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女人优雅,旗袍展现了中国女人的什么

夜读·开卷有益

时间像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历史云雾斑驳陆离、变异奇幻，我们的记忆和回望，是永不会断绝的。谁在进行或舒心或感怀的想象？人在城里寻寻觅觅，有初遇时的欢欣和感叹，错失后的茫然与心痛，出走后的眷恋，遥忆中的惘然……

时光流转，人与城的故事就在北京城清疏寂寥而又华贵雍容的气息中，穷尽了过去和未来。

——刘东黎《往事随风》自序

今天精彩文章摘自《往事随风：旧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经出版社授权。

旗袍：旧光影里的冷艳香凝

文｜刘东黎

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他一下子改变了看法，蓝色的布原来是这么可爱，满街蓝布旗袍的女学生，在北平是一种惊鸿一瞥的风景，纯净、美丽而隽永。

没错，在北平，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大学生，通常是这样一副行头：一身蓝色阴丹士林旗袍，雪白的毛线围巾，脚上穿一双轻便的黑布鞋，当然，有的时候是竹布褂儿和黑裙子，也一样的纯静温婉、清雅怡人。

在北平城明净高远的天空下，在平和安闲的四合院里，主妇们的寻常装束，也是白色网眼罩衫搭配着的蓝布旗袍。普通人家女子身上的自制旗袍，用的是最普通的棉布，没有繁复的手工和精致的装饰，透出的是温厚、安心、含蓄、矜持。

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和地点较有争议，一般而言，“1925年的北京”这个说法较为合理。旗袍最初仅仅局限于满族妇女之中，是清朝女子的普通服装。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退位的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有趣的是，旗人妇女穿的旗袍却从这时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来，又从北京流传到了全国，尤其是在上海——当地有文章这样写道：“近日旗袍盛行，摩登女士，争效满装，此犹赵武灵王之服胡服。”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句：“出于自动，非被强迫而然者。”

在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一些画片和照片中，很少能看到民间的女性穿着满式旗袍，但在旧体制被推翻后，反倒使上海的妇女钟情起旧旗袍来了，也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北京的旗袍自从走出了皇官，也就开始了它千变万化的命运。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彰显地位一味地繁缚华丽，而是温和从容的，有一种洗尽铅华的质朴和从容。

张爱玲那种卓尔不群、惊艳别致的旗袍风格，是后来在上海才有的事，在北京，一切都是温和大气、不事张扬的。即使如才女林徽因、名媛陆小曼，她们身着旗袍的美丽倩影自然是风姿绰约，但那种浸染在骨子里不动声色的东方美感，才是最重要的特点。

陆小曼

旗袍的前身是清朝的旗装，最初的造型是宽腰直筒式，袍长及于足面，加上许多镶滚，面料多为绸缎，上面绣满花纹，领、袖、襟、裾等处均有几道花绦或彩芽。最初旗女所着袍、衫都很宽大，后来慢慢变窄，但腰身不明显，形如直筒，且多为圆领口，有时加一条围巾。而汉族女子从唐宋以来，就一直穿对襟上衣，右衽大襟（也有斜襟的）；从清代开始，渐渐改用圆领口、大襟、五副纽扣、宽镶片，这都是模仿旗装服式的结果，不过依然保持着上衫（袄）下裙的传统装束。

宫廷里讲究的是等级地位，所以所着旗袍的颜色、纹饰都有不同，皇太后、皇后用明黄色，贵妃、妃用金黄色，到嫔就只能穿秋香色。旗袍的三大经典细节——领、襟、袖，也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修饰。

有时，为了表现身份，旗袍常常被修饰到累赘的地步。同治年间，旗袍领托、袖口、侧摆、下摆的镶滚花边足有十八道之多，人称“十八镶”。袖口内缀接可以拆换的华丽袖头，袖头还要镶滚繁多的花边，乍看上去，似乎穿了好几件考究的衣服。有时因为缀饰过多，以至于连旗袍的本来面目都看不出来了。

穿这样的衣服，看起来花团锦簇，华丽沉稳，精细的手工里沉淀着历史的厚重。当然，衣服里面人的曲线，也被遮了个严严实实。就如张爱玲所说：“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

张爱玲

在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旗袍的式样仍然趋于保守，腰身宽松、平直，袖长至腕，衣长至脚踝，而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沿部位，都釆用宽图案花边镶滚。

清朝覆亡，清帝退位，在1925年的北京，旗袍的式样开始与清末略有差别了，曲线变得玲珑流畅，面料、做工和搭配上也开始略显差异。中国女性水样的温柔、性感和雅致，不知在身体里隐藏了多少岁月，随着旗袍式样的改变，开始慢慢溢出来了。

旗袍的腰身开始收紧，镶滚简单了，色泽也淡雅起来，现代旗袍就此诞生。没用几年时间，从名媛明星到家庭主妇，从女学生到工厂女工，中国的都市女性悉数接纳了它。

什么样的女性穿上旗袍，便有什么样的面貌与精神，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就经常见到，师范学校的女教师，穿一袭宽松的棉布旗袍，端庄而又不失清雅；女学生穿上阴丹士林旗袍，便显得活泼而又清纯；革命志士穿上旗袍，立即尽显浩然之气，《红岩》中的江姐就是穿一身蓝色棉布旗袍、火红色的毛衣外套，系上一条雪白围巾上刑场的。

旗袍也有海派与京派之分，二者各有其鲜明的个性。京派与海派在艺术上和文化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大量地吸收了西方文化艺术的素养，标新立异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到20世纪30年代，旗袍的黄金发展时期到来了。在上海，领高、衩的高度、袖口、袖长、滚边、衣长一直在变化之中，还能与各种服饰任意搭配，用料也不拘一格，纱、绉、绸缎、毛呢、棉布均可，夏天穿单，春秋穿夹，冬天穿棉，热时穿无袖，冷时穿长袖。以至于后人只要一提起30年代，就会联想起旗袍和旗袍美女的绰约风姿。

而在这一时期，在老北京的民宅里巷中，仍凝聚着一股肃穆气息。北京不太去追赶海派旗袍的时髦，大多还采用大红织锦、翠绿提花的面料，重色滚边，呈现着一种厚重的世故的美，花色也很少有西方影响的痕迹。因为衣身的宽大，人体的表现力就退居次位，在装饰上就不得不考究起来，所以京派旗袍的魅力，更在于美丽繁复的刺绣纹样。那织金绣银、镶滚盘花的华彩，尽显骄傲矜持的皇城气派。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因为缺乏整体更新的内在动力，京派旗袍仍沿袭了旗人服饰的传统式样，不太为流行所动，没有做太大的改进，始终显得有些守旧。1938年，出现在老舍小说里的北京大鼓艺人秀莲，穿着一件短袖口镶一圈白色图案花边的绉纱黑旗袍，这是当年北京女性的流行时装。而在上海，这样的服装早已过时，看起来土里土气，所以，当一位从北京来的豪门太太，穿着大红织锦的滚边旗袍出现在电影明星胡蝶眼前时，她仿佛看见了一件古董，更何况这古董还在努力地学跳狐步舞，这就更让她忍俊不禁了。

旗袍何以大行其道且长盛不衰？实际上，东方女人穿旗袍的独特魅力，反倒是来自自身的缺憾。东方女人腰长，臂位较低，用张爱玲的话说“坐着也像是站着”。而旗袍突出了人体中段腰和臀的曲线美，尤其能掩盖掉中国女人腰长、胸部不够丰满等身材缺陷，反而突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风情与魅力。

旗袍严严实实的高领，把女人的头颈撑起、固正，显得傲然不可侵犯。加上窄窄的下摆，走动起来步履端正，充满东方女性的含蓄之美。旗袍的衣身连袖，符合中国传统美人手臂下垂时的溜肩。从正面看高雅端庄，符合中国传统的保守观念，从侧面看却另有一番风味，不仅“S”形身材尽显无遗，腿侧若隐若现的开衩，更是一道美丽风景，正因其半遮半掩，让人体会到一些无法言说的感触。不过，这开衩可不是为了勾人魂魄，而是为了方便行走的实用性设计。

丝袜和高跟鞋的出现，使得穿上旗袍的女子更加亭亭玉立，身姿更为挺拔。而此时腿部成为旗袍新的视觉中心，原本为了方便女子行走的高开衩，勾勒出女子美妙的腿部线条，旗袍的美丽开放到了极致。

到了40年代，由于日军的全面入侵，物资奇缺，旗袍也遭了殃，它无可奈何地变得简单和粗糙。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贵夫人、影星、交际花和其他特权人士的着装，高级旗袍则更加西洋化，也更加时装化。露胸设计，腰部也更加性感，旗袍受到了西式礼服前所未有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荡涤了旗袍悠闲、舒适的生存空间。革命是真实而残酷的，容不得半点风情，自然也容不得旗袍的斯文与优雅。旗袍沦为“四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直到新世纪的到来，一部电影的出现，那部电影叫作《花样年华》，电影中张曼玉穿着旗袍的曼妙身姿才把人们的记忆唤醒，旗袍终于回到了人们久违了的视线当中，熬过近半个世纪的波折，旗袍终得重现江湖，有如春梦再生，重新焕发出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兀自成为小小奇观。时代的起落沉浮，原本不过是服装的几进几出？小女人张爱玲的敏锐令人慨叹。

《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换了二十多套不重样的旗袍

现在可以再说一说所谓的“海派旗袍”了。旗袍在它的发源地北京，是一种本位本土的拙朴，表现得本就不那么张扬，而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风头整个都被上海抢了去。和北京相比较，上海是整个中国时尚旋涡的中心，它更时髦，更活跃，因此，旗袍一到上海滩，就成为时尚、旖旎、风情的代名词。

海派旗袍将传统样式与西式服装融于一体，兼收并蓄，把西式外套、大衣、绒线衫搭配在旗袍外，洋装中的翻领、荷叶领、荷叶袖等都拿来我用。一时间，经改良的旗袍风靡了十里洋场，旗袍在上海迎来了自己的“花样年华”。

上海女人有一种外地女性无从模拟的世故聪慧，再加上一抹江南的雅致，将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剔透完全融于一体。旗袍修长紧身的特点，也更适合上海女性消瘦苗条的身材特征，可以说，是上海女人将旗袍穿出了风情万种。当时有一位叫欧阳莎菲的电影明星，穿着凤翔旗袍，胸口抠了一块三角，露出雪白肌肤，戴着长串珍珠项链，衣袖却把肩膀包裹得严实，尽显当时的时尚风潮。

海派旗袍由于着力显示女性身段，因而服装在于表现人而非衣服本身，所以，海派旗袍一向趋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20世纪30年代旗袍受西方短裙的影响，衣长缩短，已快近膝，袖口相应缩小，比以前更合身了。

在整个30年代，海派旗袍不断地处在变化之中，某一段时期旗袍流行“透、露、瘦”，在布料上采用了镂空的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或丝绸。有时在盛夏，旗袍索性没有了袖子，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有几近臀下的，腰身又裁得窄，行走起来双腿隐隐可见，活泼轻捷之余不乏魅惑之感。

这是令后世的中国人惊讶的事实：在民国时期的人文观念中，社会对女性的行为约束已经大大放松，与我们臆想中“被礼教束缚”的文化环境是何等的不同。

阮玲玉

当然，这样的旗袍是会让那些道学家们连连摇头的。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就写到，封建保守的高老太爷从乡下来到上海，当他乘坐的小汽车从外滩经过，看到一辆和汽车齐驶的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位时髦的上海小姐，穿着颜色鲜艳的旗袍，衩开得很高。外滩的风撩起旗袍，露出小姐雪白的大腿。高老太爷差点没晕过去。

穿上旗袍的女人无论心情多么烦躁，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慢慢地安静、平稳下来，就会自然而然地收敛起平日的强悍和粗糙而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人，应该有一个温柔、宁静的心态。

不同年龄段的、形象各异的女人穿起来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有一点年纪与经历的女人穿上旗袍，气定神闲，更有一番似水流年的端庄沉静之美；而时尚女子穿上旗袍，则会有一种古曲与现代融合的新意，别具一份惊艳、柔媚神秘。

日久年深，旗袍的美就慢慢渗入每一个中国女子的血液里，不必托付地、不必交代地世袭承传着，它是每个中国女子心中的一个情结。虽然旗袍距离现代女性的生活已经十分遥远了，就连女人的细腻、沉静与贤淑，也仿佛停留在了古老的梦中。

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宋美龄、林徽因、胡蝶、阮玲玉、张爱玲、石评梅……她们或婉约或沉静或凄美或忧伤的身影，以一种冷艳香凝的形象，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镶边的立领、精致的盘扣、柔软的丝缎，在寻常的日子里穿一袭旗袍，淡紫、桃红、莲青、杏子黄、藕荷色……加上丝滑如水的质感，共同构成了一种渐行渐近的优雅气质。

不妨再回到《花样年华》里看看：张曼玉穿着简约清丽的旗袍，滚边的元宝立领、蝴蝶状的盘扣，显得沉静而又魅惑。在寂寞的弄堂里，在昏暗的街灯下，将一只保温桶拎在修长的手中，沿着古老的台阶悠然走去，在低眉俯首或举手转身之间，那种“含蓄的东方性感”表露无遗。

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也像那位房东一样脱口而出：买碗面也穿得这么漂亮——在周璇褪色的音质里，过往的百年历史，杳然而成烟尘里的一帘幽梦。

本文摘自《往事随风：旧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大有书局出品。刘东黎先生笔下的北京，很有书卷气和历史感，平和的叙述中蕴藏着诗意，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北京的另一种方式。虽然那些旧梦年代久远，但前一代人的文化遗泽，至今葆有暖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