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啸电视剧安宁扮演者

今早起床看手机，最爱君的朋友圈被刷屏了：

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先生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101岁。

越简短的消息，越重要。这次也不例外。

短短二三十字间，很多人已经看到了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这些年来，有很多人被封或自封为“大师”，给人一种大师很廉价的印象。

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知道，大师跟大师的距离，有时候差了100个余秋雨都不止。

2009年，季羡林逝世。当时学界唯一的安慰是，饶宗颐还在。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给饶宗颐打了电话，叮嘱他保重身体。

2015年，各界为饶宗颐祝期颐（指百岁老人，时年饶宗颐虚龄100岁）之寿，有个官员说：“祝饶公长命百岁。”饶宗颐不以为意，笑着对人说：“此咒我明年即去矣。”众人都被他的幽默戳中笑点。

如今，饶宗颐（1917—2018）真的驾鹤归去了。

▲ 饶宗颐

有些大师需要头衔为自己加持与壮胆，有些大师不需要头衔，在他的名字前多加一个字都是累赘。

就像在商界，任何一个人说李嘉诚，就都知道是“那个李嘉诚”，没有人会问是“哪个李嘉诚”。

打一个俗气的比方，饶宗颐就是文化界的李嘉诚。

潮汕人，一个身处省尾国角的族群，每个人却都有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经济界和文化界的“华人之光”都是潮汕人的老乡啊。

饶宗颐出生于1917年，潮州人。据他本人回忆：

我的家族可以说是潮安地区的首富。我的祖辈是商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钱财，但并不是一般的富贵乡绅。我出生的时候，家族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正如日中天。

我的高祖名兴桐，有四个儿子，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大型的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购置了。这就是我的父亲饶锷藏书楼“天啸楼”的来历。里面的藏书那是以十万计的。

我的伯父是一个画家，画山水；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

可以想见，我小时候成天就接触这些东西，条件是多么好! 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我六七岁时看到的东西多。而且，一般的士绅家庭、书香门第，还不能有这样的条件。

在这样的家境下成长起来，饶宗颐虽然只是初中肄业，但他的学历含金量，绝对超过现在的大多数博士生。

饶宗颐幼时与长者游潮州，遇一巷，上书“此巷不通”。长者问他，这四个字认识吗？饶宗颐答：“头一字不识，后三字认得。”

长者很惊讶，“此”字何其寻常，反不及“巷”字乎？问读《论语》否？饶宗颐答：“皆可诵之。然《论语》中有‘巷’字二个，‘通’字一个，‘不’字很多，就是没有第一个字，故不识。”

长者不信，令众人翻检《论语》，果然无一“此”字。

饶宗颐的记忆力超群，可见一斑。

他的中学老师当时就惊讶于其学识渊博，甚至认为，这孩子可能是在娘肚子里读完书才出世的。学校这口鱼缸太小，放他进大海比较合适。

在成名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师”？

饶宗颐说超级大师不敢担，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只能是一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我打开的天空、建立的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学问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 饶宗颐

也许有人要说，出身首富之家，坐拥粤东最大藏书楼，想不成为大师都难呀。

这话，也对也不对。

最爱君先说不对的地方。不用过脑子，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首富之家培养出来的富二代都成了纨绔子弟，飙车泡妞买热搜，跟学问有半毛钱关系没有？

条件都一样，关键还是看教养和个人选择。

饶宗颐先生出生时，长辈给他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叫“福森”。

他父亲饶锷对这个名字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便更名为宗颐；又因敦颐字濂溪而为取字伯濂。

父亲的用心，是以先哲的名字来激发孩子的志超先贤、规划人生的奋斗目标，更用《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及“中通外直”来陶冶其做人的情操和品格。

正如饶宗颐后来所说，富裕的家庭环境，“按理说，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出来，但是我终于还是成了一个学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父亲的影响”。

饶宗颐10岁遍看《史记》《汉书》，能背《孙武列传》《吴起列传》。“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他曾如此回忆。

16岁作《咏优昙花诗》，一时惊动众老宿，遂得“神童”之誉。

除了广泛阅读，儿时的宗颐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参加父亲在家里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来自当时潮梅地区十五个县的名流才仕不时在这里雅集，唱酬感怀。

林语堂说，做学问就像“熏火腿”。

饶宗颐一生的志趣和作派，亦就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被一点点地熏了出来。

也是在16岁那年，父亲去世，年仅42岁。

作为长子，饶宗颐继承了父亲的两大事业：一是接管家族钱庄，二是修订父亲未竟的《潮州艺文志》。

“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好一件，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但是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财慢慢地散了。”

在财富和学术之间，饶宗颐选择了后者。从此，一个首富之家没落了，但一个汉学大师正在崛起。

▲ “南饶北季”会面

三年后，饶宗颐完成了《潮州艺文志》。

因为这次的成功，18岁的他踏出天啸楼，步入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当时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的罗香林，慧眼识英才，将二十余岁的饶宗颐聘请到大学教书。随后，顾颉刚编《古史辨》，力邀饶宗颐撰著，他来香港后又协助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等。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他听从内心做出了选择，从此走上了凭兴趣治学的道路。

因为他幼年时在天啸楼那十馀万卷藏书上积累起来的丰富兴趣，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由此又延展出了日后广泛的研究领域，“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

曾经散尽万贯家财，日后他也从没有为钱做过学问。对他来说，“兴趣”二字就好像一张保鲜膜包裹着他的人生，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十几岁时的心态，做着十几岁时有兴趣的事，追寻着“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把所有兴趣都一点点磨成了学问。

饶宗颐说，自己常常感到整个人都被旺盛的求知欲所征服甚至吞没，“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是求知欲推动着他忘我地思考、阅读、追寻，从最贴身的潮州文化开始钻研起，及至足迹遍布天下。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就是能亲自验证书本上得来的东西，然后满意地对自己说“原来如此”；又或者是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疑问，展开新一轮探索和研究。

饶宗颐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来不及烦恼”。他风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老实说，饶宗颐的学问之精深，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懂。但是，行内人的评价可以给我们一个间接的印象。

据《书中书——饶宗颐著述录》的收集，饶宗颐已出版撰著65部、编辑著作34种、诗词创作19部、书画作品集66部，而学界研究饶学的著作也已经出版38种。按饶宗颐学术馆整理的选堂文库分类，饶宗颐的研究领域分为历史学（包括考古学、上古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等）、宗教与哲学（包括印度学）、潮学、甲骨学、文学、简帛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敦煌学、艺术等10大方面。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季羡林认为饶先生“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并直言“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

许嘉璐先生则断言：“他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他！”

▲ 饶宗颐

历史也给了饶宗颐很大的眷顾。

1949年，这一年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

在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饶宗颐对它的情怀常常溢于言表，曾无数次慨叹，香港成就了他，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今天。

作为一位学者，虽身在殖民地，但治学的环境却是得天独厚，执教于港大给了他宽阔的学术自由度。

当大陆的文人学者正饱受十多年漫长的严寒困苦，身心受到禁锢时，他的事业正艳阳高照，高歌猛进，不时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之间，以至于数十年来的治学能一以贯之，没有断层。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但正当饶宗颐在香港和国外的学术研究风生水起的时候，季羡林被关进牛棚、扫校园，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劳动或翻译《毛泽东文选》。

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在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托香港之福。

饶宗颐有两个“理论”：

一是“蜡烛论”。学者曾将他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公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二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他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这些机缘看似偶然,背后是他的“一以贯之”。

1980年代，他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大陆发现。最早介绍他的人，正是季羡林。

2011年季老逝世，饶公悲怀万分，曾对记者说：“季老性情笃实敦厚。他懂我，说我做学问最善于‘找问题’。他是最早写文章向内地学术界推荐我的人。”

▲ 饶宗颐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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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越大，人越谦虚。饶宗颐很谦虚地说，一个人有七十几年的时间做学问，再不行也得有些东西留下来。

几年前，饶宗颐接受过一个采访。对于加在他头上的各种光环，他作出了回应：

记者：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请辞“国学大师”称号。但他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老逝世后，有网站调查显示，您名列“国学大师”第一位。

饶宗颐：呵，大师？我是大猪吧（用潮汕话说，“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学问越大，脾气越小。恭谦有礼似乎是那个时代的风范，饶宗颐是个好好先生，从不生气，即便有人恼怒他，措词激烈，他仅笑笑，毫不动气。

但是，涉及中国文化的问题除外。

1968年，他受聘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并任中文系主任，聘期九年。但是他在第5年即回香港了。

关于提前辞教的缘由，他后来解释说：

我在新加坡时心情不太好。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压中国文化，所以后来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来请我担任9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5年就呆不下去，因为我在那里做唯一的一所即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而政府却根本不提倡中国文化，只提倡中国语，没有“文”，只学华语就够了，害怕中国文化，对大陆非常怕。时代的转变非常有意思。我不能再住下去。所以我的旧诗集取名为《冰炭集》，如冰与炭。这跟当时的心情有关。

1949年以后，饶宗颐飘离故土，寄居香江。他虽然孑然一身，两手空空，却并没有像一个旧文人那样诗酒流连地浪费生命，他牢牢地抓住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文化，在其中不仅止泊了他的灵魂，安顿了他的身心，更在其中凝敛、内聚、再造了他的文化生命。

今天一整天，最爱君都在看饶宗颐的各种材料。

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悼念和缅怀的文字。下面这段文字，引自最爱君的朋友、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陈培浩，我觉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饶公既非传统士大夫，也不是赛义德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实是才兼六学九能的大学问家。对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而言，东方知识分子基本与磨难同行，而饶公却有福自成莲花。听说饶公睡梦中驾鹤西归，走得如斯安宁，既是天赐，也是修为。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大师的个体差异性则尤其突出。只有当这种个体差异性得到充分尊重，思想和学术的自我积累进程不被人为中断，才会最终得一个出大师的正果。正如学者胡晓明所说：

我们常常讲的富强梦，随着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背后一定有一个中国的文明、中国文化的强大。文化的强大、文明的发展靠什么呢? 文化是不能靠暴发户的，不是一两天、一两年能够爆发起来的，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人，饶公在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启示意义就非常明显。文明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去守护它，需要去用以温情与敬意。

饶公千古，世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