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辟谣妻子传闻,郎朗和老婆

撰文 | 一把青

June bride，是西方谚语中的“六月新娘”。在传统中，六月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新娘们得到祝福，开启幸福的新人生。

然而，六月未过半，却接连有几位新娘因为她们的婚姻与爱情受到攻击：郎朗的新婚妻子吉娜·爱丽丝，刚刚走入大众视线，德韩混血的身份便遭到诽谤（德国生父被诽谤为继父）；置身镁光灯下全副武装久矣的林志玲，宣布嫁给日本艺人akira没多久，上有郭台铭放话“请林志玲回台湾生孩子”，下有网友批判“在大陆赚了那么多钱，最后竟然嫁给日本人”，更有财经媒体发文，将她的婚讯形容为“一场失败的ipo”。

左为郎朗新婚妻子吉娜·爱丽丝。二人新婚不久，网络上便有文章起底郎朗妻子的家庭背景，称其亲生父亲为继父。郎朗工作室在微博上辟谣，登上了本周微博热搜。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近百年前的新娘——民国才女林徽因——在近期又成为了热门话题。跟以往常见的，与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之间的恩怨八卦类似，现在人们谈论林徽因，依然围绕着她的外貌和生活：林徽因有多好看？AI修复林徽因旧照，瓜子脸五官，标准网红脸；向林徽因学习，把所有男人当“备胎”；林徽因不会做饭，家务都是保姆来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妻子？

林徽因1928年嫁给梁思成，1955年去世，半世纪后，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晚年在访问中称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家庭主妇”，因为她对家务不擅长。

无论是涉世未深的钢琴女郎，久经沙场的女明星，还是在时光深处缄默的女性历史人物，被造谣、诋毁、干涉，似是悬在她们头上永恒的剑，随时毫无防备地爆发。究竟为什么，一个优秀的女性，在成为妻子之后，会无人在意她们的成就，并遭受到舆论的滔滔敌意？

身为“妻子”的名人

道德榜样与粉丝审判

对名人婚姻的八卦，通常预设了两个前提：

第一，无论古今中外，名人是形象商品，公众是消费者，休论公私领域分界，我们自然有权干涉批评他们；

第二，名人是道德榜样，当他们的选择稍稍不符合看客的预期，就被打入了“不道德”的那边，活该千夫所指。

既然是道德榜样，那就应该完美无缺。社会学家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既不信任权威，又因缺乏指导生活的权威而感到迷惘、失措。因而大众不会相信权威，倾向将通俗文化以“为我所用”的方式转为自己的解读，制造不存在的意义，将文本打碎，再根据自己的蓝图重组，抢救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经验的只言片语。这就是传播学家詹金斯所定义的粉丝的“盗猎行为”。

因此，消遣名人的私生活，既满足大众的窥探需求，又能作为学习模仿的对象，获得认同与共鸣，相较之下，他们的公共成就反倒等而下之。

《流动的现代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欧阳景根 译，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所以，在苛刻的要求与现实的落差中，再优秀的女性嫁作人妻后总会受到大众审判——女强男弱是错，情史丰富也是错，年龄差距是错，甚至混血身份，都能被无中生有地挑出痛脚。

今日吉娜·爱丽丝遭受的非议，远不及当年闪婚的“天王嫂”方媛，人们质疑她的网红身份，调侃她与郭富城相识的过程，就连方媛父亲在婚宴上的那句“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也成为心照不宣的全民笑柄；与林志玲同期宣布婚讯、嫁给搞笑艺人山里亮太的日本文艺女神苍井优，同样被调侃“美女与野兽”、“下嫁殿堂级丑男”；就连林徽因，也有萧红与丁玲能与她惺惺相惜——前者的标签仍是未婚先孕、两次私奔、被出轨被家暴，后者以四段婚姻、劈腿同居、38岁时嫁给25岁的丈夫被形容为“作女”。

郭富城与方媛。

君不见，文人墨客千古风流，文学史中更存在众多被误读与涂抹的“恶妻”。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曾在他提离婚时以死相逼，威胁要杀掉孩子，却也与胡适厮守一生，陪他赴美度过最后的十年；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索非亚，48年的婚姻13个孩子，单是《战争与和平》就为他誊抄七遍，晚年的夫妻隔阂让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病逝，至死拒见妻子一面，索非亚因此饱受诟病，去世后她的日记出版，才让世人稍稍理解这个为托尔斯泰付出一生的女人；更有张兆和与沈从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坊间流传他写给她的民国最美情书，两人婚姻中的嫌隙与疏离却被选择性无视……名人之妻不易做，经历了显微镜审判的大浪淘沙被封为佳话后，道德榜样来之不易，真相重要吗？

只能说，且行且珍惜。

标签式诋毁话语

粗暴标准与自我规训

在诸多对女性名人的审判之中，大众喜闻乐见的裁决标准，恰好皆是近年蹿红的网络词汇：吉娜·爱丽丝美貌才华于一身，是“玛莉苏本苏”；林志玲娇嗲温柔娃娃音，是“白莲花”；林徽因让男人魂牵梦萦，是“绿茶婊”，林洙造谣抹黑林徽因，是“心机女又当又立”，这套准则甚至蔓延到文学与影视经典中的女性人物，茜茜公主、林黛玉、包法利夫人，均难逃被粘贴三观标签的一劫。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甫出现时引发文化界警惕，提醒慎防污名化女性的流行语，经过数年洗礼，终于完成对主流文化的收编，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此番简单粗暴非黑即白的价值体系，不仅与“白富美”、“女神与女汉子”那一套一脉相承，充满刻板印象，更蕴含着假设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却在一遍遍重复的传播过程中，造就了集体无意识，不仅使男性对此津津乐道，更让女性画地为牢。

“白莲花”：林志玲在圈中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绿茶婊”：林徽因温柔对待每个男性，除了想勾搭他们还能干什么？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借助全景监狱的概念解释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一座环形建筑，监视塔位处中间，居室里的人永远可见，却不知道监视塔中是否有人在监视他，如此一来，每个人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保持顺服与纪律。如果说长期盘踞媒体构架的男性凝视是那座监视塔，早已习惯自我规训的女性，就是环绕着的那一圈牢房，约翰·伯格也在《观看之道》中强调：

“女性必须心灵手巧地生活以培养社会风度，其代价是将自己一分为二，时刻关注自己，每分每秒都与眼中的自己绑在一起。”

《观看之道》,[英]约翰·伯格 著，戴行钺 译，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纵观整个华人社会，志玲姐姐当然是个中翘楚，她笑容甜美言行得体，满足外界所有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要求，正如她以简体字发在微博，又用繁体字发在instagram的结婚声明一样，她做每件事都无懈可击，精巧得如同一间“新女性”样板房，早把自己锻造成最能从男性凝视的法网中全身而退的一块拼图。

在《十三邀》访问中，许知远问她：“只被看到狭窄的一面，不困扰吗？”她微微一笑：“那是时代的问题，不是我的。”一个漂亮的太极，再度全身而退，可惜的是，女性所面对的重重社会规训当前，再聪明的自我规训，也无法让人从牢房中走出，林志玲反复强调的“爱与勇气”，并不能消解居室里的大象。

《十三邀》中的林志玲。

纯白婚纱背后

闺秀迷恋与厌女文化

尽管同属系出名门家境良好，但与八卦颇丰的“二林”相比，24岁的吉娜·爱丽丝更被赞为人生赢家，因为她更符合人们宜室宜家的“闺秀”的想象。当女性成为男性获得认同的手段，每一种等级都被明码标价，就像林志玲结婚与苍井空生子不可同日而语，攻击的对象越“洁净”，藉由女性获得的认同快乐就越高，在此立场上，天真浪漫思无邪的闺秀，无疑又位于等级链的顶端。

闺秀迷恋，从女性进入公共话语中便一直存在，上至崔莺莺、杜丽娘与清代《闺秀诗话》，下至吉娜·爱丽丝与“好嫁风”，她们的共通性，首先是居家隔离，养在深闺人未识，丈夫与子女就是她的全世界，要对美好姻缘无怨无悔，女子无才便是德，会钢琴固然好，但又绝对抢不了丈夫的风头。然后是社会经验狭隘，被当成浪漫的小白兔，是男性场域的附属品，做他们背后的女人，接触不到低下人生与黑暗世界，最后是道德局限，恪守传统礼教，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无法直接表达情欲，以自我牺牲的贤良淑德作为社会地位的交换，稍越雷池一步，便是巨大的刺激。

张允和《最后的闺秀》书封。

和“绿茶婊”、“白莲花”等流行语一样，闺秀迷恋也是时下厌女文化的产物。百年前，阮玲玉主演的默片《神女》这样开头，“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妓女，当她怀抱起孩子，又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中，她显出了伟大的人格”，百年后，女性想获取多重身份却变得更来之不易。

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坦言，男性彼此成全，他们的金钱、样貌、事业成为完整自洽的一套系统，而女性则被切割成许多彼此冲突、不可兼得的零碎价值，男人可以好色，女人要保持纯洁，男人在性的双重标准下把女人区分成“圣女”和“妓女”、“妻子母亲”和“卖春女”、“结婚对象”和“玩乐对象”、“良家妇女”和“淫妇”等等。

“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性愉悦的权利、限制在生殖的用途，“性愉悦的女人”则被排除在生殖的选项之外，并限制在性愉悦的用途。至于那些跨过这条界线生下孩子的妓女，则会被男人视为扫兴的女人。套用在新娘身上，就像那些流水线量产的美丽婚纱照一样，在个性被抹煞的同时，她的洁净与神圣被塑造到巅峰，美则美矣，却无灵魂。

只不过，这样就够了吗？还有改变的余地吗？六月新娘看似完美的婚纱背后，安置在她们身上的枷锁真的消退了吗？衣香鬓影与众声喧哗间，百年过去，她们的地位真的进步了吗？种种诋毁与束缚之外，更想起萧红的名言——

“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作者

：一把青

编辑

：榕小崧、李永博；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