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王朝卿怜的扮演者是谁

新年伊始，由翟天临引爆的“北电巨瓜”迅速刷屏，事件持续发酵，并延伸出“知网”瓜、博导瓜、院长瓜，瓜瓜辉映，令人目不暇接。事件起因则是翟博士贪恋文凭的光环、持之以恒塑造更加“完美”的自我。

事实上，文凭这张名片，不仅令今人趋之若鹜，在古代亦是敲门之利器，令世人心向往之。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由卖文凭引发的贪腐案件，借此分析一下古代社会贪腐案件发生的特点和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乾隆中后期，国家富饶、民生安定。然而，雍容华贵的绸缎下却爬满了不易察觉的蛀虫，步步蚕食着大清百年的盛世荣光。

甘肃地处西北，是山脉戈壁众多、平原耕地稀缺的苦寒之地，当时是大清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朝廷每年都要划拨上百万两白银用于购买粮食赈济民众。为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乾隆帝在甘肃实行“捐监”政策，即甘肃及外省商民可以通过捐钱和捐粮的方式获取监生的资格，在监生的基础上又可以再通过捐钱粮的方式取得做官的资格。

这项政策的实质是朝廷将“国立大学生”的文凭卖给有钱人，但读书人不说“偷”只谈“借”，朝廷也就不说“卖”只谈“捐”了。这就为富商地主家的孩子打开了做官的口子，一时间富贵子弟纷纷为朝廷分忧，甘肃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制度运行几年后，新的问题产生了，甘肃地方官山高皇帝远，任意贪污、挪用捐监的钱粮，搞得怨声载道、民生鼎沸，整个官场迅速腐化。不得已，朝廷停止了“捐监”政策。

但没过几年，在中央财政的压力下，乾隆不得不重新启用这一政策，但为了遏制腐败，他选取了自认为“德才兼备”王亶望担任甘肃布政使，专职负责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是“官二代”，其父是江苏巡抚，他通过捐钱买官，自举人步入官场，历任知县、知府，时任浙江布政使、暂署巡抚。到甘肃就任后，王亶望与总督勒尔谨密谋，策划了这起乾隆帝事后所称的“从未有之奇贪异事”。

下令全省捐监只收白银，不收粮食，而收到的捐银统一上缴由王亶望和兰州知府蒋全迪保管。

上任三个月后，向皇帝汇报说收取粮食82万石，除向百姓发放20万石外，府库剩余62万石。实际上，仓库里没有一粒粮食。

每年春秋时节，开动全省官员的头脑风暴，向朝廷谎报各种灾情，借机将账面上的“粮食”分发赈济灾民。

这样，钱自己收着，粮“发”给了灾民，上行下效，皇帝满意，百官满足，百姓饿点也只能忍忍吧。

一直到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七年时间，甘肃官场上下齐心捞钱、一派祥和做官，可谓是“政通人和、和气生财”，乾隆皇帝成了坐在紫禁城里的瞎子和聋子。

据说，王亶望离开甘肃时，雇佣了几百头毛驴搬运家产，场面蔚为壮观。

“甘肃冒赈”案是清朝入关百年来涉及范围最广的贪腐案件，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我们来分析一下该案的特点，管中窥豹，了解古代社会贪腐案件都有哪些共通之处：

第一， 案件发现具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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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发现是由两个偶然的因素导致的：

其一，朝廷查办王亶望下属官员王燧借乾隆南巡大搞贪污时“拔出萝卜带出泥”，王亶望因此受到朝廷怀疑；

其二，甘肃爆发叛乱，军情文书中有多雨误军的奏报，而乾隆印象中甘肃多年来一直上报有旱灾。基于上述两个因素，乾隆帝下令彻查，惊天大案才浮出水面。

纵观历史，贪墨大案往往发现于偶然或者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偶然，就不能反腐了吗？古代自秦汉以来建立的监察体系为什么全然失灵了呢？

这是因为古代封闭的内部监察机制很难独立地对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进行监督，甚至会出现出卖手中的监察权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象，最终蛇鼠一窝，与腐败分子沦为一丘之貉。

第二， 犯罪手法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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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冒赈案涉案财物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贪腐时间横跨两任布政使，持续七年，但其犯罪手段之简单却令人咋舌，只不过是通过欺君，利用赈灾将收上来的银子层层内部消化。如此大规模的贪腐行动虽是有条不紊，但也未必做到密不透风，难道甘肃乃化外之地、“不与秦塞通人烟”，以如此简单之手段行逆天之举，数年来花开花落，上下官员倒是能做到宠辱不惊、闲庭信步，想想还是不可思议。

第三， 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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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乾隆帝上谕将王亶望立即正法，勒尔谨自尽，王廷赞绞监候。经审理后，共有28位官员被判斩立决，51位官员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有46人发配边疆服苦役。

想象数十位官员在菜市口齐刷刷被砍头，鲜血迸溅，交织成阳光下一抹亮丽的红，脑袋如冬瓜般四散开来，最终停留在围观群众的脚下，这场面甚是瘆人。甘肃官场自知县以上十室九空，几乎无人幸免，多少家庭悲欢离合，最终剩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古代社会的贪腐案件甚少单兵作战，往往是上下其手、左右串联的集团作战。

第四， 以贪治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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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一个可笑而可悲的地方是，执法者本身就其身不正。负责案件查处的继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刚刚在云贵总督任上被下属揭发贪污腐败，已被有司判处死刑，但由于乾隆法外开恩和甘肃出现叛乱，于是其摇身一变又化身为匡扶正义、挽甘肃民众于水火之中的“李青天”了。

负责查抄王亶望家产的闽浙总督陈祖辉伙同部下企图浑水摸鱼，采用狸猫换太子之计，以银换金，隐藏玉器珠宝、古玩字画。案发后，被乾隆皇帝赐死。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还有一位著名的参与者，那就是日后权倾朝野的巨贪和珅。

说起来，和珅与王亶望还有一段缘分，王亶望的侍妾吴卿怜在其抄家砍头后为蒋锡棨所得，后献于和珅，成为其宠妾。斗转星移，和珅家破人亡后，吴卿怜留下“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的《绝句八章》哭诉其命运之悲戚，令人唏嘘。

腐败，是中国古代社会自官僚体系建立以来就如影随形的顽疾，其实质是公私不分，表现为化公为私和以公谋私两种形态。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贪官犹如过江之卿、黄河之沙数不胜数，尽管历朝历代均制定严刑峻法对腐败采取高压政策，甚至采取阉割任用、剥皮填草、“群众运动”等极端方式，但仍然前腐后继。以致于“反腐斗士”朱元璋在《大诰武臣序》中发出“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的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的无奈之语。古代社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❶ 公私不分的君主专制制度。秦汉时期，中国由封建转化为郡县，传统的世袭贵族纷纷倒台，完成了“化家为国”的历史进程，只有皇家这一个家变成了国家，从此天下被称为“X氏江山”。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皇家将天下当做是自己家族的私产，而改朝换代往往通过流血战争取得，更是加深了这种观念的合法性和固有性。汉高祖刘邦在取得天下后对父亲刘太公说：“您一直认为我不如专注农耕的二哥有出息，可现在你看我们谁置办的产业大呢？”前段时间网上流行的“看，这是朕为你打下的这片江山”等话语，都是古代社会将国家当做私产观念的体现。而自商周开始，封建家长制就是一个家族的根本制度，封建家长对家族的财富、人口拥有绝对的处分权，因此皇帝对自己的产业——江山自然也拥有绝对的处分权。在这一制度下，百姓的生杀予夺皆取决与上，百姓遇到兢兢业业维持和扩大产业的皇帝就应该感恩戴德，遇到败家子也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呢？这也就是黄宗羲所批评的“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可以说，公私不分的君主专制才是古代社会腐败的根源。毕竟，甘肃冒赈案的根源是乾隆皇帝卖官鬻爵，王亶望估计在脑中默念“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❷ 官僚体系在本质上权力不受约束。理论上，皇权是无限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皇权必须通过官僚体系的运转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各级官吏实际上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从官僚体系建立之日起，皇帝为监督百官，监察制度随之而生，最初的监察御史位列三公，此后历朝历代都在制度上和权力上不断予以完善。明清之际的言官更是享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即仅仅依靠传闻就能弹劾官员，不实者不罚。但监察体系往往在王朝的后期会流于形式，监察官员与其他官员沆瀣一气，沦为只要他人净、不顾自己污的“抹布”。帝王也不得不利用东厂、西厂、锦衣卫、粘杆处等特务机构实现其个人目的。为什么古代社会的监察体系会屡屡失灵呢？我认为是由于君主专制体制下官吏在身份上具有双重属性：其一，他们自己也是产业的一部分；其二，他们又是产业管理者。古代监察制度之所以作用有限，就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本质上是“阶级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认清了这一点，就对工作也就释然了，和气生财才能大吉大利，毕竟“他好，我也好”。

❸ 财政收入不足以为整个官僚体系提供体面的生活质量。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单一，税收在绝大多数时间主要依靠田赋，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每年的田赋总额相对固定。而官僚体系自其诞生之日就存在自我繁殖的能力，在王朝中后期官员的俸禄会逐步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低薪制成为古代社会的常态，最极端的例子是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的高级官员曾秉正退休时没有路费，只能靠卖女儿筹集盘缠，更被悲伤的是，朱元璋听说后认为其禽兽不如，处以宫刑。尽管孟子称赞“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但大多数人无论其职业如何总要生活的，又想马儿跑的快，又不想给马儿吃草，实际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拥有随时可以变现且权力不受约束的官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连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读书人怎么会不明白呢？开明的皇帝更是了如指掌，本着“水至清则无鱼”的心态，只要官员不太过分，皇帝对小贪小腐还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官场的腐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靠自身的净化收效甚微。因此，腐败成为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顽疾，深入脊髓，难以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