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综合音乐美术文学的艺术形式是,楚辞中有明显乐舞的作品

自古以来人们对鬼神之传说都充满了崇拜与好奇，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有限，认为自然界有一种神秘的强大力量，往往人们对鬼怪陆离的事情充满了敬畏。恰恰是这些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崇拜，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古代美丽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在这个浪漫的时代，“巫”也随之出现并逐渐发展。巫是十分古老的一种宗教形式，在人类之初，鬼神观念出现之后那是人类的生产能力以及认识和思维的能力都还处于低级阶段。

人们还不能充分的认识客观世界更没有在认识的前提下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巫”这种宗教信仰随运而生。有关于巫的概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巫”，主要是特指巫师，即男觋女巫；另一种就是广义的“巫”，主要就是指以“巫”为中心开展的各样的巫祭活动、巫教信仰、巫术观念等。关于巫的起源，普遍的说法是源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时期时代晚期，几乎是与炎黄二帝同时诞生的，以巫咸为首的“灵山十巫”也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他们便是通过占卜和观测天象来预测部落的祸福吉凶，这也就是早期的巫术。相传古代的医术也是来源于巫术，巫咸为了给人们治病，手里捧着青蛇和红色向上天传达愿望，在天庭的路上摘到了药材，用来救人，被人们称为巫医，也就是社会早期的医生。

谈到巫，那我们必须想到崇巫之风盛行的楚国。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其民间的请神、送神活动极多。在楚国，老百姓们都希望能与神建立联系，而以巫为中心的活动这就是建立人与神之间联系最有效的手段，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够祈福消灾。

每当人们遇到岁时节日、人生礼仪之类的重要时间，往往都会就行巫事活动。除了民间的巫风盛行，皇室贵族之中对巫之类的活动也是极为重视，皇室中设有“巫”的职位，如的卜尹、祝、宗等扮演者 “巫”的职责。并且楚国的统治者继承了“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思想,将礼法和神法相融合,将政权和神权归为一类，通过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统治者的意愿, 同时形成了了楚国的巫风久盛不衰的局面。

1、在楚国，巫风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古代，北方“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生活环境恶劣，生存不易，因此“事鬼敬神而远之”，而且孔子也曾讲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北方的土壤不适合巫术的发展，然而在南方的楚国，由于长期和比较原始的部落相接触，有比较浓重的氏族社会色彩，并且楚作为殷的同族，在宗教发展方面受殷商影响颇重。

《楚史》中有记载到：楚人与商军的不断作战中受到影响，开始学习商朝的巫风文化，同时也被这种宗教色彩和神秘感爆棚的巫风文化深深吸引着，于是这种巫风文化在楚国大地上扎根发芽。

并且楚国的祖先认为自己是火神祝融的后代，而火神祝融则在帝高辛氏时期担任巫师，因此在楚国，这里的巫风文化再一次升华。屈原的诗中 “帝高阳之苗裔兮”就是对此的描述。再者说来，楚国立国于江汉地区，这里的蛮、苗、濮等族本来就有信鬼神的原始巫教，因此楚文化无论是从它的源还是流，本质上都是有一种很浓的氏族味道的文化。

2、楚国地理位置，崇巫之风盛行的温床

楚地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以“地势富饶，无饥馑之患”著称。这里北靠秦岭、大别山，西靠巫山，不仅是山林耸立有绿树成荫的植被优势，还有充沛的水源。在楚生活的先民能够自给自足，既可以耕种获得粮食又可以渔猎获取水产。

在楚地生活的人们相比黄河大地的中原人来说很少经历对生存的担忧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辛苦。在楚地有莽莽的丛林，随处可见的水泽，连绵的崇山，这样的环境使充满了更多“偶然性”的因素，在这里“希望与恐惧”共存，这样的环境是最适合巫风生成、流传的温床。姜亮夫说:“大抵沿江汉之民，习于水，故轻缥:而云楚缅缈，移人神思，故鬼神之事易感人。”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提到:“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还有就是楚国的周围，西面是巴蜀，东面是夷族，南面蛮、苗、濮等族，西北有狄，而且在楚国境内也有苗、濮等少数民族，在当时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大都还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阶段，其中三苗的民俗中就盛行巫贵风俗，在《书吕刑》中有所记载；“昔三苗混乱相当，听于神”，这对楚国巫风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从此看来无论是从楚的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等因素看，巫风盛行是必然的结果。

3、楚地历史是巫风文化不可或缺的基因

楚地巫风盛行，有其历史文化基因的必然关系，在《史记·楚世家》曾有过记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触。”

文中的“火正”就是火师，也就是巫师，是司火之官。在《汉书.无行志上》做记载的“掌祭火星，行火政”就是描绘“火正”的工作内容的,除此之外“火正”还负责观象授时这一职能，承担主持祭祀一系列的活动，为求通天地神人。

在《史记·楚世家》有这样的记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这里的“师”应该也是“火师”的意思，也就是“火正”。由此可见，鬻熊在归附周文王的时候继承了 “火正”的职位。后来，始封的楚君熊绎，也是一个大巫师，他在周成王“盟诸侯于歧阳”之时负责掌管祭祀，除此之外，熊绎还有另一职务即“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就是将桃木弓和棘枝箭敬献给周朝通过这种方式祈求除祟禳灾。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重黎到鬻熊再到熊绎，他们都曾参与祭祀之类的活动，而且他们都是掌管火的大巫，由此说明楚人的先祖有担任巫觋的历史传统，也可以说是楚国统治者身体力行，助长了巫风的盛行。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曾写道:“原始部落时期，歌谣均是载歌载舞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音乐、舞蹈和诗歌是紧密相联的，它们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娱乐，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古代的巫师，由于通灵的需要，也成了最早的乐师和舞人，他们作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用以沟通人神的媒介，通常在祭祀活动中以歌舞娱神，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

《说文》中也有过记载:“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衰舞形。”

可见巫在古时的写法，像人翩翩而舞的样子，作为一个象形字，它的写法似乎就是“巫”这种活动的真实写照。巫、祝同义，都信仰鬼神, ;而鬼神是“无形”的，但是请神必以舞悦神，所以在古巫字上有“舞形”。楚人在参加巫为主题的活动的时候，歌、舞、乐是同时并举，融为一体的。“身体的跳动、口中念念有词或狂呼高喊、各种敲打齐鸣共奏，本来就是在一起的。

正在楚国民间原来流行的《九歌》就是由巫女们所编撰的，《九歌》作为祭神的乐歌，它在祭祀仪式中由巫女们边唱歌边跳舞， 以达到娱神的目的。如《东君》中的“期飞分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这里面提到的乐器多种多样，有属于弦乐的瑟，还有属于打击乐的钟和鼓等；装扮成神的灵保，在这些乐器的配合下，唱起温柔的歌，跳起优美的舞，还有陈诗者，陈诗而歌之，歌与舞交会，融为一体，其情其景，令人心动神摇。

正如朱嘉在《楚辞集注》中所说:“举袍击鼓，使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即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楚人的乐舞远不像周礼要求的那样稳健严谨，不仅少了中原急进的功利性，而且显得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既娱神，又娱人。

巫风文化在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原始人类对神的联系,有着祭祀、占卜、医疗等重要社会作用。近代,人类学家把巫风文化看作是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服饰文化的发生与巫风文化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原始人类注重装饰,但这种装饰对于原始人类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而是与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服饰应是巫觋最重要的装饰。他们用色彩涂抹在身体上,或用兽皮披挂、羽毛装饰、骨制珠,或者通 过文身等,采用各种方法装饰、装扮自己 ,以表示对神灵的敬仰 ,对鬼怪的震慑 ,对图腾的崇拜。为祭祀,古代楚人需要做祭祀用的 赋辞,沐浴更衣整理着装配饰,还要准备重要的舞蹈等。

面对着飘渺无端的对象,古代楚人准备的赋辞、服饰、舞蹈等必然也是飘逸而浪漫的,在装饰上,多用如云一般回旋卷曲的纹饰,难以捉摸,给人一种飘逸之感。将这一切推广到楚人的生活中,使得楚人的生活、艺术、服饰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古代楚国的巫风文化渗透到了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在现今看来,这种巫风文化是落后的迷信文化,但其作为一种古代楚国当地的文化风俗,也影响了楚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为后来楚人颇具浪漫主义的审美情操和饱含丰富想象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楚国的审美品位和其独特的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影响了后世中国服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楚国巫风研究》

2、《从楚史和巫风神话看屈赋艺术风格》

3、《浅谈巫风文化对古代楚国服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