乱之苦的中国关里人……偏脸子让他们实现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活下去。“其他城市出现过‘华人与狗’的标牌，哈尔滨不会，这里的华洋杂处，是平等友好的，比如，我奶奶被影响成了基督徒。”孙且说，他经历童年的六七十年代，仍有少量俄侨住在偏脸子，自称是白俄将军的谢苗诺夫、爱拉巴杨的手艺人老库头、爱唱俄罗斯和苏格兰民歌的老尼古拉耶维奇、摆拳赛擂台的瓦列里……偏脸子的俄国人，不管得志还是落魄，总把那个民族的张扬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偏脸子流传下来的歌谣，能看出山东歌谣的韵律和节奏：“火车头，呜呜叫，吭哧吭哧进地包。地包里，路向西，过街就是难民里。难民里朝西行，眼见莫斯科大兵营。”

偏脸子地标

现在的安红街铁道以南，被统称为莫斯科兵营。1898年4月23日，中东铁路护路队半个连的士兵护送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的特别考察队，抵达哈尔滨田家烧锅的大车店。1901年，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位于今西大直街与北京街交口西南侧的二层建筑。以莫斯科兵营头道街为界，东侧为营房，西侧今天民茂街一带，为马圈和遛马的荒地。莫斯科兵营头道街和地包头道街的街道中间铺着4条石板，每块石板长约1米半，宽约半米，石板之间的间距约1米。“我们小时候管莫斯科兵营头道街和地包头道街的石板叫坦克道，误以为长条石头道板是承受坦克的链轨用的。其实这里从没走过坦克，倒是频繁地跑过中东铁路护路队和外阿穆尔军区的哥萨克炮队。”

1912年，俄国人在这里设立了牲牛屠宰加工的手工作坊。我小的时候，仍是一家国营肉牛屠宰企业。手工作坊之下，民众街和大通路所夹的狭长地带，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偏坡地，偏脸子人叫荒草甸子。1945年，“契卡”随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在这片荒草甸子，就地处决了大批白俄。伪满光复后和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这里仍延续作为行刑的法场，以致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里都聚集着成群的野狗。

日本侨民建起的樱桃林、俄国侨民办起来的跳蚤市场、难民里、八杂市，那生动的一幕一幕都是偏脸子地区特有的场景，带着热乎乎的生活气息，也带着暖烘烘的人情味。正如歌谣所唱：“偏脸子，朝东走，地包下坡新安埠。新安埠，住啥人，多是俄国老毛子。老毛子，开小市儿，全是旧货‘不拉什喂’。”

作为第一个重工业工厂，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桥》，即以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为原型。1953年1月1日，哈尔滨铁路工厂更名为哈尔滨车辆厂，沿用至今。50年代末，哈尔滨车辆厂停止修理机车和客车，转向专门制造货车。哈尔滨车辆厂的家属区位于三十六棚，偏脸子人管哈尔滨车辆厂叫三十六棚铁路大厂。2002年，三十六棚铁路大厂整体搬迁到市郊，锻造车间和大烟囱作为工业遗迹得以保留。

孙且母校抚顺小学（原建筑已拆）

永远的乡愁

文学评论家乔焕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其实是进入这座城市内心的一个秘密入口。这并非虚张声势，恰恰因为它写的不是中央大街，不是防洪纪念塔，不是太阳岛，甚至也不是老道外，只因为它是‘偏脸子’。因为，在我看来，‘偏脸子’对哈尔滨，乃至对今天面目相似而模式化的诸多城市，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的另一大特色是图文并茂。手绘插图的出现，可以让读者更加直观的了解文字描述的情景，特别是在很多老房子、老物件已经难寻其迹的今天。这些手绘作品出自青年雕塑家、收藏家黎纲峰之手。作为年轻一代的哈尔滨人，他只在姥姥的口中听过偏脸子这个名字，可是对老物件特有的发烧情结，让他在创作时充满了热情：“小时候我家就住在电车街街头，离偏脸子不远。我对偏脸子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防火设施。一个是水楼子，一个是防火楼子。因为父母口中常拿这两个地方当方向标。为了让书中插画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物件，我查阅了很多历史老照片，请教了诸多照片收藏家和老哈尔滨摄影家。包括书中的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是当年我父母结婚时的必备品，这些我就是按照家里的实物画的。”

曾有一位远在香港的哈尔滨籍网友，在“查询哈尔滨的偏脸子”时检索到了孙且的《洋铁皮盖儿房子》，他激动的留言，仿佛看到了思念已久的故乡。“如果没有文学对城市记忆的钩沉，又有多少个体的记忆将无从寻觅自己的家园啊！”乔焕江感慨道。

而这样的乡愁，并不仅仅属于远走他乡的哈尔滨人。偏脸子变成了安字片儿，三十六棚铁路大厂变成了爱建，莫斯科兵营变成了哈尔滨铁路卫生学校，洋铁皮盖儿、石灰墙、板夹泥的、俄式沙曼房消失了，代之以灰色的火柴盒形状的钢筋水泥高楼。这是一代哈尔滨人集体的乡愁，我们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却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园。本报记者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