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拍红高粱的故事,张艺谋 高粱

莫言：《红高粱》是我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红高粱》的创作颇具偶然性。

1983年，莫言参加文学创作研讨会，一些老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老一辈作家大多亲身经历过战争，掌握很好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精力创作，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以后的文学怎么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莫言当时就很不服气，站起来说：没听过放枪但我听过放鞭炮，没见过杀鬼子但我见过杀鸡杀猪，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而是要表现战争对人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变异，因此，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莫言这个发言可谓"狂妄"。事有人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但莫言憋着一股气，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他有必要尽快拿出一部战争题材小说。于是在1984年冬天，莫言开始构思一部小说。

艺术高于生活源于生活。莫言那时候心高气傲，但写小说还是要从熟悉的生活出发。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家乡，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高粱，每到秋天一眼望不到边，为什么不把这个故事放在高粱地里？

早在1980年莫言就得到一个素材。那是他工友张世家提供的。那年春节莫言走亲访友，在张世家喝酒时工友质问道：咱们高密东北乡有那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非要写什么海岛啊湖泊的，你熟悉吗？张世家于是给他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1938年游击队在孙家口埋下连环铁耙，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打死包括少将中岗弥的日本鬼子39人，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100多口，村庄被夷为平地。

当时莫言并没有太多感触。此时却触发了灵感。小说的创作非常顺利，他只用一个星期就创作出初稿，又用一个星期改抄完毕。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早就盯上这部稿子，嘱咐莫言写好后一定给他。但事出偶然，有一次《十月》的编辑张守仁来看莫言，立即被这部稿子吸引，要拿回去细看。

多年后莫言回忆说：张守仁两眼放光。但这却"得罪"了朱伟，要求莫言要回这部稿子。最终经过一番周折后，朱伟又重新从张守仁那里拿回稿子在《人民文学》发表。

与编辑们的慧眼识珠一样，《红高粱》发表后很快引起轰动，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这也引起青年导演张艺谋的关注，小说发表几个月后，张艺谋就找到莫言，提出要改编成电影。

《红高粱》改编电影，莫言共得到2000元版权费和稿酬

那时候张艺谋正在拍摄《老井》，得知《红高粱》的消息后，7月份就赶到北京与莫言协商改编事宜。小说得到文坛高度认可，现在又有拍成电影的机会，莫言当然高兴。多年后莫言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张艺谋的情景：

当时张艺谋光着膀子，黑得像煤炭。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右手提着一只鞋。因为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车上被人踩断了。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后来张艺谋说，我一见莫言，就想起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当时张艺谋征求莫言的意见，莫言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于原著，我的作品你们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当时莫言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拍好了是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不是我的耻辱。

莫言并不想参加《红高粱》的改编。但张艺谋希望他参加，因为里面牵扯到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于是，莫言、朱伟、陈剑雨3人成为《红高粱》的编剧，剧本主要是陈剑雨执笔的。当时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编剧费是1200元，2000元报酬在当时算很高了。

1987年，张艺谋在高密见到莫言，把定稿的剧本拿给莫言看，莫言一看之下非常惊讶，剧本做了大量精简，他不明白这点儿东西怎么能够拍成电影？张艺谋说，电影跟小说不一样，这点东西就够了。比如里面有"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只有几句话，但电影里的场景就有5分多钟。

"我奶奶"的扮演者定了巩俐，莫言担心巩俐演不好九儿

剧本已经定好，剩下的就是选择演员。

杨凤良是《红高粱》剧组的副导演。多年后他披露寻找演员的内情。《红高粱》的演员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找长得像的人，没有所谓功利性和炒作的想法。当时扮演"我爷爷"的是姜文，他已经在谢晋的《芙蓉镇》里有过出色表演，但杨凤良并没有看过姜文的表演，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心里没有顾忌，干净地一塌糊，现在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由于"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当时杨凤良去中戏表演系找演员，初步定了几个人选，包括史可也是候选人。

当杨凤良要离开时，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挺合适的。那时候巩俐才22岁，正在中戏表演系读2年级。于是剧组初步定了巩俐和史可二人，分别拍了两段小品，但杨凤良还是觉得巩俐合适。多年后张艺谋谈到与巩俐第一次见面时说：

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

这样，巩俐成为九儿的扮演者。

对于张艺谋选择巩俐扮演九儿，莫言在一开始是不满意的。

在90年代他写的《妖仙狐媚：激扬巩俐》一文中，披露了他对巩俐的第一印象：

那时候巩俐经常挑着两只木桶在县委招待所的大院里走来走去，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脸上疑虑重重。

多年后巩俐回忆说，那是她在体验生活，挑水都把肩膀磨破了。

但莫言还是不看好巩俐，认为与他心中"我奶奶"的形象差距太远。

在他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朵水分充足带刺的玫瑰，而巩俐那时候还是一位年轻的学生。

莫言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于是我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巩俐手里。"

但是，莫言的担心错了，当电影拍出来，莫言看到样片时，他才感到一种震撼，在色彩的运用上氛围强烈。

张艺谋找吴天明借4万块钱种高粱

张艺谋决定在高密拍摄《红高粱》。

但莫言表示反对。第一是高密东北乡发生的变化很大，小说里描写的高粱是他爷爷那时候存在过，莫言根本就没见过，所谓如火如荼的红高粱，只不过是莫言的一个梦境。第二，小说里描写的淳朴乡亲也早就发生变化，那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活跃，即便在农村做事需要的都是钱。

但张艺谋坚持在高密拍。

可一到高密才知道莫言所说非虚，地里根本就没有传说中的高粱。农民们早就不种高粱了，地里更多的是小麦和玉米。于是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去，以每亩250元到300元不等的价格，与农民签订合同，种了100多亩高粱。当时这笔花费大约有4万块钱。《红高粱》剧组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这笔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给他借来的。

吴天明与张艺谋是亦师亦友关系。1985年吴天明拍摄《老井》，张艺谋是他提拔的摄影师，后来还给他安排男主角的角色，这让张艺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后来获得大众电影最佳男主角奖。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剧本找到吴天明，说要把它拍成电影，对张艺谋十分信任的吴天明看也没看就答应了。但拍摄《红高粱》需要先种高粱，如果按照厂里的程序，等钱批下来再种高粱就耽误了季节，于是吴天明到厂里给张艺谋借来4万块钱，这让张艺谋顺利种下高粱。

天大旱，县委特批5吨化肥救高粱

但是，1987年的高密大旱。

大约在6-7月间，莫言收到张艺谋一封电报，希望他能回到高密县一趟，找县领导解决高粱长势问题。接到电报后莫言就回去了。第二天，莫言见到张艺谋，张艺谋说：他们已经找了县领导，批了5吨化肥。县领导还把种植高粱的乡镇领导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要求把高粱种好。莫言听后很感动。

多年后张艺谋还念念不忘那100多亩高粱：

那时候他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喜欢水，一场雨过后你在地里听，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一节一节往上窜。人在高粱中仿佛置身与一个巨大的场，满世界都是绿，满世界都是响。

张艺谋第一次看莫言的小说时，就跟在高粱地里是一样的。这些男人和女人，生生死死散发出热力和活力，彰显着生命力之美。

万事俱备只等开拍，莫言父亲说：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不管怎么样，电影《红高粱》总算开拍了。

那时候还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莫言准备请全剧组到家里吃一顿饭。当莫言把消息告诉家人时，全家人都很高兴，他母亲、婶子忙着擀饼，他妻子到集上去采购食品。只有莫言的父亲不声不响扛起锄头下地去了。莫言父亲一再劝他：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那时候莫言32岁。年纪轻轻就得到文学圈一致认可，据说老作家王蒙十分欣赏他的《红高粱》。现在又被拍成电影，高兴是可想而知的。父亲思想保守，但莫言还是尽量按照父亲的教诲去做。

"我奶奶"巩俐当时是学话剧的，话剧都是按照剧情从前往后拍，但电影不一样，第一场戏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从桥上跑到河边来蹲下，这其实是剧情后半段的戏份。

巩俐毕竟是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这可把她难为坏了，一上来就拍结尾的戏，这怎么演？但是张艺谋说："你就想演到这里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与巩俐一起分析剧本。那时候拍电影讲究依赖剧本的还原度，以及导演和作家，所以大家一起研究剧本。巩俐后来说，这段经历让她很怀念。

巩俐参加拍摄《红高粱》只得了200元片酬。在那时候她已经很满足了。毕竟剧组管吃管喝，没有花钱的地方。

《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斩获大奖，张艺谋激动地一夜没睡。事后莫言说：电影比小说影响大

1988年10月10日电影在国内上映，火红的高粱地和蓬勃的生命气息家国情怀很快俘虏了观众。

当时一张电影票才几角钱，而《红高粱》的票价竟然被炒到了10块钱。最终影片的票房是4000万元，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票房了。而这部电影的总投资才70多万元。初出茅庐的张艺谋可谓实现了开门红！

余玉熙是原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选派陈凯歌的《孩子王》参赛柏林电影节，但后来陈凯歌却主动放弃柏林选择去了戛纳，因为这个事情，电影节主席哈德尔颇为责怪余玉熙。余玉熙于是紧急与国内联系，看看有没有电影厂重新选派电影参赛。那时候已经是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已经在11月底截止，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杨凤良向余玉推荐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余玉熙并不认识张艺谋，就让杨凤良赶紧给她寄资料及照片。很快《红高粱》的拷贝送到柏林，哈德尔主席在看到样片后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需要的片子。"

于是，《红高粱》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

那时候张艺谋只有38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

多年后张艺谋回忆说：第一次参赛，根本就不知道规矩，跟一群中国留学生到东柏林游玩去了，直到晚上11点钟才回到酒店。因此当获奖结果出来的时候，翻译李定一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我至今忘不了李先生当时非常焦虑又兴奋的表情，他说，出大事了，现在不能说，回房再说。结果他在电梯里就忍不住说，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当翻译几十年，虽然有无数中国电影前来参赛，但获奖可是第一次啊！

80年代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文艺上获得国际认可。《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张艺谋激动地一夜没睡，他首先想到的是，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是打在张艺谋一个人身上，而是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扬眉吐气。其次，那些关心帮助我的朋友该多么高兴。

无论怎样，"红高粱"都是当时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小说和电影都取得不俗成绩。莫言说：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只是在文学圈子里知名。但电影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感受。

1988年莫言春节后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听到有人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插曲，可见电影深入人心的程度。毫无疑问，电影促进了小说销量，这让莫言把《红高粱》从中篇小说拓展成长篇小说。2000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评选出炉，莫言的《红高粱》赫然在列。小说成就了电影，电影也成就了小说。就像莫言说的：遇见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多年后张艺谋回忆说：《红高粱》无论在电影形态和精神气质上，都没有想学谁，我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风格。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色，在面对日本侵略者对生命的践踏时，生命终于以最原始的，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这看起来是多么地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