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忠义的悲歌,水浒传歌颂忠义

自《水浒》问世以来,对小说的主旨思想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颇多。有说是农民起义的，有说是忠义报国的，有说是忠奸斗争的，有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也有说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有说是描写土匪强盗的，有说是为士人写心的，甚至还有说是谏书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小说原著，就会发现上述各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都或多或少因了主题先行的缘故，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的需要，随意取舍，一意附会，从而背离了小说的本原，没有抓住《水浒》主旨的本质。

我们只有立足文学性这个基本尺度，通过细究水浒故事的流传脉络，探讨《水浒》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切入小说的文本本身，探寻小说编写者的创作本意，才能准确把握《水浒》小说的主旨。

那么，《水浒》小说的主旨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水浒》小说就是一部反映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群体，反对滥官污吏，一心全忠仗义、忠君报国，最终却被奸佞所害的全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为什么说这就是《水浒》小说的主旨思想呢？

一、《水浒》小说不反皇帝

如果我们细读小说，就会发现，尽管小说对道君皇帝颇有微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小说还是肯定道君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小说里多次写到，朝廷之所以会出现奸佞专权的现象，完全是因为那些“奸佞之臣”“蒙蔽”了“圣聪”的缘故。

小说编写者对梁山招安问题的处理，就很能说明问题。

道君皇帝曾“两番降诏，遣人招安”梁山，可是每次都因蔡京、高俅这些“奸佞之臣”从中作梗，“蒙蔽”了天子，所以，最后都没有成功。

后来，当道君皇帝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在文德殿上怒斥童贯道：“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然后，道君皇帝就御笔亲书了丹诏，并派良臣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

那么，梁山听到了朝廷的招安消息后，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小说第八十二回写道，宋江听罢大喜，就在忠义堂上传下将令，一边派人从梁山泊到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结彩悬花，下面设笙箫鼓乐，每一座山棚都拨一个小头目监管。一边教人分投各处，去买办果品、海味、按酒、干食等物品，准备筵宴。

三天后，当宿太尉一行前来梁山颁诏时，只见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众头领都齐刷刷地跪在后面，迎接朝廷恩诏。萧让读罢诏书，宋江等众头领山呼万岁，再拜谢恩。

这真是“一封恩招出明光，佇看梁山尽束装”，整个梁山是一派的喜气洋洋。

然后，宋江他们就打起“顺天”“护国”两面红旗，进京朝觐了。

小说写道，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道君皇帝在宣德楼上，见了这一身戎装、英姿勃勃的梁山大军，也心中大悦，与百官说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

小说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字里行间充溢的，满是感恩天子圣明的欢欣之意，得意之情。也就是小说编写者所感叹的：“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小说编写者的笔下，道君皇帝虽然“至圣至明”，但却总给人一种“庸庸昏君”的感觉。

比如，道君皇帝对蔡京、高俅等“奸佞之臣”的一味重用与袒护，对宋江等忠义之士的时时失察与无视。甚至到了最后，发现高俅、杨戬竟然胆敢谋害忠良，毒死了宋江和卢俊义，道君皇帝也只是责骂了一句“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而已，而并没有加罪于“四贼”。

那么，小说编写者是如何来调和道君皇帝身上“至圣至明”与“庸庸昏君”这一矛盾现象的呢？

用小说的原话来说是：“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原来，道君皇帝是“至圣圣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奸佞之臣”“蒙蔽”了“圣聪”。

我们不妨从小说中选择几个例子，来看看他们对道君皇帝和“奸佞之臣”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

一个是鲁智深，他是梁山里唯一一个曾对招安提出过异议的人。

小说第七十一回，鲁智深在菊花会上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鲁智深认为，皇帝是“圣明”的，只是“满朝文武，多是奸邪”，所以“蒙蔽”了“圣聪”。因此，这个朝廷就如“俺的直裰染做皂了”，光是洗洗，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了。可见，鲁智深反对招安的原因，只是“满朝文武，多是奸邪”。

一个是宋江，他“替天行道”“全忠仗义”，是梁山忠义思想的代表。

宋江听了鲁智深所说的那番话后，就对众头领说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宋江言毕，包括鲁智深在内的梁山众头领“皆称谢不已”，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宋江说得很清楚，“今皇上至圣至明”，虽然“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但是，总有“云开见日”的时候。“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最后一定是会被朝廷“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的。

一个是宿太尉，他是小说编写者竭力塑造的忠义之臣的代表。

小说第八十二回，宋江派吴用去济州府迎接前来招安的宿太尉。宿太尉就对吴用说道：“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御酒表里，前来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

宿太尉讲得很明白，前两次招安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奸臣闭塞，谗佞专权”，才使得“下情不能上达”。责任不在皇帝而在“奸臣”。现在“天子悉已知之”，已经了解了梁山的“忠义”之心，所以，此次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即可。

还有一个就是小说编写者。

小说编写者在小说第一百二十回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议论：“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这段议论清楚表明，小说编写者认为，在朝堂之上，“至圣至明”的“天子”与“变乱天下”的“贼臣”是对立的。言语之间，充溢的是对“天子”的同情和对“贼臣”的痛恨。

所以，无论是宋江，鲁智深，还是朝廷的宿太尉，抑或是小说的编写者，在他们的眼里，皇帝始终是“至圣至明”的。可恨的，只是那帮“蒙蔽”了“圣聪”的“奸佞之臣”。

至于道君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虽然为许多人所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编写者并没有借此来批判道君皇帝的意思。相反，梁山最后之所以能招安成功，这个李师师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宋江的眼里，李师师甚至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

因此，从小说原著来看，《水浒》小说完全没有要反皇帝的意思。忠君报国的思想，始终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唯一一根主线。否则，我们就是太高看小说的编写者了。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忠”是儒家的传统伦理思想。孔子曾明确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到了秦汉以后，“忠”的概念演变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之说，班固《白虎通义》对这“三纲”又作了具体的解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种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在南宋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朱熹的弟子陈埴甚至提出了“天下无不是底君”的说法。这样，“忠”就成了臣对君的一种绝对服从和单向度的义务，成了“天理”，也就是所谓的“忠者，天理。”

张静庐先生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中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小说。”

《水浒》小说中的道君皇帝，虽然不是小说“引首”里所写的太宗、仁宗那样的明君。但是，在小说编写者看来，他却是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国家象征。

因此，道君皇帝的德行可以被讽刺，甚至可以被批评。但是，他的形象却不能被否定。

不反皇帝，其实就是特定历史时代下“忠”的思想的必然表现。而这个“忠”的思想，就是维持那个时代国家稳定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小说编写者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也是必然的了。

二、《水浒》小说不反贪官

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曾经是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但是，《水浒》小说其实并不反贪官。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水浒》小说不反贪官呢？

我们现在就举一个梁山如何对待宿太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宿元景是小说刻意塑造的一个能够“立国安邦”的忠义之臣。每每梁山陷入了困境，宋江就会想到这个宿太尉。而宿太尉也非常乐意为梁山的事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所以，袁无涯本要这样赞赏宿太尉：“宿元景与宋江等相叙，固已稔知其才略矣。是以屡次与宋江等照雪冤情。若高俅虽与宋江盟誓，入京竟是寒盟。忠佞所为，霄壤悬绝。”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宿太尉的鼎力相助，那么，梁山的招安之路可能就不会走得如此的顺畅。

所以，那个所谓的九天玄女在给宋江的四句天言中，第一句就是“遇宿重重喜”。而这个“宿”，指的当然就是宿太尉了。

小说第八十二回，宋江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后，就感谢宿太尉道：“宋江昨者西岳得识台颜，多感太尉恩厚，于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忘。”

但是，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这个宿太尉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

小说第五十九回，梁山打了华州之后，宋江为了感谢宿太尉的相助之恩，就取了一盘金银送给了宿太尉。而那些宿太尉的随从人员，不分职务高低，也都给了金银。

小说第八十一回，燕青来到东京，代表宋江恳请宿太尉面奏天子，以便早日招安梁山。燕青送给了宿太尉一笼的金珠宝物。小说写道：“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小说第八十二回，宿太尉招安梁山之后欲回东京，宋江又亲捧一盘金珠，来到宿太尉的幕次，再拜上献。其余的随从人员，也都厚赠了金银财帛。

小说第一百零一回，宋江平了田虎之后，先派张清同琼英、叶清一起，将田虎解到东京。宋江就让张清给宿太尉送金珠珍玩，那宿太尉又笑纳了。对此，袁无涯本有个夹批，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批得有些意趣：“要紧的。”各位看官读来可作一笑。

小说第一百十回，宋江平了王庆之后，派戴宗前来东京面见宿太尉。这戴宗也不是空手来的，而是带着礼物来见宿太尉的。

可以这样说，凡是梁山要求见宿太尉，几乎每次都是金银珠宝开道，而宿太尉每次也都是照单全收的。

那么，梁山对宿太尉这样一个大贪官，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要反这个大贪官呢？

宋江他们对宿太尉这样一个大贪官的态度，不但不反对，反而是非常的尊重。

小说第八十二回，吴用在济州城里拜见宿太尉时所说的那番话，可以作为梁山对宿太尉态度的最好注解。

吴用说道：“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感蒙天恩，皆出太尉之赐。众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

由此可见，《水浒》小说不是一概地反贪官的。对宿太尉这样“素怀忠义”的贪官，宋江他们还是由衷地敬佩的。

而且，《水浒》小说更具深意的是，不但写了宿元景这样的贪官，也写了张叔夜那样的清官。尽管这清官翻遍整部小说，只有区区三位。

一位是东平府府尹陈文昭。小说第二十七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被解到了东平府。这个府尹陈文昭“平生正直，禀性贤明”，不但时常差人看觑武松，还设法把武松的案子判得轻了。所以，小说就称赞他是“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德政胜龚黄。”

一位是东昌府的太守。小说第七十回，宋江破了东昌府后，打开仓库，将钱粮一分拿上了梁山，一分散给了城里的居民。小说接着写道：“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可惜的是，这个东昌府的太守，小说却连个姓甚名谁也没有交待，只是一句带过而已。

还有一位清官，就是大名鼎鼎的济州府太守张叔夜。

小说第八十二回，朝廷派宿太尉前来梁山招安，到了济州府。

张太守就对宿太尉介绍梁山的情况，说道：“这一班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这个张太守，显然是了解梁山的。

后来，张太守受宿太尉委托，前往梁山通报招安事宜。宋江就想请张太守吃顿饭，但是，张太守却婉言谢绝，执意要下山。

于是，宋江拿出一盘金银相送。可是，张太守却坚辞不受，说道：“这个决不敢受！”

所以，小说编写者写到这里就感慨道：“太守可谓廉以律己矣！”这样的感慨，在整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小说编写者还特地作诗称赞道：“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关威势可招降。”　

招安礼毕，宋江设宴款待宿太尉一行。可是，张太守却推说州里有事，就别了宿太尉，自回济州城里去了。

这张太守，端的是“廉以律己”的典范。对此，余象斗本有句评语，可以说是说到点子上了：“宋江以金送张太守，太守笑而不取，此轻财也。朝有此大夫之官，则亦不能有梁山矣。”

确实如此。如果满朝文武都能象张太守那样“廉以律己”，清廉服众，“不爱黄金爱宋江”，那么，这江湖之上，怎么还会有宋江呢？

这宿太尉与张太守两厢一对照，我们也就明白了小说这样写的用意：在小说编写者的眼里，“素怀忠义”的贪官与“廉以律己”的清官，都是一样值得人们尊重的。

小说第一回，洪太尉奉旨来请张天师去东京祈禳瘟疫，上清宫住持真人就对洪太尉说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

金圣叹就在住持真人的这句话下批道：“此语不独指祈禳瘟疫也。夫天子则岂有不要救万民者？天子救万民，则岂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无诚心，则岂能救得万民者？太尉救不得万民，则岂能仰答天子者？语虽不多，而其指甚远，其斯以为真人也乎？”

金老先生所言甚是。这天子出于社稷安危的考虑，肯定是要救万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天子欲救万民，却只能倚托那些太尉来施行。如果太尉没有那份诚心，那么，这天子救万民的愿望，也就只能流于水月镜花了。

所以，在小说编写者看来，“素怀忠义”的贪官与“廉以律己”的清官之所以都值得人们尊重，就是因为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石，那就是能“救得万民”。

所以，要说《水浒》小说反贪官，应该是没有依据的。

三、《水浒》小说唯一要反的是滥官污吏

小说第七十九回，宋江曾对被梁山俘虏的朝廷将领韩存保和党世雄两人，说过这样一番话：“二位将军，切勿相疑，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

宋江在这段话里，既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宋江等并无异心”，也说明了自己上梁山的原因，“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以及自己上梁山的目的，“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

可以这样说，宋江的这段话，其实是说出了梁山聚义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水浒》小说唯一要反的就是滥官污吏呢？

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主要有三条：

（一）如果翻开小说，那么，随处可见的都是残害良民的滥官污吏。

比如，大名府的留守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是典型的“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的滥官。

在梁中书的治下，那大名府的张孔目，刽子手蔡福、蔡庆，也是一味地见钱眼开、颠倒黑白，视法律如儿戏，毫无人性可言。卢俊义的性命，在他们的手里，竟然成了贪婪发财的筹码。

比如，阳谷县的知县相公，虽然官职不高，但是，到任阳谷知县才不过两年多点的时间，就“赚得好些金银”。于是，就要专门派武松将这些金银送到东京亲眷处收贮使用，以图“谋个升转”。

武松状告西门庆，人证物证齐全，事实原委清楚。但是，知县相公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所以，尽管武松才为他刚从东京卖命回来，还是毫无情面地把武松的状子给退了回去。

比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孟州知府受了张都监的贿赂，欲置武松于死地。当案叶孔目为人忠直仗义，不想害人。于是，就在收受了施恩一百两银子的贿赂之后，就把武松的文案改得轻了。

小说编写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来赞扬这个叶孔目的正直：“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西厅孔目心如水，不把真心作贼心。”

可是，容与堂本却在“西厅孔目心如水”这句诗下，写了一句批语，调侃道：“只是也受施恩白银一百两。”这话批得实在是精彩，当可作一笑。

比如，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道君皇帝慕容贵妃的兄长。这个慕容知府倚仗着妹妹的势要，横行青州，“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青州城被宋江打破之后，从慕容知府家里“扎抄”出来的家私，竟然多到可以“分表众军”。

难怪金圣叹看到这里，要感慨道：“一知府而家私乃至可表众军，则亦不可不抄扎也。”

比如，清风寨的知寨刘高，上任之后，“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而刘高的老婆“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

比如，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人广物盈，所以，蔡太师就特意让他这个儿子来这里做个知府。可是，这蔡九知府到了任上之后，却是“为官贪滥，作事骄奢。”

而那些个江州牢城营里的管营、差拨，包括那个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没有一个不是见钱“如蝇子见血”的家伙。相类似的，还有沧州牢城营、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差拨，登州府的孔目王正，登州牢里的节级包吉，以及那两个著名的防送公人董超、薛霸，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那个赋闲在家的通判黄文炳，更是一个“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妒贤嫉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所以，乡里都称他为“黄蜂刺”。

比如，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倚仗着高俅的权势，在高唐州“无所不为”。那高廉的妻舅殷天锡，年纪轻轻，却打着高廉的名头，只在此间“横行害人”，就连有丹书铁券护身的柴进也不放在眼里。为了霸占柴进叔叔柴皇城的后花园，横行霸道，竟然活活气死了柴皇城。

比如，那个抓了李逵的沂水县的曹太公，原是个闲吏，“专一在乡放刁把滥。近来暴有几贯浮财，只是为人行短。”

比如，铁面孔目裴宣只是因为“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于是，就得罪了新来的“贪滥”知府，被寻事刺配了沙门岛。而这个沙门岛，在小说中就是个死地的代名词。

比如，华州贺太守“原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见了画匠王义的女儿玉娇枝有些颜色，就强夺了为妾，而且，还把王义刺配了远恶军州。

比如，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原是童贯的门馆先生。宋江破了东平府后，就将所抄获的程太守的家私，全都表散给了居民。由此可见，程太守这个“害民州官”的敛财之巨。

比如，中书省的两员厢官，奉旨在陈桥驿犒劳梁山大军。可是这些官员“都是那等谗佞之徒，贪爱贿赂的人”，贪滥无厌，徇私作弊，竟然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了半瓶；御赐的肉，一斤克减了六两。最终，引发了与梁山军校的争端，导致宋江不得不滴泪斩军校，让梁山众好汉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份来自朝廷的彻骨寒意。

小说读到这里，难免不会产生这滥官污吏真的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感觉。

这里，我们要着重讲讲两个很重要的滥官。

一个是著名的“误走妖魔”的洪太尉洪信，他是《水浒》小说开篇所写的第一个滥官。还有一个就是那“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全都不会的高太尉高俅，他是《水浒》小说滥官污吏的典型代表。

我们先说洪太尉。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是把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作为小说的“楔子”的。金老先生这样来定位“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回小说，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张锦池先生《水浒传考论》认为，《水浒传》的楔子其实是由三个楔子合成的“复楔子”，一个是“引首”，一个是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还有一个是第二回的前半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这个“具有‘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用的楔子证明：‘袁本’《水浒传》是以认定宋室为正统、讴歌忠义作指归的。”此论甚是。

那么，楔子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及故事演进中，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呢？为什么小说的作者或论者，都如此重视楔子呢？

金圣叹认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

而闲斋老人则讲得更透彻，他在评《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时指出：“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所以，一篇深得“笔墨之妙”的楔子，应该是“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洪太尉，就会发现这个洪太尉的身上，其实承载着别样的使命。

一是，小说编写者借洪太尉的出场，规定了整部《水浒》小说皇帝圣明，滥官专权的叙事背景。

小说写道，嘉祐三年春间，瘟疫由江南传到东京，伤损军民甚多。于是，仁宗天子“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但是，这瘟疫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趋转盛。仁宗天子闻知后，“龙体不安”。于是，就复会百官计议，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柱，委派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龙虎山宣请张天师来京禳救灾病。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时时忧“黎元”的圣君形象，在想方设法地欲“救万民”于水火。

但是，作为身负“救万民”重任的天使洪太尉，又是何等的作派呢？

小说写道，洪太尉上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可是只走了不到三二里路，就心生怨言：“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裀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

可见，这洪太尉在大灾面前，既不以“天子要救万民”为意，也没有丁点救济民生的“志诚”之心，念的仍是他自己的那本“太平安乐经”。

于是，金圣叹就在“我是朝廷贵官”句下批道：“朝廷贵官四字，驱却无数英雄入水泊，此语却是此老说起。”

金圣叹的这句批语，可以说是批到点子上了：一者指出，梁山英雄之所以会驱入水泊，其根源就在这些不“救万民”于水火的“朝廷贵官”；二者指出，这“朝廷贵官”的代言人，就是眼前这个没有丁点“志诚心”的洪太尉。

洪太尉次日游山，见到了伏魔殿。于是，就一定要启封进殿去看魔王的尊容。

上清宫的住持真人见了，再三回禀洪太尉，此殿不可开，“恐惹利害，有伤于人”。

可是，洪大尉不但不听住持真人的劝阻，反而指着道众大怒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这洪太尉，是活脱脱的一副无赖嘴脸。

金圣叹看到这里又批道：“看他随口诌出人罪案来，前后太尉一辙也。”

那么，这个金圣叹口中的另一个太尉，又是谁呢？

这个问题金老先生其实在这一回的回前总评中，已作了回答：“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

看到这里，我们忽然就有醍醐灌顶之感了。

原来，天子是至圣至明的，而这滥官则是专权无道的。这也就是金圣叹所说的：“夫天子则岂有不要救万民者？天子救万民，则岂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无诚心，则岂能救得万民者？太尉救不得万民，则岂能仰答天子者？”

于是，对整部《水浒》小说来说，这洪太尉的使命，就是在象征意义上揭示“乱自上作”的事实。而高太尉的出现，则是从现实意义上指出“乱自上作”的不堪。所以，以洪信的“骄情傲色”来“楔出”高俅，这两个太尉也就前后“一辙”了：说穿了，就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

而朝廷正是由于洪太尉、高太尉这些滥官的当道专权，“乱自上作”，才导致了一百单八个好汉啸聚有路，报国无门，只得暂去水泊梁山“卧虎藏龙”。这也就是小说“引首”里所说的：“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二是，小说编写者以洪太尉的现身，规定了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的本质是“忠良”之士。

洪太尉来到伏魔殿后，见到了那块“遇洪而开”的石碑。

接着，小说就写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语：“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建构了整部《水浒》小说情节演进的合理性，是解读小说主旨的一个大关目。

从这段话里可知，无论是这“天罡星合当出世”也好，还是这“宋朝必显忠良”也罢，这个机缘巧合的关节点，就在洪太尉的身上。也就是说：洪太尉来了，这“天罡星”也就出世了。天罡星出世了，这“忠良”也就显现了。可见，这“天罡”之星就是那“忠良”之臣。

小说写道，“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于是，这“一百八人者”，也就“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李卓吾语）。

所以，对这段话的处理，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认为《水浒》是宣扬“忠义”思想的袁无涯本，就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眉批：“忠良二字是此一部书根本。”

而金圣叹为了剔除宋江身上的“忠义”特质，索性就在七十回本里，故意删掉了这三句话，让它无迹可寻。

话到这里，洪太尉这个小说里第一个出场的滥官的意义，也就说完了。

那么，那个作为滥官污吏代表的高太尉，又是一个有着怎样行状的人呢？

小说第八回，林冲被高俅陷害之后，开封府的孔目孙定就对开封府尹这样说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这孙孔目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却在小说里第一个明确说出了高俅“倚势豪强”“无般不做”的事实。这堂堂开封府，竟然成了他高家开的官府。

对高俅的发迹，小说第二回是这样写的：这个高俅原是东京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所以，后来当开封府尹要把高俅迭配出界的时候，诺大的一个东京城里，竟然没有一户人家愿意留容高俅食宿。

高俅没有办法，只好来到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这时的高俅，真的是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闲汉，却因缘际会，仅仅是因为踢得一脚好毬，就成了端王的亲信。

而等这个端王摇身一变，成了道君皇帝之后，没过半年之间，这高俅竟然就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成了一名领军的统帅。

所以，金圣叹对高俅有这样两句批语，一句批道：“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还有一句批道：“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金老先生的这两句批语，实在是批得在理。

袁无涯本在这里也有个眉批，说道：“高俅也会枪棒，也会断配，也会为人惜养抬纳，只仁义礼智、信行忠良不会，皆影对水浒中人。”这个眉批，说得也很中肯。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还通过一个细节，更写出了高俅为人的不齿。

这个细节就是，高俅竟然把自己的叔伯兄弟，认作了自己的干儿子，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高衙内。

难怪金圣叹要批道：“特写小人无伦理，无闺门，以表恶之至也。”

金老先生这个“恶之至也”的评价，评得真是入木三分，十分深刻，活画出了高俅的无耻和丑恶。

我们就来看看高俅作为殿帅府太尉，在领兵打仗时是如何的“恶之至也”的。

小说第七十八回，高俅领旨带着十三万大军，前去征讨梁山泊。可是，高俅先是在京师俄延了二十余日，直到道君皇帝降诏，催促起军时，才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可是，高俅又去教坊司选了歌儿舞女三十余人，以供随军消遣。小说写道，“至日祭旗，辞驾登程，却好一月光景。”

这高俅的行状，哪里是领兵打仗的样子？分明是去游山玩水，狎妓寻欢了。

所以，小说编写者就写了这样一首诗，来调侃高俅。诗曰：“轻事贪功愿领兵，兵权到手便留行。幸因主帅迟迟去，多得三军数日生。”

而容与堂本就在“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句下批道：“好货。”芥子园本也有一句眉批，批得很尖锐：“可怜十三万人马，此时已陷三十余妇女阵中矣。”

难怪后来梁山泊要写这样一首诗，贴在济州城里的土地庙前，来讥讽高俅。诗云：“帮闲得志一高俅，漫领三军水上游。便有海鳅船万只，俱来泊内一齐休。”

这是整部《水浒》小说中以梁山泊名义写的唯一的一首诗，而这首诗，也是让高俅对梁山泊更加恨之入骨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写道，高俅听闻了这首让他颜面无存的小诗之后，大怒道：“若不杀尽贼寇，誓不回军。”

这高俅领兵打仗，还有更加令人不齿的地方。

小说写道，高俅不但“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而且，还“自在城中帅府内，定夺征进人马：无银两使用者，都充头哨出阵交锋；有银两者，留在中军，虚功滥报。似此奸弊，非止一端。”这可真是哪跟哪呀？这高俅还有一点点三军统帅的样子吗？

难怪容与堂本在此要连批两句道：“可杀”，“好货”。袁无涯本会有这样的眉批：“情弊一一数出，可为万世鉴戒。”余象斗本要作如此的评语：“观高俅纵军掳人，实见败国，令人可恶。”

这高俅的发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就是对道君皇帝的批判。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宋江他们这么痛恨滥官污吏，那么，高俅被擒上梁山之后，宋江为什么不杀了高俅呢？

我们觉得，宋江之所以不杀高俅，反而还要厚待高俅，其实是有宋江的苦衷的。

小说第八十回，高俅被擒上梁山之后，宋江杀牛宰马，大设筵宴，然后会集梁山的大小头领，都来与高俅相见。

宋江对高俅说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原来，宋江厚待高俅这个阶下囚的目的，只是想通过高俅能将前两次招安不成的原委，上奏道君皇帝，以便能借助高俅的力量，达到招安的目的。

所以，宋江只得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违心地刻意奉迎高俅。

当高俅下山回东京的时候，宋江不但与吴用带着二十余骑亲自送行，而且还抬出价值数千金的金银彩缎，专送高俅。

这宋江的苦心，由此可见。

所以，余象斗本是这样来评价宋江厚待高俅之事的：“观宋江以礼待高俅，明欲图回朝奏主，岂知高俅乃人面兽心之辈。”

可是，朝廷之中除了高俅这样的“恶之至也”的无耻之徒之外，还有蔡京、童贯等“奸佞之臣”在当道专权。

而蔡京他们在辽国巨额贿赂面前毫无原则的卖国行为，就更让人寒心了。

小说第八十九回，宋江征辽大获全胜。辽国便派人来向宋江求和，说是：“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国。”

宋江他们答复道，此乃国家大事，只有圣旨准了你辽国的皈依表文，降诏赦罪，方才可以退兵罢战。

于是，辽国右丞相太师褚坚就奏启辽国狼主，说道：“目今本国兵微将寡，人马皆无，如何迎敌？论臣愚意，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许以厚贿。一面令其住兵停战；一面收拾礼物，径往东京，投买省院诸官，令其于天子之前，善言启奏，别作宛转。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买其请和，必降诏赦，收兵罢战。”

狼主同意了褚坚的奏请。

可是，接下来褚坚却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

小说写道，褚坚前往宋江军营，意欲厚贿宋江，可是却被宋江严词拒绝了。

宋江说道：“两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纳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汝今以贿赂相许，觑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

宋江这句“觑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的话，说得是何等的斩钉截铁，何等的光明磊落。宋江的忠君报国之心，真可谓是皎如皓魄，赤若丹霞。

褚坚听了，只得惶恐而退。

可是，褚坚到了东京之后，见了蔡京等四个大臣以及省院各官，这些官员不但全都收了褚坚的贿赂，而且还在朝廷上纷纷为辽国说话。

于是，次日朝散，褚坚就派人再到各官门下，重打关节。

那蔡京拿了褚坚的重金之后，就力许道：“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

对蔡京的这副卖国嘴脸，袁无涯本有句眉批，批得很有意思：“描得象。”虽然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真是批到点子上了。

那么，褚坚此次的东京贿赂之行，他的收获到底如何呢？

这褚坚的东京之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其一，宋江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其二，宋江擒获的辽国将领，悉数释放还国；其三，宋江收复的城池，仍旧给辽国管领；其四，宋江收缴的府库器具，仍旧交割辽国归管。这褚坚真的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

难怪宋江得知了这一结果之后，要无奈地感叹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

所以，袁无涯本的回末总评，就发了这样一通感慨：“宋先锋力可剿辽，童蔡辈以贪贿而挫垂成之绩。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信然。”

这滥官污吏的恶，由此可见一斑。

这两厢一对照，难怪小说编写者要对梁山好汉如此赞赏了：“试看全伙里舞枪弄棒的书生，犹胜满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

那么，这梁山上“舞枪弄棒的书生”，为什么会胜过“欺君害民的官吏”呢？

《水浒》小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回答道：“忠义”使然。“忠为君王恨贼臣”，在“忠义”的道德标尺面前，那“忠为君王”的梁山书生与“欺君害民”的滥官污吏，两者孰高孰低，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二）滥官污吏的存在，使梁山好汉的行为具有了道义上的正义性。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小说第十八回，宋江私放晁盖这一节故事了。

各位看官应该还记得，《水浒》小说对宋江私放晁盖这一违法行为，其实是持肯定和欣赏态度的。

“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小说编写者之所以会肯定宋江的放晁行为，他的道义基准点就是这生辰纲本来就是梁中书“害民”所得的“不义之财”。这梁中书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因此，这样的生辰纲，“取之何碍”？即使“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所以，在小说编写者看来，宋江的放晁行为在道义上完全是情有可原的。这也就是“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

关于劫取生辰纲的正义性问题，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分别有两个观点讲得都很有道理。

容与堂本在小说第十四回的回末评道：“李生曰：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

袁无涯本在刘唐讲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时有个眉批：“有此论头才是义士，不是劫盗，此等处是作传人大关目。”

而金圣叹之所以会批评宋江的放晁之举：“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则是金圣叹为了否定宋江的忠义形象，而对宋江的放晁行为所作的过度解读而已。

小说第十九回，生辰纲案发后，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领着官军前来追捕晁盖。于是，晁盖他们就在石碣村的湖荡里，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阮氏兄弟唱了两首很能说明问题的渔歌。只听阮小五唱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唱道：“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

那么，小说编写者为什么要让正在阻击官军的阮氏兄弟，唱这样两首渔歌呢？

因为，在阮氏兄弟看来，这何涛就是个“虐害百姓的贼官”， “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所以，只有杀了这样的“酷吏赃官”，才能算得上是“忠心报答赵官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晁盖他们在石碣村消灭何涛的行为，不但不为罪，反而具有了道义上的正义性，是在帮“赵官家”的忙了。

对阮氏兄弟所唱的这两首渔歌，金圣叹分别有两句很到位的批语：“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斩赃酷首级以献其君，真能献其君矣。”可见，阮氏兄弟“杀尽赃酷”的目的，就是为了“忠心”，就是为了报答“赵官家”。所以，袁无涯本的眉批要感叹道：“直抒作者胸怀。”“两歌俱见忠义。”

而金圣叹的另外一句批语，则批得更加入木。

小说写道，阮小五见了何涛等官军，就大骂道：“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贼官，直如此大胆！敢来引老爷做甚么！却不是来捋虎须！”

金老先生就在“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贼官”句下批道：“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在金圣叹看来，何涛这样的官分明就是“贼”，而阮小五这样的贼人，却是十足的“老爷”。这种身份认知上的错位，不是非常值得人深思吗？

那么，阮氏兄弟为什么会对何涛这些官军如此的恨之入骨呢？

小说第十五回，吴用撞筹阮氏兄弟时，阮小五所说的那番话，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

这阮小五的话，分明就是宋朝时流行的那句俗语“匪过如梳，兵过如箆，官过如剃”的具象版了。

所以，正是在这些滥官污吏的侵害之下，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普通老百姓，才会如此的苦不堪言，才会对这些滥官污吏如此的恨之入骨了。“剥民官府过于贼”，就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和深刻批判。

于是，阮氏兄弟会在心中暗暗羡慕梁山泊里的那些强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小说第十五回，阮小五就对吴用这样说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盗贼本王臣”，正是这些滥官污吏的作恶多端，才逼迫得这一百单八个好汉不得不走上了梁山。

所以，金圣叹才会在七十回本的第二回回前，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一问：“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金老先生这一问，真可以说是问得入木三分了。

于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这梁山好汉的“忠君王”与“恨贼臣”，就这样在“忠义”的大旗之下，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而“团圆百八人”的粘合剂，就是“忠义”那两个大字。这也就说明：梁山泊这一百单八个好汉，分明就是“忠义心如一”的忠义之师。

（三）惩治滥官污吏，一直是梁山好汉所遵循的行为指南。

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有三：

一是小说在不同场合，多次写了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决心和行动。

小说第十九回，正因为何涛是个“虐害百姓的贼官”，“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所以，阮小七就二话不说，拔出尖刀，把何涛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以做表证。

小说第三十三回，宋江他们破了青州城之后，就把那“残害良民”的慕容知府的一家老幼，尽皆斩首。顺带还抄扎了家私，分赏众军。

小说第四十一回，打了无为军之后，宋江他们就杀了“惯行歹事”的黄文炳的全家。而黄文炳本人，则被李逵绑在柳树上，一刀一刀地当众割了吃了。黄文炳的家财，也全都赏给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

小说第五十四回，宋江他们打破高唐州之后，就把“无所不为”的高廉的一家老小三四十口，全都处斩于市。

小说第五十九回，宋江为了营救史进、鲁智深，大闹了西岳华山。那“为官贪滥”、“强霸民女”的华州贺太守，就在西岳庙里，被解珍、解宝兄弟两个，一脚踢翻在地，割下了脑袋。

小说第六十三回，梁山为营救石秀和卢俊义两人，就在北京城里广发没头帖。

那没头帖的起首就这样写道：“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万姓。”然后，在表明了梁山“剿除奸诈，殄灭愚顽”的态度之后，那没头帖就要求“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

很显明，梁山打北京城，打的就是那些“殴死良民，涂炭万姓”的滥官污吏，要“殄灭”的就是那些“奸诈”和“愚顽”，而与那些“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好义良民”和“清慎官吏”之类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大家尽可以把心放宽，“切勿惊惶，各安职业”。

各位看官请注意，梁山的没头帖里专门写到了“清慎官吏”，要他们“切勿惊惶”。这就清楚表明，梁山所痛恨的，只是滥官污吏，而与“清慎官吏”无涉。

小说第六十九回，宋江破了东平府后，不但将程太守的家私表散居民，还沿街告示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戳；汝等良民，各安生理。”

可以这样说，梁山对滥官污吏的惩治，是态度坚决，毫不手软的。“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当是梁山众好汉“啸聚山林”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惩治滥官污吏，始终是宋江劝降朝廷将领上梁山的一个重要理由。

小说第六十四回，宋江在阵前对关胜说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

小说第六十五回，宋江在劝降索超时又说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将军不弃，同以忠心为主。”

朝廷上下“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现状，对关胜、索超这些朝廷将领来说，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所以，当宋江对这些朝廷将领一方面以诚相待，以礼相邀，一方面直指时弊，坦陈忠心的时候，他们也就在宋江忠义之心的感召下，纷纷加入了梁山的行列，与宋江他们一道“同以忠心为主”，惩治滥官污吏，一同替天行道了。

这里要提请各位看官注意的是，宋江以惩治滥官污吏为由，劝降关胜、索超等朝廷将领的言语，并不是藏着掖着的私密谈话，而是当着众多梁山头领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布的公开宣言。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宋江这样做，既表明了梁山惩治滥官污吏的心之烈，也表明了梁山期望朝廷将领上梁山的意之切。

三是梁山好汉以惩治滥官污吏为己任的所作所为，使梁山的名声播扬四方。

小说第八十四回，辽国在商议如何抵御宋江大军的时候，褚坚就向辽国狼主启奏道：“臣闻宋江这伙，原是梁山泊水浒寨草寇，却不肯杀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

可见，这个远在辽国的褚坚，对宋江他们“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的行为，竟然也是了如指掌，佩服有加的。

而且，宋江他们惩治滥官污吏的名声，不但作为辽国右丞相太师的褚坚知道得一清二楚，就连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有所耳闻。

比如，小说第六十五回，张顺在扬子江边，对开村酒店的王定六父亲说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

王定六父亲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是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官污吏薅恼！”

比如，小说第八十六回，卢俊义征辽兵陷青石峪，无迹可寻。于是，宋江就派解珍、解宝扮作猎户，去深山里面打探消息。

可是，就在这不见人烟的深山冷坳里，那两个叫刘二、刘三的猎户兄弟，竟然也知道宋江他们“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的壮举。

小说写道，刘二、刘三两兄弟动问解珍、解宝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

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

刘二、刘三两兄弟道：“俺们只听得说，原来果然如此！”于是，双方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

由此可见，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美名传播之广了。

而小说第八十一回，燕青在李师师家面见道君皇帝时所说的那番话，那就讲得更加清楚了。

燕青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

李师师也在一旁奏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

道君皇帝听了，嗟叹不已。于是，就有了宿太尉赍丹诏招安梁山的后文。

综上所述，梁山好汉一直是把惩治滥官污吏，当作自己应该遵循的行为指南的。

那么，小说为什么会把惩治滥官污吏，当作梁山英雄的行为指南的呢？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水浒》小说作为一个集体创作与个人编写相结合的产物，是有着诸多的故事源头的。其中，元杂剧里的水浒戏，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源泉。

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元人所写的水浒戏有二十五种之多。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等六本杂剧了。

在现存元人水浒戏里，惩治滥官污吏，就是梁山好汉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元人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燕青在第一折里唱道：“俺也曾那草坡前把滥官来拏，俺是那梁山泊里的宋江，不比那帮源洞方腊。”燕青的意思很清楚，咱梁山泊好汉是把捉拿滥官为己任的，所以，完全不同于那个在帮源洞里造反称王的方腊。

在全剧剧终时，宋江还总结道：“俺三十六勇耀罡星，一个个正直公平”。可见“正直公平”是梁山好汉们的道德规范，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那些滥官污吏们的“无作非为”。

元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李千娇在楔子里说道：“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杂剧借李千娇之口，说出了宋江一伙之所以天下驰名的原因所在。而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的说法，简直就是《水浒》小说中梁山泊散发在北京城里的那份没头帖的简化版了。

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杂剧，宋江在楔子里叮嘱张顺道：“既然你要去，路上休欺负那孝子顺孙，只除害那不忠不义。”

张顺在第二折里对卢俊义唱道：“赚你到梁山境，与保义尽忠辅国，行天道保障黎民。”

吴用在第三折里唱道：“统领雄兵早下山，教他那污吏赃官心胆寒。”

可见，这梁山的宗旨就是“与保义尽忠辅国，行天道保障黎民”。所以，梁山好汉如果要下山，那么，就不能“欺负那孝子顺孙”，而只能去杀那“不忠不义”之徒和“污吏赃官”之辈。

那么，元人水浒戏为什么要把惩治滥官污吏，作为梁山好汉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呢？

因为，元时吏治腐败，权贵横行，老百姓有冤难伸，有苦难诉。于是，寻求“公正”、伸张“正义”就成了当时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心理期望。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山上那些“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好汉，自然就成了人们的情感寄托，法外之地的“水泊梁山”，也就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另一个“开封府”。

于是，在民间广受欢迎的水浒戏，就想通过梁山好汉这一载体，来表达人民群众期待改变社会不公现象，追求自身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此，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的论述，讲得很有道理：“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说了，既然《水浒》小说不反“贪官”，只反“滥官污吏”，那么，这“贪官”与“滥官污吏”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水浒》小说的价值评判里，这“贪官”与“滥官污吏”其实是虽有些许联系，却有巨大区别的。

说联系，就是“贪官”与“滥官污吏”都是贪图钱财的。这是他们两者的共性所在。说区别，就是“贪官”与“滥官污吏”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他们两者的显著不同。

而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素怀忠义”，能否为社稷民生着想。也就是余象斗在《题水浒传叙》所说的“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看他能否“为国”，能否“济民”。

如果这个官员虽然贪图钱财，但是他若能以“素怀忠义”为要，处处以社稷民生为重，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滥官污吏”，自然也就不在梁山好汉要“杀尽”的范畴之列。反之，那就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了。

所以，如果我们作个小统计，就会发现凡是被梁山所打击、所杀掉的那些个“滥官污吏”，没有一个是“素怀忠义”，时时处处以社稷民生为重的。相反，一个个都是“残害良民”“惯行歹事”的“贼官”。比如梁中书、慕容彦达、刘高、蔡得章，比如黄文炳、高廉、贺太守、程万里，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至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四个“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危害社稷民生的“奸佞之臣”，则更是小说要竭力鞭笞的对象。

那么，小说编写者为什么会以是否“素怀忠义”，能否为社稷民生着想，作为界定“贪官”与“滥官污吏”的标准呢？

小说编写者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是为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在那个“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的黑暗年代，人们普遍地“痛恨恶政恶官吏”，而向往能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义之臣，来匡复朝政，来“立国安邦”。既然“廉以律己”“不爱黄金爱宋江”的“张叔夜”遥不可得，那么，“素怀忠义”，肯为社稷民生着想的“宿元景”只能是个无奈的选择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了。

四、《水浒》小说的创作本旨，就是反对滥官污吏，宣扬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思想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主要有两条：

（一）从水浒故事的流传来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一直是水浒故事的核心基因。

首先，早在南宋时期，就有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了。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里，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

宋末元初的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序》里写道：“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李嵩为宋江他们作画，“士大夫亦不见黜”。可见，“宋江事”在南宋时期就已经相当流行了，就连士大夫们见了，也不足为怪。

在《宋江三十六赞》里，龚开是这样写宋江的：“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而写吴用，则是“古人用智，义国安民”；写关胜，则是“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写张顺，则是“愿随忠魂，来驾怒潮”；写花荣，则是“中心慕汉，夺马而归”；写杨雄，则是“能持义勇，自命何全”；等等。

而且，龚开还在“序”里称赞宋江是“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

可见，在龚开的“赞”和“序”里，虽然这伙以宋江为首的群雄是“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的“盗跖”之徒，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从他们的身上已隐约可见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影子了。

那么，龚开笔下为什么会隐约可见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影子呢？

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有精到的论述：“他（龚开）处在蒙古民族的铁蹄之下，颇希望有宋江之类的豪杰出来，以恢复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浒故事’便也是这个心理。他们为金人所侵凌，畏之如虎，便不禁的会想起了‘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来。虽然只不过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

成书于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书中有关水浒故事的章节“梁山泺聚义本末”，被学界称为是《水浒传》的蓝本。鲁迅先生就认为《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的先声”，而郑振铎先生则将《大宋宣和遗事》比作“最初的《水浒传》雏形”。

《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捕，就躲到了屋后的九天玄女庙里，却意外地得到了一卷天书。

这卷天书上面，不但写着三十六将的姓名，还题有四句诗，写了一行字。

这四句诗是：“破国因山木，刀兵点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那一行字是：“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于是，宋江就带着这卷天书，和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去寻那哥哥晁盖。

到梁山泺时，晁盖已死。因宋江持有天书，所以众好汉就共推宋江做了强人首领。

在宴筵上，吴加亮就向宋江说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

后来，梁山好汉全伙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派到诸路巡检使。而宋江因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从《大宋宣和遗事》的上述描写可知，水浒故事至此已开始大张旗鼓地描写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壮举了。无论是天书“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的诗句，九天玄女“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要求，还是晃盖“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的嘱咐，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后平方腊的功绩，都彰现了宋江他们“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卫护国家”的灼灼热诚和赫赫战功。

在这里，宋江他们虽然仍要下山去“略州劫县，杀人放火”，“劫掠子女玉帛”。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宋江身上的“盗跖”形象，已经在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宋江内心的那份勃勃燃烧的忠义之情。

需要指出的是，那宋江身上所肩负的“殄灭奸邪”的使命，已经在暗中规定了元人水浒戏中梁山好汉“只杀滥官污吏”的叙事脉络了。

明嘉靖年间的杨慎在《词品·拾遗·李师师》中写道：“《瓮天脞语》又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

这《瓮天脞语》的作者，是宋末元初的童瓮天。

在这首词里，潜入李师师家谋求招安的宋江，不但讲到了自己对招安的期盼，“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也直抒了自己“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可是“四海无人识”的一腔热诚。

虽然“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还不失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嫌疑，但是不管怎么说，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思想，在这首词里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宋江在李师师家里题词这个故事，在当时的民间应该是广为流传的，也就是杨慎所说的“小辞盛于宋”。所以，童瓮天才会将它收录在自己的书里。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至少早在宋末元初的水浒故事里，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形象已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而《水浒》小说第七十二回，宋江在李师师家所作的那首乐府词，除了中间有五个字与这首记载在《瓮天脞语》里的词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水浒》小说里的宋江并不是将词题在李师师家的粉壁上，而是写在花笺里，递给李师师看的。

那么，宋末元初的水浒故事为什么会被打上如此深刻的“忠义”烙印呢？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

可见，正是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的残酷现实，才使得那些无望中的人们，只好将自己渴望社稷兴旺、民生安泰的目光，投向了“不假称王”“犹循轨辙”的梁山英雄。于是，宋江们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广行忠义”的神圣使命。而那些在梁山上四处出击，“劫掠子女玉帛”的“草泽英雄”，也就演化成了一支“殄灭奸邪”“卫护国家”的“忠义之师”了。

其次，水浒故事在元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元人陆友在《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诗里写道：“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楚龚好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我尝舟过梁山泊，春水方生何渺漠。或云此是碣石村，至今闻之犹褫魄。”

从陆友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读出以下几个不争的事实：一是“谁挽长江洗兵马”“悬赏招之使擒贼”等诗句，写出了宋江他们受招安擒方腊的忠君之举；二是“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等诗句，写出了宋江他们“统豺虎，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报国之心；三是“或云此是碣石村，至今闻之犹褫魄”等诗句，则写出了水浒故事在元时民间的流传之广。

陆友这首诗作的意义，不但让我们了解了元代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盛况，更让我们发现了宋江的身上，又平添了一份“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意味，这样就给人以充分的抵御外侮的想象空间了。于是，那征辽报国的故事，也就呼之欲出了。

元人水浒戏对水浒故事的流传影响甚大。那么，元人水浒戏又是如何来写水浒故事的呢？

首先，在元人水浒戏中，惩治滥官污吏是梁山好汉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我们在前文已有详述，在此不赘。

其次，在元人水浒戏中，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行动已深深植入了“忠义”的内核。

元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宋江在楔子里自我介绍道：“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在第四折里，李千娇唱道：“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在世。”

元人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宋江在楔子里称自己是“顺天呼保义”。

在第四折里，宋江说道：“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的天下贤能。”

到了元明间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杂剧，则把宋江他们的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之心写得更为明晰了。

在楔子里，宋江道：“报国赤心如皎月，杰士丛中把姓标。”并叮嘱张顺道：“既然你要去，路上休欺负那孝子顺孙，只除害那不忠不义。”

在第二折里，张顺对卢俊义唱道：“赚你到梁山境，与保义尽忠辅国，行天道保障黎民。”

在第五折里，吴用唱道：“有一日圣明主招安去，扫蛮夷，辅圣朝，麒麟阁都把名标。”宋江道：“安邦护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一朝圣主招安去，记保华夷万载昌。”

而元明间无名氏的《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杂剧，则是直接写宋江他们抗击辽国的故事了。

元人水浒戏对水浒故事的流传，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一是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并在忠义堂前树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二是将宋江的绰号，由南宋时的“呼保义”变成了“顺天呼保义”，另外又给宋江加了一个“及时雨宋公明”的新头衔。三是将梁山好汉的人数，由南宋时的“三十六人”，或“六六雁行连八九”，明确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样也就规定了《水浒》小说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雏形。

虽然，在元人水浒戏里，宋江还没有完全脱去“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的“剧贼”之气。但是，这“忠义堂”的匾额、“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和“顺天呼保义”的绰号的横空出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聚义的性质。

对此，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有精辟的论述：“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小说编写者在南宋街谈巷议、宋元话本和元人水浒戏等等众多水浒故事的基础上，编辑创作而成的《水浒》小说，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历代水浒故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这一核心基因，并把它升华成了小说的创作本旨。

所以，《水浒》书名在明代出现最多的就是《忠义水浒传》，历代许多《水浒》论者，比如李贽、五湖老人、大涤余人、袁无涯、余象斗等人，都把全忠仗义、忠君报国当作小说的重要思想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从梁山好汉的群像来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一直是他们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义举，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现在，着重讲讲梁山好汉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问题。

首先，小说在不同的场景，都写到了梁山好汉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壮举。

小说第十九回，阮氏兄弟在石碣村阻击何涛等官军时，就唱出了“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样一心忠君的渔歌，并把“虐害百姓的贼官”何涛所带领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

小说第四十四回，戴宗在蓟州劝说石秀上梁山时，曾这样说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钱，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正是因为目下“朝廷不明”“奸臣闭塞”，所以，戴宗就劝石秀不妨先上梁山，等将来受了招安，再去做个“官人”，以便报效国家，光宗耀祖。

小说第五十五回，宋江对上梁山后擒获的第一位朝廷将领彭玘说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

后来，每逢朝廷将领被俘，宋江总是以“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这样的理由，来表明梁山的立场，劝说他们暂上梁山，一同替天行道，等朝廷招安之后，再一起忠心报国。

小说第七十一回，天罡地煞终于汇聚梁山。众英雄排定座次之后，宋江就在忠义堂上率众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于是，众头领就“同声共愿”，全都“歃血誓盟”，誓将“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

招安之后，宋江他们无论是征辽、平田虎，还是平王庆、征方腊，都展现出了一派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

下面，我们就讲讲征方腊过程中发生的两件事情。

小说第一百十六回，阮小二、孟康在攻打乌龙岭时不幸阵亡，宋江知悉后是寝食俱废，梦寐不安。

于是，阮小七、阮小五就在挂孝完毕之后，前来中军帐里安慰宋江道：“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先锋主兵不须烦恼，且请理国家大事。我弟兄两个，自去复仇。”

兄弟手足情深。可是，阮氏两兄弟在大哥阮小二阵亡之后，虽感悲痛，但是却很自豪。

因为，他们觉得阮小二是“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是为国捐躯的。所以，虽死犹荣，要远远强于“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

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石碣村的湖荡里，那阮氏兄弟所唱的那首“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渔歌了。可见，忠义之心，在阮氏兄弟的心中是一贯的执着。

也是在同一回里，解珍、解宝两兄弟为破乌龙岭，决计闯关放火。

解珍、解宝来向宋江请命道：“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荫，做了许多年好汉，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报答仁兄，也不为多。”

宋江道：“贤弟休说这凶话，只愿早早干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亏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

解珍、解宝两兄弟的态度很坚决，既然是“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那么，“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也就在所不辞了。

这是何等的赤胆忠心，何等的英雄气概！

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小说对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宋江无疑是《水浒》小说中全忠仗义、忠君报国思想的代表人物。宋江的人生理想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宋江的座右铭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不过，宋江虽然一直都将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是，宋江这一人生目标的孕育和实现，却有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之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其一，萌芽。

小说第三十二回，在武松首先对宋江提出了招安的想法之后，宋江曾对武松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还有一句是：“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此时的宋江，虽然对自己的未来人生仍然有所希冀，还没有下定要落草为寇的决心。但是，以忠义之心自居的宋江，还是觉得武松作为一个戴罪之人，只有接受了招安，归顺了朝廷，然后去边关之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样才不枉了为人一世。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江虽然给武松指出了一条报效朝廷、青史留名的可行路径，但是，宋江对自己的信心却是不足的。

宋江作为一个身负罪案的吏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不走非常规的路径，那么，要想有所作为、出人头地，那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宋江才会同武松说出“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样无奈的话语来。

所以，宋江虽然“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他的内心涌动着一腔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热忱之心。但是，此时的宋江，还深受着“孝”的羁绊。所以，宋江前行的步子，迈得还并不那么地坚决。

其二，提出。

小说第四十二回，宋江从江州法场逃出生天后，不得不上了梁山。可是奇怪的是，宋江在梁山上只喝了三天的酒，就急着以回家搬取家人上山为借口，执意一个人下山去了。结果，就生出了遇九天玄女受天书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九天玄女的故事，其实是宋江自己一手炮制的。而宋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借九天玄女之口，来提出自己“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人生理想。

因为，“功名未上凌云阁，姓字先标聚义厅”，梁山的兴盛壮大，让处在万般无奈之中的宋江，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可以一展人生抱负的栖身之地。所以，宋江就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力图实现自己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人生目标。

于是，宋江就在还道村里，遇到了九天玄女，接受了三卷天书。

其三，实施。

目标提出后的关键在于落实。所以，宋江上了梁山之后，总是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物，宣讲着自己的观点，阐述着自己的目标，以图赢得人心，壮大力量。

比如小说第五十五回，宋江在劝降彭玘时就说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

比如小说第五十六回，宋江为了劝徐宁上梁山，就对徐宁说道：“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比如小说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表露心迹，说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

小说编写者在这里只用了一个“权借”，一个“专等”，就写出了宋江栖身梁山的无奈和盼望朝廷招安的热切。而宋江之所以要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宿太尉的理解和支持，好为下步的梁山受招安，打好基础，作好铺垫。也就是“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宋江向宿太尉展露的，就是一派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

而宋江也正是利用这一次次的袒露心迹的机会，将梁山众头领的心思，都牢牢地维系在了“忠义”的大旗之下。

诚如张锦池先生在《水浒传考论》中所指出的：“梁山兵马发展壮大的过程，既是英雄们为宋江的忠义思想所感化的过程，也是宋江的忠义思想不断朝向纵深发展的过程。”

于是，在宋江“忠义”大旗的感召之下，各路英雄犹如江河入海，汇聚在了“替天行道”的水泊梁山。而那些上梁山前素来不把“赵官家”放在眼里的燕顺、石勇辈，也全都改弦易辙，变成了“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忠义英雄。

其四，成功。

上了梁山之后，宋江无论是想方设法地架空晁盖，还是全力以赴地破解晁盖的遗言困境，以荣登梁山大位，宋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人生目标。

于是，宋江就通过力邀朝廷降将加盟梁山，来逐步优化梁山的组织结构。通过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来彻底改变梁山的聚义性质。

当“忠义堂”的牌额在梁山上高高挂起的时候，这梁山泊就由晁盖时期的生存需求，上升到了宋江时期的自我实现需求。而那帮“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聚义好汉，也就成了“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忠义之师了。

对此，容与堂本有个很到位的评语：“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而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标志着宋江的这一番努力，终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梁山头领的思想统一了，梁山泊的政治生态改善了，宋江实现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目标的基础坚实了。

需要指出的是，那刻在石碣两侧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八个大字，其实是与宋江“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人生理想，与受招安后打出的“顺天”“护国”的两面旗帜，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反映的都是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终极目标。

所以，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后，宋江就带领着梁山的头领们，踏上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的征途，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登上了实现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目标的人生巅峰。

所以，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后，宋江就带领着梁山的头领们，踏上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的征途，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登上了实现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目标的人生巅峰。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浒》小说里的招安，既不是南宋王偁《东都事略·张叔夜传》里的兵败而降，也不是《大宋宣和遗事》里的诱招而顺，而是宋江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忍辱负重、主动谋求的结果。

这就与走投无路时的被迫招安，有了质的区别。

这是《水浒》小说编写者不同于以往水浒招安故事的又一独创。而小说编写者如此别具匠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宋江那炽若烈焰的忠君报国之心。也就是说，越是在梁山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宋江越是要主动谋求招安，以实现自己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人生目标，这样也就越是写出了宋江的报国之切，“忠义之烈”。

对宋江的忠义之举，容与堂本《读<忠义水浒全传>序》有段很到位的评论：“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主耳。”

类似的，还有藜光堂本《水浒忠义传叙》：“观其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颛图报效。至于犯大难，成大功，卒罹大冤，报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谓宋公明真有智有力，有忠有义之人可也。”

那么，小说编写者为什么要着力描写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忠义形象呢？

从水浒故事的流传史来看，无论是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童瓮天的《瓮天脞语》，还是宋元话本的《大宋宣和遗事》、陆友的《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以及元人水浒戏，这些文献资料里的宋江形象，都是因着水浒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随着宋元明三朝社会的急剧变迁，而日益丰满、渐渐成型的。而宋江形象日益丰满的核心，就是忠义元素的不断融入和升华。可以这样说，水浒故事里的宋江形象，他的骨子里就有着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忠义”基因。

所以，小说编写者在编撰《水浒》小说时，就继承并发扬了宋江身上的这一“忠义”基因，并把它升华成了小说的创作本旨。

于是，杨定见会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于是，李卓吾会说：“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

五、宋江被奸佞之臣鸩死的结局，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旨思想

小说第一百二十回，宋江喝了朝廷所赐的御酒之后，发觉被人下了毒药。可是，一心忠君报国的宋江，至死仍以为“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

所以，宋江不但没有对道君皇帝有任何的怨言，反而还担心李逵如果一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啸聚山林，“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

因此，宋江就骗李逵也喝了药酒，并对李逵说道：“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宋江的这一结局，又是《水浒》小说的独创。

因为，无论是历史记载里的宋江，还是水浒故事中的宋公明，他的结局要么是招安后不知所终，如《宋史·张叔夜传》所记；要么是招安后三十六人俱皆授官，宋江后因平方腊有功而封节度使，如《大宋宣和遗事》所写。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份历史记载，或是一个故事传说，是把饮鸩而亡作为宋江最后归宿的。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对宋江他们的结局作如此处理，既遵循了水浒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忠义”元素日渐增强的内在逻辑，也密合了对明初屠戮功臣深表“不平”的社会思潮，从而也就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认为，《水浒》“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这个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指出了《水浒》主旨的一个方面。

无论是攘外征辽国，还是安内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宋江他们既是国之忠臣，更是国之重臣。但是，宋江最后却只能饮鸩而亡。这样就既写出了宋江“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之烈，又写出了奸佞之臣“屈害忠良”，“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恶之深。

所以，《水浒》小说的意义，就更在于通过对梁山英雄群体，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宋江一生命运的描述，揭橥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全忠仗义、忠君报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功勋卓著，彪炳千秋，但是，最终却仍难逃奸佞毒手的悲壮历程。

于是，小说就在客观上对那个滥官污吏横行，“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冠屦倒施”（李卓吾语）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在本质上揭示了那个社会的残酷和血腥。

这也就是梁山好汉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奏响的这曲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交响乐的悲剧意义之所在。

尽管小说编写者最终留了一条略显光鲜的尾巴，给宋江立了庙，封了侯。但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小说编写者笔端流露出来的那份沉重的无奈，那种无言的痛楚，却久久地震撼着历代读者的心。

还有什么比洞见了命运的力量和人生的无常，来得更让人感伤，更让人无助的呢？“拣尽芦花无处宿”，可是那“玉关”，却早已难“重见”了。

所以，这宋江之死，可以说既是宋江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