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祖先在哪里洪洞底下大槐树,洪洞大槐树后人

明朝初年，一场大规模的强制性的政治徙民运动，像一场沙尘暴一样裹挟着树上的种子，将山西中南部、河东大地的草民撒播在了中原大地、南京、北京及长城沿线……

600多年过去了，当年几万、几十万的先祖们，背井离乡，携妇将雏、风雨踯躅、忍饥挨饿的情景已被时光洗刷得无影无踪，但是根祖和故土的情缘却深深地铭刻在千千万万个先民后代的脑海中，“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一首歌谣就成为中国根祖文化中一个奇特的景象。当年被迫迁移的“富户”、“流民”、“逃户”以及被征派的农民，成为千千万万个后人的迁入始祖，并衍生出千千万万个族群。在河南、安徽、山东、河北不少地方的大量家谱、墓碑中都记载着自己的祖先是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古槐和鹳窝成了几千万后人的祖先和一种图腾。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影响不断扩大，随着子孙的繁衍和不断再迁移，洪洞移民的后裔已经遍及神州，走向世界，甚至可以说地球上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就有洪洞大槐树迁民的后人。

其实，中国历史上徙民几乎成为历代皇帝改朝换代的一种常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汉武帝曾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河西、上郡，凡七十二万千口。”但是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600年的历史，毕竟还是有些短暂，因为中国的根祖文化至少是五千年，我们把一棵600年的古槐，作为明代徙民后代的根是很恰当的一个选择。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在洪洞境内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偌大的广告牌，每个人都会想我的老家也是洪洞吗？所以根祖、徙民、古道、古槐以及树上的鹳窝，就成为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明白的事情。比如我们的人文始祖是谁？血缘始祖是谁？明朝初期的50年间到底从山西包括洪洞迁移走多少人？历史上移民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历史会偏爱洪洞？一棵古槐又为什么会成为几千万徙民后代集体记忆的祖先？树上的鸟窝到底是鹳窝还是鸦窝？·····自古以来，对于徙民官方的史志都惜墨如金，记载甚少，但是600年毕竟不是时间很长，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千万家族遗存的族谱，以及历代留下的碑刻、墓铭也都留下了许许多多可供我们追述和串联的线索，使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些事情搞清楚，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一、兵灾战乱、改朝换代往往是徙民的起因

提起明代的大槐树移民，还得从元朝说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与其后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元太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建立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的一个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数里限者”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但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元朝又成为一个不足百年的短命朝代。由于元朝统治者以一种征服者的态度治理中国，实行等级和奴隶制度，将战乱中被掠的农民强迫成为“驱奴”，使大量农户成为权贵的“部曲”。蒙古贵族强占农田改作牧场，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激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先是刘福通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率众起义于河南、两淮、山东，因义军头戴红巾，史称红巾军起义，起义军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最后惨遭镇压。当时，元军对农民起义军占领的地区采取一种“拔其地、屠其城”的政策，所过之地的老百姓“十亡八九”。比如扬州城失陷之后，城内老百姓被杀的仅余18户。尔后，元朝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先后在河南、山东和关中展开了争权夺地的恶战，使人民又一次遭受涂炭。经过十几年战乱之后，官逼民反，全国各地诸多农民军纷纷起义，使整个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混战。后来在诸多农民军中，朱元璋渐显优势，他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幽燕，在山西、关中大败元军，最后统一了中国。朱元璋的红巾军虽为正义之师，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仍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历史往往是残酷的，兵灾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天灾也往往会乘虚而入。之后连年的水、旱等自然灾难，也在助纣为虐，使元末明初成为历史上人口下降和损失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全国人口由宋朝的顶峰时期的近一亿下降为元朝末年的不足6000万，而且逃户、流民占一半左右。河南、安徽、山东的一些地方甚至赤地千里，人口稀少，户口凋零、十室九空。所以元末明初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民生活最为悲惨的一段时期。近二十年的时间中有一半左右的农户成为流民，有不少农民成为奴仆。“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长衫，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保夕，暮不保朝。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着见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张养浩的这首“哀流民谣”，真实地描绘了元末社会的景象。

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建设南京，为了在凤阳老家为祖先建造皇陵，为了使赤地千里的中原大地恢复生机，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徙民政策。

首先是徙山西北部也即山后民往北平，这是明代山西大规模移民的前奏。山西是元朝政权多少年苦心经营的精华地带，也是元朝经济的重要支撑。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并没有把元朝势力彻底消灭，在山西北部，长城沿线不时有元兵侵扰，同时明政权对山西，特别是大同边境地带的老百姓很不放心，这是明代徙民最初的起因。“洪武四年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地民密，今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颖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乃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计户17270户，口93878，可其奏。”同时在北平的后山也“徙民35800户，口197027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为耕。”

第二步是徙民迁往凤阳。朱元璋从一贫民起兵当了皇帝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凤阳老家，一度时间甚至想建都濠州。于是在洪武七年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万以实凤阳。”以后又在凤阳兴建皇陵，大兴土木。由于安徽一带近二十年的兵灾战乱，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这些都成为日后几次徙山西民至凤阳的重要因素。明洪武九年十一月，开始移山西民往凤阳屯田。《明太祖实录》、《明史》均有记载：“迁山西及真定民无户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賚冬衣给之。”“上还自濠州谕中出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经之地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乡，不得以归，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之也，皆是以伤和气尔。”从此以后的近五十年中，在洪武和永乐两朝从山西徙民十几次，成为我国移民史上移民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强制性徙民运动。

三是明政权经过几年的经营站稳了脚跟以后，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大地的元气，使赤地千里、地广人稀的河南、安徽、河北等省重现生机，也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于是开始了从山西等地大规模的徙民运动。一是往河南的彰德、怀庆、开封、卫辉等府移民。二是往山东东昌等地屯田。三是往河北的北平、真定、广平、大名等州府徙民。

二、人地矛盾是徙民的深层原因

明代徙民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极其相似，战争的残酷和朝代的兴替是直接的起因，土地与人口关系的变化是又一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3000多年，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农业重心逐步南移，北方不少地方由于人口过多也需要人口移动。徙窄乡往宽乡，徙内地民往边疆屯田是中国史上多次徙民的主要理论。于是便产生了历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移民现象。明朝在洪武、永乐两朝的五十年间，这种理论不绝于耳，这也是明代大规模徙民的根本动力。

明朝大规模从山西徙民有十余次，其中主要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贰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散之地；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徙山西贫民至大名、广平、东昌三府；洪武二十五年冯胜、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十六卫；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簽事朱荣在回复圣命时说此次屯田，民为58124户，我们估计人数约在20万人左右，是最大的一次徙民。同时右军都督簽事陈春在复命时也说彰德等四府屯田381屯，人口也比较多，估计是设立了381个村。洪武三十五年，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迁往北平各府州县。永乐三年又徙山民万户往北平。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

三、洪洞徙民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600多年前，明朝大规模的强制性徙民，成了举国参与的大事，皇帝多次下诏，责成很多高官负责，户部等朝廷多个部门参与，中央与地方协同行动，军屯与民屯交替进行。这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徙民运动，曾对明代以后的农耕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其惨烈程度也肯定是空前的。对于一向“安土重迁”的山西民众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忧伤和悲情，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家不得不屯垦戍边，又有多少人家去守卫皇陵，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历史是无情的，惜墨如金的史书，关心的大事往往是什么礼仪、星象，关注的是皇帝本人及皇族的行踪，而对于徙民活动的记载毕竟有限。但是我们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星星点点的文字，还是可以把600多年之前的这件大事，粗略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我们从朝廷对平阳府的人事命令以及冯胜、傅友德、常昇等分头行动在山西籍民为军的前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大概。

为了大规模移民，明朝政权首先加强了山西太原、河东二府的管制，洪武二十一年召山西平阳卫指挥佥事王林、张清、林武贵至京，以潞川卫指挥佥事薛鹏、刘遂、河南林山卫指挥佥事刘巽、李尉、贾德具属平阳卫事。一个平阳府安置了五名大员共署卫事，足见对平阳徙民的重视。

为了大规模移民，明朝政权作了大量的舆论和准备工作。朱元璋认为山西大同等处立军卫屯田守边是保护明朝天下安稳的大事，认为“屯田守边，今之良法，而寓兵于农亦古今之制，与其养兵以困民，莫若使民力耕而自卫。”并让冯胜等几位开国元勋，前往山西布政司衙门，召集有司、耆老，把朱元璋的谕意讲清楚，进行动员和部署。

为了大规模移民，明朝政权又派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集团，由冯胜负责，分赴山西太原府和平阳府进行徙民屯田。派开国公常升、定远侯王弼、金宁侯孙恪、凤翔侯张龙、永平侯谢诚、江阴侯吴良、会宁侯张温、宣宁侯曹泰、徽光伯桑敬、都督陈俊、蒋义、李明、马鑑前往平阳府；派安庆侯仇正、怀远侯吴傑、西凉侯濮璵、都督孙参、谢解、袁洪、高嵩、徐礼、刘德、指挥李茂之往太原等府。如此强势的徙民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了徙民屯田往山西派了三位国公、十位侯爷、一位伯爵、十位都督和一位指挥，也就是说二十多位开国元勋、带兵将帅负责这次移民活动，声势之大，人员之多，必然会给山西移民留下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想必当时的山西冠盖云集，兵营四布，不小心在每个县都会碰到一个王爷。

这次徙民屯田，也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徙民的政策和规定，为我们判断和分析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比如“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垦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立五卫、辽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这就说明，此次移民屯田的目的地是边镇要塞，东起辽东，西至东胜。告诉了我们移民目的及范围，十六卫共徙民8.96万人。此次徙民的领导设置也可以看出，从山西移民的中心区域在山西中南部，而河东则是重中之重。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此大的一次行动，作为总负责人或总指挥的冯胜、傅友德并没有去往太原和平阳，所以很可能它们在平阳和太原中间选择一合适的地点作为总的指挥机关驻地，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洪洞。因为山西徙民的重点在平阳府，平阳府的重点又是洪洞、襄陵、曲沃等大县，洪洞县又是全国明代的大县，交通、驿站、粮仓等设施相对齐全。在这种情况下，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些大员不可能统统集中在平阳府内去操办移民事宜。

四、洪洞移民不见诸史籍是一种疏漏

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还有一个误解和疏漏，就是认为“但不见诸史，惟释于谱牒”。历史上征调迁徙之事属于一种半军事行动，与地方官员有关，但责任只是辅助，而不是主管，加上明朝的强势统治，文字狱等原因，这些事情历史上不会记载很多很细。

但是说历史上没有关于洪洞移民的记载却又是一种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仍然以冯胜、傅友德负责的这次移民为例，在洪武二十五年底宋国公冯胜等籍民为兵，返朝复命时交待此次移民共涉及山西50多个县，其中平阳府徙民最多共八卫。并明确记载：“宣宁侯曹泰、都督马鑑籍洪洞、浮山二县民丁为一卫。”这条记载是正史上目前可以找到的少数关于洪洞移民的信息，尽管文字很少，却充分说明“不见诸史，惟释于谱牒”的说法很不全面。

其实，对于山西徙民，除全国史志外，山西地方史志也有不少记载。比如《山西通志》大事记﹙光绪版﹚就有“洪武四年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洪武九年徙山西无产者屯凤阳、以及洪武二十一年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河北田。”也有“冯胜、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大同东胜、立十六卫”的记载，以及“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等等。山西的一些地方史志也有一些明代徙民屯田的记载，比如“阳高县志”、“泽州府志”等。

史书往往是简略的，我们不能苛求先人，更不能简单武断，从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分析，从明太祖洪武四年至明成祖永乐十七年的几十年中，从山西徙民的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河南、山东、河北、安徽以及山西北部的不少姓氏家谱的记载和民间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又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说明明代山西大规模的强制移民和军屯是勿容置疑的历史事件。正是因为明代山西大规模徙民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是一件让人刻骨铭心的大迁移，才催生了千万移民故土难离的悲痛，才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根祖情节和群体记忆。

五、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洪洞

元末明初，山西人民有幸躲过了不少兵灾匪患，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祸”，人民的殷实、户口众多，人丁兴旺，又给山西人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近50年的灾难和痛苦。明代徙民是全国性的一场运动，山西是重点，明代山西有50多个县都有移民。同时在省外真定等地也有不少移民活动，但是历史为什么单单选择洪洞，也是一个至今需要解开的谜团。

徙民在历史上留下的往往是简单的一句话，“徙山西民实北平”等几个字。但是在600年前要把这张圣纸变成事实，需要从徙出地选择好徙民对象，需要确定当地抽丁的比例，又需要事先查看好徙民目的地的土地情况，往那个县、那个里甚至那个村安置几户、安置多少人都需要有妥善的安排。而强制性的移走近十万农民，把他们变为军屯，又是一件类似抽丁征兵的活动，又需要带兵的将领与地方共同协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民变成军，这个过程中，军需给养，粮草衣被以及上路的川资都需要有周密的安排。

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决不能仅仅从移民的人数多少作判断，而应该把洪洞放在全国和山西来通体判断，才能搞清楚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洪洞。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洪洞在历史上一直是紧望之地，是一个典型的天府之国。宋《元丰九域志》就记载，洪洞县为“紧县”，临汾县为“望县”，赵城县为“上县”均属于“发达县”。由于洪洞有汾河和霍泉的滋润使之成为一个水旱从人、不愁衣食的乐园。人丁兴旺，一直是全国的人口大县，同时人地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明代一个县的人口九万是全国一流水平，当时洪洞县的人口甚至比河南的一个府的人口都多。所以洪洞必然会成为明代徙民的重点，可以说从河东徙民必定有洪洞，从山西移民也少不了洪洞。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所决定。明代徙山西泽、潞、汾、沁等州的民众出省外，洪洞又是必经之路，无论是从上党盆地还是从吕梁山区走出来，也必须经过洪洞。云集十几位开国名将到山西搞军屯，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顺利地让军屯走出去，哪里是要冲，从哪里走更便径，是必然想到的事情，他们座镇在平阳还是洪洞，肯定选择的是后者。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洪洞便于管理有充足的粮草，完善的设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规模的徙民，必然会有大规模的官员军曹来执行，人吃马喂，每天都得生活，没有一个兵站或者说聚集地，恐怕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而洪洞县城很大，庙宇寺院很多，又有官仓、义仓、驿站等离县城很近，这些都为移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关键还在于它一直居于山西南北的大官道上，又介于太原府与平阳府之间，离平阳府也很近。选择了洪洞也即选择了平阳。“河东大郡、首挑平阳，形势与太原相表里，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牢孔所云：“景霍以为军”；而子犯所谓“表里山河者也”。洪洞东山，互连潞泽、东出之隘，北自岳阳。从晋东南的泽州、潞州至平阳或洪洞必须经过岳阳﹙今安泽﹚的府城才能至洪洞的甘亭以后上官道。洪洞西山，毗邻吉隰，是通往河东乡宁、吉县、隰县、大宁、永和及汾沁二州的孔道。所以在山西中南部徙民屯军，洪洞是一个最佳的集中之地，洪洞占据了地理位置的绝对优势。

辽代至宋元，使山西的道路得到了开拓和修整，不仅从河中府﹙今永济﹚至大同形成了纵贯南北的运粮和军事通道，而且打通了以南北干线向东西关隘与要塞的基本交通，在河东、河西之间形成了几条重要的运粮通道。平阳向东通往潞州的交通得以加强。一条是平阳稍北，东经洪洞甘亭，过府城寨、盘秀山达潞州。另一条是由平阳经神山、冀氏抵潞州。同时元代在全国又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所属各驿站共54处，其中平阳就有14处。但是从元末明初的情况看，辽州、潞州、泽州以及汾州、隰州的交通仍然受到制约。

历史之所以选择洪洞，是因为明代的洪洞移民有一种深厚的尧舜遗风。洪洞大槐树移民，有一半以上属于古河东人，历史上的平阳府以及泽、潞二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深厚的民俗和民风，司马迁说，“尧舜之地，风教固殊”。其实河东大地的人，大多有一种陶唐氏的遗风，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水深土厚，性多刚直，好气任侠，崇尚礼仪。其崇节俭，敦孝友，厚葬祭，敬神明的风俗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河东人“安土重迁”和寻根问祖的情结十分浓厚。特别是一些根祖源于陶唐、虞舜和皋陶的后代子孙，他们身上又有一种“霍太山”情结，他们把霍山看做是河东的屏障和龙脉，“霍太山”就是他们的祖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老家在平阳，老家在洪洞。

民国初年，洪洞人景大启等自己筹资在古大槐树旧址，重修大槐树古迹，也正是这种河东人特有的风俗和品德使然，他们的初衷是“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他们的初衷是为了“代以遗徽，地以人传”；他们的初衷是为了日后，寻根问祖的人能“宾至如归”。只是“就当日事实而为之”。绝对没有什么借题发挥、发展旅游的理念，更不是一种什么地方史志的强势宣传。所以洪洞人重视大槐树移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和当地风俗和文化使然。这就是山西大槐树移民根祖认同特殊强烈的人文根源。

六、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碑刻、墓铭等，有时候远比正史的记载要客观真实

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很多，无论是河南的“三洗怀庆府”，还是河北的“燕王扫碑”、“红虫子吃人”等故事，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古代帝王修史，即使是前一朝的丑事也往往讳莫如深。近几十年来我们在对历史研究上有一个盲区或者说是禁区，就是对农民起义军一概不能说什么不好。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一个皇帝，农民起义之初是正义的，到后来群雄争夺大位就不是什么正义战争了。想当皇帝的人，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为了皇位连亲兄弟、亲侄儿都能杀死，所以在战争中其部将屠城、屠县也就很有可能。

民间的故事和传言，与明史的记载基本相符，只是说法不一，角度不一而已。这些故事和传言在明朝初年可能讲得更为详细，但是也只能对自己的后人讲，因为这些故事涉及朝廷，弄不好也会引来官司。

这些故事和传言，最初只是告诫后人要记住祖先，记住他们的故土，并没有丝毫编造的理由。我相信最初的先人，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也绝不会只是为哄小孩去胡编乱造。

因为这些故事和传言，是一种口口相传的历史，是故事真相得以传下来的重要途径。朱元璋出身贫苦不假，投军起义也是被迫无奈，但是当他达到可以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统治者了，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残暴的君王，所以明代其实也是一个文字狱比较厉害的时代。如明代陈建所著的《皇明统纪》，没有对当时朝廷的不满或者不利的地方，但是这本书的的确确曾经是明朝的禁书。所以研究洪洞大槐树移民，我们也不能希望只在《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中把事实的真相弄明白。

而民间的碑记、墓志、家谱中很多记载，应该说绝大多数事出有因，比较可信。比如有的家谱说：“先祖系明洪武年间奉诏徙民屯田”，似乎说得大了一点，可是你想一想，难道不是吗？皇帝下诏要徙山西民屯田北平，诸多公侯、将帅亲自督办，把他们编为军屯，这还不是奉诏而行吗？

至于600多年来，移民后人的寻根问祖，也应该说是代不乏人，而且会因时间越久，回来的人越多。在洪洞县赵城镇王开村，有一块明代万历十一年留下的碑碣。碑的阳面刻：“大明万历丁丑进士监察御史韩应庚先茔”。碑的阴面刻着“万历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东胜卫前所，九百屯六代孙，监察御史韩应庚，巡抚甘肃，经过赵城县，因户尝居，即日用俸银兴盖瓦房一所共六间，招集丁户，永远居住。”

立这块碑的人，可能是600多年来，有记载的第一位寻根问祖的人，他的先人屯田东胜，就是明洪武二十五年冯胜主持的那一次。碑上字数不多，但交代得十分清楚，与历史完全吻合。韩应庚是明代循吏，其子侄多数为官，史书有不少记载。明代万历年间留下的这块石碑也告诉我们洪洞大槐树移民是真实的，告诉我们不只是今天徙民后人要寻根问祖，明代就有人已经寻根问祖了。这块石碑也告诉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人，应该走向田野，走向民间，从多维角度去看待问题，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因为我们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对古代的乡村文化也知之不多，不甚了了，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将“老鹳”换成“老鸹”，说洪洞移民正史没有记载等，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地，还有不少姓氏联宗的现象，也有“打锅牛”、“十八牛打锅”等等。这些现象应该说多数属于事实，也是一种民间的历史记忆。是宗族内部的一种谱系。当然这些现象也不可能绝对无误，但是它的普遍存在，怀疑是无用的，我们应持严肃态度认真研究，去寻找科学合理的解释。

七、华夏同根，万姓同祖，这个主根就在洪洞

“树大叶茂必有根，江水滔滔必有源，众生芸芸必有祖。”弘扬根祖文化，不仅对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根祖要祭祀、要崇拜，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明代徙民后裔建设好他们祖先共同回望的故土和家园，更要为全中国十三亿炎黄子孙的寻根问祖搞好服务和接待。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姓氏文化，有一种深厚的根祖情结，不仅大陆的民众有寻根问祖的热情，而且全球华人都有着一种热烈的寻根问祖积极性，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总想把我从哪里来，我的老家在哪里，我的祖先是谁等弄个明白。

洪洞大槐树祭祖园门口一个巨大的“根”很吸引人，它迎合和顺应了十三亿华人这种根祖情怀。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根祖文化还应该把根和祖对世人交代明白，不仅要把600多年的根和五千年的根要分开，而且要把中华民族的人文根祖，血缘始祖，开姓始祖，以及始迁祖要分得清楚。洪洞大槐树下的徙民，充其量他们是分散在各地徙民后代的迁入始祖。600多年来他们的子孙繁衍只不过是20～30代人左右，而中华民族中一些最古老的姓氏已经传承了近150代人，2500年前的孔子的后人也已经有87代，所以我们把洪洞祭祖园说成是全球华人的根祖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把洪洞作为十三亿共同的人文根祖却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伏羲女娲是我们共同的人文根祖，风姓是中华第一姓氏，这是众口铄金的一种声音。所以目前洪洞大槐树祭祖园的大“根”，的确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我们在大槐树祭祖园内，搞一个中华谱牒博物馆，搞一个华夏姓氏文化园，这个大“根”，便即刻顺理成章。

因为追思先祖，寻根归宗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涉及人类学、遗传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必须把中华姓氏的起源，中华姓氏的发展的轨迹，中华姓氏的特点以及各宗族的特色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所以弘扬根祖文化又必须对“根祖”进行必要的研究，并顺着历史的源流，把“祖”和“根”进行必要的梳理。

清代学者张澍在“姓氏五书”中就讲得很好，“山有脉派也，脉为来龙。水有源也，源为养泉。草有根也，根为本。山自昆仑来兮，不知几千亿峰也。水自江河兮，不知几千亿派也。草木发为枝叶，不知其几千亿枝叶也。而诊其脉，寻其源，为其本，固可以得山之性、水之性，与草木之性矣。而人姓之始岂有不得而识别者。”张澍的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研究姓氏，寻根问祖，既要搞清来龙去脉，又必须把枝枝叶叶的情况搞清楚。姓氏和山系一样，总根、总祖就是昆仑，而分根分祖又何止千千万万。他这种思想也告诉我们炎黄子孙有共同的根祖，各姓氏又有各自的姓氏始祖，各宗各族又有自己的迁入始祖。形象的说寻根问祖，就是不仅要知道我自己，我父亲、我爷爷，而且要知道我爷爷的爷爷叫什么，我爷爷的爷爷的祖上又是谁，我们的大祖是谁，我们的小祖又是谁。所以“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又似乎很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而解开这个谜或者说给十三亿炎黄子孙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必须把各种祖先分开。

华夏同根，万姓同祖。盘古开天地和伏羲女娲抟土造人是中国的创世神话，也是中国神话和古籍中记载最早的姓氏起源。伏羲女娲是炎黄子孙共同的人文始祖，是十三亿人众的高度共识。河南人敢于说中国的姓氏起源于河南，理由就是河南淮阳有一座伏羲陵寝是风姓的起源。而洪洞不仅有历代皇家认定的女娲庙、女娲陵，而且有伏羲画卦的画卦台，还有与伏羲有关的伏牛村，又紧邻着伏羲女娲共同创造人类的吉县人祖山，有吉县柿子滩文化遗存。所以洪洞与淮阳一样牛气，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洪洞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根祖，赵城镇女娲皇陵就是元根。《帝王世纪》云“女娲氏，风姓也，当火化之初，以木德而皇，象丑月以临照，肇嫁娶，以序人伦。分定九州，自我而始。变化万物，非圣而何；天有阙，于是炼石以补之，地有倾，于是断鳌足以立之。故得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万世以下仰之如神明。”曹植《女娲赋》亦云：“古国之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云二黄，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能。”古冀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古帝王伏羲女娲、太昊、炎帝以及尧舜禹，均在此建功立业，而女娲伏羲又位列三皇五帝之首。女娲这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伟大人物，她不仅繁衍了人类，开创了华夏文明，她又是生育中华民族的母亲。

相传，中华民族的起源，来自昆仑山系，那里有个华胥国，其族人称为华族，有个华胥氏姑娘来到冀州，在一个叫“雷泽”的海子边，发现了一个大脚印，便好奇地用脚去比试，结果竟有感而孕。这个“雷泽”就在洪洞县境内，大脚印是霍山南边山中雷神留下的脚印，所以这个山也叫“雷首山”。后来华胥氏姑娘回去之后，生下一男一女，即伏羲和女娲，在一场大水灾中，兄妹二人幸以逃生，坐着一个葫芦，顺着河漂流至今吉县人祖山，为了拯救人类，兄妹俩在人祖山成婚育子，繁衍生息。这段神话传说，告诉我们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的晚期时代。伏羲、女娲抟土造人，造簧作笙，肇嫁娶，以序人伦，实行对偶婚，中国姓氏才由一姓变为多姓，其后的炎帝、黄帝，再到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及其子孙分布于华夏大地，后裔不断分化繁衍，中华古姓在龙的图腾下不断诞生。中国姓氏由最初的二十多个，演变为目前的几千个，可以说神话时代的华夏姓氏就是不同宗族的姓源。华夏氏族称为炎黄子孙，这是一种姓源的认同。而伏羲女娲就是炎黄子孙共同的人文根祖。

八、炎帝、黄帝以及尧舜禹和他们的几位大臣是中国主要姓氏的祖源

伏羲时代以后，是有名的炎黄时代，华夏姓氏中绝大多数都能在炎黄时代找到祖源和主根。当今前100位的大姓中炎帝一脉的现有16姓，其中来自炎帝姜姓的有13姓。当今前100位大姓源于黄帝一脉的姓有84个，其中来自黄帝姬姓的达45个。

炎黄二帝兴起于晋南，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都是炎黄的成员。平阳包括洪洞又是炎帝、尧、舜、禹以及他们几位大臣活动、生活过的地方。从他们开始又衍生出了不少姓氏，成为了许多姓氏的血缘始祖或开姓始祖。

帝尧的后裔：尧帝姓伊祁，为陶唐氏。在洪洞有许多处陶唐遗迹，比如霍山的陶唐峪、羊獬村等等。同时洪洞又与临汾相邻是尧王故地。尧的后裔延其姓氏形成了伊、祁、陶、唐等姓氏；其子丹朱被封于房，又形成了朱、房、狸等姓，其子封于刘国者后人以为刘姓，传至刘累为夏带甲养龙，刘累之后形成了刘、杜、土、范、隋等姓。

帝舜的后裔：帝舜名重华，因出生于姚墟而姚，又因被封于虞邑被称为虞舜，后又因妫汭在河津，其后裔多姓“妫”，舜的后裔有陈、胡、袁、姚、王、虞、田、孙、车、陆、甄、薛、夏、蒲、司徒等姓。其中在当今前100位大姓中有王、陈、孙、胡、袁、田、姚、邱、夏、薛等。

皋陶的后裔：皋陶是尧舜禹时代的重臣，《尚书》皋陶谟,即是皋陶与尧、舜、禹三君的对话，也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皋陶三子，长子伯翳，次子仲甄，少子封偃。皋陶的后裔姓氏主要有费、李、赵、梁、马、徐、程、江、段、黄、舒、阮以及甄、皋、皖、英、元、廖、偃、邱、繇等等。

洪洞弘扬根祖文化，注重一些大姓的血缘之根是非常必要的。从老百家姓讲，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大姓氏中赵姓、李姓的根祖都是皋陶。王姓的根祖为尧王。从目前我国排名前20位的姓氏来讲，李王刘陈，黄赵徐孙，朱马胡郭这十二个姓氏的主根、血缘根祖都可以在洪洞找到，其中李、王两姓的人口均近一亿，刘、陈、黄、赵都在几千万以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有近40%的人根祖在洪洞。

为了便于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我们应该重点研究李姓、王姓、刘姓、陈姓、杨姓，以及黄、赵两姓的姓氏起源以及之后的衍进脉络，号召他们回洪洞寻根问祖。泱泱李姓，天下第一，氤氲王姓，比肩而立，刘陈黄赵遍地皆有，这几亿人口如果都来问祖，就应该把他们领到皋陶墓、赵城，以及古历山，而不能在大槐树，因为他们找的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所以说，寻根问祖，必须把根的大小和古老分开，把祖的层次和级别分开。因为中国姓氏如果从风姓开始大约已传承了150代，如果从祖父算起，你看会有多少层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虽说全国各地伏羲、女娲的祠、宫、庙、墓很多，但是都比较分散，而在洪洞既有伏羲遗存，又有女娲遗存，既有女娲庙，又有女娲陵。据《四库全书》载，女娲庙洪洞有四，赵城有二。女娲墓，全国有6处，山西有二即风陵渡和赵城。而赵城娲皇陵是被历代皇家认定，并遣官致祭的规格最高的女娲陵墓。

目前洪洞仍保留不少伏羲的庙宇、陵寝及其遗存，主要有洪洞赵城侯村女娲庙、女娲陵；洪洞赵城信义坊女娲庙；洪洞堤村、张端村娲皇庙，洪洞辛村女娲庙，洪洞卦地村伏羲庙、画卦台；洪洞北伏牛村女娲庙，洪洞范村女娲庙。其中候村女娲庙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始建无考，唐天宝年间重修，是全国皇家一千多年遣官祭祀的皇陵。

所以要说主根和始祖，伏羲女娲才真是第一位的的主根和最高层次的人文始祖。炎帝、黄帝、以尧舜禹和他们的几位大臣又是中国重要的祖源、祖根。

九、古道与古槐也是一种文化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表里山河，交通不便，几千年来全省的出省通道，都集中在中部地带的几个盆地中心。从古至今的北方大道，驰道，官道与铁路，高速公路，几乎都走的是一条唯一的线路，甚至高度重叠在一起。从东周时期的北方大道，延及秦、汉、唐、宋，及金、元、明、清时代，洪洞县一直处于山西交通要道的必经之地。从西安至北京，从北京往云贵、四川，从山西出省南下或北上，都需要路过洪洞。这既是地理环境使然，也是一种宿命，至今难以改变。几千年来洪洞县一直居于交通大道，车水马龙，驻驆停骖，行人打尖、吃饭有一棵路旁古槐，荫庇后人，积了几百年的大德，所以苍天有眼，不负这颗古槐的性灵，在600年后，使之成为了几千万明代徙民后人共同的祖先。这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其实在我国古代，官塘大道往往与树有着天然的联系，先秦时期驰道中间往往植树，后来又作里程标志一里一树，十里两树，百里三树，既可以告诉行人走了多远，又可以树下休息，是很人性化的一种文化。古者，列树以表道，在官塘大道多植树路旁，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洪洞广济寺旁的这棵大槐树，既不是寺院里的古槐，也不是村子里的古槐，而应是官道旁的官槐。关于官道与官树历史上多有记载，比如“子产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官槐、官柳亦多见于诗篇，比如唐王维诗云“槐荫到潼关”。《后周书 ·韦孝宽传》“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需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勤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即免修复，行履又得庇荫。周武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今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大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所以从明代的古槐推测，洪洞官道旁边，广济寺外的这棵古槐，就很可能是古代作为里程标志的官槐。

槐树，又名国槐，从北京到西安这一带非常适合槐树的生长，至今北京、太原，西安均把槐树作为市槐。山西境内仍然保留着不少古槐树。

我们认为，洪洞古大槐树是官槐的另一旁证是，在山西“北方大道”的南端，从风陵渡过黄河，即到了“崤函古道。”在崤函古道旁至今也保留着一棵千年古槐，即是崤函古道官槐。这棵古槐就生长在函谷关附近，石壕村不远的地方，相传当年尉迟恭策马经过，正好古槐树旁站立着一位美人，便传流下尉迟恭看古槐的传说。

宋人元稹诗云：“落叶添薪仰古槐”，而后人把古大槐树作为先祖来对待，即是“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洪洞大槐树徙民，后人把大槐树作为自己的祖先，其实也是一种怀念，是一种寻根问祖当中的一种图腾和符号。

但愿我们的这棵大槐树，枝繁叶茂，万年长存，使几千万洪洞徙民的后人有一个可以回望的根祖和回望的家园。也但愿，我们的大道旁，今后多种树，以树为荫，以树表路，以荫庇后人。

十、鱼鹳文化与灵魂之鸟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是一句寓意深刻，又带有祖传的民谣。600多年前背井离乡，即将永别故土的老人用这句话告诉小孩，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故居，它不是具体的村名、县名，而是大槐树下老鹳窝，其寓意深刻，现代人当然难以理会。试想当年一个稍微懂事的儿童随着家庭要远走他乡，他自然会知道自己的老家，知道自己的根祖在什么地方。但是“大槐树下老鹳窝”告诉后人的却是更深一层的意思，“槐”者怀也，在古大槐树下出发，更激发了徙民们怀恋故土的天性，而“鹳窝”却是把中国古代社会中深厚的鱼鹳文化、祭祖文化天衣无缝地结合了起来。

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鱼鹳文化。先民们认为候鸟就是先人和祖先的灵魂，鹳就是一种灵魂之鸟。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认为，人死之后的灵魂可能会变成飞鸟飞向远方，而每年春天，又会返回故乡来看望亲人。所以每年的春天，在飞鸟快要回来的时候，人们便在河岸、湖边、沼泽旁，举行迎接死者灵魂的祭曲，等候亲人灵魂之鸟的到来，这种把怀念亲人的情感寄托在飞鸟之上，是古代很醇厚的一种习俗。同时，鱼鹳文化在古代很发达，从原始社会到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鱼鹳也是一种主要生活手段，驯养一些可捕鱼的鸟类是各地常有的事，其中就有“鹳鸟”。历史上有不少关于鱼鹳的文物，比如，江南出土的玉鹳，山东出土的青铜器“鹳衔鱼纹”、“鹳鸟衔鱼”，以及汉代的“合鹳永寿”瓦当等。洪洞有近2000年的水利开发历史，又有“荷花城”的美称，县域之内湿地较多，所以也曾有着深厚的鱼鹳文化。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里的鹳窝与前边“大槐树”，在洪洞丰富的根祖文化、鱼鹳文化的折射之下，便成为希望后人千万要记住故土的愿望，成了一个徙民过程中的寻根问祖的符号和标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迫不得已，离弃故土，一步一回头，十步一徘徊，看到的只有槐树和鹳窝。把树和树上的老鹳窝作为自己的老家，并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原因有三个。一是600多年来老辈人对后代的口口相传，一开始讲的是家族、宗族，先人的姓氏以及故土的县名，村名，到后来就只是一种故事和传说，经过600年二三十代人的传承和讲述，难免会产生一种衍生和失真，最后就只剩下了洪洞、古大槐树、鹳窝这几个关键词。大槐树甚至鹳窝就成为了古先人的村名。第二种可能是当年的迁入始祖本人就不是洪洞人，而是河东大地或泽、潞等地的农民，当他们在洪洞大槐树下拿着凭证川资上路以后，回望故土最后的记忆只是那样苍桑古老的槐树以及树上硕大如盘的鹳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迁民的对象之中有不少是属于逃户和流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财产，户籍既不是洪洞也不是河东，他们的老家就只能是那棵大槐树以及树上的老鹳窝。

但是这种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却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使本来史书上从来没有记载的县级移民点成为中国徙民史上最出名的典型。是老鹳还是老鸹，在过去没有什么争议，但是由于洪洞的老辈居民下世之后，或者说年年迁徙的鹳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之后，几十年不见踪影，于是便有人怀疑到底是老鹳还是老鸹，还有的人认为大槐树移民本来就是一场悲情事件，老鸹作为一种悲情鸟也说得过去。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名人的著作中也用了老鸹两字，便使得本来不是问题的情节成了问题。

其实多少有点历史知识和鹳知识的人就知道，是鹳而不是老鸹。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山西人对老鹳并不生疏，洪洞人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当时的老鹳是一种常见的大型海禽和候鸟，在黄河滩地，汾河流域，桑干河流域都有很多种鸟类。最多最长久的鸿雁，“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几千年之如此，大雁一群一群成百上千，在河滩里栖息、觅食。其次就是灰鹳，山西老百姓称之为“捞鱼鹳”。因为鹳的喙很锋利，于是在民间就有多种关于鹳的谚语，比如“捞鱼鹳死了三年，咀还硬撑着哩”，比喻一个人没理的时候，硬是不输口的行为；再比如“那人的脖子象捞鱼鹳似的”等。

洪洞乃至山西栖息的老鹳多数为灰鹳，也有少数变种的白鹳。它们身体比较高大，一般身高在50 至60厘米，以吃食浅水滩物、田野中的小动物为主，鹳鸟喜欢用树枝在大树或岩石的突出部位筑成大如磨盘的平台型鸟巢。灰鹳的飞羽和肩羽大部为黑色，闪着一种绿光，体羽大部为白色，飞翔时非常好看。山西古籍书中有不少对鹳的记载，最著名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永济“鹳雀楼”。唐代曾经有鹳的栖息。到明代还有白鹳筑巢太原市阳曲县城，营巢于太原城内一民居屋上的记载。

现在的城市里大鸟基本就见不到了，偶尔发现灰鹳在水面上飞过，但也还是失望的飞走了，因为它看到的水中并没有他需要的小鱼或小虾，没有他栖息的水源滩涂，更没有他可以筑巢的大树，有的只是水泥森林……。我们为老鹳正名，呼吁鹳兮归来，并不单单是为了从洪洞迁走的先民的心灵得到安慰，使他们为后人留下的记忆更加真实，更是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在洪洞乃至山西的人们，为什么少数当地人也把鹳变成鸹？为什么年年迁徙的老鹳不肯回来？这只能怪我们人类自己。是我们不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利，使它们失去了赖以生活和栖息的大树、湿地，使它们失去了来此筑巢生息的可能环境。

鹳兮归来，也绝不只是梦想。黑鹳、灰鹳已成为濒危物种，但是在山西和周边地区，仍然有他们的不少踪影。可喜的是近几年得益于退耕还林，退田还湖，以及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及天人合一、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理念的逐步深入，老鹳生存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一些改善，老鹳归来了。比如在北京的潮白河峡谷、房山十渡，河北省的平山县、野山坡、北戴河海滩以及辽宁的盘锦湿地，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等地仍然有一定数量的灰鹳、白鹳在栖息。

最让人兴奋的是近两年在山西和顺县境内也有一群灰鹳在大松树上筑巢，在当地生活，使我们真正看到了硕大的鸟巢，看到了鹳鸟的群体生活，最令人兴奋的是鹳鸟已经回到了洪洞，每年在汾河湿地已经有了鹳鸟的活动，只是还没有大树，它们还不好筑巢。

洪洞县只有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保护生态，植树造林，维护湿地，终有一天，年年迁徙的鹳鸟也会与寻根的后代们一齐回来！

十一、“洪洞大槐树”是一种大规模徙民之后的根祖认同

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能够正确认识“洪洞大槐树”被广泛认同的这种历史现象，要注重田野调查，注重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决不能从史书到史书，从简略的字面上去理解。“洪洞大槐树”现象在中国移民史上并不是个例，比如在福建一带就存在一种“闽祖光州”的现象，福建不少姓氏的家谱中都记载着，祖上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在东南亚不少地方的一些侨民，在家谱、家乘中又往往把自己认作是泉州人，而在福建泉州又有一种“洛阳桥”现象，把自己的祖先认作是洛阳人。当然上述几种现象也引起过不少人的质疑，甚至也认为“闽祖光州”是受历史上王审知统治福州的政治影响，认为许多姓氏根本就不是固始人等等。

在历史上，有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把自己的祖上往帝王、名人的族姓靠的现象。但是普通老百姓，寻根问祖绝不会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故意出错，把别人认作祖宗，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姓氏。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全国，特别是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方的家谱、家乘中记载着自己的迁入始祖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绝大多数言之有据，而且这些记载和口口相传的说法，应该是更真实的历史。在全国罕见的出现“洪洞大槐树”以及“闽祖光州”等现象，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是强制性徙民，和集中徙民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

历史上强制性的、政治性的大规模移民，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移民的出发地比较集中。二是目的地也比较集中。只是通过移民这种运动，由甲地换到了乙地，“侨州侨郡”就产生了。三是移民往往是被动的强制的，是出于无奈的没有选择的，这就更容易引起他们对故土的怀念和依恋。四是大量的同一地方的老百姓，徙入一个地广人稀之地，很容易形成一种强势的共同的记忆和根祖认同。

“闽人称祖皆曰固始”现象的产生，与上述四个特征非常相似。唐末福建人口大幅度减少，全闽人口不过数万户而已，而入闽的光寿移民却高达数万人，仅随王审知一次入闽的固始人为主的中原移民可能就占了福建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一次大量的徙民进入才是“闽祖光州”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王审知独忧固始人”所导致，更不是什么冒称固始人造成的现象。

元末明初，河南的怀庆等府，由于连续的战争，加上明朝“靖难之役”的变故，人口大幅度减少和逃亡，户口十不存一，而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徙入之民成为了当地人口中的主体，所以在局部的一州一县，甚至一个府多数人口是徙民后代也很有可能。

所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之所以在河南、山东、河北的一些地方史志和谱牒等中大量出现，与“闽祖光州”一样，也有他必然的理由，容不得我们怀疑。

十二、明代山西移民的总体规模及对全国的影响

明朝洪武至永乐间的近50年中，从山西大规模移民，堪称历史之最，世界之最。

一是时间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这对山西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的确经历了一场徙民灾难，使近三代人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移走的人和留下的人都把这段难熬的时刻铭记在心，背井离乡之苦，散失亲人之痛，在50年中几乎形成了一种遗传基因，使子子孙孙也难以忘怀。50年种下的苦果，600年来终于结成了正果，这就是“洪洞大槐树移民”这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故事和奇迹！

二是移民的名目繁多。有让窄乡无田之民到宽乡耕种者；有发往凤阳为皇帝看守祖故、兴修皇陵者；有屯守边塞，以屯代军者；有罪徙京师为苦役者；有因是富户被迫离乡者；有官方强制性移民；也有流民自愿入籍恢复“户口”者。

三是移民量惊人。明代从山西徙民总的人口及户数，由于历史缺乏准确的统计，所以难以有非常精确的数字，但是从诸多史料记载的字里行间，以及当时全国、山西、河南、平阳、洛阳等地的户籍、人口分析，明初50年中从山西农户徙民约20万户，人口约80万人，军屯徙民约20万丁。如果加上流民附籍以及自愿屯田者，50年中明朝政权从山西徙民大约人口在100～150万人左右。我们从全国当时人口以及诸多资料分析，估计目前全国人口中大约有5000～6500万人系当时山西移民后代。所以对洪洞大槐树徙民的后代有多少，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因为就以徙走约150万人口计算，也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5%，这2.5%人口不可能繁衍出太多的人来。

在洪武及永乐50年间，山西移民对明代全国的农耕生产，京都建设，中原重建以及边塞守卫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使中原一带赤地千里的河南、河北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山西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地区，一是河南，50年中山西向河南移民约在50～100万左右，约占河南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河南一些州府甚至反客为主，徙民成为卫辉、怀庆等府的主要人口，所以河南目前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山西移民的后裔。其次是河北的怀德、东昌、大名以及长城附近的北平等地，这一代山西移民约50万人左右，这些地方应该有大量人口是山西移民的后代。影响较大的还有安徽的凤阳，从山西徙民约10万人。而从山西徙民最多的府州则是平阳、泽、潞二州，估计占全省移民的一半左右，约50～80万人。

十三、对洪洞弘扬根祖文化的若干建议

华夏文明起河东，洪洞是中国的“姓之源，史之初，国之根，文之源”，用舒乙先生为淮阳写的四句话来概括洪洞，因为洪洞“这本书”太古老，太深奥，太伟大了。舒乙先生说：“淮阳不论在行政划分上，还是重要性上，都是爷爷的爷爷。”我说河东包括洪洞，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国家的起源，又是中华民族的祖根，又是中国北方水利社会的标本，时至今日又是山西第一大县。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增强转变发展方式的智慧，增强洪洞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为此提出几点建议，供洪洞县委、县政府参考。

一是要加快洪洞伏羲女娲文化的挖掘。加快赵城娲皇陵的修复和建设，争取使之进入国家级的祭祀活动行列。

二是要点石成金。使洪洞大槐树祭祖园门口的“大根”名副其实。只要我们在园内利用现有的建筑物，搞一个“中华姓氏园”，向全国、全球公开征集各种家谱、家乘以及姓氏文化的书籍。要开馆陈列，以时祭祖，使中国三千多个姓氏，都聚集在“风姓”祖宗这个主根之下，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三是要搞几次姓氏文化博览会、评审会、研讨会。设立几个奖项、以吸引一大批作者参与，要使姓氏文化活动成为拉动旅游的一大动力。

四是在历山召开一次海内外舜帝后裔寻根问祖活动。推动历山文化的发展。

五是加大对洪洞各种庙会活动的挖掘、研究和整理，其中主要是广胜寺庙会，赵城侯村娲皇陵庙会，历山接姑姑庙会等。

六是加强对古村镇的保护，先对全县古村落、古民居进行一下摸底排查，研究以后的具体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