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倪桂珍扮演者

2020年11月24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于12月17日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顺利着陆，带回了月壤样本。

我国有酒泉、西昌、太原、文昌四大卫星发射中心，卫星发射场的共性是选址于地广人稀之地，盖出于安全考虑。文昌发射中心也不例外，周围是缓坡丘陵，村落稀疏。从发射场门前的360国道向西北方向沿316省道行驶约15公里就可以到达宋氏祖居，那是海上闻人宋耀如出生的村子。

海南文昌宋氏祖居 （王在田/图）

宋氏祖居面积不大，是文昌传统的两进单横屋，共有两间正屋，三间横屋，用本地青砖砌墙，灰浆抹缝，十分朴素，门楣上是邓小平题写的“宋氏祖居”四个金字。

虽然如今称作“宋氏祖居”，其实此地应该叫“韩氏祖居”。“韩”是北宋名臣韩琦那一支，其曾孙韩仿冑（南宋权臣韩侂冑的兄长）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当通判，因而迁至岭南；五世孙韩显卿在廉州（今广西合浦）任知州，退休后于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举家渡海迁往海南文昌，成为海南韩氏一世始祖，如今文昌老县城文城镇孔庙旁尚有韩氏宗祠（靖康韩公馆）。

韩显卿的二十世孙中有一支迁徙到了今天“宋氏祖居”所在的昌洒镇古路园村，其下一代是兄弟二人，兄长韩鸿翼，弟弟韩鹏翼，因此韩氏祖居建了两间正屋。宋耀如就是韩鸿翼的次子，原名韩教准——他这一辈是“准”字辈，名字首字皆含折文：哥哥叫韩政准、弟弟叫韩致准。

韩教准生于1864年，正是中国政治腐败、内战方殷、边患迭起、外敌环伺的变乱时代，而位于海南岛迎风面的文昌则飓风、洪水、蝗灾、瘟疫频乃。韩鸿翼家道中落，仅剩一亩二分地，完全不足以糊口，只得交给妻子耕种，本人外出打工贴补家用，生活十分贫苦，后来把小儿子韩致准留在家中，两个大儿子陆续送往海外打工，当时称做“过番”。

此处便要提及文昌的海运之利，造就了文昌“华侨之乡”称号。在海南渔民中，文昌人最早远赴南沙群岛捕鱼，后来琼海渔民也跟随出海，学会了航路。这两地渔民将南海变成了我国内海，琼海人深耕渔业，琼海潭门镇成为海南渔业基地，而文昌人则继续南下，抵达东南亚诸国。在东南亚说到海南华侨，指的几乎都是文昌人；看到海南会馆，即可视为文昌会馆；就连新加坡的“国菜”海南鸡饭，其源头便是文昌鸡饭，只是文昌人习惯把鸡汤煮的米饭捏成饭团后食用，而东南亚的文昌后裔省了最后这一步骤而已。

韩鸿翼长子韩政准去印尼爪哇岛谋生，后以养鸡为业，困苦一生，终身未娶。次子韩教准9岁便跟着长兄去爪哇当学徒，十分窘困。好在此时命运给他开了扇天窗，将他缒出了铁屋：韩鸿翼的弟弟韩鹏翼娶了附近昌后村的宋氏为妻，宋家有个弟弟早年被“卖猪仔”，去花旗国铺设中央太平洋铁路，就此在那里立足。此公膝下无子，专程回乡祭祖，希望从人丁兴旺的韩家收养一个男孩。韩鸿翼考虑到次子尚未成年，在南洋艰辛度日，便同意将韩教准过继给宋家。当时正值三年学徒期满，这位宋家堂舅回美国时便顺道将韩教准从爪哇带走，给他改姓起名，叫做宋嘉澍，字耀如，后以字行。

那是1875年，宋耀如12岁。

宋耀如在美国求学的范德堡大学 （王在田/图）

宋耀如跟着养父搭邮船去波士顿，那时巴拿马运河尚未动工，走海路从东亚去美国东部需要先横穿太平洋，绕过整个南美洲，经麦哲伦海峡进入南大西洋，再沿阿根廷海岸北上，经过西印度群岛至北大西洋，整个航程旷日持久。更糟糕的是，他们坐的这条邮船在智利海岸发生故障，随波逐流飘向南极圈——因此有人认为宋耀如是第一个踏上南极洲的中国人——随后穿过麦哲伦海峡时又遇到海盗，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抵达当时拉丁美洲最繁华的港口哈瓦那（也有研究者认为宋耀如走的是印度洋航线，经好望角绕过非洲最南端，横穿大西洋抵达古巴）。宋耀如在旅途中得了疟疾，被留在哈瓦那养病，近两年后才抵达波士顿与养父汇合。

宋耀如的养父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叫做“北美华商先锋”的商号，经营生丝与茶叶生意，希望将来交给宋耀如打理，为此专门聘请了家庭老师教他英语。西式教育不仅为宋耀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还给他带来两名终身挚友：牛尚周、温秉忠——他们俩是表兄弟，分别参加了容闳组织的首批和第二批留美幼童项目，后来分别就读于今天的麻省理工学院和伍斯特理工学院。与宋耀如结识时，这两位中国第一代留学生正在波士顿念中学，晚上寄宿在美国人家中，放学后常去宋家商号喝茶，因此与年龄相当、同在异乡的宋耀如成为知心好友，并促使宋耀如下定决心要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回到中国报效正在快速堕入半殖民地深渊的祖国。

这样的抱负自然同养父对他的人生规划相去甚远。请求再三却未获同意后，16岁的宋耀如决定放弃宋家少爷身份，悄悄离开商号，连夜搭上一条缉私船离开了波士顿。在热心船长的收留和周济下，宋耀如受洗加入卫理公会，并先后在今天的杜克大学与范德堡大学求学，完成了这位昔日田间少年向往的高等教育。

纳什维尔的音乐酒吧 （王在田/图）

2019年春节，我曾去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探访宋耀如毕业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之都，主街百老汇大街上音乐酒吧鳞次栉比，大白天便有现场演唱，笙歌处处，十分热闹——Elvis Presley和Taylor Swift当年都是从这里的音乐酒吧献唱起步的。然而沿着这条喧闹的百老汇大街西行两三公里就来到宁静典雅的范德堡大学，它由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捐建于1873年，是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名校，曾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全美最美校园，又于1988年被认证为国家级植物园。

我来到宋耀如曾就读的神学院，如今它位于校园中部，图书馆大草坪的北面，主体建筑是庄重肃穆的本顿教堂（Benton Chapel），背后有高高耸立的尖顶。而在宋耀如求学的时代，神学院设于卫斯理堂（Wesley Hall），就在今天图书馆大草坪的位置。卫斯理堂始建于1880年，是范德堡大学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可惜1932年初付之一炬，后来才在其废墟北侧重建了今天的神学院楼和本顿教堂。

范德堡大学是私立学校，建校之初学生都来自于南方的豪门大族，直到1953年才招收第一位黑人学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宋耀如作为当时备受歧视的华工后裔，原本无望进入这所南方名校，在卫理公会和当地慈善家的支持下才得以进入神学院学习。1985年毕业后，宋耀如原本希望继续攻读范德堡大学医学院，并获得了入学资格，但卫理公会要求他担任见习牧师，回国传教，于是，宋耀如于次年1月乘坐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回到阔别14年的祖国。

那是1886年，宋耀如23岁。

范德堡大学内，左前方为重建的神学院，右前方为图书馆。 （王在田/图）

宋耀如的传教生涯不太顺当。他虽然是名校毕业，科班出身，英语流利，但中文只会说文昌土话，如今被派到江苏昆山传教，与当地的吴语区信徒难以沟通，又受到上司的歧视和排挤，生活上也很不适应……好在这时候他的好友牛尚周从上海来看他了。

牛尚周原本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本科，毕业前一年清政府悍然中止了幼童留美计划，留美幼童全部归国，牛尚周只得同表兄温秉忠放弃学业回到中国，牛尚周在上海电报局翻译电报，温秉忠则去了镇江当口译。他们俩都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后来娶了上海传教士倪韫山牧师的两个女儿倪桂清、倪桂姝，由表兄弟变成了连襟。

倪韫山是浙江余姚人，少年时代全家入教，定居上海后娶徐姚敏为妻。他太太入教比他早得多，是徐家的第十七代信徒——其远祖是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乃是我国第一代天主教徒，被誉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徐家是上海名门豪族，今天的徐汇区就得名于徐家所在的“徐家汇”。倪韫山与徐姚敏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嫁给了牛尚周和温秉忠，二女儿倪桂珍经牛尚周介绍，两个月后闪婚，嫁给了矮胖敦实的文昌小伙子宋耀如。

宋耀如和倪桂珍结婚后搬到了川沙镇。川沙位于上海浦东北部，因其系长江入海口泥沙淤积所成而得名，今天的陆家嘴金融区、外高桥自贸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原本都属于川沙县境，1993年国家成立浦东新区后才撤销川沙县建制。

在宋耀如所处的时代，此地尚为松江府治下的川沙厅，川沙镇则是明代嘉靖年间才筑城设防的一座海滨小城。宋耀如夫妇在川沙镇东门内找了一处大宅院租房暂住，一住就是十五年，他们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出生于此，宋耀如也在这里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创办华美印书馆，印刷中文版《圣经》，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进程。

宋耀如一家所租住的这座宅院叫做“内史第”，如今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它原名沈家大院，是川沙沈氏祖宅，因金石家沈树镛于咸丰年间官至内阁中书，又称内史，这座宅邸就此得名。

浦东川沙内史第仪门 （王在田/图）

我在初冬的暖阳中来到川沙古镇城东的内史第，正值四点放学，附近观澜小学的学生们踩着梧桐落叶兴冲冲地从内史第仪门前走过。这座大宅为传统木结构三进深四合院，中轴对称。青砖砌筑山墙，墙顶做成观音兜，造型舒缓美观。屋顶是传统双坡顶，铺着青瓦，门窗则完全是木格栅，细部精雕，十分华美大气。整体建筑采用黑、白、灰三色调：墙面刷白，屋面、檐口涂黑，屋顶正脊灰塑，透射着浓浓的江南水乡韵味和质朴气息。

这座内史第原有三进两院两厢房，临街的东厢房便租给了宋家。八十年代拓宽道路时，内史第的第一、第二进房屋均被拆除，直到2009年才得以复原，如今挂牌是黄炎培故居。

民盟、民建的创立者黄炎培怎么会住在沈家的内史第呢？原来内史沈树镛的姐姐嫁到了南汇黄家，因遭逢太平天国战乱，黄家落难，逃到岳父家定居下来，在这里生下孙子，便是黄炎培。后来黄炎培的儿子革命烈士黄竞武、水利学家黄万里、堂侄音乐家黄自等也都出生在内史第。

内史第还是黄炎培故居。 （王在田/图）

说回宋耀如。他在川沙靠印行《圣经》发家致富，此后不断扩大规模，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上海滩跨华洋两界的巨贾，主营业务是进口欧美机械，充实中国制造业。三十岁那年，他结识广东同乡陆皓东（海南在1988年前属于广东管辖），又通过陆皓东认识了孙文。后来孙文创办兴中会，《兴中会章程》便是这三个广东人在宋耀如的书房里讨论起草的。宋耀如捐助了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此后又担任同盟会总司库，不断将自己的收入无条件地贡献给孙文的革命事业，乃至在危急关头不惜以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款襄助革命，还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子文”，借此表达对孙文的敬仰。

从文昌出发，在北美成长，再回到川沙，投身实业，一步一个脚印地默默支持革命事业，推动祖国进步，这就是宋耀如鲜为人知的一生。

在他身后，一切皆成历史。

宋耀如在内史第租住时布置的福音堂 （王在田/图）

宋耀如死后3年，他的次子宋子良从父亲的母校范德堡大学毕业，后来投身银行业。

宋耀如死后18年，他的长子宋子文重返文昌故乡，提出修建海南环岛铁路，让海南的经济水平超越被日本占据的台湾。话音甫落，他的妹夫遭到扣押，宋子文急急赶往西安斡旋，此后日寇旋即入侵，海南建设遂成泡影。

宋耀如死后3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重逢童年时大院里的大哥哥黄炎培，不禁用川沙乡音亲切交谈起来。他们俩一个是国家副主席，一个是政务院副总理，都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起寄住在内史第东厢房那位矮矮胖胖、英语比中文还要流利的文昌籍牧师。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