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扮演者常凯霖

1939年6月24日，细雨霏霏，安徽合肥肥东县青龙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在这里举行一场公审大会，抗日名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处决。这位年仅32岁、威震大别山、曾经令日寇和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名将，就此被错杀。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新四军成立之初辖四个支队，实力最强的就是高敬亭率领的第四支队！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的是第四支队，最先停止交火、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改编事宜的也是第四支队。

新四军的四个支队，只有第四支队位于江北。

高敬亭，河南光山(今新县)县人，1907年出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东南道委书记。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军长为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高敬亭，下辖74、75两个师，徐海东兼任74师师长，高敬亭兼任75师政委。

高敬亭将军故居

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这里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34年10月，苏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派程子华到大别山传达指示，要求红25军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向西转移。而高敬亭则奉命留下来重建红28军，坚持在大别山进行武装斗争。

红28军手枪团遗址

高敬亭是天生的游击战专家，率领28军与敌人周旋于大别山的沟沟坎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紧紧依靠群众，把革命火种重新点燃并不断壮大。国民党反动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围剿，也奈何不了红28军，反而相继吃败仗，损兵折将。常凯申很无奈，派名将卫立煌来到鄂豫皖对付红28军，但他依然拿高敬亭束手无策。

卫立煌(中)在查看地图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率28军将游击战发挥到了极致，发明创造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战术，与敌战斗数百次，创造了经典战例67个，大胜26次，小胜28次，歼敌8万有余，牵制敌人68个团，自身发展壮大到310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红28军是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团完整建制的红军队伍。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称赞红28军“很了不起，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接见高敬亭，当面夸奖道:“你们在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斗争，在敌后保存下来这样一支红军部队，功绩很大，很了不起嘛。”

1938年，周恩来与叶挺在武汉合影

更神奇的是，高敬亭眼光独到，嗅觉灵敏。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鄂豫皖负责人那里看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文件后，立刻意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国共合作刻不容缓，也是必然的趋势。于是便不计前嫌，派人下山主动与卫立煌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委婉地推辞掉国民党委任他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职务，表示红28军的番号应该由两党共同决定。

一个月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书。红28军等待改编。红28军的做法，不仅早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甚至比延安与国民党达成的合作协议还要早半个月。

红军改编大会上，指战员们振臂高呼

1938年2月，红28军和豫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为新四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支队。当时，其他三个支队都是两团制。

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同日寇战斗90多次，毙伤日伪军2300余人，俘敌400余人，消灭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多支，轻机枪20挺，骡马20匹，击毁敌汽车160辆、汽艇2艘。

尤其是1938年5月16日，高敬亭率部在巢县蒋家河设伏，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自身无一伤亡，此战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常凯申闻讯，异常兴奋，亲自给叶、项发来贺电: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东

此外，四支队在桐城棋盘岭的战斗也堪称经典，此战活捉了40名日军，是新四军战史上的骄傲。

第四支队还从日伪军手里收复了庐江和无为两座县城，创建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抗日根据地，部队也一度发展到八千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新四军领导人合影。右一叶挺，左二项英，中为陈毅

在四支队四处出击打击日寇的同时，国民党桂系部队却悄悄地开进大别山。高敬亭发现端倪后，立刻致电军部，请求四支队坚守大别山，在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新四军军部根据延安的指示精神，否决了他的请求，并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他的想法。

用后来的眼光看，高敬亭的想法也许是对的，大别山不能丢，几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几乎站不住脚跟，损失巨大，原因就是失去了群众基础。但就当时全国的抗日形势以及新四军的发展趋势来看，东进也是正确的。

高敬亭

高敬亭不愿意离开大别山，理由也很充分，一是他和四支队对大别山相当熟悉，群众基础好，地形地貌了然于胸，便于打游击；二是大别山地处中原，北临淮河，南依长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一块战略要地。

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和曾山

但是，当时新四军属于长江局和安徽省工委直接领导，延安来电来信，也需要长江局转接传达，不能直接通讯。而当时的长江局书记是王明，他的抗战方针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不仅要求四支队全部撤出大别山东进，不许留一兵一卒，还派出一万多名党员，帮助桂系第五路军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喊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

所以，在1939年4月的长江局会议上，王明、项英不仅一口拒绝了高敬亭“坚持留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建议，还斥责他“消极抗日，不服从统一战线”。而高敬亭性格刚烈，脾气火爆，当即回怼，指责王、项二人是“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奴颜屈膝，由此导致王、项对高敬亭极为不满。

右一为高敬亭，中为项英

客观来说，高敬亭本身是有一些错误，比如他排挤延安派来四支队协助工作的干部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等人，其中戴季英还是高敬亭亲自“邀请”过来的老同事，也是曾经的上级。但高敬亭与这些人都发生了不愉快，无法共事。究其原因，是由于他长期远离组织，无人监督。高敬亭是28军政委，28军没有军长，也没有政治部主任，他一人独断专行惯了，养成了专横、自傲的毛病。再者，高敬亭年轻气盛，牺牲时才32岁。长期游击，也使得四支队地方主义、游击习气浓厚，官兵都比较恋家。

高敬亭将军铜像

桂系第五路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四支队的处境就尴尬起来，陷入了桂系与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此时，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部队就不该再犹豫徘徊，应该果断地、一鼓作气地向皖东、苏北出击，在敌后开辟一块根据地。延安也及时地发来指示，要求江北新四军应立即向津浦路东敌后出击，在皖东、苏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高敬亭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四支队绝不能放弃大别山老区，由于这种思想支配着他，导致他不愿意东进，对军部的命令敷衍，行动上拖拖拉拉，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奉军长叶挺之命，带领特务营抵达江北四支队司令部，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延安和军部的指示精神，并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高敬亭当面表示服从命令，会率部东进。

新四军军长叶挺

1939年3月下旬，四支队由舒城挺进到众兴集，但是不久他又率部折返。4月底，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渡江北上。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同时，叶挺再次严令高敬亭率部东出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竟然置若罔闻，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他直接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命令四支队第七、九两团继续向东开进至青龙场地区，此时，高敬亭才不得不勉强地率领支队部和特务营跟进。

1939年，少奇同志与周副主席

就在此敏感时刻，又出了一件事，导致高敬亭的命运急转直下。原来，高敬亭的得力部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攻打土围子的机会，侵吞一批金银财物后叛逃，直接投靠了桂系。

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一手提拔上来的将领，二人突然叛逃，对四支队的影响极大，也间接影响了全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看法。此时，项英来电，要求叶挺立刻在四支队开展“反杨、曹斗争”，叶挺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皖东就地展开“反杨、曹斗争”。但在反杨、曹的同时，也揭露出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闻讯，当即电令部队同时开展反高敬亭的斗争。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

高敬亭屡次不听延安和军部命令，此刻他的亲信部下又叛逃国民党，这让新四军领导层对高敬亭的看法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高度。更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张国焘已经叛逃，他是原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高敬亭原来就是他的下属，而张国叛逃后也没闲着，不断给原先的部属写信。所有这些因素，都对高敬亭极端不利。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以及有可能要率部投敌的罪名，向延安和重庆发去两封请示电报，请求防患于未然，及早处决高敬亭，以防万一。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

常凯申接到电报，半信半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初还怀疑其中有诈。因为，卫立煌率17万国民党正规军打了三年，都没能抓住高敬亭，也没有打散红28军，现在竟然自己送上门来，真是不可思议。当他通过情报部门搞清楚这是高敬亭与王明、项英因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而产生意见分歧，继而闹出内讧时，当即迅速给项、叶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叶挺带着常凯申的电令来到青龙场褚老圩，命令警卫员去通知高敬亭前来开会。高敬亭一到，立刻被关押起来，他的警卫员也被缴械看管起来。接着，叶挺主持召开了三天批判高敬亭的大会，连以上干部全部参加，近千人聚集在青龙场附近的一片大树林里，会上邓子恢宣布了高敬亭的四条罪状，并展示了常凯申的批准枪毙他的电令。

高敬亭纪念林

三天大会开完后，6月24日，高敬亭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高敬亭被处决后，延安的电报才到，电文要求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择机派人护送往延安学习，军部派遣一些干部去江北帮助、改造四支队。

看了这个电报，叶挺后悔万分，心情沉重，连声说:“迟了，迟了……”当延安毛主席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死后，勃然大怒，立刻给新四军去电，要求新四军军部领导层详细说明情况，为什么不听指示，非得要枪决高敬亭。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随后都相继做了检讨。只是，悲剧已经发生，再也挽回不了了。

高敬亭故居前的塑像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起高敬亭，痛惜之情溢于言表。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党校礼堂看戏，期间，他突然问身边人:“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少奇同志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吗？有这块根据地将来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周恩来也痛心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徐海东也认为，高敬亭不该杀，他是有功的，即便有错，也罪不至死。

毛主席的一贯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罪大恶极的敌人，从来都是教育为主。1975年，高敬亭之女高凤英大胆给毛主席上书，请求澄清父亲被杀的真相并作出公正结论。

高敬亭之女高凤英

病中的毛主席接信后，立刻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下。我的意见是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在项英。

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发出通知，为高敬亭彻底平反。1983年10月，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