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周恩来扮演者

新民晚报讯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延安高架长龙般蜿蜒而过。镇宁路延安西路口、美丽园大酒店门前一隅，几株翠竹掩映间，立有一块微微高出地面的小小石碑。石碑上刻着这样的字迹：“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下面是几行小字，介绍了遗址概况：“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寥寥数语，穿越近90载春秋，将人拉回那个谍战片中的世界。

图说：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新民晚报记者 张龙 摄

如磐的黑暗中，曾经矗立在福康里的石库门小楼，发射出“永不消逝的电波”，那微不可闻的嘀嗒声背后，是近乎传奇般的故事：一台全靠自学组装而成的发报机；一种从未被国民党破译过的密电码；一片无比炽热的理想与忠贞之心。

努力自学 研发电台

冬日清晨，记者叩开东安路上一处民居。一位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将记者迎进屋。她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离休干部沈忆琴。今年已87岁高龄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李强同志晚年曾经多次来上海寻访当年的史料和遗址，我作为工作人员接待过他好几次，还去北京拜访过他。”沈忆琴告诉记者，李强待人亲切，平时总是乐呵呵，但在和他的交往中，却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永难磨灭的气质。”

中共中央为何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沈忆琴告诉记者，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斗争转入秘密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关系到革命成败。

1928年10月，领导中央特别行动科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分别约谈了李强、张沈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

“当时的困难，真是很难想象。”沈忆琴说，李强是学土木工程出身，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工科院校高材生，但他也从未接触过无线电。在当时，无线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新技术，国民政府对电台严格封锁，完全没有相关的中文书籍。学过一些英文的李强就从国外的资料上想办法。他先是在一本美国的无线电期刊上找到了一张发报机图样，根据这图样绘制出电台线路图和零件图。此外，他又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材料。

“我认识李强同志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他已是高龄老人了。但从他身上和他讲述的故事中，你能感受到那种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沈忆琴说，李强还研制过我党最早的炸药。“也只有那种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人，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就这样，李强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手绘的线路图样，一次次试制收发报机。1929年秋，耳机里终于传来了期待已久的电台讯号，李强和伙伴们终于研制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晾衣竹竿 藏入电线

有机器只是第一步，还要有收发报的人，这就要说到张沈川。据沈忆琴回忆，张沈川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担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的党支部书记。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老西门蓬莱路有一所“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化名张燕铭，考入了这家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党组织。

电台研制成功后，李强和张沈川租下了福康里9号一幢三层楼房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他们还有一个学生兼助手叫黄尚英，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原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一些电台业务。“自主研发”的收发报机有些笨重，灵敏度不高，发射功率只有50瓦，为了隐蔽起见，使用时还得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里，再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屋脊上。

沈忆琴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非常不容易。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李强和张沈川他们在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收发报也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首条密电 百色起义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据沈忆琴介绍，这段历史李强后人曾详细回忆：当时李强化装成富商坐在头等舱，谁也不会想到，他那两只豪华大铁皮箱里装的就是他研制的电台。到香港后，李强和黄尚英刚从船上下来，就有警察上来检查。李强面不改色，悄悄塞给警察四块钱。警察看都没看就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个记号，把李强当作了一般的走私者。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九龙后，电台设在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1930年1月，沪港成功通讯，拉开了中共利用无线电远距离通讯工作的序幕。第一条划破夜空的重要消息，就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取得成功。

电台有了，决定电台安全的无线电密码是又一个难题。简单的摩尔斯码很容易被破译，所以必须编出一种绝对安全可靠的密电码。关键时刻，周恩来亲自出马，编写了与收发报机相匹配的密码本。由于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这部密码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豪密”。

据传，国民党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曾苦苦钻研中共密电，却发现根本无法下手。据黄季弼说，当时中共采用的是被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不给对手分析的机会。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在上海，周恩来亲自保管密码本，亲自翻译电报。他有重要事情不在，就由邓颖超翻译，“豪密”也由于保密性强，成为了我党之后主要的电台密码之一，一直到国民党败亡，这套密码始终未被破译。

学员被捕 狱中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1930年9月，中央决定采用集中办训练班的方式培养电台人员，从各地抽调16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栋楼房，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鸣声，也不生产产品，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0年12月17日下午，天下着濛濛细雨，19名学员在张沈川、曾华伦2个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二楼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是外国人，用手枪指着众人。特务在厂里搜查后，将张沈川等21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这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

张沈川等被捕后，大家改名换姓，任凭敌人如何拷打和利诱，始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由于没有掌握任何直接证据，敌人只能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其中17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另外3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因为条件恶劣，很多同志病逝在监狱中。一位同志在临终前，不断地对大家说：“要听‘妈妈’的话！”大家都明白，那是叮嘱大家要听党的话。

在沈忆琴看来，中共中央第一台电台的建立，可以看出党的事业筚路蓝缕，最初的岁月，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是中学时代就入了党，在当时也算地下党员。虽然年纪小，但是每次出门贴标语，也都有出去了就回不来的觉悟。是什么支撑我们？就是理想与信念。”

训练班被破坏后，李强等同志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1932年，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点评：我党通讯史上一次划时代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的环境里成功建立无线电通讯，当年直接参与电台筹建工作的李强称之为“我党通讯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我党在白区的斗争转入地下，党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为了保持与各方面的沟通联系，加强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指导，党中央迫切需要建立秘密电讯。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的同志们排除种种困难，历经艰辛，以生命和智慧创建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为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打下了基础。此后，又在香港、苏区根据地设立了电台，中共中央得以有效指导各地工作，各地党组织的相关工作也能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许多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准确及时转发中央苏区，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及其通讯工作的建设，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在中共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曹力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