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期的杜甫主要心境,杜甫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总第151期。

蔡锦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杜甫一生，在各个时期对自己的角色或身份都有清醒的认识，不同处境有不同的省视和认同：有时直接用某个生动凝练的词来指称自己，有时则把自己比成某个物象或历史人物，如早年快意读书游历时期，他自视为观国宾、纵壑鱼；在成都草堂定居后，他自视为皂帽管宁、扁舟张翰；离开成都到夔州后，他的角色认同是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漂泊岳阳、潭州、衡州等地时，他观照自己是笼中鸟、水上萍等等。杜甫这些角色认同，是他从自己渊博的知识记忆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杜甫这些众多的自我角色认同加以仔细考察，能更好地理解杜甫在不同时期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对于更全面地探究杜甫的心路历程和杜甫诗歌的遣词用典艺术，也会大有裨益。

目前，学界未见有专文将杜甫诗中的角色认同和其生存境遇联系起来研究。相关的有对杜甫的自我形象的研究。如2014年西南大学李芹的硕士论文《杜甫诗歌中的自我形象》，通过分析杜甫诗句归纳杜甫形象，观照较为全面，但在分析一类形象时基本上都是贯穿一生，没有太多考虑诗作产生的特定年代、特定处境。本文则特别关注杜甫生活的不同时期，并借由诗人在某一时期内的自我角色认同而具体考察其在当时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

一、早年快意读书游历时，自视为观国宾、纵壑鱼

杜甫20岁之前，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到开元十九年（731），在家乡河南巩县和洛阳姑妈家度过了美好的读书交游时光。20岁到29岁，开元十九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杜甫自洛阳沿运河南下，漫游吴越，中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回洛阳应试不第，后又北上游历了齐赵。30岁到34岁，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四载（745），杜甫在家乡结婚，在洛阳结识了李白，又于山东济南与李邕交往等。这个时候的杜甫年轻、自由，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且志向高远，多咏骏马、苍鹰。也曾把自己比作黄犊、孔融、孔鲤、观国宾、纵壑鱼等。其中观国宾和纵壑鱼比较有代表性，内涵较丰富。

“观国宾”，见杜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该词源自《周易·观卦》：“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联意为：我在少年时，即看到国家不少的重大典礼和辉煌成就，这有利我将来成为君王的宾客，即作为贤才报效国家。杜甫不曾详言看到过国家哪些重大典礼和辉煌成就，但杜甫在洛阳应见过诸多大场面。现在我们仅知他在洛阳经常出入歧王宅、崔九堂，也结交了一些名流如崔尚、魏启心等。《壮游》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杜甫天资聪慧，又勤奋苦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感觉，让他非常自信，不愿意和同龄人交往，而喜欢和比自己年龄大的名流交游，并在洛阳的文人圈子中已小有名气。据前注所引孙微、胡永杰的文章考证，“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也发生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即杜甫年十四五之时。此时及以后的杜甫显示出来的文学才华，是诗赋俱佳。他自认诗接近曹植，赋可匹敌扬雄。而在崔尚、魏启心等人的眼中，杜甫的赋已可和班固、扬雄媲美。

“纵壑鱼”，见杜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该诗作于诗人在成都周边辗转梓州、阆中之时。“纵壑鱼”，出自汉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本义为大鱼在大而深的沟壑中纵情地遨游跳跃，后喻人身处顺境，所至如意。杜甫在此用“纵壑鱼”一词概括自己早年的生活，以与当时的艰难处境进行对比，从中即可感知杜甫对自己早年身处顺境又自由野性的生活是享受而留恋的。后来苏轼《游庐山次韵章传道》诗中也用了此典故：“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灵感或来自杜甫。

对杜甫三十五岁之前的生活，闻一多先生曾在《唐诗杂论》中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这样描述：“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用神奇的凤凰为喻当然很好，因杜甫自己就说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且杜甫的诗中后来也还有几次对凤凰的描写；但我们觉得除此之外，用杜甫自己选择的“观国宾”“纵壑鱼”来概括杜甫早年的角色，也是贴切的。“观国宾”的眼界见识、“纵壑鱼”的自由野性和崭露头角的文学才华，让年轻的杜甫对未来的仕途充满自信。

二、长安寻求仕途发展时，自视为愁饿儒者、杜陵野老

唐玄宗天宝五载（746），35岁的杜甫为了寻求仕途发展，离开家乡，来到长安，开始了长安十年广泛交游上下求索的生活。这时期，愁饿儒者、杜陵野老成了杜甫两个常态化的身份认同。

杜甫在长安，干谒了不少权贵，如驸马郑潜曜、汝阳王李琎、左丞韦济、驸马张垍、咸宁华原两县诸子、李林甫女婿杜位、郑谏议、京兆尹鲜于仲通、开府哥舒翰、起居舍人田澄、驸马崔惠童、汉中王李瑀等。杜甫干谒时，强调自己的儒者身份。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敬赠郑谏议十韵》：“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左传》的注释者，也是西晋镇守襄阳的将军，杜甫一家有着“奉儒守官”的绵长传统。作为这样一个世家子弟，杜甫早年读书条件优越，受过纯正而系统的儒家教育，因而儒者的身份浸入骨髓。他与权贵们交往，主要是为了得到提携，寻求仕途发展，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所以他要突显自己的儒者身份。

其实，这个身份贯穿了杜甫一生，只是以后提及时或自嘲为“腐儒”。如长安收复回京任职后，“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题省中院壁》）；到成都后，“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辗转梓州、阆中，再回成都后，“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出川后到了云安，“万里皇华使，为寮记腐儒”（《寄韦有夏郎中》）；出江陵后，“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所谓“腐儒”，词出《荀子·非相》：“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像扎紧口袋一样不说话，既没有责备也没有赞誉的人，就是腐儒。荀子主张君子乐言好辩，君子有责任把好的见解说出来，而且要说得有文采。如果不说，或者说了但说得没有文采，都不行。又《史记·黥布列传》：“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由此可见，“腐儒”是没有见解可说的人，或者是有见解而不说的人，这样的人对治理天下是没什么用的。杜甫如此频繁地使用“腐儒”一词，可见他对自己拙于谋生又无补于社会的感慨，也饱含着杜甫储备了满腹的才华和见解却不为世所用的心酸和自嘲。

杜甫在长安时期，对自己的另一个角色认同是：杜陵野老，又称杜陵野客、杜陵布衣、长安布衣、少陵野老、愚公、野人等。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云：“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秋雨叹三首》其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安史乱后，在沦陷了的长安所作的《哀江头》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杜陵野老、少陵野老，应该包含两方面意蕴。一是指杜甫在长安的居住地靠近杜陵和少陵。杜陵（在今西安市南三兆村南面），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询陵墓。少陵，是宣帝许皇后陵墓，在杜陵东南约十三里，因比杜陵小，故名少陵。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等，也含有出有根本、不忘祖先之意。二是立足于“野老”二字，表明杜甫长安求索多年，没有获得任何官职，且所住山村偏僻，已和老农无甚区别。杜甫在诗中曾几次写到这个住地，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云：“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敬赠郑谏议十韵》：“野人宁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杜甫在这里也有数亩薄田，可以种瓜豆。但收成不佳，生活就会非常艰难，正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所云：“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当然，衣食无忧时，此处环境也比较宜人。如《夏日李公见访》中，杜甫这样描绘住所周围的环境：“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傍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净，庶足充淹流。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从此诗可知，杜甫的居所是一个有花树林泉的幽静所在，诗人与邻居相处和谐。但是杜甫到长安，不是为了来做隐士做野老，而是为了来寻求仕途的发展，随着岁月蹉跎，生活越来越困顿，仕途越来越绝望，容颜也越来越被动地混融于山林野老。杜陵野老、杜陵野客这样的称谓，其实包含着杜甫深深的无奈和不甘。

三、凤翔行在和返回长安时期，自视为白头拾遗、通籍近臣

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城金光门逃出，一路间关辛苦，历时近一个月，才终于来到肃宗凤翔行在。到达时情形，正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云：“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又《述怀》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嘉其一片忠心，授予左拾遗，从八品上，职责是给皇帝拾遗补缺、举荐贤良，杜甫非常珍惜，并积极履行臣子义务。

这时期杜甫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是青袍朝士、白头拾遗，还有老夫。如《奉赠严八阁老》云：“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徒步归行》：“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北征》：“老夫情怀恶，数日卧呕泄。”朝士和拾遗，都表明杜甫现在的官身，而“拾遗”前面加一个“白头”，则意味颇长。首先，从唐代官制的角度来看，拾遗是个适合年纪轻者担任的职位，考察唐人担任拾遗的年龄可以发现：陈子昂36岁，张九龄35岁，王维35岁，元稹28岁，白居易37岁。而杜甫此时已46岁，比通常担任此职的年龄差不多要晚十年，所以肯定会让杜甫有些难以为情。其次，这也是46岁的杜甫对自己过早出现很多白头发的敏感和在意。考察杜甫诗中第一次关注到自己头上的白发，是在长安天宝十载（751）作的《乐游园歌》：“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此时头上刚出现几根白发。到了天宝十一载（752）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云“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时，杜甫的白发多了不少，此时杜甫41岁，在长安求索了六年。白发逐渐增多，让杜甫意识到了自己的迟暮，如同时的《秋雨叹三首》其一云“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即是此意，其渴望求得官职的紧迫感大大加剧。当天宝十四载十月终于被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时，杜甫已经称自己为老夫、鄙夫了。如《官定后戏赠》云：“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送率府程录事还乡》：“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这里面有人已老大才得到这样一个与自己期待相差甚远的小小官职的自嘲意味。其后不久“安史之乱”便爆发，杜甫的白头发只有可能日渐增多，如著名的《春望》诗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以当杜甫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凤翔行在被授左拾遗时，可以想象头上的白头发又增加了许多，可以说白发是杜甫相貌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此后，白发便伴随了杜甫的一生。如离开凤翔后所作的《北征》云：“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在成都辞严武幕时作的《莫相疑行》云：“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在江陵作的《重题（哭李尚书之芳）》云：“涕泗不能收，哭君余白头。”在潭州所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云：“东西南北更堪论，白首扁舟病独存。”正因为此，画家们在描绘杜甫像时，应充分注意到杜甫的头发在四十岁时就白了几根，四十一岁时已经白了不少，五十四岁成都辞幕时头发已经雪白，越到后来白发越多。遗憾的是，后世很多画家在绘杜甫像时，大都忽略了这一点，今日所见杜甫画像中，很多都是黑发。

杜甫在凤翔时期，为房琯辩护，触怒肃宗，差点丢掉性命，可以说于左拾遗一职已经尽了“诤臣”的责任。但他还是有一件憾事，即后来在秦州作《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时所云：“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深为自己在左拾遗任时，未能救吴十侍御而愧疚。

当长安收复后，杜甫终于回到了大明宫上朝，有一段时间心情颇佳，这时杜甫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是通籍近臣，有时也称侍臣。如《紫宸殿退朝口号》云：“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题省中院壁》：“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送李校书二十六韵》：“顾我蓬屋资，谬通金闺籍。”

通籍，指做官。籍，是二尺长竹片，上写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外，以备官员出入宫门时查对。在大明宫上朝时的这个程序，让杜甫颇感荣耀，数次在诗中提及。侍臣、近臣的称呼，特别是“天颜有喜近臣知”这样的诗句，显示了杜甫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这段时间，杜甫还写过“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等诗句。从中可见，这是一段令杜甫终生难忘的愉快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朝廷派系斗争的加剧，有些官员开始被排挤贬谪，当杜甫说“谬通籍”的时候，虽有自谦之意，但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也是实情。所谓“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杜甫身为左拾遗，想加倍报效国家和君王，到头来却无一字之补，深感许身有愧。当他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冬至那天作《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二云：“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孤臣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将“孤臣”与之前的“近臣”“侍臣”联系来看，杜甫被排挤出京后没有君王的信任，没有了朝廷作为依靠，非常孤独和失落。之后他决定弃官，亦非偶然。

四、

流离秦州、蜀道时，角色认同是南飞归燕、漂泊游子

肃宗乾元二年（759）立秋后，48岁的杜甫弃官，携妻儿来到了秦州，在这里住了大概一个月，此时他称自己为老夫、书生、野老、客。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九云：“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坰。”其十一：“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鼙。”其二十：“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又《遣怀》云：“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他也咏佳人、归燕等自寓境况。《佳人》诗已为大家熟知，寄托君臣遇合之情，这里解读一下《归燕》，该诗的比拟意义更能代表诗人这时期的角色认同。

诗云：“不独避霜雪，其如俦侣稀。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春色岂相访，众雏还识机？故巢倘未毁，会傍主人飞。”所谓归燕，是秋日天空中南飞的燕子。此时是农历八月，杜甫在秦州，仰望天空，一群南飞的燕子，让杜甫深有感触。《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仲秋之月……玄鸟归”。整首诗可以说用比兴手法形象地表达了杜甫此时的心境和对下一步的思考。此时朝廷的政治生态已如自然界的气候，让人感到了霜雪的气息，严武、贾至、房琯等老友旧臣纷纷远离朝廷，更让杜甫感到孤独。天空中南飞的燕子，给了杜甫启示：当北方的生存条件不允许，自己又无力改变的时候，为什么不往南迁徙找寻另一种生存环境呢？待政治的寒冬、生存的困境过后，春日来临，如果朝廷还能给自己一个位置，不是还可以再回来吗？从中我们能够感知，杜甫已经在思考是否要举家南迁了。后来，杜甫一家果然选择了南下成都，即使要翻越千山万水，也在所不辞。南飞归燕，在此时既是杜甫的角色认同，也是杜甫生活方向的指引。

大概一个月后某个深夜，杜甫一家离开了秦州前往同谷。正如《发秦州》诗所云：“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在同谷，杜甫一家生活几陷绝境，于是南下成都。在从秦州至成都的这段旅程中，杜甫开始频繁用“游子”“客”来称呼自己。如《赤谷》云：“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铁堂峡》：“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积草岭》：“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桔柏渡》：“孤光隐顾盼，游子怅寂寥。”《鹿头山》：“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成都府》：“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从中可以体味：759年的这个寒冷的冬天，杜甫一家在甘肃同谷县和蜀道上，尝够了做客他乡的孤苦无助，也饱受了中宵出发待天渐明的羁旅风霜。杜甫携家人出门赶路，常常选择“中宵”“中夜”“凌晨”出发，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征途乃侵星，得使诸病入”“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所以这样做，正如晚年诗所云“歌哭俱在晓，行迈有期程”（《早行》），一家人扶老携幼在山水间长途跋涉，要计划好下一个憩息地。杜甫一家到达成都后，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五、成都草堂时期，角色认同是皂帽管宁、扁舟张翰

乾元二年（759）季冬，杜甫一家终于到了成都。次年春天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营建了草堂。杜甫一家如倦飞的燕子终于可以憩息下来。就杜甫自己来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是村野的、隐逸的，他曾在诗中自比管宁、张翰，有时自称野老、野人、老农、渔父等。如《野老》云：“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严中丞枉驾见过》云：“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应兼似管宁。”《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管宁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曹魏的隐士、儒者。德高学博，名声在外，不受征辟，乐于隐居，讲论《诗》《书》《礼》等。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生活简单朴素。皂帽，是黑色的帽子。杜甫“皂帽应兼似管宁”，意为自己在草堂的生活类似管宁在家中隐居，穿着随意而简单，虽清贫朴素，但不受官场束缚，怡然自得。

张翰是西晋诗人、名士。因才华性情似阮籍，有“江东步兵”之称。《晋书·张翰传》云：“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芚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张翰为因仕途、生计而羁宦洛阳，重违其本性，故因秋风起即命驾归吴。杜甫是北方人，在成都草堂定居后，旁边清澈的浣花溪让杜甫一家有了尽情亲近水和船的机会。杜甫“扁舟不独如张翰”“看弄渔舟移白日”的诗句和“渔父”的自称，及杜甫此期的“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南邻》），“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泛溪》），“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等诗句，都反映了他和家人或邻居一起乘小船在浣花溪上游玩的生活情形。这和当年经常泛舟太湖的张翰很像。多年以后，在从岳阳到潭州的船上，杜甫又一次引用了张翰的典故，其《过南岳入洞庭湖》云：“邵平元入汉，张翰后归吴。”

在成都草堂，杜甫亦曾以扬雄作比。如刚到成都暂寓浣花溪畔古寺时所作《酬高使君相赠》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堂成》：“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其实，以扬雄自比，如前文所言，从“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那时就开始了。成都时期，杜甫又以扬雄作比，着眼点则在：扬雄是成都本地人，是甘于淡泊、潜心于书斋做学问的人，是一个儒者。杜甫有了草堂之后，可以安于草堂读书、写诗、作文，且杜甫平素一直自视是一个儒者，此时以扬雄作比，是贴切自然的。不管是自比管宁、张翰，还是扬雄，都显示了杜甫一家在草堂生活的安宁和闲适。

当然，杜甫因送严武还朝辗转梓、阆时，居无定所，依傍别人，又经常生病，这段时期，经常自称为病客、老客星、老病客、贱子、丧家狗等。如《寄高适》云：“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其一：“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远游》：“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汉州王大录事宅作》：“南溪老病客，相见下肩舆。”《九日》：“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丧家狗”一词，典出《史记·孔子世家》。我们从“丧家狗”和“纵壑鱼”的今昔对比可体会到杜甫这段生活是多么地没有保障，没有尊严。这与《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所云“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及《归来》所云“客里有所适，归来知路难”，可互相印证。

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天，严武重镇成都，杜甫一家终于重回成都草堂。严武引杜甫为节度参谋。765年春，通过严武举荐，杜甫被朝廷授予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这当然让杜甫高兴，因为不仅有了官职，而且还可以还朝回长安。可是当杜甫写下“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春日江村五首》其三）的时候，他也写下了“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春日江村五首》其五），忧国忧民的杜甫此时真是悲喜交集。既然终于等来了可以报效国家的机会，杜甫很快便决定携家返回长安，南飞的归燕要回北方了。

六、夔州时期，角色认同是：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

杜甫是因为被授予郎官可以回长安任职而在765年春夏间（四月末严武去世之前）离开成都的，杜甫被授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时，已54岁。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到，杜甫的头发在765年春天成都辞幕时已经是雪白。一个白头翁，被授予郎官，虽然也让杜甫感到庆幸和荣耀，但也使他很容易联想到汉代的冯唐。差不多重阳节的时候，杜甫一家到达了云安，在这里杜甫第一次在诗中使用了冯唐之典，《寄岑嘉州》云：“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这里谢朓比岑参，冯唐比自己。据司马迁《史记》和荀悦《汉纪》记载：冯唐，西汉安陵人，以孝闻，汉文帝时年七十余尚为中郎署长。文帝见之，好奇地问他：“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冯唐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荀悦《汉纪》云：“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杜甫以冯唐自比，意为他和冯唐一样，年龄已大，头发已白，才做郎官，其中含有自嘲的意味。到了夔州以后，杜甫又多次在诗中以冯唐自比。

代宗大历元年（766）春，杜甫一家到达了夔州。因为多病，杜甫停止了脚步，在这里前后住了三年，至大历三年春。杜甫的病主要是肺病和消渴症（即糖尿病），给身体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浑身乏力，走不动路，所以杜甫要拄着拐杖，并时不时找地方歇脚。此时诗人“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旧疾疟疾也时常困扰着他。即使如此，在夔州期间，杜甫仍然特别看重自己的郎官身份，渴望还朝，故诗中频繁地使用冯唐、尚书郎、省郎、白首郎、为郎、郎官等词。

如《垂白》云：“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哭王彭州抡》：“冯唐毛发白，归兴日萧萧。”《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云：“舟楫因人动，形骸用杖扶。……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除了四次借用冯唐之典比拟自己的白首为郎身份外，以尚书郎、省郎、白首郎等词则直接标明自己的身份，如《夔府书怀四十韵》云：“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五：“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寄薛三郎中据》：“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七：“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夜雨》：“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赠苏四徯》：“为郎未为贱，其奈疾病攻。”《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复愁十二首》其四：“身觉省郎在，家须农事归。”《历历》：“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如此频繁提及，说明整个夔州寓居期间，杜甫对自己的郎官身份都非常在意。当然杜甫提及自己的郎官身份或以冯唐自视时，情感也复杂多样：有时是庆幸和荣幸，有时感到的是沉甸甸的报国责任，有时则是因为多病而蹉跎岁月致使虚有其职的无奈和悲伤。

杜甫在夔州的自我角色认同还有宋玉。《垂白》云：“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清秋时节，杜甫亦如宋玉当年一样伤秋悲秋。宋玉《九辩》 开头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乃千古咏秋名句。杜甫在夔州，经历了两个秋天，对秋天的敏感，让杜甫写下了著名的《秋兴八首》《登高》等一大批因秋而感的诗作，抒发了对当前时势的多重忧虑、对承平气象的无限怀念、对长安洛阳的深切思念及对自身多病的无奈。以宋玉作比，不仅因其在对秋的敏感上和宋玉情感相通，还因为夔州已入古楚国地界，这里有宋玉故宅，以当地诗人作比显然更为适宜。

冯唐、宋玉之外，杜甫偶尔也会以司马相如、阮籍作比。如《即事》云：“多病马卿何日起，穷途阮籍几时醒？”一般理解这句诗时，会注意到杜甫与司马相如都有消渴症，杜甫的境况和阮籍的借酒消愁、穷途恸哭有相似处。其实杜甫借此两人作比，也和郎官的身份有关。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写了《上林赋》之后，汉武帝即封之为郎；又据《晋书》记载，阮籍在曹魏时也曾担任过尚书郎。这样一来，杜甫在夔州期间身为郎官时借此两人作比，就更为贴切，从中我们可见杜甫选人用典的精确性。通常，诗人借古人作比，只要有一个相似点就可以用，但是杜甫所选古人，常常可以找到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相似点。这是杜甫的高明之处，也是杜甫当年“读书破万卷”打下的功底。知识储备丰厚了，才能在多种选择中选取最合适的那一个，也才能有“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当然这里的郎官身份相似暗含在典故里面，诗句本身着眼的还是：和司马相如一样的消渴病何时能够痊愈？和阮籍一样的借酒消愁穷途恸哭的日子何时能够结束？病痛让杜甫饱受折磨，更让返回长安任职的希望渐至渺茫。

杜甫在夔州时期也曾以庾信、江总等古人作比，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复愁十二首》其十二：“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 以庾信作比，意在人到晚年想回故里却只能在苦苦等待中借诗赋抒发思乡之苦；以江总作比，杜甫觉得虽然年龄上比江总老，但漂泊多年后仍能被授郎官赐绯鱼袋，等到朝廷的召唤，值得庆幸。江总在乱世中漂泊岭南十四年后，被朝廷召还，时45岁，头发尚黑。杜甫的不同在于，头发已经皓白。

在夔州的三年，杜甫也曾经用转烛物象比拟自己，《写怀二首》其一云：“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何谓“如转烛”？在秦州的《佳人》诗中，杜甫也曾写道：“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转烛，即风摇烛火，比喻世事变幻莫测。“三岁如转烛”，即这三年的情势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当然这种变幻莫测主要是由于杜甫病情的起伏不定而引起，有时甚至要从“全命”的角度来考虑。因此，虽然杜甫在夔州带着官职穿着官服，也得到都督柏茂琳的关照，一家人的生活有保障，但杜甫的心境却随着病情的起伏不定而依旧飘忽变化，还朝的希望和失望一直交织着。

七、江陵公安时期，自视为：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代宗大历三年（768）春，杜甫一家离开了夔州。出峡途中，杜甫对因病滞留不能及时还朝，仍常感心酸，但尚未完全放弃。到江陵后，衰谢的加剧和出乎意料的生存艰难，使杜甫已基本上不抱还朝为官的希望。故杜甫不再强调自己的郎官身份，常以腐儒、老儒、老翁、老夫、沧浪客自称，其自我角色认同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如《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云：“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知。”《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卿到朝廷说老翁，飘零已是沧浪客。”《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江陵是一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繁华，当杜甫准备离开夔州的时候，曾精心结撰过平生最长的一首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给江陵的郑审和李之芳，为后面到江陵的生活做一些铺垫。但是当杜甫一家和弟弟杜观一家在此高兴地相聚后，却发现此地根本无法生存，这让杜甫始料未及。在《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里，杜甫这样描述过在江陵即荆州的艰难和窘迫：“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如此凄苦无助的声音，上一次好像还是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听过。在李之芳去世之后，杜甫是哭了又哭，并无比悲伤地哀鸣：“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重题（哭李尚书之芳）》）“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这样的儒者，不是“腐儒”又是什么？迫不得已，杜甫一家于768年晚秋离开江陵，前往南面的公安县另寻出路，然而前途仍暗淡。

在江陵，杜甫偶尔也会使用朱绂、省郎这样的词，但意味基本上都是辜负之意。如“令弟雄军佐，凡材污省郎”（《乘雨入行军六弟宅》），“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独坐》）。偶尔有人事触发，想回朝的愿望也会一时涌上心头。如公安县所作《送覃二判官》云：“先帝弓剑远，小臣余此生。蹉跎病江汉，不复谒承明。饯尔白头日，永怀丹凤城。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魂断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长安附近的九成宫有赤霄殿，太宗曾在此宴请三品以上官员。这其实也是杜甫在诗中最后一次显露出还朝的愿望。此后，杜甫虽仍心系长安、洛阳，但多属思念故土、忧国念君，已不再作还朝为官想。三年的郎官之梦就此终结。

八、最后漂泊湖湘时期，观照自己为笼中鸟、水上萍

杜甫一家在公安县憩息数月之后，大历三年（768）冬，乘船前往岳阳，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泊舟岳阳城下，开始了最后两年以船为主漂泊湘江的生命旅程。这段时期，杜甫经常把自己比为笼中鸟、水上萍、穷辙鲋、丧家狗、涸中鳞、中风走，也常把自己称作鄙夫、贱夫、老夫、白头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又以王粲、庾信等作比。其中，笼中鸟、水上萍可以作为他自我角色认同的代表。

如大历四年（769）春从岳州往潭州、衡州的路上，他作《上水遣怀》云：“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中风走”，是经常像中了邪一样到处奔走，失魂落魄。《宿凿石浦》：“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年岁。”《早发》：“贱子欲适从，疑误此二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清明二首》其二：“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杜甫如此称呼，表明在他心目中，官职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落魄江湖的白发老人了。

到达衡州短暂停留时，他作《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关于此联，杨伦注云：“日月之长，但如笼鸟；乾坤之大，止作浮萍。二句即自述垂老飘零之状。方回云：‘日月年年也，乾坤处处也。’”此注不够精确。此联之意，实与其早年《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所云“飘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所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近似，要注意其中的“阔”字和“奔”字。所以当解为：日月快速奔驰，我却如笼中鸟一样被困住了手脚，没有自由；乾坤如此阔大，我却只能如水上浮萍一样到处漂泊，不见归宿。杜甫一家大多数时间都在湘江的船上度过。这船开往哪里，他们其实并不能真正掌控，只能看哪里有朋友可以接济就开往哪里。如果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朋友，他们就只能离开，乘船驶往另一个地方，或者勉强留下来过没有保障的生活。笼中鸟、水上萍，比喻很贴切，真正遭遇到此种境况是非常凄惨和无助的。

衡州没有依靠，不久杜甫一家又坐船回到潭州准备依靠韦之晋。然而非常遗憾，夏天的时候韦之晋已在潭州去世。别地也无处可去，于是杜甫一家就在潭州暂留，结果留了将近一年。这期间，《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当杯对客忍流涕，不觉老夫神内伤。”《奉赠李八丈曛判官》：“垂白乱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穷辙鲋，典出《庄子》。此时的杜甫真的已经成了《庄子》里面写到的那条困于车辙上的鲋鱼。有时也如同《史记》中写到的郑国东门的孔子，落魄得像条丧家之犬。又《奉赠萧十二使君》云：“不达长卿病，从来原宪贫。监河受贷粟，一起涸中鳞。”此萧使君过去曾和杜甫一起在严武幕中共事，故杜甫现在贫病交加时望其接济。“涸中鳞”的典故，同“穷辙鲋”。

晚年的杜甫，频繁地以笼中鸟、水上萍、穷辙鲋、丧家狗、涸中鳞、中风走等触目惊心的物象来比喻自己，说明其境况确已非常窘迫。虽然不少官员在潭州中转，杜甫也时不时迎来送往，但得到的接济却非常有限。正如《宿凿石浦》云：“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早发》：“有求常百虑，斯文亦吾病”“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为了生计违性干谒，年老多病的诗人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大历五年（770）夏，杜甫一家从耒阳回棹北行，欲返汉阳。几个月后，诗人在途中写下了生平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有云：“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园悲寒望，群云惨岁阴”“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马融笛，典出马融《长笛赋序》：“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仲宣襟，则出王粲《登楼赋》：“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杨伦注云：“马融、王粲皆异地思乡者，兼贴风疾意。” 杜甫用此两典，来表达对故园的殷切思念。杜甫晚年以王粲作比，还有几次，如在江陵所作《地隅》云：“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这里的“秦公子”，即指王粲。因王粲本秦川贵公子孙，遭遇丧乱才流寓他乡。又如在公安所作《久客》云：“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遭乱离都远适他乡令王粲非常悲哀，担忧国家危机严重又令贾谊痛哭流涕，杜甫现在思念故土、忧心国事的心情就和当年的王粲、贾谊一样。本文前面已提到过，在成都被授予郎官时，杜甫就写过“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此处同时以王、贾二人作比，可见杜甫对这两人的内心认同较深。至于“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是杜甫觉得人到晚年尚回不了故乡，这哀伤就和当年的庾信一样；而晚年所写的这些诗文，几乎都是个人的叹老嗟卑，和陈琳当年意气风发地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可完全两样。诗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命运悲鸣，一方面仍心有不甘于自己的才华没能为国家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虽然临终前的境况已如笼中鸟、水上萍，心情经常哀伤得如同王粲、庾信，但对国家那一份如贾谊般的忧念，如陈琳般施展才华的渴望，却依然如此执著。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一生始终都非常清醒。不管身在何处，遭遇什么，他时刻都清楚自己的角色或身份，自己的生存境况。这其实是来自于杜甫“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的影响，他始终恪守着儒家“日三省吾身”的教诲。虽然杜甫没有直言他每日都在反省，但他把每日反省的结果直接而清晰地呈现于诗中。

对杜甫自己来说，通过这样的不断反省，能更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这有利于他适时调整自己的理想追求，做出理性的人生选择。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不管有多艰难也要去投奔肃宗行在，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毅然选择辞官，在被授予郎官后迅速决定离开成都前往长安，等等。这也让他在和各种人群交往时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而在亲疏远近不同的人际关系和有限的生存空间中能够获得一定的生存资源，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同时，这也让困境中的诗人在一次次尚友古人中，不会感到太孤独太寂寞，从而适度地排解心中的无奈、凄楚、悲伤、绝望，在一次又一次濒临绝境的时候，能够振作精神，重新出发。

我们还看到：杜甫是一个愿意袒露心迹的人，他喜欢与人交往，渴望被别人了解，渴望获得知己，当然也渴望扬名后世。为此，杜甫需要思考怎么样才能让别人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表达技巧。杜甫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一次次精挑细选物象和古人，用来比拟自己物象如纵壑鱼、南飞燕、丧家狗、笼中鸟、水上萍、穷辙鲋等，古人如扬雄、曹植、张翰、管宁、冯唐、宋玉、司马相如、阮籍、王粲、贾谊、庾信、陈琳等，就是其努力的成果。这些生动、形象、准确的比拟，能让读到杜甫诗的人很快地了解杜甫的自我角色认同，也能很快地明白他所处的境况和心志。由于比拟贴切，感染力强，人们在品读的时候，常常会为杜甫的高兴而高兴，为杜甫的悲哀而悲哀，为杜甫的闲适幽默而轻松，也会为杜甫的走投无路而喟叹不已，就这样一直陪同杜甫走完他59年的人生旅程。然后，一个在巨变的时代既肩负着全家人的生存希望又心怀天下苍生的普通而又伟大的儒者形象，一个努力用诗歌描绘自己形象和真实人生的伟大诗人，在读者的心中鲜活起来。这背后，是杜甫“读书破万卷”的功夫、每日三省吾身的儒者坚持、对遣词用典艺术的努力探索及渴望在当时和后世都找到知音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