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是如何坐上江山的,帮助刘秀打江山的大臣

【导论】

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是一般的农民战争乃至革命要首先解答的问题。而且，这既是一个选择题，更是一个必答题。对这两个问题的破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败，也奠定着胜利者建立的政权的执政根基。

对于刘秀，同样如此。

史学家班固。他对西汉末年的整体形势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天地革命，大变革、大动荡。

一、大背景：西汉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西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刘秀生于陈留郡济阳宫。此时，西汉政权已经基本进入了倒计时模式。

新朝天凤年间（14年―19年），刘秀到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这5年间，他身在都城，对新朝政权治下的政策走向、实际效果和朝野物议，基本具有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接下来，我们不妨看一下西汉末年，当这个政权即将和已经进入倒计时模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对王莽改制和刘秀起兵的动机的理解和把握。

王莽，西汉社会矛盾长期化、尖锐化所造就的争议人物。明与不明、智与不智、贤与不贤、忠与不忠，都付争议中

西汉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基本都是沿袭秦朝的，包括废除井田制。经过一百年多贵族官僚和地方豪族世家对土地的强取豪夺，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失去了土地和住宅。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如董仲舒所言，已经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程度。基于此，政治与社会病态百出，从根本上威胁着西汉政权的长治久安。

有病，不要紧，得治。此时谋国之士，西汉中期以来，就有董仲舒、仲长统、师丹、孔光等倡导恢复井田制。如董仲舒就谴责秦朝的“废井田民得买卖”，建议“限民名田”：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

用今天我们熟悉的语言讲，就是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阻止土地兼并。他还谴责赋役沉重，迫使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农。

好在汉武帝和宣帝等致力于对外战争，持续打击匈奴等蛮夷，社会矛盾被转移和转化。汉宣帝之后的对外战争缓和了，于是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以致积重难返。《汉书-成帝纪》中有这样的表述：

“今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含冤失职者众。”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他的改制是全方位的，但每一项都无疾而终。这就决定了他和新朝的命运。

这里不妨多说一句，西汉末年的整体境遇，是不是和今天的某个超级大国特别相像呢？没错。当频繁的对外战争无以持续的时候，它的内部矛盾将集中而大面积暴露。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其实基本都是在重复，历史的反复重复。

在此背景下，王莽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面对着现实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想到的是复古，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具体而言就是“复井田圣制”，使出的一个“必杀技”，就是禁止田地和人口买卖，正如新朝建国元年的诏书所云：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此外，他还改革官制，改革币制，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王莽的改制，首先触动的就是地方豪强世家的利益，试想这些豪族是几代持续积累下来的结果，遇到了王莽，又是禁止土地和人口买卖、又是更换货币，这不是要从根上把他们挖起吗？于是，他们首先武装反抗，以拥立汉室的名义起兵。再加上天灾的作用和外族的犯边，起兵反抗，如野火燎原一般。

王莽治下，天下之人揭竿而起，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推动的，是不可避免也无法扑灭和剿杀尽的。

于是，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被班固称之为“天地革命”的大变革、大动荡时代。

二、打天下：刘秀到底依靠什么力量？

刘秀，公元22年，起兵于宛城。当初劝他起兵的李通李轶等人就是当地豪强。

刘秀，公元23年，十月，行大将军事，持节北渡河，镇抚州郡。此行他带的随从极其有限，势单力薄，甚至还一度“汲汲如丧家之犬”。投奔他、支持他、支援他的，几乎都是当地豪强世家。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两件事上一探究竟：

事件1：耿纯的劝进

耿纯的形象。明帝追忆当年随从刘秀打下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绘二十八位功臣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他列第十三

耿纯，济南太守耿艾之子，出身巨鹿大族，求学于长安，授为纳言士。他自带的属性，一句话就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在刘秀得到信都与和戎两郡向邯郸进军的途中，“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亦迎秀于育，遂拜纯为前将军。”

话说，刘秀基本平定河北的时候，手下人以马武为先就开始劝进，“加尊号”了。（尊号?是哪个？我假设大家都有这个敏感度哈。）可是刘秀一拒再拒，两次之后，耿纯，对，就是这位耿纯登场了。《后汉书》中对他们二人的谈话，有完整记录，大家体会一下：

“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耿纯这里的主语是“士大夫”，不是别的什么人。宾语是“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不是别的其他的什么东西。后面又陈述利害。

于是，又有了接下来的记载：

“纯言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于是，称帝，就开始纳入了日程。

事件2：刘秀的婚姻

阴丽华像。《后汉书》载：阴丽华生性仁爱孝顺，怜悯慈爱。性格恭谨俭约，“少嗜玩，不喜笑谑” 。一代贤后

提到刘秀的婚姻，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那句“千古名言”：娶妻当娶阴丽华。于是，昆阳之战后（公元23年），刘秀马上于宛城迎娶阴丽华为妻，这是刘秀的第一段婚姻。不过，尽管作为原配，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刘秀的正妻另有其人，这就是公元24年迎娶的郭圣通。公元25年刘秀称帝，册立郭圣通为皇后。可是十六年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又找了一个理由把郭圣通的皇后之位废掉，册立阴丽华为皇后。

这一前一后有什么玄机呢？爱情，很简单；婚姻，不单纯；更何况还是帝王家呢？我们还得从阴丽华和郭圣通的身世说起。

阴丽华，出生显赫。如《后汉书》所载：阴氏家族是曾经辅佐了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的春秋名相管仲之后。到了第七代子孙管修的时候，从齐国迁居楚国，被封为阴大夫，以后便以“阴”氏为姓。秦末汉初，阴家举族迁到了新野。 阴氏家族是当时南阳新野的豪门大户。阴家所占有的土地达七百余顷，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以同当时分封的诸侯王相比。 虽然富甲一方，但是因为阴氏在秦、西汉时期已经数百年没有出过高官显宦，因此并没有什么政治势力。

再来看郭圣通。

郭圣通，真定槀人，古郭国后裔，家族为真定侯国的名门望族。郭圣通的父族是郡中大姓，其父郭昌，少有义行，在郡中担任功曹。郭圣通的母族是真定王室，真定恭王刘普之女，因嫁于郭氏而称为郭主，生下郭圣通和儿子郭况。刘秀与郭圣通的婚姻，关键在作为郭圣通的舅舅的真定王刘扬。当时，刘秀几乎白手起家，聚集起了人马，但只能以“万”为单位，十分弱小。在平定河内的过程中还，亟需得到强援，于是，刘秀娶郭圣通就成了地方实力派刘扬与刘秀结盟的标志。这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婚姻。

幸运的是，刘秀在婚后对郭圣通非常宠爱。郭圣通先后为刘秀生下了刘疆和刘辅等五个儿子。

“三人转”，一个皇帝、两任皇后。当然，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皇帝，两任太子。母以子贵？不，更多时候子以母贵

从娶妻郭圣通和立她为皇后，体现了刘秀打天下过程中，对地方豪族世家的倚重。后续，废郭立阴有体现了东汉政权的另一面。这一点，咱们下回再议。

事件3：洛阳赏功会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三个月后的建武二年正月，在洛阳召开了封赏大会。一面开始封诸多功臣为列侯，给予爵位和名誉。同时，刘秀还问到诸将都喜欢什么。接下来，诸将的一致回答是：“皆欲得良田美县，以为封邑。”于是，刘秀命郎中冯勤主持此事。冯勤根据诸将的功劳大小轻重、国土的远近、土地的丰薄进行分配。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此会封赏会，对于刘秀接下来的统一全国大业具有巨大且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中国历代战争史》所评价的：

“由于光武此项措施，及冯勤处封之公允，遂使诸将之对光武，益加拥戴；而诸将相互间，亦益加团结。此于光武以后开展基业，平定群雄，具有极大之作用。”

云台二十八将。在地方上，对应的就是二十八个豪强与大族。他们对东汉社会结构的影响深远而持久。

平定天下的过程如此，当平定天下完成之后，这些将领就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和大族。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刘秀的封赏绝不仅仅局限于“诸将”这一个阶层。正如，光武帝打天下要依靠这些将领一样，这些将领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依靠下面的“校”与“尉”。所以，此次封赏绝不仅局限于“诸将”。于是，平定天下之后这些“校”与“尉”又成了地方上小的“豪强和大族”。

于是，我们看到，东汉政权的根基，就在于这些由功臣转化而成的豪强和大族。西汉末年形成的豪族经过王莽新朝“天地革命”般的大动荡，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相当于“洗牌”，所存无几。功臣集团就几乎成了豪强与大族的垄断性的来源。

同时，我们也看到东汉政权的治理结构，就是皇权+皇族（也可表述为“宗室”）+豪强大族。当然，加上中后期“太后临朝”的普遍性和连续性（先后有六位太后临朝），整个治理结构就是“皇权+皇族+外戚+豪强大族”。这是东汉政权的治理结构和支柱。

三、治天下：东汉的治理体系如何运行？

以上，“皇权+皇族+外戚+豪强大族”，比作是东汉政权这个大厦的屋顶和支柱。它们是怎样具体搭建起来的？对于环境变化又如何应对？这就涉及到了“施工图”，即东汉政权的治理体系和政治制度。

东汉疆域图。注意，相当长时间内“州”并不是行政单位。大部分时间是郡-县两级制。

总体而言，东汉大部分制度沿袭自西汉，但在具体层面又有很多创新和创造。

1.中央层面：三公九卿+尚书台。

光武帝以下，设置的仍然是三公九卿。三公，太尉掌军事，司徒掌民政，司空掌四方水土功课。九卿，职权与西汉相同，只是分属三公。《通考-职官考》注云：“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

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又设置了尚书台。尚书台，以总中央之政，设立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副）一人。二人的实际大权驾于三公之上。一切国家大政，皆通过尚书由光武帝自己总揽，实现了彻底集权。

2.地方层面：扩大的基层权力。

光武帝在地方政权上，是郡、县两级制。与西汉相比，郡一级的权力得到了扩大和强化。《后汉书-百官志》载，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按西汉旧制，都尉治郡兵，掌管军权；太守治郡政，掌管行政权。东汉时，作为一郡之长的太守，集行政与军事之权于一身。有时，东汉的太守又成为郡将。

与之相对，自光武开始，郡、县官员的调动更加频繁。对于皇族宗室所封之国，改由中央委派的王侯傅相主持，使傅相掌地方行政的实权。

马前拨水，各剧种几乎都有演绎。男主朱买臣的官职，表述各有差异。“二人转”中的”八府巡案公”，就是刺史

3.权力监察：扩大且持续强化。

与西汉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监察权。

西汉时，刺史，是中央委派的监察官员，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并非固定之行政官吏”。用今天的语言来理解，相当于“巡视组”。到了东汉，刺史，有了一定的治所和衙门。对于地方权力的监督和监察，开始固定化和常态化。光武设立的刺史有十二人，他们各主一州。

4.首都洛阳：权力设计的例外。

在以上的治理结构中，首都洛阳，是个例外。一则，首都所属的州，不设刺史，而设司隶校尉一人。他不仅管辖所属郡县，而且除了三公以外，其余无所不纠。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的袁绍，在被推举为反董卓联盟的首领后，会自封司隶校尉。因为，这个职位的权力太大了。二则，首都所在的郡，不称“太守”，而称“尹”。

尤为关键的是，刺史，一职光武帝设计了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设计呢？之前发生了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咱们下回继续聊。剧透地讲，揭示了东汉执政根基之间的另一面，很世俗，又很残酷和无奈的另一面。

本文参考资料：

1.《后汉书》.[宋]范晔

2.《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省三军大学

3.《汉代社会结构》.瞿同祖

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