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襟电视剧中三风的扮演者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简略回顾了万荣薛氏家族从起源发展、崛起壮大、辉煌繁盛以至于归于平淡的整个过程，也大致盘点了这个家族史上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也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厘清，还有进一步辨正的必要；甚至有些问题今天也还不能得到完满的答案，尚有待于继续研究解决。因此，笔者在此将这些存疑的、争议的、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一一列出，并求证于有关专家。

一、薛氏身份问题辨正

关于万荣薛氏的出身问题，基本上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继承了历代史家的说法，将这个家族置于黄帝世系之下，认为他们是西汉薛广德后世，与山东兖州薛氏一脉相承。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万荣薛氏源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种观点以陈寅恪、周一良诸先生开启源头，目前学界一些研究河东薛氏的专家继之，代表者如许蓉生的《河东薛氏研究》，侯纪润的《河东薛氏研究》以及梁晴女士的部分成果。第三种观点也认为薛氏是少数民族后裔，不过他们认为薛氏应是北方鲜卑族叱干氏之后。因此，万荣薛氏的原始身份值得探讨。

在笔者看来，第三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叱干氏变夷为夏，改称薛姓，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事情。而早在此之前，就已有“河东蜀”、“薛蜀”之称；到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大改胡姓为汉姓时，汾阴薛氏已经是“河东茂族”了。同一年，孝文帝还主持了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将一批鲜卑贵族大姓和传统的汉族大姓列入“郡姓”，汾阴薛氏当时就已经因为其崇高的声望和巨大的家族影响力被列入河东郡姓。事实上，当时孝文帝对薛氏列入郡姓是持保留态度的，但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薛氏，蜀也”，也就是说薛氏“非汉非虏”，不能列入郡姓。薛氏既非“虏姓”，那么认为他们是叱干氏的后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①

那么，万荣薛氏是否真如孝文帝所言，属于“蜀人”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在当时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通过薛聪等人的努力，河东薛氏作为汉族门阀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同，否则，薛氏也不会堂而皇之地进入河东郡姓。但近世以来，却 有一批学者相继对此持疑。陈寅恪、周一良先生在论著中只是认定万荣薛氏的原始身份应属蜀族，或蜀地某一支少数民族，论证似嫌不足。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薛氏属于蜀人身份这一观点的应为许蓉生、侯纪润等先生。他们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组织结构上看，当时的薛氏族群被称之为“部落”，首领称为“宗豪”，这应该是少数民族的社会单位，甚或有军队色彩，与中原文化不符；其二，薛兰子孙薛永、薛齐仕于蜀汉一事，完全不见于任何记载，即使《三国志》所附《季汉辅臣传》中也不见记录，这是不正常的；其三，兖州薛氏是一个诗礼相传的家族，历代多有名士，如薛广德是经学大家，其后人薛汉在东汉诗坛也有一定地位，而河东薛氏直至北魏初年，绝少学术文化人士，却多有武勇粗豪之辈，前后家风判若云泥，与传 统世族大相径庭。

但在笔者看来,以上观点都值得商榷。

第一，从王莽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的动荡，聚众凭险而自卫的“坞壁”就已经大量出现，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拥有私人武装的豪强地主还比比皆是。虽然光武帝刘秀曾采取“度田”等措施予以钳制，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乐观，在大地主的田庄里, 被称为“部曲”的私兵仍然大量存在这些拥有私人武装的豪强地主，或称渠帅、或称兵长，无疑具有某种军队的色彩。在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称“长”、称“帅”者又何啻百计！兖州薛氏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支豪强地主，拥有私兵也是很正常的。他们将原有的组织结构移植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再入乡随俗，建立起以“部落”为形式的准军事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无足为怪的。再者，薛氏迁入蜀地，被任为巴、蜀等地的地方长官，其依托的力量，只能是当地的蛮夷部落，正如“岳家军”、“戚家军”并不都是岳氏、戚氏子弟一样，薛氏家族也不会因为其首领为薛氏而完全改变其原有的“部落”这一组织形态。

第二，薛氏未能被载入《三国志》甚至《季汉辅臣录》，似乎也不能成为否定薛氏曾经入蜀的理由。后人评价《三国志》一书，认为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资料不够全面。因为陈寿著述的时代靠近三国，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可资利用的成果较少；同时，因为国家甫定，彼此之间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难以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以上原因都造成《三国志》内容上的缺陷。特别是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史料是尤为缺乏，《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薛氏未能入史，应该说是有因可循的。台湾毛汉光先生在分析当时史料中未记载薛氏的原因时，认为是因为“（《蜀书》）甚少传记地方级官吏，而《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记载，又选择德行高操之人之故”。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中肯的。

第三，再从门第家风这个角度上来看，万荣薛氏确乎给人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感觉。万荣薛氏以军功起家而以武力见长，与以诗礼传家的兖州薛氏似乎风马牛而不相及。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薛氏所处的环境，却又是合情入理的。薛氏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约212年前后）入蜀，到三国晚季迁回河东，再到北魏初年崭露头角，这170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多少人投笔从戎，以期立功名于马上，天下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几，要求一个家族不断延续其诗礼相传的门风，不免太苛责了。而薛氏背井离乡，两次迁徙，其间所经历的坎坷辛苦更非一般家族所及；入蜀则处于风化未开的巴、蜀之地，入河东则又处于群胡环伺、当地士人蔑视的险恶环境；好不容易家业粗定, 继之而来的又是永嘉之乱，群雄蜂起，变乱动荡的形势尚使人自保不暇，埋首于子 曰诗云之中不免是一种奢想。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薛氏子弟仍然自强不息，在存亡续绝中保持了家传的门风不堕。薛兰以后仅隔三代，西祖的薛强就因胸怀“军国筹谋”而“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其子薛辩“俶傥大略”，其孙薛谨“高学博才”，特别是薛谨在河东大力推行教育，成为当地儒风的“更兴”者，至此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家传门风的回归。在此之后，万荣薛氏在学术文化上代有英贤，与其先辈相较已殊无愧色，此处就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战乱频仍、“儒雅道息”，且当地士人对外来的薛氏排斥蔑视的环境之下，如果不由家传，北魏之后薛氏诗礼相传的家风又由何而来呢？只能说，战乱的主题使薛氏家族在文化上的含金量弱化到了极致，使后人只能看到其武功上的建树而已。

薛氏不可能出于虏姓或蜀姓还有几个旁证。

一是兖州薛氏的传世。就常理而论，兖州薛氏作为有汉一代的诗礼大家，如果后祀不绝，史书上断无不加记载的道理，特别是魏晋隋唐非常讲究门第出身的时期。但截至目前，无论是正史资料还是其他的文献资料等，均无兖州薛氏在汉朝之后的记载。特别是笔者所见的100余通关于薛氏人物的墓志碑铭，甚至没有一处关于兖州薛氏的记载，这是很奇怪的。那么就只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个家族真的绝祀，后代失传。但从现有资料看，薛兰应该是死于战场之上，而非整个家族遭到了屠戮，所以整体消亡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即这个家族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万荣薛氏的横空出世正好就是这种可能性的最佳注释。

另一个旁证就是西祖五房中薛瑚、薛昂的名字。兄弟二人一字破胡、一字破氐, 如果不是出于捍卫民族正当性的考虑，则无从加以解释。侯纪润先生认为这是薛氏出于对抗周边地区胡族、氐族势力的目的而起的名字，但又说薛氏曾屡屡与卢水胡的力量联手，反抗北魏的统治，这就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了，也不能解释薛强在对待苻坚招降时的强硬态度。

第三个旁证，是历史上万荣薛氏的家族人物甫一登台亮相，就表现出相对成熟的文明气质。别的且不论，最简单的例子，是每一位人物都有名有字。如薛强，字威明；薛辩，字允白。而反观鲜卑族出身的薛氏人物，一世曰野䐗，二世曰虎子，名字上 就透露出一份粗鄙之气。如果万荣薛氏出身于边鄙之地尚不开化的蜀族，这种文化上的成熟首先无从解释。

最后一点，就是汾阴薛氏对汉族统治势力一以贯之的迎合态度。从史传中可知，早在永嘉乱起，南祖的一部分人物如薛弘敞等就举族迁往江东；到了东晋桓温北伐，薛强等又曾主动依附；及至刘裕北伐时，薛氏的西祖、南祖更是整体归降。如果薛氏是出于虏姓或蜀姓，似乎完全可以超身事外，而不应对汉族政权的正朔如此忠心不移。

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读史鉴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石、苻氏者数十年。姚兴称帝于关中，礼征薛强，授以将军之号，遂降兴而导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中夏，经营于锋刃之下，贻子孙以磐石之安，衣冠之泽，而子孙陨落之也。虚名小利而动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气，怨惆于幽，而子孙或且以为荣焉，有如是夫？”又说：“俟之俟之，隋兴而以清白子孙为禹甸 之士民，岂遽不可？然而终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历世之流风以坠！”由此观之, 其一，王夫之对薛氏早年保持其民族独立性的褒扬与其后转投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惋惜遗憾之感并而有之，至少说明，王夫之等辈认同薛氏的汉族身份；其二，至少在明清之季，人们并不置疑薛氏的汉族身份。所以，笔者认为应以王夫之的见解为是。

二、薛氏“三祖”问题辨正

万荣薛氏历来有“三祖五房”之说，这一观点正史始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但从目前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已经多处出现类似提法②，说明“三祖五房”之说不谬。特别是“三祖”一说，其实从北朝时期的各家正史中已经可见端倪。如《魏书》关于薛辩的记载中就说：“（辩）祖（薛）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可见万荣薛氏分化为北祖、南祖、西祖是有史可征的。但其中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 三祖的分立和聚合问题。《魏书•薛辩传》记载：“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似乎“三祖”一度分而复聚，但同时期的《宋书.薛安都传》中则记载：“（安都）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却又说明，至少到了薛广一辈，南祖还掌握着相当数量部族的控制权。如果说《魏书》作者与“三薛”始祖生活的时代比较接近，所记无误的活，那么唯一可能的情况就是三薛在聚合后再度发生了分化。或许当时南、北两祖首领的能力不足驾驭其手下部众, 于是薛强暂摄三营，到了下一代薛广时，南祖、北祖的后人再次取得了部族的统治权。这一点，《魏书.薛辩传》也似乎从侧面予以了证实：“（薛）强卒，（薛）辩复袭统其营……（薛）辩稍骄傲，颇失民心 ……”由此可见，由于薛辩主观上的失误, 薛氏再次发生分化是很可能的，薛广“为宗豪”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从薛氏家族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三祖”的后代是并行发展的，至少西祖、南祖两支是泾渭分明，互不相杂；其二，随着南祖一支的大量南迁，如曾任秦州刺史、安邑侯的薛弘敞避乱襄阳，薛安都等人的叛逃南 朝，以及北祖一支的不知所踪，薛氏部族的力量最终汇集到了西祖的旗帜之下，导致了薛氏西祖在河东地区的一支独大。从部分薛氏人物的墓志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到第三条结论，就是西祖与其他支脉、特别是与南祖一脉的关系并不融洽。如现存两通龙门薛氏后人的墓志，薛岳墓志对其先世传承语焉不详，另一通《瀛州文安县令王府君周故夫人薛氏墓志》又在竭力撇清与汾阴薛氏的关系。从常理来推测, 龙门薛氏应该是南祖后人，与薛仁贵同属一脉。他们的回避只能说明，他们不愿意染指于以西祖为主流的汾阴薛氏，即两支的关系上存在着某种纠葛。如果我们联系 历史的故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薛安都、薛永宗起兵反魏时，西祖一脉毕竟站在其对立面，同宗同源的兄弟反成了对手，这种历史积怨是难以化解的。另一方面，由于西祖在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掌握着这个家族的最终话语权，南祖虽然功业同样显 赫，但在文化上却处于绝对劣势，惹不起，绕开走，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现象，也给后人确认龙门薛氏的源流造成了一些困难。

2. 北祖一脉的归宿问题。北祖一支在薛氏的发展史上最为寥落，除了北祖始祖薛恢之外，其他人物史书上则一概付之阙如。有资料将薛循义等支脉不明的薛氏人物统归于北祖，依据不明③。倒是两通唐代薛氏人物墓志的发现，将薛氏北祖一支的 研究重新带入了柳暗花明有境地。其一是唐代薛义墓志，其中指出，薛氏“三族仕魏，蝉冕登朝”，说明北祖一脉仍然是相对独立的，甚至在北魏时也曾有人物出仕为官；其二就是唐代末年的薛伟墓志，明确承认自己属于薛氏北祖薛开（即薛恢）的二十余辈后代，且为汾阴人，还在万荣一带生活。既然薛氏北祖的后人直到唐代晚期还在繁衍发展，何以史书上长期不见记载呢？以笔者之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这一支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其发展的状况的确乏善可陈，无从记述；第二种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载录于史。如果是后者，唯一可能是犯下了 “大逆”之罪，使这个家族感到蒙羞，干脆避讳了之；直到唐代后期，时过境迁，他们的后人才站出来，认祖归宗。倘若真是如此，北魏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薛永宗就可能属于北祖一脉。从薛永宗起义时以汾曲（在今山西新绛一带）为根据地的情势分析，说明他在此地拥有一定的人脉资源，汾曲恰好在汾阴之北；协同他起义的另一人物薛安都南下弘农（今河南灵宝），也和其南祖所处的方位对应；而对抗他们起义的西祖薛洪祚控制了河汾渡口，又正好处于西方，所以薛永宗为北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历代统治者眼里，薛永宗的叛逆与薛安都的叛逆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薛安都在南朝势穷末路时复降北魏，尚可谓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又是举地归降，带回了北魏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大片领土；而薛永宗却是死硬到底的叛逆者，起义失败，决然自尽，这种自绝于统治者的下场当然是罪不容赦，不见诸于史册也就很正常了。

同时，根据《魏书》关于北魏末年薛凤贤再次起兵于正平（今山西新绛）的记载，笔者进而大胆推测，薛永宗死后，追随他的北祖部属很可能并没有完全覆灭，而是在接受了朝廷的招抚后仍然生活在故地。到了北魏末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支薛氏族人再一次揭竿而起，发动了起义。否则，就不能解释七八十年间两位薛姓首领在同一地区先后起兵造反的原因。这个推论如果成立，那么薛凤贤就可能是继薛永宗之后又一位北祖的首脑人物。据《北齐书.薛循义列传》, 薛凤贤起兵后不久，迫于形势，又归降了北魏，并被封爵授职。但其最后结局如何, 却不得而知。不过从与薛凤贤相进退的薛循义曾被北魏权臣尔朱荣拘禁于晋阳的记载来看，薛凤贤归降后的光景也未必乐观。

薛义墓志铭中另外又说：“（薛氏）三族仕魏，一叶离秦。”④可见薛氏“三祖”中有一支是离开了原住地，选择了出走他方。因为南祖、西祖两支直至隋唐时期主要还活动于河东汾阴一带，选择出走的无疑只能是北祖一支。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 的统治者加强了对这支反复无常的薛氏势力的压制，最终导致了他们大规模的出走。再联系历史上薛举之父薛汪迁往金城、薛世雄先辈迁往敦煌以及薛莫曾祖薛贞迁往凉州等一批薛氏族人整体上向西北迁徙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三个结论，其一，这些出走的薛氏人物应该都是万荣薛氏北祖一脉的人物，也就是说，历史上享有大名的薛举父子、薛世雄父子等很可能是薛氏北祖的后人；其二，薛氏北祖迁徙的方向主要是西北地区；其三，薛氏北祖大迁徙发生的时期主要集中在隋朝之前近100年的时间里，其上限正好在薛循义、薛凤贤反魏起义失败之后，这更坐 实了薛凤贤属于北祖的推断。

3.“三祖”的居所问题。万荣薛氏迁回河东不久，就分为北祖、南祖、西祖三支, 划分的依据现在已无从蠡测，但以所处方位来划定范围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薛氏北归，所领部众多达5000余户，已经超过了当时许多州郡的户数，所以他们并不可能聚居于汾阴一隅之地⑤。薛氏家族为了强化对部众的管理，以三子分别为首领，以地理方位为限各领一支，这样才能与“三祖”之说对应。再从《魏书》的原始记载只有“三薛”之称，而无“三祖”的说法来看，笔者进而认为，万荣薛氏分立之初，也不会 明确将自己分为南祖、北祖、西祖，“三祖”的称谓应该是后人为方便叙述计，着眼于地理方位派生出的一种说法。《魏书》成书于北齐，而“三祖五房”始见于唐代墓志，所以“三祖”之说最早也只会出现在北周到隋代这一时段。也即是说，“三薛” 分立在前，“三祖”定名在后，地理方位是其命名的唯一依据。

那么，这“三祖”当时是怎样布局的呢，笔者不揣冒昧，试予分析。

从当时的史料看，多称迁回河东的蜀人为“河东蜀”、“汾蜀”、“绛蜀”、“正平郡蜀”，可见这些蜀人的分布当是以汾河为轴线渐次展开，而又以绛郡、正平郡最为密集。薛氏在诸蜀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称“蜀薛”。汾阴一地既然不可能容 纳其势力，则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势必要安置于其他区域；而汾阴又处于汾水流域之最南端，所以这部分部众应该分布在汾阴之北的绛郡、正平（今运城市稷山、新绛）等地，汾阴极可能只是薛氏的大本营或曰“总部”。仅据北魏《薛凤规造像记》所记，北魏至隋初，生活在稷山县三交村一带的薛氏族人就有20余位，有力说明当时的薛氏并非全部居于万荣县，而是有相当部众居于万荣县以北地区。唐代的薛伟自称北祖之后又称是汾阴人，很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居住于万荣县境的北部沿边地带, 从而在支脉上从属于北祖。

从以上分析出发，薛氏三支力量的基本布局应该是：散布于汾阴之北的薛氏部众，为薛恢、薛永宗、薛凤贤、薛凤规及其他历代头领所辖，称“北祖”薛氏；汾阴县境的其余部众，一支居于河汾交界地带，邻近汾阴县治，又在汾阴县境的西端，称 “西祖”薛氏；薛氏的其余部众，活动“西祖”薛氏的东部，但相对于“北祖”而言, 又被称为“南祖”薛氏。具体而言，北祖薛氏的中心，应该在今天山西的新绛、稷山；西祖薛氏的中心，在今天万荣县荣河镇、临猗县孙吉镇一带；而南祖薛氏的中心，应该在今万荣裴庄乡一带。

笔者这一推断，既基于对前代的史料分析，也是基于薛氏南祖、西祖世系的家族墓葬地这一不可更易的事实。北祖一支如前文所陈，不再详述。我们这里重点分析南祖和西祖两支。

先来看南祖一支。

我们知道，古人对于墓葬地的选择是十分重视、也是十分慎重的。归葬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故里或祖籍地，因为这符合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就目前所知，分布于万荣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薛氏家族墓地，以南祖一支为多。分别位于运城市万荣县、夏县、河津市、盐湖区等地，但其中最早的一个墓葬，是位于万荣县裴庄乡东孙石村的薛真度夫人孙氏墓。据其墓志铭，薛真度也应该埋葬在这里。而我们又知道，薛真度父亲薛弘敞时，即迁居南方，后又追随薛安都活动于南朝长达20多年，公元465年才归降北魏。北归后活动的地域也多限于黄淮、江淮地区，和万荣故里发生关系极少，但他身死后却归葬于万荣裴庄乡，只能说明这里是其祖籍地，也应该是南祖一脉的中心活动区域。因为在古代，葬制是非常规范的，如《礼记.檀弓下》就说：“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也就是说：“人亡故之后，应该埋葬在住所的北方，死者的头也朝向北方，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制。”如果结合这一葬制，那么南祖活动的区域应该与薛真度夫妇的墓地不远，无疑就在万荣县裴庄乡及其南部一带。据有关资料，薛真度妻子墓地在当地被称为“薛家墓”，万荣县光华乡至今还有这片陵墓的后人，他们无疑是南祖一支的正宗后裔。

前文说过，唐代薛氏南祖一脉的发家地为“绛州龙门”，即今天的河津市，隋唐及其之前还有大量薛氏人物也生活在河东龙门。而从地理方位上看，万荣县又以孙氏墓地所在的裴庄乡距河津市为最近，东孙石村更位于汾河之畔，薛氏南祖从这里北迁龙门极有可能也极其方便，所以，万荣县裴庄乡一带在北朝时为南祖的势力范围当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包括薛仁贵在内的河津薛氏是汾阴薛氏的后人也毫无疑义。但从唐代薛仁贵家族慕葬地的分布来看，南祖似乎已经不将这里作为家族的重地来经营，如薛楚玉葬于盐湖区的三路里村，薛嵩葬于夏县的水头镇，薛平葬于万 荣县高村乡，距万荣裴庄乡都有相当距离；据有关资料，薛平更将其家庙修建于夏县的水头镇上，其中的奥秘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考查。

我们再来看西祖一支。

薛氏西祖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瀵上五门薛氏大房”，得名的缘由大可从“瀵上”这个字眼上去考虑。既然称作“瀵上薛氏”，其活动的中心地带当与瀵魁泉相去不远。从前文可知，瀵上即淡水上，或“瀵魁泉”上。据《荣河县志》，“今荣河南 赵村有瀵魁泉”，其故址在今天临猗县孙吉镇的南赵村。南赵村及所属的孙吉镇历史上一直是万荣县的一部分，与汾阴县城的故址（今万荣县荣河镇西十五里汾河南岸）仅隔数里，1971年才划归临猗县。南赵村既与汾阴县城接近，又地处在黄河沿岸的低凹处，黄河强大的水压在这里形成“大几如轮”的泉眼，成为当地一个显著的地理标志，薛氏西祖以此来命名自己的家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这一地段又处于黄河、汾河两大水系的连接处，北魏中期，西祖的长房薛洪祚在这里 “纠集宗乡”，截断水路交通，挫败薛永宗与盖吴联结的企图，也可谓尽得地利与人 和的优势。还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这一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薛氏家族活动的足迹，如南赵村以南不远处的一处黄河河滩，名曰薛公滩；薛公滩西南方一处村落，又名曰薛公村。值得一提的是，孙吉镇还是近代史上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的家乡，其故里安昌村距瀵魁泉所在的南赵村不过1公里之遥。

西祖一脉的人物墓地，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是陕西的韩城，一是临猗县的北辛乡，一是万荣县的皇甫乡。前文说过，韩城是西祖薛洪隆房支的传统领地，1990年这里曾出土过薛洪隆曾孙薛端的墓志。临猗县北辛乡薛氏墓地的墓主人至少有薛道实、薛宝积祖孙二人，刘禹锡的岳父薛謇“返葬故里蛾眉原”，相信也在这一地区，由此可以推知这里是西祖薛昂房的家族墓地。万荣皇甫乡薛氏墓地的墓主人为唐代驸马薛儆，属于薛瑚房薛芳后人，墓志记载其“茔于孟、仲之次”，说明此地至少还埋葬着他的长兄薛縚和二哥薛纪，也应该是家族墓地。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薛氏西祖的薛洪隆房、薛瑚房以及薛昂房三支势力在历史上的传统活动区域应该集中在上述这三个地区。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定似乎又与西祖的称谓不相符合，何以如此？唯一的可能，就是确立“三祖”时，西祖的势力范围还在汾阴县治（今万荣荣河 镇）的周边，而西祖发展到“五房”时，势力不断扩张，渐次推移到韩城、北辛、皇甫 等地。从以上西祖诸房墓地的地理分布上还可以发现其迁移扩张的一个规律：即西渡到韩城；东扩时沿着万荣县的孤山南麓向东呈半环形依次展开。现在，万荣县皇甫乡的东玲村还分布着大量薛氏后裔，并自称是西祖后人，也为西祖向东迁移的路线提供了一个注解。

当然，以上关于“三祖”势力的分布情况可能只适用于南北朝至隋唐这一个时间段，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和资料的缺乏，目前万荣薛氏具体为哪一支的后人已经无从确认。甚至早在明朝时期，薛氏三祖分布的范围界限就已经含混不清。如明代的薛瑄，《薛文清公年谱》称他“其先出于奚仲，至隋唐间最显，如河东三凤是也”，似乎说明他是西祖后人；但又说薛瑄“世居河津县南薛里”，薛瑄故里既和南祖的迁居地对应，又有“南薛”之名，所以薛瑄作为南祖后人的可能性反而最大，这就自相矛盾了。

同时，以上的推论也仅是笔者个人的一管之见，这一见解与万荣当地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也未尽能取得一致。譬如说，在万荣县，与裴庄乡南邻的乡镇就的号称薛氏“三凤”故里薛吉村所在的光华乡。已故万荣县原审计局局长、万荣当地薛氏文化研究的先行者薛贵铭先生在其遗著《河东三凤》一书中，曾用大量证据论证今天万荣光华乡薛吉村的薛姓族人应为西祖“三凤”的后人：一曰薛吉村现存刻有“三凤故里”题额的砖门楼；二曰1958年前薛吉村旧北门楼上曾雕刻有“古三凤”字样；三曰现当地薛氏家族至今保存着题有“三凤”名讳的布“神单”；四曰薛吉村之名应为唐代薛稷之讹音，该村即是以先辈名讳命名的；五曰薛吉村北旧有薛氏碑亭，等等。

贵铭先生之子、万荣县薛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薛荣先生更认为：薛氏在河东的源地或大本营就在薛稷村。并提出了以下理由：第一，北、南、西三支属弟兄三人，薛氏一分为三距他们刚到河东时间不久（中间只隔一辈人），所以，薛氏分立之前弟兄三人的居住地甚至出生地都应该在一个地方，而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薛吉村既然是三凤的故里，薛真度夫人墓志铭的出土又证实南支的祖居地也在薛吉一带，那么那么依次上溯，薛氏三支的祖辈即北祖薛恢、南祖薛雕、西祖薛兴也应该生活在这里。第二，薛吉村里的薛氏人物同宗同姓而不同祖，现在到薛家墓祭祀薛真度坟莹的，属于一个叫“四家户”的薛氏，他们应该是南支后裔；此外还有“五家户”薛氏、“余家户”薛氏。“五家户”薛氏似与西祖“薛氏五房”相对应，应该是西支后裔，“余家户”薛氏可能正是北支后裔。第三，当地故老相传，薛稷村以前叫千户镇，后来叫三凤镇、薛稽镇，再后来才叫薛吉村。千户镇的称谓应该和万荣薛氏一世祖薛齐以千户（应该是千户侯的简称）的身份在此居住或是扎营有关。

在笔者看来，薛贵铭、薛荣二位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未尝没有道理，但他们似乎混淆了西祖始迁地与“三凤故里”的关系。西祖最早被称为“瀵上薛氏”，所以他们最早的居所当与“瀵水”有关，也即应该居住在瀵魁泉所在的临猗县孙吉乡南赵村 一带而非別处。而薛吉村作为“三凤故里”的现有证据，基本都是后世才出现的实物；即使能证明这一地带是隋唐时期以三凤为代表的西祖所生活的区域，也不能排除西祖是在南祖北迁龙门之后才进驻此地的可能性。其次，如果确认“四家户”薛氏是南祖的后裔，那么恰恰说明此地和南祖之间的瓜葛。却未必能证明“五家户”、“余家户”与西祖、北祖之间的关联。还有一点，就是从北魏中期开始，薛氏西祖与南祖之间的关系已经泾渭分明，薛真度似乎不应将自己的墓地选择在西祖、南祖共同的势力范围之内。

当然，笔者的质疑也是一管之见，真实的情形如何，还有待于更多更有力的证据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三、《新唐书》关于薛氏记述的错讹问题辨正

在许多薛氏家族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眼中，《新唐书》一般被认为是学习、研究薛氏文化的最佳“教科书”。这不仅因为《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提供了最为明晰的薛氏世系、最为详备的薛氏人物，而且，《新唐书》表、志的实际主持者欧阳修与河东薛氏也渊源匪浅。前文说过，欧阳修的岳丈薛奎，祖籍绛州正平，并被欧阳修认为是河东薛氏的传承人之一。基于这种关系，《新唐书》的薛氏世系表（以下称新表）应该是科学的、审慎的，也应该具备重要的资料价值。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许多专家都认识到，新表实际上并不可靠，其中的错误和遗漏处还相当多，需要详加校勘。这些问题在前文的人物事略中已多有涉及，此处仅简单述其大略。

1 .对“三祖五房”各世系内容处置上的偏颇。万荣薛氏的“三祖五房”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均衡，特别是北祖世系，其实在北朝时已经阅迹无闻，但是南祖与西祖两脉，自北魏而下，却始终呈现着并驾齐驱、并行发展的势头。在这两条支脉的记 述上，新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重西祖而轻南祖的倾向。后世发现的资料且不论，南祖世系的人物中也仅涉及到薛安都世系的传承情况。其实，在关于北朝的各种史传中，对安都堂弟薛真度的着墨也是相当多的，薛真度后人的传承也多有牵涉，但新表中竟不见片言只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薛真度本人已可谓是位极人臣，其诸子中有9人官秩皆居于三品以上，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世系，后代竟没有了任何蛛丝马迹，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偏颇的倾向在处置西祖“五房”内容时同样有所体现。西祖“五房”在新表中其实只有四房，对西祖一脉向前发展居功至伟的薛洪祚一房新表中就没有出现。薛洪祚是西祖一脉在北朝时期至为显贵的人物，作为北魏皇室驸马，他不仅极大提升了西祖世系的社会地位，也为西祖的薛洪隆房在西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一房后来绝祀，但北朝诸史中也记述到其世系的一些传承情况，新表中对此却未加梳理。在西祖的其余四房中，新表记述较为详尽的是薛瑚、薛昂两房，薛洪隆房和薛庆房的记载也不尽详明，个别内容甚至还有明显错讹，这一点下文还在谈到。

2. 在内容处置上的错讹和失误。新表内容中颇有错误，最明显的也存在于在内容上受到作者轻忽的南祖世系和西祖薛洪隆世系上。从南祖世系上来看，从常理上讲，在记述薛氏前代传承情况的史料中，应以《宋书》、《魏书》最接近人物生活的时代，可信度也最高；而又以《北史》等资料因为着眼全局，记录也可能较为全面。但是新表在南祖薛安都世系人物的处置上，竟然舍弃了现成的资料不用，而另外创制了一套说辞。比如，前代诸史中记述薛安都有子嗣6人，分别为道标、道异、道次、道智、伯令、环龙，其中道标、道次的后世也有记载。但新表却以薛安都子为真龙、道龙，此二人的情况前代史书中不见任何记述，不知作者所依何本。第二代传人的身份已遭人质疑，则他们后世传承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尽管目前尚无学者怀疑薛仁贵作为南祖后人的身份，但毕竟其前代的传世已经不再清晰。

在西祖薛洪隆房世系的记述上，新表的错误更其明显。其一，在薛辚驹世系上, 记载薛孝廉六子，而薛孝侑子空缺，真实的情况是孝廉四子，薛融、薛公兑当为薛孝侑之子。其二，同样是在薛辚驹世系中，薛端弟弘敏被误为弥敏，弘敏子薛述、孙薛 务宽被误为第七世孙和第八世孙。第三，在薛元晖三子中，将薛播、薛据二人的姓名、齿序、任职完全颠倒，薛元晖的任职也不是什仿令，而应是“什邡令”。此外，薛据的堂兄弟中也多了一人，诸史中均不记薛彦生。此外，在其他的人物世系中，错误 也是很多的，比如，诸史中记载薛元超与薛稷是叔侄关系，但新表中记为祖孙关系, 差了一辈。再如薛元超孙薛儒童，官居礼泉丞，新表记为礼泉令；儒童长子为薛舒, 新表记为次子；薛舒子薛安郡，被记作薛安都，如此等等，不以而足。其他人物名、字 及官职记述上的错误这里不一一指出，但由此可知新表的错讹之多。

3.内容上的疏漏。新表中遗漏了相当多的薛氏人物，有些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薛克勤后代薛炅、薛彦、薛泰、薛兼训、薛坦等，都可谓是出将入相，功业彪炳, 但新表都未涉及。还有些人物是遗漏了重要的职务，如南祖的薛光及其子薛洽，新 表就只记载了姓名，而未见任职。因为《新唐书》毕竟是后人为前人编写的史书，由于时间的隔代以及资料所限，内容上出现遗漏是在所难免的。如前文中根据近年来出土墓志资料补充进去的一些人物，就可能是作者当时未能掌握的资料。但有些遗漏却是由于作者选材上的问题，如薛和的儿子薛元信，《魏书》、《周书》中皆有记载而作者未录，只能说作者对前代史书的轻忽之过。

综上所述，新表的错讹和遗漏之处是相当多的，实有认真校勘之必要。薛氏家族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四、薛姓驸马数量问题辨正

驸马都尉本为掌控皇帝副车之马的官员，但魏晋以后，帝婿按常例都要加上驸马都尉的称号，以后即用驸马以称帝婿。万荣薛氏在历史上地位尊崇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薛姓子弟在唐代及其之前迎娶皇家公主的数量较多，仅李唐王室的驸马就多达两位数，令人叹为观止。但就目前掌握的薛姓驸马的准确数量，各种资料众说纷纭，有必要加以辨正。

唐代之前的薛姓驸马，正史记载仅为一人，即薛氏西祖一脉的薛洪祚，尚文成帝之女西河长公主。但从北朝时期的一些墓志资料来看，北魏时的薛姓驸马当不止一人，如《周故邵州刺史寇峤妻襄城君薛夫人墓志》记载，“夫人姓薛氏，河东人 ……秦雍刺史、驸马都尉倪之曾孙”，据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分析，墓主人应该属于万荣薛氏的西祖一支；又如隋代大业年间的《薛保兴墓志》记载，“公讳保兴……河东蒲州人也。祖安都……父标，还除淮北六州刺史，使持节、驸马都尉”， 薛标在各种史传中均记作薛道标，即薛氏南祖重要人物薛安都之子。从时间上推断，上述三人生活的年代均为北魏时期，所以北魏一朝万荣薛氏的驸马数量应为3人。

北魏之后至隋末，未见薛氏为驸马的记录。但到了唐代以后，薛姓驸马的数量空前增多。据《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计有以下人物：薛万彻，娶高祖李渊之女丹阳公主；薛璀，尚太宗之女城阳公主；薛绍，娶高宗之女太平公主；薛伯阳，娶睿宗女荆山公主，又娶睿宗女凉国公主；薛儆，尚睿宗女鄎国公主；薛锈，娶玄宗女唐昌公主；薛谭（谈），娶玄宗女常山公主；薛履谦，娶玄宗女乐城公主；薛康衡，尚肃宗女萧国公主；薛钊，娶德宗女临真公主；薛翃，尚宪宗女真宁公主。另有薛氏甥家、万泉县主之子豆卢建，娶玄宗女卫国公主，卫国公主始封建平，又称建平公主。

以上12名薛姓唐室驸马，除薛康衡、薛履谦、薛翊三人身世不查外，其余9人均为万荣薛氏子弟。有资料将西祖薛昂的后代薛纮与宪宗皇帝女真宁公主的驸马薛翃混同，其实大谬。薛翃的出身门第，已不可详査。但生活于唐玄宗时的薛纮，断无迎娶近百年之后宪宗皇帝女儿的道理。

关于唐代的薛姓驸马，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薛伯阳一人迎娶两位公主, 这与传统礼制明显有碍，应该如何予以理解？虽然唐代的裴巽也曾先后迎娶过唐中宗的女儿宜城公主与唐睿宗的女儿薛国公主，但依笔者之见，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这样两起雷同的事件，其概率也未免太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出于《新唐书》作者的失误，或者说作者混淆了唐睿宗诸女的关系。

据《新唐书》的记述，唐睿宗诸公主中有两位荆山公主，一位是薛伯阳之妻，另一位是薛儆之妻鄎国公主。鄎国公主始封荆山，受封时睿宗尚未称帝，时称荆山县主。再以《新唐书》的排序，薛伯阳妻荆山公主又应该是鄎国公主的姐姐，矛盾就纠结在此处，因为从长幼尊卑的角度上讲，没有把妹妹弃而不用的封号再加到姐姐的头上的道理；而查证《新唐书》之外的其他资料，均以为薛伯阳迎娶的是凉国公主, 并未见又娶荆山公主的记载。薛伯阳之父薛稷以罪受死，伯阳自杀，凉国公主又改嫁给温彦博的曾孙温曦。所以，笔者的见解是，荆山公主应该只有一位，即薛儆妻鄎国公主，准确说应称之为荆山县主；薛伯阳迎娶的公主也只有一人，即凉国公主。薛伯阳一人娶两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

另一个问题是，《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中关于薛氏驸马的记述与《诸帝公主》的记述存在出入。一是有两位薛姓驸马在《诸帝公主传》中没有出现，分别是薛元超的曾孙薛康和西祖薛昂房的薛苍；二是薛氏人物中有薛钊其人，但官职与《诸帝公主传》不合⑥，且未注明曾为驸马。薛苍之为驸马应该是确信的，前文亦有所说明。薛康也可能是薛康衡之误，或者一人两名，或一名一字。薛钊的官职与《诸帝公主》十分接近，未注明驸马有可能是出于作者的疏漏。侯纪润先生在他的《河东薛氏研究——以南北朝时期河东薛氏世系房分为主》一文中也秉持同样的观 点。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薛康、薛钊父子迎娶的两位公主从辈分上讲是祖孙关系，这又涉及了礼制的问题，从道理是讲不通的。尽管在事实上，这种逾越礼制的婚姻在唐代并不鲜见，如初唐时，杨师道、杨恩敬叔侄就分别迎娶了李渊的两个女儿桂阳公主和安平公主；薛氏家族的薛瑾、薛儆叔侄迎娶的两位公主从辈份上讲也是祖孙关系，但这毕竟有悖于统治者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因此，笔者在此不妨作一个大胆假设，是不是正是因为涉及到不可逾越的礼制问题，《新唐书》的作者才有意故弄玄虚，以避免李唐王室掉进这个万劫不复的陷坑呢？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有 的，但还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代万荣薛氏子弟（含豆卢建）被授予驸马都尉之职的人物当为11位。历史上万荣薛氏共出现过14位驸马。

五、万荣薛氏与河东诸家族的关系辨正

在一通唐代薛氏人物的墓志中有这样的句子：“涉河而东，河汾之曲。地出良马，山多美玉。……”的确，在魏晋到隋唐之际，黄河、汾河交界的河东地区涌现出来的人才之多、素质及地位之高、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十分罕见的。不但政治、军事、 科学、文学、史学、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人才如过江之鲫，不胜枚举，而且还产生了一些足以震烁当时的名家大师、巨擘高贤，确实可以称之为精英之渊薮、人才之摇篮。单就世家大族而论,唐代柳芳所著《氏族论》中所列26个世族大姓中，河东一地的大族就占到3家，接近1/8；而唐代的州郡总数约为327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景观中的一个奇迹。其实，除了裴、柳、薛这三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族以外, 河东当地还拥有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地方家族，也不可轻忽，如夏县的卫氏家族、万荣的王氏家族（唐代时属龙门县，即今河津市，1971年划归万荣）。夏县卫氏家族是魏晋之交的门阀世家，文化上以书法称胜，著名人物有卫璀、卫觊、卫恒以及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等。卫瓘是《三国演义》中曾经出现的人物，也是魏晋之际司马氏麾下的一名重要辅臣。卫夫人卫铄是晋代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不仅书法精 妙，而且培育了一代书圣王羲之，她后来嫁与汝阴太守李矩，其后辈子侄也多工书法，可以说一人而影响带动了三个书法世家。万荣王氏家族从渊源上讲应该属太原王氏的支裔，但自从开派河东，其文化影响已经殊不亚于前代。一代宗师“文中子” 王通，隋唐之交的著名诗人王绩，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仅王勃一辈诸兄弟中，考取进士功名的就有4人，由此也可见这个家族的分量。

关于万荣薛氏与以上诸世家大族的关系，目前史界认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薛氏初到河东之初，是受到当地士人的蔑视甚至排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薛氏实力的壮大，薛氏与其他家族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的改善，并日渐趋于融洽。

先说裴氏。裴氏是盘踞河东世家大族中势力相对最强者，与薛氏交际的时间也似乎最早。从北魏《薛慧命墓志》可知，薛氏西祖的第四代人物薛谨之妻，即为闻喜裴氏。西魏、北周时的薛端，也娶妻裴氏。在薛永宗起兵反魏时，对抗这场起义最有力的当地势力，一是河东裴氏的“神驹”裴俊，另一个就是河东薛氏的薛洪祚，两个家族又成为维护当地统治秩序的袍泽战友。到了隋唐之际，裴、薛两族不仅都是当政者十分信用和竭力争取拉拢的对象，而且这两个家族之间也竞为婚姻，建立了利益捆绑十分牢固的关系。如前所述，高宗朝的宰相裴炎为薛仲璋舅氏，薛邕与玄宗朝宰相裴耀卿之兄又是连襟，其内甥裴枢在唐末也位居宰相，说明裴氏与薛氏的美系是相当密切的。

河东柳氏与薛氏的关系所见资料不多，但柳氏的重要人物柳爽因反对武则天而遭杀戮时，时为宰相的裴炎与其外甥薛仲璋是持反对态度的；同时，因为武氏当国毕竟是以贬抑关中旧族为其手段的，所以另一宰相薛元超在政治取向上也明显倾向于柳氏。另外，柳氏、薛氏中的一些个别人物也保持着一种密切关系，如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列出其亡父的故友中，就提到了薛氏的薛伯高和薛丹, 柳宗元的甥女还嫁给薛氏的薛巽；薛仁贵之玄孙女又嫁与中部县令、河东人柳耸。同僚、同志、姻亲、故交，应该可以概括柳、薛两氏关系之大略。

河东卫氏与薛氏关系见诸于史料的更少，目前所仅知的一种资料，是唐玄宗时的卫氏人物卫凭，曾娶妻薛氏。卫凭“策贤良登科”，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剡县尉、左威卫录事参军等职，官终嶄县令，天宝十二年（753）过世。其夫人“河东薛氏，汾脽 鼎族”，无疑为万荣薛氏。卫凭死后，其夫人认为卫家祖莹的风水不好，“于是累月长号”，卫氏无奈，只好另卜新的坟址，将卫凭父母坟墓迁移。从卫凭墓志撰文者的评价看，当时人们并未觉得过分，反而认为两人伉俪情深。这大概与当时的社会观念以及薛氏夫人背后强大的家族后盾有关。

但据笔者来看，薛氏与当地诸家族关系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薛氏与王氏家族的关系。首先，薛氏与王氏两族居所十分接近。一般认为，王氏家族的居住地在今万荣的通化镇（通化即取王通教化之义而得名），与薛氏家族的居所相隔不过数十里, 这就给两个家族建立联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这两个家族的杰出人物在政治上相互扶持，在学术上相互砥砺，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最著名的当数一代大儒王通与文坛领袖薛道衡的关系。王通的生年几乎与隋代相始终，是当时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就其学术成就而言，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儒、释、道”合流的人物之一，是“人能弘道”、“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思想的倡导者，直接开启了黄宗羲等人民本思想的源头；就其教育成就而言，他讲学河汾，授业传道，造就了唐代开国之初一班文武兼备的盛世人才，著名者有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数人，有资料称，甚至房玄龄、魏徵、李靖等也曾“北面而受王佐之道”。毫不夸张地说，薛道衡、王通二人，堪称有隋一代的文化泰斗，是隋代文化史上最为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而这两位杰出人物，同时出现于河东一隅的万荣，居所相隔不足百里，这是何等难得的风云际会，这是何等荣幸的天工造化！不独如此，王通出仕之初，就曾得到薛道衡的提携；王通仕途失意转而回乡设帐授徒，薛道衡又将自己的爱子薛收交由王通培养；而且，薛道衡的妻子王氏，还是王通的姑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唐代李白、杜甫在天宝年间的相遇，曾有过一样一段诗意的宏论：“我们该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4000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然而，如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讲，薛道衡与王通的关系，这种亦师亦友亦亲的关系，难道不也很值得纪念吗？在笔者看来，他们二人的关系，不独是万荣一地的荣光，这是一种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地域的文化上的荣光，他们二人的交际，殊不亚于孔子问道于老子，辛弃 疾、朱熹相会于鹅湖，林则徐、左宗棠纵论于湘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种巨人与巨人之间的交流对撞、这种巨人与巨人之间的相契扶持，难道不值得我们悠然神往吗？而且，他们的关系，也给薛氏、王氏的后代子弟留下了非常温馨的美好感受。薛收在《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一文中就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与王通“义极师友、恩兼亲故”的亲密感情；王通之孙王勃与薛道衡曾孙薛曜也交谊匪浅，王勃的《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昇华（即薛曜）序》一文中同样也盛赞了薛、王两氏“积潘杨之远好，同河汾之灵液”的特殊关系。“积潘杨远好”说明两家世为姻亲；“同汾河灵液”又表明了两家在地缘上的相互依存。毫无疑义，王、薛两门的关系较薛氏与其他家族的关系远有过之。

综上所述，由于地缘关系、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世代姻亲关系，河东诸世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完全可以视作一个地方利益集团或一个团队势力。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分析河东人物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晋魏至隋唐时期的贡献，那将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中国的政治史上没有裴寂、裴度、裴耀卿、薛收、薛元超，如果中国的军事史中没有了薛安都、薛仁贵、薛讷、裴行俭，如果中国的文化史中没有了裴秀、裴松之、裴胭、裴矩、王通、薛景石、薛瑄，那么中国历史的光辉将会为之而黯淡。特别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其他的人物且不论，单就大师级的人物而言，如果隋代没有才学独步的薛道衡、初唐少了天纵英才的王勃、中唐没有一代巨擘的柳宗元，隋唐时期文学的价值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发生某种断裂。所以，河东人物的历史贡献，确实需要认真地梳理和评判。

其实，从薛氏家族的人物事略中我们可以看到，薛氏家族的发展史上其实还可以连接起许多历史巨人的名字，仅在唐代，就有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元稹、岑参、高适、杨炯、张说、白居易、刘禹锡、刘长卿、权德舆、白敏中……到了宋代，又有河东薛氏的子婿欧阳修、外玄孙女李清照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可能一一阐述，但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薛氏家族不独是一个政治上或实力上的家族，毫无疑义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巨族。

六、万荣薛姓的播迁流布及相关问题辨正

自三国后期薛氏由蜀地迁居到万荣之后，万荣县既是薛氏发展繁衍的根基要地，也成为薛氏族人向外迁徙传播的重要源头。“树挪死、人挪活”，从公元264年至今近1800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万荣薛氏绝不可能固守于一地，人口的经常性的流动迁徙反而应该是一种常态，一种生存活动的规律。换言之，目前仍然生活在 万荣当地的薛氏族人在这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中极可能属于少数派，薛氏家族的大多数后人反而多居于万荣县境之外。由于时间的跨度之长，这个家族后人的再迁、三迁以至于多次迁徙的情况已经无从考证。我们在此只能依凭有限的材料，着 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薛氏族人的迁徙路线问题。人口的迁播线路，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常态的跃迎式地直込目的地；另一种是渐近的波浪式地由原居地向外发展。虽然薛氏家族发展史多次发生过跃进式的迁徙，但从常理上分析，由原住地渐次向外播散应该是薛氏向外迁徙的主要方式。

我们先来看跃进式的迁徙路线。

一是向南方迁徙。薛氏定居万荣不久，战乱蜂起，一部分薛氏族人无奈中选择了离开刚刚创制的家业，出逃到战乱尚未波及的南方地区。迁移的参与者主要是南祖一脉的人物，如南祖第三世的薛推、第四世的薛弘敞，还有随薛安都南投而最终殁于南方的薛渊等人。二是向西北地区的迁徙。薛氏所居的万荣县自古以来就与西北地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自万荣西渡黄河，横穿关中平原，便可抵达西北的天水、平梁、兰州等地。这是当年万荣薛氏西迁的主要路线，也是明清时期晋南商人向外经营发展的一条主要线路，晋魏隋初，一大批薛氏族人选择了这一线路而迁居西北，他们中间包括了西秦霸王薛举、北朝名将薛回（薛世雄父）的前辈，也有唐代将领薛莫的祖辈等。三是向东北及其他地域的迁移。如辽宁义县的薛氏就认为他们自己是唐初薛仁贵东征时遗留在安东地区的后人。四是向统治中心地区的迁徙。晋魏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中原地区的洛阳经常被统治者定为都城, 随着薛氏家族成员中央化程度的加深，大量人物在政权中枢为官，自然而然地就徙于斯、居于斯、甚至死葬于斯。如西祖薛昂房宝胤支的薛嫌，官终河南令。他的后人如薛成诸兄弟后来都葬于河南偃师，并以此地为“祖莹”，已经有意无意地以河南人自居了。目前发现的万荣薛氏的墓葬，最大的集中地是河南洛阳，次为陕西西安，充分表明这两个当年的统治中心是薛氏家族迁徙的重要目的地。

关于薛氏渐次地扩张散播，在前文中我们就曾分析指出，在薛氏西祖扩展为“五房”后，各支裔选择的迁徙方向主要还是汾阴周边，如薛洪隆后裔迁至一河之隔的韩城；薛昂后人迁居到了附近的临猗。南祖同样也具有这样的趋势，如薛仁贵被认为是“龙门人”；薛楚玉葬于万荣与盐湖区的交界地带；薛嵩葬于万荣邻近夏县，薛平还在夏县修建了家庙。薛氏就近迁徙的一个趋势和特点，主要表现为走下了峨嵋岭，到更有利的生存环境中定居。前文讲过，峨嵋岭的地理形胜在薛氏的发展壮大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峨嵋岭土厚水深的丘陵环境毕竟不如 岭下的河谷平川地带生活更利于生产生活，在峨嵋岭下安家也自然成为薛氏就近迁徙的上佳选择。从史料可知，汾河之北的龙门县是南祖支裔迁徙的重要落脚点之一，薛仁贵早年就曾安居于此，农耕射猎，以求生计。唐代中期，薛钧、薛良佐等已定居到了峨嵋岭以东的闻喜县。汾河谷地的绛州、深水流域的蒲州同样也是许多薛氏族人移居的目的地，欧阳修在为其岳丈薛奎族人所作墓志铭中就说，“薛为绛大族”，甚至提出了 “薛绛”这一概念；绛州还很可能是薛氏从四川北迁河东的最早落脚地之一。这种波浪式迁徙的再扩大，就可能突破了河东地区而到了别的境域。如薛世感家族在先唐就已迁居到豫北的林虑县，薛仁贵的后裔又有迁居芮城者、迁居于吕梁者。最晚在隋代之前，薛氏家族就有人定居于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如唐初的《薛贞墓志》就说其家世“因官晋部，徽望太原”，已经以太原人自居了。又如现 存于平遥县清虚观的两通唐志，即薛义、薛力兄弟墓志也说：“其先龙门郡人也，薛侯之后，泗州刺史之苗裔……因官流沠 ，遂居此邑。”龙门郡始置于北魏，故址在万荣薛氏南祖活动的中心河津市一带。可见这一支薛氏后裔也是万荣薛氏因为仕宦的原因而迁居平遥的。唐代之后，薛氏后裔迁徙的范围更广，特别是经洪洞大移民移居于冀鲁豫地区者为数不少，活动范围更加扩大。

2.薛氏后人的分布问题。薛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分布。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南方的苏、浙、闽，北方的晋、陕、豫等地是薛姓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境外、海外的薛姓后裔也不乏其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回归，追本溯源、寻找自己家族的根脉成为许多人的精神企盼。万荣县也成为各地薛姓后人普遍认同的“根祖”之地。东至辽宁、北至内蒙古、西至甘肃、南至广东、西南至川渝云贵、东南至浙江福建，大量的薛氏后人都认为自 己“源出河东”。薛振江先生所著《薛氏家族志》称，全国各地不同版本的薛氏家谱对自己家世渊源的记载普遍指向奚仲、指向万荣，而认为自己是妫姓即孟尝君后人家谱只有一份，为福建长泰县山重村薛氏，其后人在台湾也有分布。

由此观之，万荣薛氏后人在全国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但是，关于这些薛氏后人身份的认定多依于家谱，而家谱的记载与正史所录往往多有出入，这就不免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惑。比如关于北宋宰相薛居正的后世，《宋史》明确记载：由于其妻 “妒悍”，薛居正的后人只有养子薛惟吉一人。但江苏地区一些薛姓家谱却记载他们是薛居正其他子嗣的后人，这就与正史存在很大出入。再如江阴薛氏将自己的先世归于中唐人物薛稷，但正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特别是关于薛稷脱离权力中枢在地方上做官和生活的线索，是否属实，也需要深化研究。当然，也有些家谱的资料据笔者看是可信的，如薛推后人的迁播江南。其可信处在于，其一，南祖人物南迁是有史可证的；其二，薛推世系曾迁徙于浙江温州等地，而《宋史》也证实温州薛氏源出河东；其三，据温州等地的地方志记载，被认为是河东后人的薛叔似等温州士人，在宋朝已经呈现出集团化崛起的特征，说明这个家族在温州当地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这也与薛推及其后人在南方的播迁情况比较吻合。

如何看待家谱与正史存在较大出入的情况？这与传统谱牒文化的一度中断当然是很有关系的。在唐代之前，由于士族身份的特殊性，谱牒文化曾经非常盛行。诸如汾阴薛氏这样很早就进入郡姓、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家族，其谱牒资料应该更为细密完整。而且这些世家大族的谱牒资料一般都会被皇家收藏，以备在联姻、授职等活动中查证之用。但是到了唐代之后，一方面，随着社会动荡，兵连祸结，这些宝贵的谱牒资料大多散失；另一方面，士族势力的瓦解，社会秩序的重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谱牒文化已经大为式微；特别重要的是，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地区长期被辽、金、蒙古等游牧民族占据，这对中原传统文明的破坏摧残是不言而喻的。等到明代中叶社会稳定、经济复苏、文风复盛，想要重新建构谱牒文化之时，中间已经出现了近五百年的断层。目前全国各地的家谱，最早的起始时间也多为明代。这也就是造成一些薛氏家谱在记载上模糊、矛盾甚至不可靠的原因。⑦ 欲反映家族发展的原貌，家谱工作者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考证工作。

3.关于薛氏家族资料的运用。有关薛氏家族的史料，目前大致有三部分内容: 一是正史与薛氏相关的史料；二是各地的家谱资料；三是一些薛氏人物的墓志资料（包括墓碑、墓表、人物行状等）。综合来看，正史资料因为出于专业人士之手，当然最具权威性，但正史一般又是后世为前代修史，资料运用上也会存在失实、不可靠甚至倾向性问题，而且历代正史乃“帝王之家史”，对于一个家族人物的记述只能是一鳞半爪，像《新表》这样完整地表述一个家族的世系，可谓功莫大焉。家谱资料当然有其研究的价值，但正如前面所言，目前的家谱多厚今薄古，仍需要做大量充实和考证工作。墓志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家族世系、成员经历、婚姻状况、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记述有证史、补史作用，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墓志也有其缺陷，一个是墓主的后人对其先辈往往粉饰太过，失之客观公允。现在看到的一 些人物墓志还有拔高其先辈官职的现象，如《薛璿墓志》。还有的墓志完全篡改身份，明显造假。如一通北魏时期的墓志有这样的描述：“君讳（薛）广，字安颢，河东（郡）河东（县）人也。自王官启夏，秉王朝周。宋国出以齐盟，滕侯入而共长。承家命氏，儒默分流。谋子贻孙，珪璋相映。”如果我们不看下文，见此人既属薛氏，又为河东人，还和山东薛氏有一定关系，必然会认定其为汾阴薛氏无疑。但此人的身份恰恰不是汾阴薛氏,甚至不是汉人，而是鲜卑叱干族的薛野䐗之后。所以无论哪一种史料，都需要客观分析，详加研究。

而正是薛广的这一通墓志，给薛氏研究带来了一个警示。我们一般认为，河东薛姓者多应是万荣薛氏的流裔支脉，但是薛广墓志的出现表明，在汾阴薛氏占主流的河东地区，从北魏开始还生活着一支汉化程度相应高的叱干族后裔。也正是因为薛氏来源的多样性，使薛氏研究显示出了更多困难，显得不那么纯粹。即举同出于河东的三大世家大族为例，裴氏、柳氏身份的确定要单纯得多。如裴氏也有分支，有西眷裴、洗马裴、南来吴裴、中眷裴、东眷裴等房，但“天下无二裴”，无论生活于何处，属于何房，皆可归于闻喜裴氏。柳氏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但薛氏却不能这样简单划一，我们得分析其源于何氏，是奚仲之后，还是妫姓之后；又得分析其民族身份，是汉族身份还是其他民族身份。因为本课题研究的薛氏人物基本上都活动于隋唐之前，所以在判定一个人物身份时，主要看其表述，如是汾阴薛氏，一般可以确证无疑；如果是河东薛氏，则基本上可以确认，因为汾阴薛氏为河东郡姓，称河东薛氏即是汾阴薛氏；但是仅指称为薛姓的河东人，则就需要细加考证了，这也是笔者未把许多“河东薛某”纳入万荣薛氏，而仅称为“疑似万荣薛氏”的原因。同时，也恰 恰因为判断薛氏人物身份上的难度，使得薛氏的研究变成了一件饶有趣味的工作。

但是薛广墓志的出现同时也说明，由于汾阴薛氏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其他来源的薛姓也将自己的身份往汾阴薛氏靠拢，世易时移，可能一些严格的界线最后竟然模糊了、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万荣薛氏起到了一个姓氏熔炉的作用，最终统领起了不同来源、不同出身的薛姓人物。

注释：

① 见《资治通鉴•南朝齐明帝建武三年》。

② 散见于《薛义墓志》、《薛迅墓志》、《郑镒辞夫人薛氏墓志》及《薛苹先庙碑》等碑铭资料。

③ 如周国义、周瑾所著《薛氏家族人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就持这一观点。

④ 这里的“离秦”似乎理解为“离晋”比较妥当。因为古代“秦晋”经常联用，特殊语境下可能会相互假借；墓志铭作为骈文，为了求得声韵上的协调，故以“秦”代“晋”。

⑤ 在古代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土地的产出也相当低。因此生产一个人的口粮就可能需要数亩之地。如北魏均田制规定，丁男一人要授露田、桑田共60亩；妇人最多授露田、麻田合70 亩，北周时授田的数量还有所增加。薛氏家族5000户移居汾阴，即以一家三口、每口授田50亩计算，需要的土地数量就多达75万亩；而目前万荣全境（与当年的汾阴县大小基本相当）也不过 150万亩，除去不宜耕种的山地、丘陵，可耕作的土地也不会多于75万亩。如果再联系到古代土地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的情况，以及早已定居于此的原住民的土地需求，汾阴一地断然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人口。笔者以为他们不可能全部居于汾阴，主要基于这一考虑。

⑥ 《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中，薛钊的官职是秘书监；《诸帝公主传》中，薛钊官职为秘书少监。

⑦ 许多前辈学人多持此说，如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中就讲到：“……魏晋六朝，相矜门第，迄于唐世，士大夫都称郡望，犹得各溯其宗。五季之乱，谱学失坠。朝廷之上,不复过问。辽、金、元、满，迭主华夏，来从辽朔，则恶乎种族之分，明起自草莱，则不顾世家之称述，离乱转徙，宗系益蒙，于是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而郡望之别复失，族姓之学，其替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