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刃杜鹃扮演者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阿来近影。

“一个作家的生活，首先就是与大学共同的日常。除此之外，于我而言，无非就是：读书、游历、鉴赏——艺术与美酒，还有写作。偶尔演讲，是‘与他人说’。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领悟，也以此与人交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归根结底，就是提升自己，丰富自己”。

这段话，是作家阿来的自况。

今年4月，记者去成都采访，去了阿来在四川省作协的工作室。满屋子的书，见证着阿来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忙碌。他说，看着虽然乱，但每一本书，他都知道它在哪儿，能够很快找到。

记者也目击了阿来的“出行记”，对阿来来说，行走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有的事。看山，看水，看花，下乡。无论在怎样的一种旅途，随身携带的，必然有书。

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自长篇小说《云中记》后，2021年，他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小说《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和随笔集《以文记流年》一前一后出版了。

《以文记流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云中记”、“读书记”、“出行记”、“怀人记”、“鉴赏记”、“品酒记”和“演说记”七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或许你还不了解的阿来的世界。这本散文集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

《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这是继该出版品牌在2020年出版全新修订版《尘埃落定》之后，再推出的阿来作品。

新出版的《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是阿来完成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前后，以小说中三个相关或未充分展开的人物为主角而生发、延展而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尘埃落定》的续章与扩延，并首度以“外篇”的概念和形式推出。

书中收入的三个“外篇”小说，在自成一个独立的虚构世界的同时，又与“主篇”《尘埃落定》形成深层的文本对话。书名中的“行刑人”和“银匠”，均为出自《尘埃落定》的人物。这些原本在《尘埃落定》中扮演着“次要人物”和“边角料”的角色，在作者阿来重新构筑的小说世界中，换了一副面貌——他们走到舞台中央，成为故事的核心和主角，发展起自己的故事，同时又与《尘埃落定》有着紧密联系。

【阿来的雪域高原：行刑人、天才银匠与智者】

成名至今，阿来依然一次次地书写雪域高原。

《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为《尘埃落定》中的三个相关或“次要”的人物立传，描绘他们各自传奇的一生。

《行刑人尔依》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尔依”的行刑人家族的故事。“尔依”在藏语中并无实际含义，只为表明行刑人作为土司家族世袭奴隶的身份特征。老行刑人尔依育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的口头禅是“太蠢了”。小说以行刑人父子间的关系变化，对人性与刑罚的理解的加深，重述他们眼中因争夺罂粟而爆发的“罂粟花战争”和“兄弟战争”，映射出土司政权的激烈争夺。最后，行刑人父子相遇，小尔依死在了父亲的挥刀之下，父亲也同归于尽，宣告土司家的最后一个行刑人逝去。

《月光里的银匠》讲述的是天才银匠的一生。作为土司的家奴，他被赐予“达泽”的名字。“达泽”在藏语中是“月亮”的意思。在老银匠启发之下，达泽的天赋被发现，他因不想为土司做银器愤而逃亡，后来却因爱上一个牧场姑娘而偷了银子。事情败露后，他的手被砍掉而死去。但后来流传的银匠的故事，都不说他的死亡，而是讲述他当初坐着自己锻造的月亮升到天上去的神迹。

《阿古顿巴》讲述的是一位“智慧的化身”阿古顿巴行走在路上的故事。他因罪而入狱，却因越狱发明了锯子而名声传播。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认定他为儿子的老妇人，他便待老妇人如母亲，为她乞讨，发挥善心，对方却始终不满足。故事的最后，阿古顿巴错失了爱情，老妇人死去，他再次踏上了孤独的浪游征途。

2020年是阿来长篇小说代表作《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20周年。20年来，这部作品畅销不衰，好评如潮，累计销售达数百万册。小说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崩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饱满、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如傻子少爷、土司太太、侍女桑吉卓玛、银匠、行刑人尔依等。而早在1994年，阿来《尘埃落定》创作完成之时，他觉得一切趋于平静，以为有关《尘埃落定》的创作暂告一段落。但到了来年春天，如他在《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一书的序中所写道：“万物萌动，精力恢复，我发现自己还沉浸在《尘埃落定》的情境中间，那些人物继续与我纠缠。特别是当初文本中我想要多写，但考虑到要使小说结构均衡，没有充分展开的那些人物。”于是，阿来再写了行刑人，再写了银匠。这两个中篇小说，一长一短，构成了《尘埃落定》中那片雪域高原上灵魂震颤的余音。

“完成时已是冬天，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故事的。此时，尘埃才算完全落定了。” 阿来说。

除此之外，小说《阿古顿巴》满溢想象，是阿来初入小说世界，“对故事可能性探索”的作品。作为小说家的阿来，大胆从民间故事中汲取精华，并将这一智慧的传说人物故事化、小说化，创造出一个笨拙而善心的智者形象。阿来重新发明和创造了阿古顿巴这一角色，这一角色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与此同时，与“外篇”中的行刑人、银匠一样，这些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发展出“自身的意愿”，如阿来所言——变得“主动”和“自作主张”，继续对阿来的创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在阿来的文学创作版图中不断生长。终于，到了《尘埃落定》，他蜕变成那位有着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因此，不少研究阿来作品的评论家指出：“阿古顿巴就是《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的雏形。”

这些“外篇”作品，与“主篇”相互映照，相互生发，共同勾画出土司制度崩溃前夜之立体图景。在彰显文学自身的无穷魅力的同时，也显示出一部小说的丰富可能性。它们既有在创作时间上先于或晚于《尘埃落定》的作品，也有在从《尘埃落定》中直接或间接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些多维度、多层次的作品，映射和塑造出一个“大写的《尘埃落定》”。

罂粟花战争中陨落的行刑人，从月光里走出的天才银匠，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智者阿古顿巴……这些“外篇”人物，闪烁着各异的光芒，如同一个个从《尘埃落定》的雪域高原上走失的人物，三颗“巨大的尘埃”，跨越时空的距离，重新汇聚、结集、飞扬、降落，重塑一个时代尘埃起落的寓言。据了解，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还将在近期继续推出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系列作品。该系列作品与《尘埃落定》也有着密切的传承联系。

阿来在《尘埃落定》代后记《落不定的尘埃》一文中所写道：“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

这些自《尘埃落定》而来的回响不断的余音，可被视作阿来“尘埃永不落定”之作。这令人不得不期待，自《尘埃落定》飘来的微小的时代尘埃，将经由诗性灵动的文字，不断放大，再放大，飘向更远的远方。

巴朗山。阿来 摄。

巴朗山上的绿绒蒿。植物的世界一直是阿来喜欢的。阿来 摄。

【阿来的成都：他对杜甫发出的这一声“哦”】

《以文记流年》中的《读书记》，阿来读的是诗人杜甫与锦官城。

《旧唐书》说：“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阿来写道，杜甫在经历了“一岁四行役”的颠沛之后，终于到达成都。成都也确实对他张开了温暖的双臂。一家人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里。寺庙，在古代常常成为风雨羁旅中人们的安身之所。

“彼时的成都，由三部分构成：大城、少城和州城。三个城互相连接，一个套着一个，所以叫层城。三城里头都满是漂亮的房子。“季冬”，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农历十二月，在今天的公历，已经是来年的一二月间，是大地回春的时节。经冬不凋的草木已经有新绿萌动了。哦，作为天府之国中心的有名的成都，真是美得名不虚传。”

阿来借杜甫的眼睛看成都，美得名不虚传，于是，发出了一声热情洋溢的“哦”。

对来到成都的诗人杜甫，阿来也有那一声惊叹的“哦”。

先摘录阿来在《以文记流年》中的一段文字——

公元759年腊月。唐朝。

国家动乱未已，人民颠沛流离。一个形色憔悴的中年人行走在古蜀道上。

越过秦岭后，山色苍翠些了，风还冷，却多含了些滋润的水汽，脸上干燥皲裂的皮肤也没有那么紧绷了。山路一直往下，脚步也轻快了许多。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要书写的这个人来说，自然风景的美丽也会给他带来巨大安慰。

这样行走了一天，两天，三天，本来渐渐低矮的山势突然高耸，裸露的岩石拔地而起，绵延数里，壁立眼前，一条狭道蜿蜒而上。无需人告诉，他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剑门关了。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着入蜀路上这道剑门雄关，触目之景，立即就转换成描绘性的诗句在脑海中映现：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这天夜里，他在驿站里将这首诗记录下来，诗题就是《剑门》。

他知道，越过剑门关口，他就要进入此行要去的地方，就要进入真正的蜀国了。按常理说，翻过秦岭，来到秦岭南坡，也就是到了蜀国了。但在唐代，行政区划跟今天有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目的地，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地方。所以，他要越过了剑门关，站在关门之南，才算是真正到达。

这个人就是杜甫，当时就以诗才闻名天下，在后世，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将显得越发高大。他不是一个人在路上，而是带着一家五口：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也有资料说，还有杜甫的一个弟弟送这一家人入川。

很多年后的南宋年间，诗人陆游也从这里进入四川。他在诗中没有描摹剑门关的雄姿，而是抒发自己的豪壮而又落寞的心情：“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以上，是阿来本书的其中一篇《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中的一段文字。

我们读出的，是一个《尘埃落定》、《云中记》等小说文体之外的，另一个深情人阿来。

成都是阿来的城，当然，成都有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初成于公元760年的春天。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雨水敲窗的声音，听到雨水落到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成都人不像前人还能听到雨水落在屋顶青瓦上的声音了。那是天空与大地絮絮私语的声音。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中国人读唐诗时必然诵读的篇章之一《春夜喜雨》。”

阿来说，他也为成都写过一本书——《草木的理想国》，而在这样的春夜，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杜甫写的成都诗，与诗人静静对话。

不出远门的时候，阿来大多数时候都呆在成都，或者家中，或者四川省作家协会的阿来工作室中。

成都，是日常生活的他的成都，也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成都。

阿来爱诗。他有一个“偏见”，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评价不高，远远低于我对中国诗歌和散文的热爱。”

何以爱杜甫，我们可以随着阿来的诗歌阅读，追溯到这一条流脉。

在这部《以文记流年》中，我们发现，阿来是喜欢《诗经》和《楚辞》的。他说同《诗经》中来自十五国的民间歌唱，关于爱情，关于风习，关于战乱，其中包含的意义，要从儒家那里获得理论支撑或解读。而《楚辞》中有关现实的忧患离乱，瑰丽想象中的浪漫世界的展现，也无非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挣扎。“道德的路径是明了的，国家治理的路径也是明了的，但实行起来，却总是艰难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千差万别的人。”阿来的骨子里，还是有这样的书生意气。

在去李庄的一路上，阿来手不释卷，他在读一本线装版的杜甫诗集。在一众古代诗人中，阿来爱岑参杜甫李商隐几位唐朝诗人，而对杜甫的热爱，似乎从人到文，阿来对之都有一种深切的认同感。

唐朝诗人杜甫，是他倾注了感情的一位诗人。

“那时的杜甫，拖家带口，只为在烽火连天的战乱世界中为自己、为一家人寻找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地。他和同时代那些有名的诗人李白、高适、岑参等人一样，并不满足于只以诗才名世，他们都有忧国之心济世之志。有人多少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有些人却命运多舛。”

“我不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人，但在成都春深、杜鹃花开之时，听闻浓荫深处传来杜鹃的啼叫，就会想起这首《杜鹃》诗，有时会忍不住热泪涌动。使杜甫再拜的是望帝之魂，使我泪流难已的，是杜甫优美深情的诗篇。”

这是成都人阿来的深情。

成都去李庄的路上。张瑾华 摄。

【阿来的李庄：一个“士与绅的最后遭逢”的地方】

喝酒，谈文学，四处走动，是阿来的生活方式。

在《以文记流年》这本书中，阿来多次写到了四川李庄，一个长江边上的小镇。

今年4月，记者有幸与阿来同车从成都赴李庄，一起参加一个《十月》杂志的文学活动。而李庄，在阿来的《以文记流年》中，称之为一个“士与绅的最后遭逢”的地方。

为什么独独是李庄，一下子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抗战时期就来了这么多学术机构？而且，当时同济大学的到来，是由李庄的大户人家联名主动邀请来的？阿来觉得，这里头一定包含了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在阿来的阅读中，他对四川自古以来的读书人颇感兴趣。

在这部新出版的《以文记流年》中，阿来也提到了四川读书人。四川眉山出了三苏，新都有杨升庵杨家。他们都是绅家出来的士，一门出了好几个进士，显现了耕读人家的存在价值。乡绅人家，两件最重要的事，除了耕作就是读书。阿来认为，苏东坡的文化性格是川人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代表。在朝中任职，忧国忧民，积极为治国安邦建言献策，坚持操守，虽遭贬谪也不改其志。

“在我看来，李庄故事里的两个方面的主角，恰巧是中国的上千年传统社会结构当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中同时露面，在中国文明史上最后一次交汇。”这是阿来的观察。

阿来说，士就是读书人。读书有成，参加科举成功，就加个人字旁，就成了“仕”，做官了。这个字说明，官是读书人出身的。很多时候，士就是从绅这个阶层中培育生长出来的。

“即便到了民国年间，到了同济，史语所、营造学社等中国最高级的学术与教育机构来到李庄的时代，士与绅两个阶层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几乎就是社会的中坚。

这是书生阿来多次去李庄后，对李庄这个中国小镇的解读。

《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书摘

土司时代

这个时代现在看来是一个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如果和此前的时代进行比较的话，那可是一个好的时代，是一个看起来比现在有意思的时代。

土司时代开始的时候，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连众多的大神小神的系统都土崩瓦解了。每一个村子的神，每一个家庭的神灵都在某一天消失了。大家都服从了土司认定的那个来自印度，那个白衣之邦的佛陀，以及环坐在他莲座周围那些上了天的神灵们。神灵们脸上都带着对自己的道行充满自信的神情。

土司时代，木犁上有了铁的铧头，更不要说箭镞是多么锋利了。

还是这个时代，有了专结甜美果子的树木，土地也好像比以前肥沃了。有传说说，那个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能结十二个穗子的青稞。

第一个土司不仅仅是个马上的英雄。他比聪明人多一个脑袋，比一般的人多两个脑袋，比傻子多一百个脑袋。其他创造我们不去说它，就只说和我们要讲的故事有关的吧。他的一个脑袋里的一个什么角落里动了一动，就想出了把人的一些行为看成是错误和罪过。他的脑子又动了一动，便选出一个男人来专司惩罚错误和罪过。被选中的这个人是个红眼睛的家伙，但是不叫尔依。土司时代刚开始的年头，土司往往说，去把那个家伙的舌头割了。因为这个人竟说土司时代没有过去的酋长时代好。土司又说，去，把那个人的膝盖敲碎了。因为这个人以为另一个土司的领地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幸福，而动了像鸟一样自由飞走的念头。行刑人就用一只木槌把那个膝头敲碎了，声音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清脆动听。土司对那个蜷缩在地上的痛苦的人说，你本来是个好人，可这一来，你的心地再也不会好了。没有脚的东西，比如蛇，它的心地好吗，它就是没有脚，不能好好走路，心地就变坏了。算了，坏了心地的人留着没有什么好处，来人哪，把这个坏了膝盖的家伙杀了算了。于是，行刑人放下敲东西的木槌，挥起一把长刀，嚓！一声响，一个脑袋就落在地上了，脸颊上沾满了尘土。

这些都是土司时代刚开始时的事情。也就是说，那是在一个阶段上必然发生的事情。后来，不用再拔寨掠地，土司就把各种罪行和该受的惩罚都条理化了。所以，土司时代又被一些历史学家叫作律法时代。土司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对于土司，不要问他睡的是自己的女人还是别人的女人—就是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条律法，拍拍手掌，下人闻声进来站到床前。土司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叫书记官来。书记官叫来了，土司说，数一下，本子上有好多条了，好家伙，都有二十多条了，我这个脑壳啊。再记一条，与人通奸者，女人用牛血凝固头发，杀自己家里的牛，男人嘛，到土司官寨支差一个月。

好吧，还是来说我们的行刑人吧。

后来的人们都说，是行刑人噬血的祖先使他们的后人无辜地蒙受了罪孽。岗托土司家的这个行刑人家族就是这样。行刑人家族的开创者以为自己的神经无比坚强，但那是一种妄想。刀磨去一点就会少去一点，慢慢地，加了钢的那点锋刃就没有了。他们那点勇敢的神经也是一样，每用一次，那弹性就会少去一点，最后就到了一点弹性都没有、戛然断掉的时候了。这种事情很有意思。

刚有岗托土司的时候，还没有专门的行刑人家族。前面说过，那个家族的开创者是个眼睛红红的老家伙。第一代土司兼并了好几个部落，并被中原的皇室颁布了封号。那时，反抗者甚多，官寨前广场左边的行刑柱上，经常都绑着犯了刚刚产生不久的律法的家伙。当时，主要还是用鞭子来教训那些还不适应社会变化，糊里糊涂就犯了律条的家伙。莎草纸手卷上写道：这个时候，要是晴天里有呼呼的风声在那些堡垒似的石头寨子上响起，就是行刑人又在挥动鞭子了。鞭子的风声从人们头上刮过时，那种啸声竟然十分动听。天空蓝蓝的，呼呼的声音从上面掠过，就像有水从天上流过。这种声音增加了人们对天空，对土司的崇敬之情。那个时候，土司家奴们抽人都不想再抽了，那个眼睛血红的家伙也是刚刚叫别人给抽了一顿，身上皮开肉绽。他是因为那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土司，叫土司感到不舒服才受刑的。受完刑，他也不走开，还是用血红的眼睛看着土司，用低沉的嗓音说，让我来干这个活，我会干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好。土司说，好吧，叫这个人试试。这个人接过鞭子，抻一抻，就在空中挥动起来了。他挥动鞭子并不十分用力，但空气都像怕痛一样啸叫起来，就不要说给绑在行刑柱上的人了。鞭子在这个自荐者手中像蛇一样灵巧，每一下下去都贴心切肉。土司说，很好，你是干什么的。

“下人是烧木炭的。”

“叫什么名字？”

“不敢有自己的名字，等着土司亲赐。”

“知道这样你就是我的家奴了吗？”

“知道。”

“我把你们这些人变成了自由民，你又想当奴隶。”

“下人就为土司惩治那些不守新规矩的人，请你赐我名字吧。”

“你就叫尔依了。”

“可以请问主子是什么意思？”

“既然要当奴隶，还在乎一个名字有没有意思。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就是古里古怪的，和你这个怪人不相配吗？”

这个已经叫了尔依的人还想说什么，土司一抬手，把那句话从他嘴边压回到肚子里去了。土司叫道，书记官，拿纸笔来记，某年月日，岗托土司家有了专司刑罚的家奴，从砍头到鞭打，都是他来完成，他的家族也要继承这一祖业。行刑人不能认为自己和别的奴隶有什么不同，不准随便和土司或土司家的人说话，不准随便放肆地用一双狗眼看自己的主子。如果平时拿了我们的权威的象征，也就是刑具到处耀武扬威的话，砍手。

（对阿来的这两本书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爱读”小程序，阅读更多精彩书摘内容。）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