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中的菊池少尉扮演者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多名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

“731”是公众对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简称，这串数字代表着一支罪恶滔天的“恶魔”部队，也铭刻着一段为全人类带来伤痛的记忆。但鲜有人知的是，731部队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一样的包藏祸心，一样罪恶滔天，一样试图掩盖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技术骨干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以下简称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

恶魔兄弟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调集军马迅速向中国东北腹地扩张。为了应对东北战场马疫频发的态势，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兽医部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临时病马收容所，负责战时军马检疫和收治工作，即第100部队的前身。次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了东乡部队，为731部队的前身。两支部队不仅成立时间基本一致，隶属关系上也都直属于关东军司令部，而最终主导权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人员赵士见梳理相关史料发现，第100部队建立后经历了几次改编和搬迁，其职能也逐渐由收集与研究强毒菌苗向研制和生产供战争使用的细菌武器转变。

赵士见介绍，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将厂址由奉天(今沈阳)迁至“新京”(今长春)，部队内的机构与人员也得到加强。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建议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并成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经日本陆军省批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开始改编。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陆军省同时向天皇上奏“部队改编完成”。至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至1940年，日军出于保密考虑，对侵华各路日军编设秘密的“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别获得了“满第100”“满第731”的秘密番号。

在位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馆里，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扫描件被封存在橱窗里。其中一份名为“关参一发第一八七七号”的文件格外醒目。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龙告诉记者，这份文件是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提请任命高岛一雄等人从事军用细菌研究的文件，即“军用细菌研究从业者命令件”。经日本陆军省批准，陆军兽医大佐高岛一雄等18人在日军第100部队中从事“军用细菌”研究。这彻底打开了恶魔的“牢笼”。

赵士见整理平樱全作等战犯的受审记录证实，当时的第100部队长官若松有次郎于部队内部训话“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时，第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出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这标志着第100部队正式走向了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赵士见说。

为了实现防疫和准备细菌战的目的，第100部队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由部队司令部、总务部和业务部门构成。业务部门按照职能划分为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二部是第100部队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原有五个分部。1943年12月，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视察第100部队后，命令组建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所用细菌武器的生产与特殊保存事宜。

除了本部机构外，第100部队还在大连设立了出张所(日语“办事处”之意)，负责军马检疫及细菌菌液的供应，在牡丹江设立支厂配合试验活动。根据伪满皇宫博物院2018年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征集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留守名簿》显示，其部队规模最大时达900多人，魔爪伸向了整个东北地区。

罪恶滔天

与731部队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相似，第100部队的罪恶行径被掩盖得更加冠冕堂皇，其一直打着军马防疫的幌子来掩盖收集、研究和生产军用细菌的真实目的。吉林省博物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赵聆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第100部队的相关研究，通过多年来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逐渐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

赵聆实介绍，为了尽早研究、制造出对动物、植物进行细菌战的细菌武器，第100部队在名为临时病马收容所时，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各地收集强毒菌苗，其中尤以炭疽菌、鼻疽菌为主。“这两种疫病具有较强的人畜交叉感染特性，并且发病快、致死率高。这两种烈性致病菌不仅成为第100部队检疫的重心，也是日后该部队实施细菌战的重点。”

为了加快军用细菌的研究，第100部队利用大量动物进行实验。“据战后调查推算，第100部队当时每年繁育、获得的鼠、兔、马等实验动物达几万只(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掠夺自无辜的百姓。”赵聆实说。

为了检验细菌效能，第100部队还秘密进行了丧心病狂的人体活体实验。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彭超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在伯力审判后对第100部队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在踏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人的骨殖和埋尸坑，由此确认了人体活体实验后埋葬尸体的场所。有档案资料记载，原第100部队队员、陆军兽医少尉安藤敬太郎证实，1944至1945年，他曾亲眼看见把活人当作豚鼠做实验，被实验人员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

赵聆实告诉记者，2000年，他在美国现代史、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那里看到了第100部队的重要罪证资料——“A报告”和“G报告”。两份报告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人体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第54个病例接受了整整7天的炭疽芽孢感染，然后被送上了解剖台。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第224号病例在死亡之前接受了4天的治疗。对它的解剖证明有器质性损伤……”“第180号病例存活了12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化作了一段段冰冷的文字。

正是基于人体实验取得的结论，细菌效能调试后，第100部队将其应用在了野外演习。1942年7月至8月，第100部队派遣村本今野少佐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1932年-1945年>曾设立的地区名称)”的三河地区，开展炭疽、鼻疽菌演习，即在中苏边境将炭疽菌播撒在苏军必经的河流、草场、岸边土壤等处，一旦有人感染，就有可能在中苏官兵和牲畜中大规模扩散。

第100部队也开足了马力进行细菌武器的生产，赵士见在史料中查到，高桥隆笃在1943年底亲自向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每年生产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菌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生产规模虽然不及731部队，但其破坏力不遑多让。

真相不湮

与731部队的广为人知不同，第100部队的罪证险些被掩藏在历史的角落当中。“日本战败前夕，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将所有有关第100部队的资料、器材全部销毁或带走，部队内实验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赵士见说。在战后长春市进行调查的资料中，曾在第100部队中担任过车夫的市民王均说，当时他看到部队办公室门前有人用汽油烧毁大量照片，烧了一夜还未烧完，很明显是在毁坏证据。

在战后的审判上，第100部队的罪恶也一度被掩盖。彭超梳理史料发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同盟国名义占领日本，并组成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为团长的科学家调查团，先后三次对日本细菌战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这些报告加上不断寄往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控诉信，充分证明了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中，曾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的罪恶事实。

然而，这些调查成果并没有成为控诉第100部队的罪证。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菊池齐等战犯或是被安排口供，或是不交由战后审判，致使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

直到1949年12月底的伯力审判，才第一次面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对第100部队的罪行进行调查中，通过拍照、采访知情人掌握了一系列资料。一些曾在第100部队当劳工的群众也用自己的经历还原了这支“恶魔部队”的罪恶行径。这对伯力审判供述材料形成了极大补充，也证实了第100部队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准备并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遗憾的是，残暴的侵略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第100部队大部分人都在战后回到日本，其中除了有个别人主动揭发了第100部队曾进行人体实验等罪行外，大部分人选择隐瞒了这段历史。有些人在回国后甚至成了日本兽医学界的知名人物。”彭超说。

真相不能湮灭。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由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题研究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慰的研究成果。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文物，并进行分类、编排，建起了一座以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为主题的展览馆，将第100部队违反国际公约、蓄谋实施细菌战的历史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路东侧，葱茏的树木间，一座外表斑驳的烟囱静静伫立，这座第100部队遗留下来的唯一可见的地上建筑已被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起来，并在其基础上建起了遗址园，供后人瞻仰铭记。

“无论是731部队还是100部队，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都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说：“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展览，将那段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张博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