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僧团与唐招提寺的区别,鉴真和尚唐招提寺

作者：郑州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任教授 葛继勇

鉴真自754年赴日至763年圆寂的约10年间，可分为于东大寺戒坛院授戒五年、于唐招提寺传律五年。唐招提寺及其主要建筑、佛像存至今日，实乃鉴真僧团及其后传弟子心血浇灌、辛勤培育之结晶。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人的跨境移动，常常伴随文化的域外传播。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接受方的主动摄取，授予方的积极传授也居功至伟。在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长河中，既有渡海求法、来华巡礼的日方人员，也有远涉沧波、东游教化的中方人士。东渡的鉴真就是后者中流芳万世的楷模。

鉴真自754年赴日至763年圆寂的约10年间，可分为于东大寺戒坛院授戒五年（754—758）、于唐招提寺传律五年（759—763）。笔者在此聚焦鉴真东渡后的在日弘法活动，尤其是唐招提寺的建造，藉此以钩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鉴真僧团的具体实像。

鉴真至日与东大寺戒坛院

701年，日本重新任命遣唐使，中日交流中断30年的门户再开。遣唐使的主要目的转向摄取先进的唐文化，佛教戒律自然也包含其中。732年任命的遣唐使团中，荣睿、普照等留学僧即肩负邀请大唐高僧赴日传戒、整顿佛教的重任。最终二人不辱使命，成功邀请鉴真僧团24人至日。

754年2月1日，鉴真等人抵达旧都难波（今大阪市），唐僧崇道等“迎慰供养”；3日至河内国（今大阪府东部）时，唐僧道璇遣弟子“迎劳”。崇道何时至日及其在日活动不详。道璇则受荣睿、普照等邀请于736年与天竺僧菩提仙那、林邑僧佛彻一同至日，传授戒律。后作为咒愿师，诵读导师菩提仙那撰写的咒愿文，参与752年举行的东大寺卢舍那佛开光供养仪式。道璇不仅精通戒律、华严，还兼及天台、北禅，被尊为日本华严宗“最初传者”（拙作《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5期）。紧随其后赴日的鉴真僧团自然被寄予厚望。

2月4日鉴真一行入平城京（今奈良市）时，皇族安宿王奉敕令于罗城门外迎慰拜劳，安置鉴真一行于东大寺客堂。翌日，僧道璇、菩提仙那以及宰相、右大臣等高官百余人前来礼拜慰问。因访客较多，鉴真一行从客堂移至官仓院居住。官仓院位于何处，目前不详，或为“收纳官府正税”的正仓院。倘若如此，那么756年，光明皇后奉献给东大寺大佛供养的圣武天皇遗爱品（包含鉴真携来品）收纳于正仓院，应该与鉴真僧团在正仓院居住有密切的关系。

3月，僧良辨奉令询问曾在唐登坛授戒者及可担任“三师七证”的弟子时，除本人之外，鉴真列举了法进等弟子5人以及日本僧普照、延庆2人；还有2人，应为之前至日的道璇、菩提仙那。不久，圣武天皇派遣与鉴真一同归国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传达授戒传律由鉴真全权负责的诏敕，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位”，赐予绢布等物。

4月初，鉴真僧团依据携来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于东大寺大佛殿前造立临时戒坛。5日，圣武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光明皇后、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即位为孝谦天皇）亦登坛受戒。后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僧贤璟、忍基等80余人授新戒。

5月，鉴真把携带至日的佛舍利、经论、法具等进呈圣武天皇。6月5日，“移天皇受戒坛土”，于大佛殿西建造戒坛院，作为授戒常设道场。翌年9月，戒坛院建成。10月13日，举行落成供养仪式，鉴真作为导师、良辨作为咒愿师参加。15日，鉴真偕“大小十师”登上新建的戒坛，举行盛大的授戒仪式。

不久，“唐僧修禅之室”即唐禅院建成，遂为鉴真僧团常住之所。2002年1月，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主持的唐禅院遗址发掘调査，确定唐禅院是座呈三栋连排样式的大型建筑。建造如此大规模的设施，自然是源于对鉴真的热切期盼和优厚款待。可以说，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顶礼膜拜六次东渡的鉴真，深心敬仰灿烂辉煌的大唐文化。

鉴真书状与携去经籍

现存正仓院文书中，与鉴真僧团有关的文书有5件。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鉴真书状”，落款为“三月十八日，鉴真状白”。“三月十八日”为鉴真到达日本后的当年即754年3月18日。目前围绕着这封书状撰写者，出现了“代笔说”和“自笔说”，学界论说纷纭，莫衷一是。2004年“鉴真书状”于正仓院文物展中出陈，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不管此书状是出于谁手，借用《华严经》等四部经书的人，无疑是鉴真本人。第2件文书记载，因东大寺写经所无《涅槃经》，故仅借给鉴真《华严经》等三部。

据第3件文书可知，之后的4月5日，《遗教经论》也被送至鉴真的住所。东野治之认为，入京不久的鉴真借阅这些经典，当与“校正一切经论”即校对日本已有佛经的事业有关（东野治之《鉴真书状再考》，《扬州大学学报》2012年4期）。当时日本已经抄写完毕的“一切经论”，当指光明皇后发愿书写的“五月一日经”。“五月一日经”依据的原本是玄昉于735年带回日本的经论章疏五千余卷，即《开元释教录》著录的全套经律论疏。

不过，此《遗教经论》的借出，应该与当日举行的授戒活动有关。据法进撰《东大寺授戒方轨》记载，授戒之际，戒师需要向受戒者讲读《遗教经》。由于鉴真已经失明，向圣武天皇等500多人讲读《遗教经》者应是弟子法进等人。

据第4件和第5件文书记载，同年11月22日，鉴真发愿抄写校正后的《华严经》等三部经书，实权者藤原仲麻吕布施笔、墨、纸。这表明，试图构建国家与佛教相互补充完善体系的藤原仲麻吕接近携带新佛教至日的鉴真，欲由此推进唐风文化（拙作《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6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仓院文书中，还保存有与法进相关的6件文书。由此可知，《禅门》《止观文》及《梵网经》等经典于同年9月、《诸经要集》于翌年6月、《大庄严论》等于9月，分别从法进处被借出。《大庄严论》等经典的成书年代较古，应该之前就传至日本。被借出的原因，大概是为了据此校勘之前传来后抄写的旧本。

其中的《止观文》7卷，应该是《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鉴真携带至日的《天台止观法门》（又称《大止观》《摩诃止观》）10卷中的7卷。据法进撰《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载：“其大师法华经玄疏二十卷、大止观十卷、四教十二卷、禅门十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并法进边有本，乐欲学者，可来取本，写之流通。”可知，鉴真僧团赴日时携带有《大止观》10卷、《禅门》10卷及《六妙门》1卷等经典。这些被携带至日、由法进管理的佛教经典，被传抄摘录，会对当时的奈良佛教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禅门》与《六妙门》等为最澄所珍视，促使了日本天台宗的创立（拙作《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扬州大学学报》2012年4期）。

授戒传律与唐招提寺

756年5月，曾担任圣武太上皇“看病禅师”的鉴真被褒扬为“圣代镇护，玄徒领袖”，就任大僧都，弟子法进就任律师。加上菩提仙那、道璇，外来僧有四人，占据僧纲成员的半数。以来自中国僧侣为主的奈良佛教领导体系由此诞生。

同年6月9日，鉴真获赐圣武太上天皇“供御米盐”等物；757年闰8月21日，东大寺唐禅院比肩官大寺，被赐予“戒本师田”十町，适合传播戒律的宗教环境得以完备。然诸地方前来学戒律者众多，因无安置场所，无奈返回。鉴于此，同年11月23日，朝廷再次施与备前国水田一百町，作为东大寺唐禅院十方众僧的供养料，鉴真欲以此建立伽蓝。

不过，备前国水田一百町的施与对象并不是鉴真本人，而是东大寺的戒坛院与唐禅院。当时不少日本僧对鉴真戒律有抵制，而且围绕着戒牒的形式以及授戒等，僧纲内部也存在对立；鉴真欲用上述施与东大寺唐禅院的供养田建立私人戒院（招提寺），一定会引起东大寺良辨等周围日本僧的不满。或因此，鉴真移居唐招提寺后也遭到诽谤。

事实上，此前的756年4月，在大佛殿前举行授戒仪式时，附近就坐的唐僧把天皇的十八物进呈给大佛，而稍远就坐的日本僧未能进呈。因此，僧法叙怒起抗议，口吐粗言。同年7月21日，僧专住因诽谤“僧纲”，被配流至伊豆岛。此被诽谤的“僧纲”姓名虽未明载，但从固守旧戒的僧侣曾抵制鉴真僧团实施严厉戒律来看，应该是鉴真。鉴真被诽谤的原因，如法叙事件所示，是对携带新佛教的鉴真在感情上的反感，也是对鉴真获得戒坛院、唐禅院等破格厚遇在心理上的不满。

758年8月1日，孝谦天皇退位时，鉴真也解任僧纲（大僧都），被赠予“大和上”号。不过，“政事躁烦，不敢劳老”或是表面的理由，其背后的原因恐是良辨等僧纲其他成员与鉴真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张，也即授戒权的归属问题和戒律思想的差异，导致了鉴真的离任。

由于僧侣受戒后，需要到唐招提寺学习律学思想，故孝谦天皇在解任鉴真的同时，诏令“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因此，离任后的鉴真把“授戒传律”中的“授戒”之任交给时为律师的弟子法进负责，而自己专心“传律”。

不久，鉴真获赐故新田部亲王（天武天皇第七子、圣武天皇叔父）旧宅一处。普照与思托建议造立伽蓝，作为“传律”场所。鉴真之前曾访问此地，私尝其土，知其为立寺之佳所，故同意建造。759年8月，私立“唐律招提”之名，后请官额。所立寺院，即今之唐招提寺。今唐招提寺南大门悬挂的“唐招提寺”匾额，乃据孝谦天皇所写四字雕刻而成。同年，经藏、宝藏建成。翌年，平城宫改修之际，东朝集殿的建筑材料移至唐招提寺，以此建成讲堂。现为奈良时代唯一宫殿建筑遗构。

鉴真遂把戒坛院与唐禅院交给弟子法进，让其继承“授戒”重任；自己则率领思托、义静等人移居唐招提寺，专心“传律”。从此之后，“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资相传，遍于寰宇”。

至763年圆寂为止，鉴真一直居住在唐招提寺。此后，升任大僧都的高徒法进撰写《进记》、相随六次东渡的弟子思托撰写《和上行记》（即《广传》），向世人倾诉鉴真赴日的苦难（拙作《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唐都学刊》2007年4期）。776年唐招提寺获赐播磨国五十户赋税。3年后，淡海三船撰成《唐大和上东征传》，赞颂鉴真六次东渡的伟大壮举。20年后弟子如宝获任律师，大力彰显鉴真遗德，期盼“招提之宗，久而无废；先师之旨，没而不朽”，朝廷遂赐田于唐招提寺，以助其愿。如宝遂以此建造金堂。2000年“平成大修理”时进行的科学调查显示，金堂建造使用的木材为781年采伐的桧木。

唐招提寺及其主要建筑、佛像存至今日，实乃鉴真僧团及其后传弟子心血浇灌、辛勤培育之结晶，永远值得后人缅怀铭记！

[后记]上海博物馆于今年12月至明年2月举办“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计划展出的“金龟舍利塔”收纳鉴真携至日本的佛舍利。该舍利容器于镰仓时代铸造，藏于该时代建造的鼓楼。此后于每年10月21—23日举行的释迦念佛会取出，置于礼堂东侧廊下展览。但近年公开展出的时间仅为10月21—22日14时至15时。笔者有幸于2008年10月22日观览“金龟舍利塔”，那种震撼和感动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