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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11月1日至9日，“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映第八季：时间轴上的倒影”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举行。其中，1989年出生的导演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是本次展映的闭幕影片，该片子曾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也入围了今年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

这并不是青年导演第一次在“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映”上崭露头角。该展映第五季的开幕影片《鸡蛋和石头》，导演黄骥生于1984年。这部影片曾获2012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

相比韩寒、郭敬明，这也许是一群不为大众熟知的80后年轻导演。他们找投资不容易，影片多用非职业演员；他们仍然追寻电影艺术，而非将电影作为挣钱的工具；他们关注底层、边缘、自然、生命；他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展示生活中不为常人所知的真实。

上月底进入院线公映的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导演李睿珺生于1983年。影片的排片非常少，票房惨淡，但无碍于它得到业界人士的赞许。影片获得了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最佳影片”提名，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水晶熊”奖提名。2012年，他一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就曾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被选入法国文化部华语电影教材。

还有生于1981年的郝杰，凭《美姐》获第49届台北金马国际影展NETPAC最佳亚洲电影。虽然《美姐》进入院线公映最终只获得了非常少的票房，但影片还是证明了他的导演才华。他的第三部作品《我的青春期》随即获得万达的投资，即将在这个“双十一”与观众见面。

同样生于1981年的禾家，毕业于英国桑德兰大学，他导演的《大地》一举获得第3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新剧情长片《鄂尔多斯骑士》再次入围第4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获最佳亚洲电影大奖和国际影评人奖两项提名。

去年上映的电影《绣春刀》，在获得不俗的票房成绩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好的口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路阳，同样是一名不折不扣的80后。

80后青年导演正在冉冉升起。在商业电影大行其道的年代，这批将电影作为艺术的年轻人仍在努力前行。或许作品还有稚嫩之处，制作仍显粗糙，但瑕不掩瑜。相比带来票房奇观的快餐电影，或许中国电影的真正发展是在这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的电影中。尽管院线票房不佳，在电影节上获奖也类似“出口转内销”的老路，但他们至少让人看到，电影在今天仍然具有作为艺术的可能。

他们当中不止一个人这样说：如果大家都去做娱乐至死的电影，电影很快就会死掉了。希望一直到将来，他们都能记住今天的坚持。

【毕赣】

写实与梦幻的落差是我的电影美学

1989年，毕赣出生在贵州凯里，直到去山西传媒学院上学，他没离开过家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凯里，和同学合伙开婚庆影像工作室。拍摄很简单，跟着新郎新娘走，拍完婚礼后，制作一条三四分钟长的视频，配上音乐，连同素材交给客户。后来，因为客户不满意工作室的器材，觉得不够气派，毕赣他们拍了30多场婚礼后，工作室关门了。

2014年，毕赣考下了爆破证，有朋友可以牵线，他打算去建筑公司找份爆破员的差事，觉得应该挺好玩。但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把自己2011年写的剧本《路边野餐》拍出来。

当时毕赣手头只有两万块，妈妈又给了两万块，电影从四万块拍起。上学时系里的副主任丁建国，毕赣管他叫师父。拍戏钱用光了，师父就打一万块过来，过几天再打一万块。2014年5月电影开机，先拍了两个月，后又补拍一个月，后期还找到了资金，前后花了一百万出头。电影团队也非常年轻，成员几乎全是90后，每人身兼数职，场景道具都是当地现找现租，演员也是毕赣身边的亲戚好友。

扮演主角陈升的陈永忠是毕赣的小姑父，“他混过黑社会，进过监狱，去缅甸管理过赌场，现在他在当地一间工厂里工作，默默无闻，复杂的人生经历赋予他一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扮演侄子卫卫的是毕赣同母异父的弟弟，老医生的扮演者是毕赣奶奶住院时的病友，扮演老歪的人曾是一名猪饲料推销员，现在在郑州火车站贩售零食。

影片中，陈升总做梦，梦里总有一双母亲的绣花鞋，半醒时耳边总有苗人吹奏的芦笙。他以前混社会，伤人后坐了九年牢，出来后，母亲和妻子都不在了。弟弟老歪的儿子叫卫卫，老歪基本不管，陈升却视同己出。陈升坐上去镇远的火车找卫卫，火车却把他带去一个平行时空，在那里他遇到已经长大的卫卫。镜头跟着陈升，在卫卫开的那辆破摩托车上，穿行在黔东南的山间公路上。这条40分钟的长镜头受到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和观众的好评。

“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写实的地方梦魇压抑，在梦幻的地方极度写实，这种落差才是我电影的美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我喜欢这种美学，特别像小时候去学校，下大雪，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想模糊真实与虚无的边界，期望观看的人能体验一个漫长迷人的过程，企图获得一个完整的空间。”毕赣说，从构思这部电影开始，他就已经想好了要拿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一个段落，“写剧本的时候我正在为工作室拍婚庆视频，用落后的机器跟着新人敬酒、穿梭，当时就发现这种影像语言写实又梦幻，很动人、很接近诗。”

在毕赣的电影里，诗歌频频出现。“最开始使用诗歌作为我的电影密码，是在2010年拍摄作业《老虎》的时候，当时素材出现了很大问题，无法剪辑，于是我想到用平时写的诗歌贯穿起来。我觉得这些艺术手段大多最开始是来自于限制。当我更成熟地拍摄这部电影时，发现这些艺术形式已经浑然天成。电影是最不自由的艺术，然而这些艺术手段让电影有了不同寻常的体验。”

从瑞士拿下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后，毕赣回到北京成了一家艺术电影制片公司的签约导演。他的下部电影是关于一个乡野侦探的故事，“叫《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在贵州拍，但在形式和艺术手法上都会有新的想法。”

最近毕赣正在孟买国际电影节，每天忙到夜里三四点。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月亮一直跟着我/想对她说说想念的话/可我们正赶路回家/没有一点点空闲”。

【黄骥】

为中国农村女性讲出不为人知的痛

1984年，黄骥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县里去长沙需要五小时车程。小学三年级时，黄骥的父母来到广东开诊所，她成为留守儿童，一直住在爷爷奶奶家，直到2003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小时候黄骥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逐渐发现影像的魅力后，她希望用镜头去记录和表达。“每一部片子都是我的有感而发，是有触动我的东西之后我才去拍。”2004年，她在老家拍了纪录片《地下》，这个以六合彩为对象的影片被香港中文大学收藏。读大三时，她和现在的丈夫大冢龙治共同编剧、由大冢导演的《玲玲的花园》获德国科隆中国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奖。也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来中国之前，大冢在日本也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

2007年冬天，黄骥在湖南导演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获邀参加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展映。真正让她在影坛上崭露头角的，是她毕业后导演的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影片还是在家乡拍摄，这一次，她将镜头朝向遭受性侵而无助惶恐的女孩内心。这部影片和黄骥的个人经历有关，她在8岁的时候遭遇过性骚扰。“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在也不敢讲，羞于启齿，长大后觉得这是很让人羞耻的事。”她希望通过电影这个通道，将黑暗的过往进行稀释和转换，“总觉得有什么憋在心里”。

黄骥写好剧本给大冢龙治看，大冢问她“其中是不是有你的经历”？当时他们已经相恋六年，但她一直没有提过这件事，幸运的是大冢完全理解她，并鼓励她要把片子拍出来。“我们一起去农村老家调研采访时，发现就在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小学，班里有十个女孩被班主任性侵，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大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才让我有信心来做这件事。”

《鸡蛋和石头》剧组只有两个人，黄骥是导演、副导演、录音、编剧，大冢负责摄影、分镜。影片里，14 岁的青春期少女红贵被中年男子性侵犯，继而怀孕，随后流产，但片子由始至终没有透露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很两极，不少人诟病它“过于晦涩、情节缓慢、拖沓”，但也有喜爱的人夸赞它是“沉稳、坚硬、细腻的女性导演作品”。

2012年3月，当黄骥凭借《鸡蛋和石头》在鹿特丹电影节上领取金老虎奖时，她已经有了4个月的身孕。如今，她和大冢的女儿千寻已经三岁了。最近，他们一家三口正在湖南老家，这对电影夫妻正在拍摄“女性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关于一名留守少女因为缺爱而用自己的声音寻爱的故事，叫《笨鸟》”。第一部《鸡蛋和石头》之后，第二部讲高中女生，第三部拍20岁至25岁的农村女性。“三部曲有年龄和情感上的延续，正如一位女性的成长。”黄骥说：“我希望自己能讲出中国农村女性不为人知的痛苦，而这痛苦实际上又是全球女性所共有的。”

同题问答

最大的困难是想太多又脆弱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电影的？曾经想过自己今后要当导演吗？

毕赣：初中的时候，同学给我看一本叫《书城》的杂志，里面有很多关于哲学、文学的文章，比较难懂，但关于电影的部分会很好理解，因为大多都会写一段剧情梗概。当时就觉得电影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就喜欢了。

我长年会梦魇，医学名词大概是睡眠麻痹，经常在梦里醒来，然后在一个密度很高的空间里自由运动。我习惯这种感觉，而电影好像天生就能表达感受。

黄骥：小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当一名作家。其实我最早对影像的认知应该是来自于村里老人的遗像。很多人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但到最后可能什么都留不下，如果没有遗像，好像连证明他存在过的东西都没有。人物在遗像中定格了，所以我从小就对遗像和它代表的存在感特别感兴趣。高中时，我父母在广东工作，他们工作的地方对面是一个码头，有很多工人，当时我就特别想拍纪录片把这些人的生活记录下来，希望能让他们的喜怒哀乐也被人们看到，于是就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顺利考上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爱用非职业演员？为什么爱拍家乡？

毕赣：在我眼里演员不分职业与非职业演员。之前和我拍戏的演员大多是朋友亲戚，因为面孔、习惯、说话的方式等等让我选择他们。比如老医生这个角色，我就希望是个戴耳环好看的老人，但戏里也没有突出她戴耳环。

我从十九岁开始拍片子，我觉得之前电影里的人物应该继续在以后的作品里生活。这些人会不断出现在我的电影里，也变成他们的生活。随着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变化，电影里的角色也会变化。这些角色都是我心里的朋友，我会在拍摄现场去引导演员表演，但很难过后去评价，他们和角色是一体的，只能祝福他们。

我在贵州凯里生活了将近20年才出去读书，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这个地方的地理气候、人情世故都会影响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所以我很习惯拍它。只是很可惜凯里建筑的美感不断在丧失，我希望家乡的空间规划可以更好一些。

黄骥：拍家乡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源，为什么你会成为今天的你，和你的家乡、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风土养一方人，从这里养出来的人，思维方式、语言表达、行为习惯，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把不属于这片风土的人塞到这片风土里拍摄，所以选家乡的人拍是很自然的。我一直觉得家乡的人都很有魅力，我想拍出来，而这种魅力不一定是专业演员会有的，至少是很不一样的。

羊城晚报：对于年轻导演来说，电影节意味着什么？

毕赣：影展、奖项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创作，它们也只是观众的一部分。我的电影是拍给野鬼和风看的。

黄骥：最大的意义是分享和链接。在这个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通过电影节上放我拍的电影，不同国家的观众一起来看，他们也许不懂这里的方言，甚至没来过中国，情感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但通过我的片子，他们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羊城晚报：对于年轻导演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找资金、技术、还是没有伯乐不被发现？

毕赣：最大的困难是想太多又脆弱。对拍电影来说，每次都是愚公移山。没有什么金玉良言，一是加油，二是用作品说话。

黄骥：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自己的欲望吧。现在拍摄器材越来越大众化，只要有心，要拍一个作品并不是太难。但如果一开始就想要多少多少钱，多好多好的设备……才能开始拍摄，那可能一直都在等待，或是被资本吃掉。但如果你面对自己的内心和情感，去找和其他人的链接，那就去拍吧，从纪录片开始就很好。

羊城晚报：如果有机会，你想拍商业片吗？还是坚持走艺术片的路？

毕赣：我不知道自己拍的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对我来说，有时候它像诗，有时候像卡拉OK，有时候又像电视剧。电影是关于时空的幻觉体验。它与小说、绘画都有很明显的区别，我希望用时长、建构的空间和角色的动作面孔去表达，就像绘画里的线条、颜色等。

黄骥：我也愿意拍商业片，不过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