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曹禺的人生三部曲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1930年，曹禺以转学方式，从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二年级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4年大学毕业后，曾短时间在清华研究院工作过。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身在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本名叫万家宝，幼年在家塾读书。其父万德尊，湖北潜江人，青年时期志向远大，一心想光宗耀祖。后来有机会被政府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先为直隶总督端方的部下。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万德尊成了黎元洪的秘书，在北京任职，同时也将年少的曹禺带到了北京。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张勋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段祺瑞伺机入主京城，黎元洪被迫下台。万德尊离京，回到天津，曹禺也告别了在京城的短暂生活。

清华有个“小宝贝儿”

万德尊虽然做过军阀，可军人出身的他并没打过仗，胆子也小，闯荡半生，亦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回到天津后，他成天郁郁不得志，苦闷盈胸，脾气越来越坏，40多岁就不做事了，守着家产，跟一帮骚人墨客、酒肉朋友吃吃喝喝。

万德尊先后有过3个妻子，曹禺是其第二个妻子所生。曹禺出生才第三天，他的母亲就得产褥热过世了。从小失去生母的曹禺，心灵上十分孤单而寂寞。虽然那时候住在小洋房里，有各种佣人伺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他也跟他的父亲那样苦闷得不得了。加上整天看到和听到家里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人们靡腐的日常生活，还有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经常处于冷战状态，他似乎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座坟墓中，压抑而沉闷。

他的父亲对这个成天忧心忡忡的儿子也不可理喻。在他上中学的时候，父亲还问他：“你小小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

好在曹禺有一个喜欢他的继母。继母是个十足的戏迷，小时候经常抱着曹禺去听戏。当时的京剧名家谭鑫培、杨小楼表演的京剧，曹禺都看过。曹禺心里的苦闷得到了转移，他深深地被戏剧迷住了。稍微长大了一些，他就不再满足于只是听戏，而是开始模仿、琢磨戏中人物的性格。对家中那一本本关于戏剧类的藏书，他烂熟于胸。

1923年，13岁的曹禺考入南开中学，因身体原因休学了两年。15岁时他重返校园，与周恩来是同学，两人都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在导师的指导下，一起男扮女装演过戏（当时不允许女人上舞台演戏）。曹禺因在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国民公敌》中扮演娜拉等角色而绽露表演才华，闻名京津。

1926年，曹禺第一次使用“曹禺”这个笔名，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发表处女作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曹禺”是取自本姓“万”的繁体“萬”字分解而来，拆开“萬”字便是草禺，而“草”与“曹”谐音，故名曹禺。

在这个时期，曹禺还曾试笔杂感、诗歌和改译剧作等。1928年，他遵从父亲的愿望，报考南开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并被免试录取。第二年，父亲万德尊因破产愤闷而死。也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不喜欢政治的曹禺，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一次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于是，在1930年秋天，曹禺按照自己热爱文学的意愿，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

曹禺刚到清华大学就读时，同学们就纷纷传开了，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即曹禺）。

没多久，适逢清华大学20年校庆。在清华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要演剧，由四年级的同学充当裁判，年年都照例进行。作为剧运骨干的曹禺，与同时考上清华的南开同学商量，要排演戏剧。于是，大家建议曹禺再次排演在南开演出的《娜拉》。1931年春天，也就是曹禺在清华的第一个春天，庄严雄伟的清华大学大礼堂里，便公演了由曹禺导演并担纲主演的《娜拉》话剧。

曹禺在《娜拉》中男扮女角的精彩演出，使他迅速成为清华的名人。因为他本名叫家宝，于是同学们都亲呢地称他为“小宝贝儿”。

曹禺是一位大剧作家，而他一生的故事，也印证了“人生与大剧，大剧如人生”之说。

第一次婚姻：清华之恋，因第三者介入而劳燕分飞

1931年春天，曹禺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舞台上演《娜拉》，竟把女主角娜拉演活了。台下的观众，为剧中人娜拉的命运伤心担忧；而作为演员的曹禺，他的一举一动，不免也被观众追逐。

演出结束以后，同学们纷纷到后台祝贺曹禺的演出成功。这时，一个女孩被清华同学引见给曹禺。那个女同学看着面前站着的矮个子男青年，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她不免大吃一惊：怎么刚才台上活蹦乱跳的娜拉就是他，是个男的？他怎么这么会演戏？她愣在那里。

热情的曹禺，对这名个子不高，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颇有修养又有风度的女孩，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个女孩就是郑秀，此时正在北平（北京已改名）贝满女子中学念高中。

郑秀，字颖如，祖籍福建，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郑烈当时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她从小就跟随姨母来到北平读书。在贝满女中，郑秀就是一个活跃分子，她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第二年秋，也就是1932年，郑秀也考进了清华大学法律系。

初入清华的曹禺，在戏剧上崭露头角。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他如饥如渴地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人的剧作，并在实践中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改编、排演了多部外国剧本，如前苏联的《马百计》、日本的《骨皮》、英国的《罪》等。

就在郑秀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曹禺还执导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罪》。这部戏里的人物不多，场景也少，便于排练。其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在一个地位显贵的家庭里，有哥俩，哥哥吉斯是律师，弟弟叫拉里。弟弟拉里爱上了女孩汪达。汪达16岁时就被维廉霸占，她一个人逃了出来。维廉找到汪达，碰巧又遇到拉里，在纠缠中拉里失手打死了维廉，拉里把此事告诉了哥哥。当律师的吉斯出于对家庭名声的维护，找到汪达，希望她能断绝和拉里的关系，让拉里逃走。但拉里和汪达山盟海誓，不愿就此分开。此时，意外传来“凶手”被抓的消息。原来，一个无辜的老人成了替罪羊。吉斯以为这样就可为弟弟逃开罪名，至少可以暂时让拉里躲避一阵。诚实的拉里却不愿让无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执拗的吉斯却偏要他们一起逃走。最后，拉里和汪达双双服毒而死。拉里自杀前愤懑地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这个吉斯的世界，我恨这个强权黑暗的世界。”

剧中这3个主要人物（吉斯、拉里、汪达），曹禺和好友分演两个男主角，还差女主角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大家建议请个女生扮演。有人推荐法律系一年级女生郑秀，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就演过七八场戏，都十分成功。于是，性格活跃、穿着时髦、在清华一枝独秀的郑秀，便顺理成章成了这部戏的女主角。

曹禺是一个耽于遐想、又罗曼蒂克的人。他在与郑秀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里，每次排练结束，都要到女生宿舍门外等郑秀，约她去玩。这时，宿舍里就会更迭传来传唤声：“郑小姐，万先生找。”在1个月的接触中，曹禺和郑秀的交谈十分投机。《罪》演出之后，曹禺开始了对郑秀的大胆追求。

在与曹禺一起演戏的过程中，郑秀也对他产生了好感。但一想到自己刚入大学就谈恋爱，感觉太突然了，也担心遭到同学们的流言蜚语，于是，她慎重拒绝了曹禺的爱情。

可是，曹禺是那种痴迷的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天真而执著。他抱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念，继续追求郑秀。

郑秀当时所在的女生宿舍是照澜院18号。这座小院本来很少有男性来打扰，可是那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影在楼旁的小树林里徘徊。他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久久不愿离去。同学都说：“郑秀，你去看看，要不他会出毛病的……”那个人就是曹禺。

在曹禺真诚的感动下，郑秀与曹禺相爱了。

1933年暑假，曹禺没有回天津的家，郑秀也没有回南京的家。清华的花前月下，留下了他们形影相随的爱情絮语。也就在这个暑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完稿。在爱情甜蜜之际，《雷雨》也很快发表在《文学季刊》上，并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单行本，23岁的曹禺迅速走红。人们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对年轻的学生恋人。

翌年曹禺毕业，先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南京成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曹禺应聘到南京。郑秀则中断学业，随从曹禺到了南京。经过3年诚挚的倾心相恋，曹禺与郑秀于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汉等都从外地匆匆赶来，出席这个隆重的仪式。第二年春，由于抗战爆发，南京戏校迁到长沙，他们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被人们看作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好姻缘，却还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在婚后两年就遭遇了第三者的介入。

1939年4月，日机大肆轰炸重庆，国立剧校奉命疏散到了川南小城江安。小城物资匮乏，生活单调，使得郑秀很压抑。于是，她常带着两个女儿——万代、万昭，与剧校的几位师母一起打牌，还硬拉曹禺陪打。郑秀的这种生活态度，令曹禺心生恼火。恰在此时，一个女子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个女子名叫邓泽生（后更名方瑞），是戏校女生邓宛生的姐姐。邓泽生听说大名鼎鼎的剧作家曹禺就在妹妹的戏校当老师，早有拜会之意。她找了一个借口，说想请这位英文科班毕业的清华才子给自己补习英文。于是，在1940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她的妹妹把她带到了曹禺的家。

当这个花容月貌、落落大方的邓泽生出现在曹禺面前的时候，曹禺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很爽快就答应了她的补习要求。就这样，邓泽生有机会便经常到曹家来。有时补习完英文，将要回去时，邓泽生总是表现出恋恋不舍的样子。曹禺就送她出门，她也故意绕到城外再回来，两人边走边谈，好像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后来，他们相好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传到了郑秀的耳中。郑秀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为此，夫妻俩吵了好几回架，曹禺则借机提出要与郑秀离婚。虽然郑秀坚决不离，但曹禺与方瑞已然同居。曹、郑二人之间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1946年，曹禺在应邀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她父亲家。曹禺曾经从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的要求，但郑秀未能同意。次年曹禺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他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

1948年底，时局日趋紧张。作为国民党官员的郑秀之父郑烈，已得到国民党撤台通知。郑父早知女儿婚姻不和，在去台湾之前，一再动员郑秀离开曹禺。郑秀想让曹禺一块去，可在机场曹禺却迟迟未到。在白发苍苍的老父与早已负心的丈夫之间，郑秀却最终选择了丈夫。郑烈带着满腹的遗憾与不舍去了台湾，郑秀因此而与父亲一诀即成永别。

翌年初，曹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赴香港再转道解放区，方瑞便一直与他相伴同行。

1950年，曹禺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郑秀则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适逢此年《新婚姻法》公布，曹禺如再不自行了断，或与郑秀办理离婚，或与方瑞分手，显系违法，不能出来工作。于是，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郑秀提出要500元的补偿金（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之事再次陷入僵局。

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拨公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就这样，这对当年在清华园内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终究不能融合彼此感情的创伤，在饱受十年婚外恋的折磨以后，这年冬天，还不到40岁的郑秀与曹禺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由郑秀抚养，由曹禺承担抚养费。

实际上，郑秀对曹禺还是有感情的。她对曹禺的同窗好友说过：“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后来在“文革”初期，当曹禺被审查的时候，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很同情他，但又无力相助，只好每天早晨站在东四灯市口的史家胡同，远远地看着曹禺扫大街的背影。虽然两人不能说上一句话，但每天这种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册”的曹禺感到温馨。

郑秀离婚后，终身未再嫁。1989年她在病重时，曾提出要见曹禺一面。经多方转达，不知何故，未能实现此愿。同年8月，郑秀呻吟着“家宝”这个名字，离开了人间。而此时曹禺也在住院。他让女儿给离去的郑秀送上一个巨大无比的花篮，以寄哀思。

第二次婚姻：十年婚外恋，终成正果却又生死两茫茫

曹禺的第二位妻子方瑞，本名邓译生，安徽怀宁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其父亲邓仲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曾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居一室。其叔父邓以蜇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曾是曹禺的老师。其母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方苞之后，所以她又取名方瑞。

方瑞进入曹禺的生活，是在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出现裂痕之后。那年方瑞23岁，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自幼在家自学，没有读过大学，接受的是传统的家庭教育，琴棋书画皆有涉猎。她贞静温柔，毫无咄咄逼人之势，与郑秀迥然不同。曹禺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那沉静的气质吸引住了。当方瑞请求曹禺帮她补习英文时，曹禺即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

经过多次的接触之后，爱情的种子在曹禺和方瑞心中不声不响地生根、发芽，他们悄悄相爱了。曹禺从方端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启发，激励他于1941年创作了话剧《北京人》。剧中愫方的原型就是方瑞，他把自己对她的爱全部融入到愫方的创作里。曹禺在话剧《北京人》中是这样描写愫方的：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现实生活中，曹禺与郑秀、方瑞的三角关系，在剧中转化为曾文清、曾思懿和愫方的三角关系。《北京人》初版扉页上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题记，或许就是曹禺写给与自己“不忍互通款曲”却又偏偏要“互通款曲”的婚外恋人方瑞的，同时也是写给剧中处在婚外恋中“不忍互通款曲”却又偏偏要“互通款曲”的曾文清和愫方的。曹禺和郑秀曾在四川江安一个小酒馆发生过“吞信事件”；在《北京人》剧中，曾思懿对于曾文清抢信的那一段，就写得刻骨铭心。

曹禺越发觉得，方瑞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而方瑞对曹禺也很喜欢。面对已婚的曹禺，对周遭的流言蜚语方瑞毫不退缩，她勇敢地与曹禺出双入对。戏校的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婚外恋情，一见到他们两人在一起散步都会自觉地回避，觉得他俩才是合适的一对。

郑秀听说曹禺与方端相好，也曾大吵大闹过。而曹禺也借机数次提出过离婚，但都遭到郑秀的拒绝。曹禺因此也很苦恼。

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次公演，由张骏祥导演，张瑞芳饰演愫方。当时观众爆满，有许多人还买不到票。方瑞也应邀观看。

次年初，曹禺从戏校辞职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在这里，生活虽然十分困难，但他答应过巴金要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四幕剧。他躲在重庆以东的唐家砣停泊的一艘客轮上，开始了《家》的改编和创作。在这里，跟他一起生活的还有方瑞，他们在重庆开始了又一段浪漫的同居生活。由于与郑秀离不了婚，曹禺每周还要到江安，去看望郑秀和两个女儿。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从美国讲学归来后，留在上海。郑秀则搬到南京他父母那里。由于郑秀不同意离婚，曹禺只得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照顾两个家庭。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安排他连同已经与他同居的方瑞到解放区去。曹禺与方瑞于此年2月秘密抵达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正在拟议与筹备之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直到1950年曹禺与郑秀离婚，方瑞才与曹禺结束他们长达十余年的同居生活，于1951年春天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至“文革”前，是方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里帮助曹禺整理材料，做一些文字抄写工作。闲暇时，则写字、画画。

曹禺和方瑞生有两个女儿：万方，万欢。在“文革”中，曹禺没能逃过厄运，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场劳改。家中两个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老母亲，方瑞一介弱女子，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浪？连惊带吓，身体很快就垮掉了，但她外表上看起来很镇静，每天靠吃安眠药过日子。1974年的一天，方瑞因服食过量的安眠药去世，死时床边堆积着很多大小不等的药片。

方瑞的去世，使曹禺失去了生活与心灵的伴侣。他面容憔悴，惶惶不安，在她旁边走来走去，口中喃喃地不停说：“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就这样走了……”

1978年，再次“翻身得解放”的曹禺，在《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家〉重版后记》中，为“舍身爱人”的方瑞，写下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写《北京人》，我所有的文稿都是经过所爱的朋友的手，或抄誊过，或改动过。我的这位朋友，在‘四人帮’横行时，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了我多大的勇气与韧力啊！但是她身体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

第三次婚姻：重续前缘，黄昏之恋倍珍惜

在与曹禺离婚后，郑秀并未再婚。方瑞死后，他的女儿们都盼着二人能有机会复合，郑秀自己也有此意。可是，曹禺却似乎没有这么想过。反而忽然有一天，他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再婚了，对象是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

李玉茹原名李淑贞、李雪莹，1924年7月出生在旗人家庭，父亲原是北平的贫民，很早就过世了。她从小没念过什么书，与母亲和姐姐靠做针线活讨生计。她幼从票友李墨香学老生。1932年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招生，9岁的李玉茹前去报考，一曲《捉放曹》令主考老师很满意，被顺利录取。先学青衣，后习花旦兼刀马旦，师从王瑶卿、程砚秋、于连泉（即筱翠花）、郭际湘、律佩芳、吴富琴等名家，为该校第四班“玉”字辈学生，与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芝并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四块玉”。

曹禺与李玉茹也算是老相识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曹禺还未与郑秀离婚时，他们就认识了。1947年，李玉茹刚23岁。那年秋天，她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等人；有时还能与大师周信芳等名角同台演出。

有一天，李玉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两位在行的观众。其中年轻一点的一位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跟他说话的人，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另一位则是他的好友巴金。

李玉茹听说这位直言不讳的先生就是曹禺时，心里既紧张又高兴。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后来，她迷上了曹禺所有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如今，这位大师就在自己的眼前，还对自己有这么中肯的指导，她觉得十分可贵。

就这样，李玉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那段时间，曹禺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也常找李玉茹谈心。他曾向她倾诉过婚姻的不幸，还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但因为母亲的反对，李玉茹未跟曹禺进一步发展。后来曹禺与方瑞结了婚，两人也就很少联系了。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曹禺的《王昭君》。当时，李玉茹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原有的京剧《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于是就主动给曹禺打电话，说明此事。谁知曹禺在电话那头回答说：“你现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

这年12月8日，曹禺到上海参加活动，李玉茹去宾馆看望他。两人同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文艺战线的人，又是老相识，现在又都成了自由身，见面后相聊甚欢。李玉茹得知，“文革”以及丧失爱妻方瑞后，曹禺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全靠安眠药度夜。安眠药也把曹禺害得很苦。有时他在大会发言，说着说着突然就会陷入沉睡状态。有时他在跟人谈话之际，也变得神思恍惚。

早在30年前，曹禺在李玉茹的楼下等她时，却不被李玉茹的母亲欢迎；30年后，他俩再相见，爱情的火花再度点燃。回到北京以后，曹禺开始天天往上海写信、打电话。这里有两人互赠的《如梦令》。曹禺写道：

寄友人

三十年前旧梦，今日又来相抚。

瞬息又离别，谁知何日再睹？

再睹，再睹，春风小楼独主。

1979年1月3日

李玉茹的回应是：

答友人

三十年已逝矣，今日大地春回。

喜意外重逢，暂离相会有期。

有期，有期，小楼坐待生辉。

1979年1月8日

1979年春天，李玉茹带领上海京剧团赴欧洲演出4个月。同年6月6日，曹禺写信给李玉茹女儿说：

“我唯一的烦恼，就是感到腹中空空，知识太少。你妈妈以为我有点学问，你也认为我是个什么什么！其实都不是！我现在不知写什么！甚至于怕写不出什么来了！也许你妈妈会治我这种恐慌症、空虚病，但是妈妈那样远，她像是在什么行星上遨游，而我是一粒尘土黏在泥泞道路上。小如茹，我十分想念妈妈啊！有了她，我可以说出许多话，许多感情，而她又是多么能劝解、分析、解释。我只是怕她累病了！你看，又许久不见她一个字了！这怎么好啊！”

一来二去，两人就决定共同组织家庭。

此年12月7日，56岁的李玉茹和69岁的曹禺，在北京悄悄办理了结婚手续。

然而，两位大名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注定要聚少分多。还没有等蜜月结束，两人就开始准备分离了。李玉茹要回上海工作时，曹禺一有时间就过去陪伴她。甚至作为家属，与她一起出发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李玉茹在排演京剧《青丝恨》的后期，有一次临演前，曹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然后一连几天跟着她去排练场，拿出钱来给演员买巧克力和补品吃。当正式演出前，李玉茹感觉压力很大，频频抽烟，曹禺就逼她戒烟。李玉茹虽然很努力配合，但还是难以戒掉。有天早晨，曹禺出去散步前，就给李玉茹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茹，

“你戒烟到了一个险关！！！切要把住，如在瀑布之巅，不立刻紧留一步，回到岸上，便一落千丈，粉身于碎石之上，追悔无及。万不可再动念头，一动心，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家宝。即晨一九八四·十·十二”

(我出去散步，略迟归来，切勿寻我。我十分小心，故意不持手杖，放心！)

曹禺和李玉茹都极为珍视这份“黄昏情”，他们共同携手生活了17年。

往事如水任流去

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曹禺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黄永玉在信里说：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

那时，曹禺的社会头衔与光环很多，日常生活几乎被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所填满。1988年，曹禺被诊断为肾功能衰退，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李玉茹毅然离开她钟爱的舞台，也陪着老伴住进了医院；在一张钢丝小床上，一睡就是8年。在此期间，曹禺始终想着创作，枕边一直放着几个本子。他写断想、诗、日记、人物对话，还有剧本提纲。他天天写，但总是开头。

他在78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和几句话：

破晓梦醒将去身，

惊闻寥落荒鸡鸣。

往事如水任流去，

忍堪重踏亡羊尘。

“余年近79岁，回顾数十年来，如柳如萍，随风尘土，对人对己，大半谬失。怨天尤人乃庸人心理。虽行将归去，终不肯死前仍不能随心所愿，澹泊而勇于面对丑恶言行进行沉默(不是无行动)的鞭挞。尤其是针对自己的矛盾，须更重的反省，利用暮年作此认真的言与文，歧路亡羊，杨子长嗟，然回头是岸，大彻大悟，独可为。”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去世。李玉茹伴随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2008年7月11日，李玉茹因患肺癌于上海逝世，享年84岁。

【本文收入我的著作《清华学者们的爱情往事》，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