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阅读成果,红楼梦塑造人物

《红楼梦》生而伟大。自清代始，《红楼梦》就是“现象级”的作品。

手抄本时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考虑到当时物价较低，“数十金”约莫等于一个小康之家四五口人一年的生活费用——用来买一部书，算是极奢侈了。满城街巷热议，一时洛阳纸贵，甚至有极端的读者因其疯魔……场面大约可以想见。

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圈粉无数，就连粉丝掐架的故事都足以构成另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二百多年间，《红楼梦》有续书百余种，仿书数十种，围绕它做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多如牛毛，谈及它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更是漫长且深远。

如果以《红楼梦》为辐射源，构建一张“被影响”网络，几乎可以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一网打尽。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林语堂、丁玲、张恨水、张爱玲、钱钟书、杨绛、萧红、端木蕻良、琦君……继而到高阳、金庸、刘绍棠、王蒙、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王安忆、白先勇、苏童、三毛……名单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下去，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总有新的作家进入它的辐射范围。

然而，在《红楼梦》所确立的巅峰之后，孕育它的文化传统及写作方式却从此式微。后人无论如何从它那里汲取营养，总不能创作出取代或超越其位置的作品，又不禁令人唏嘘。

于是我们反思：为什么人人都说《红楼梦》伟大？社会对它的评价是否客观公允？它被推上文学的巅峰究竟是历史文化的偶然还是必然？现代人何以再也写不出像它那样的作品了？

梳理《红楼梦》的传播史，计文君老师发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可能是一个异乎关键的节点。而文前所述清代时出现的这部书风靡一时的场面，似乎不过是它“现象级”命运的开始。

《红楼梦》对现当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在《红楼梦》里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和能够看到的东西，继承了他们愿意继承和能够继承的部分。

比如有“民国红楼梦”之称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书中人物和《红楼梦》的角色之间是存在明显对照关系的，哪个丫鬟是袭人，哪个丫鬟是晴雯，几个家族怎样联姻等等。林语堂在写创作动机的时候说，本来是想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来发现太难，就自己用英文写了一部小说。后来我们更熟悉的巴金作品《家》《春》《秋》，在80年代末被拍成电视剧，扮演梅表姐的正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还有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也有书写“时代红楼梦”的动机。沈从文有一部收在抽屉里的长篇小说稿子，在他自己的读书笔记中，给这部稿子起了个代号叫“红楼梦”。

对于小说家而言，《红楼梦》已经成为一个梦想。它的存在远远超越了一部小说，成为一种标志，一个冠冕。任何一部小说被冠以“红楼梦”之名，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褒奖。

然而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看待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在传播意义上，《红楼梦》早已成为正统的中国文学经典，人们认为它以超群的叙事功力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及一个时代的整体描写；在文本意义上，人们对它的认知和判断却一直都存在巨大的分歧。

套用《资本论》中描述货币诞生的那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和《红楼梦》的命运很像。我们似乎可以说，《红楼梦》天然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正典，而中国叙事文学的正典，天然是《红楼梦》。

如同金银作为贵金属的自然属性，使其成为货币诞生时的必然选择，但货币诞生的根本力量，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红楼梦》所具有的艺术品性，使其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正典，但《红楼梦》的经典化，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红楼梦》诞生之后，大概在乾隆中叶，一部手抄本可以卖到几十两银子。书商为了牟利而大量刻印，《红楼梦》开始风行于京师乃至全国，在清末有着广泛影响。当时市面上出现了续书百余种，例如《红楼圆梦》《红楼幻梦》《红楼梦补》……各种各样的人要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扶出来，或者让贾宝玉娶上一堆，满足中国人的大团圆梦想。

一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续书

于是《红楼梦》迅速成为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家喻户晓的文本，以各种艺术形式被广泛流传，从皇家到民间，影响力都很大。

当时就有“红学”这个概念，但那几乎是个玩笑，是把繁体“经学”的“經”字右上部分“一横三曲”拿掉后的戏谑之称。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红楼梦》评本，比较著名的评点家有大某山民、护花主人、太平闲人等。评本的大量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评点家真心喜欢，就像金圣叹评《西厢记》、花底闲人评《夹竹桃》，知识分子也自发评《红楼梦》；第二种动机是商业利益，因为有评本的书更好卖，甚至好多人还写过《红楼梦》的读法。

即便如此，在文化兴趣和商业利益共同推动的早期传播史上，《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典籍，而只是一部有魅力的、略显异样的小说。人们热爱它，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它完全没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这当然无损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无损于我们对它的判断，但这是历史的事实。

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本来也不是很神圣。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红楼梦》获得的位置是它应有的位置。它凭着自己巨大的艺术能量，刚诞生就迅速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事物，不可被忽视。

《红楼梦》的前传播史梳理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一个质的变化，来自于五四时期。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竭力倡导“新民族之语言”，推行白话文运动。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老旧了，出问题了，所以要改变，要自强。他们希望新的语言方式带来新的表达、新的思想。怀抱着这样一个历史性诉求，他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是一个是非纠缠的大问题，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几乎是以一种弑父的姿态，一刀斩断了和传统文化的关联，认为凡旧的都是坏的。

然而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读旧书读得极好的人，尤其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说过年轻人不要读旧书，因为会中毒，可他自己就是在这些毒素里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因为有了鲁迅，才有了跟世界文学对话的资格，否则我们五四时期收获的那些文学是何等的幼稚、仓促，语言也没准备好，技术也没准备好，写出的东西简直没办法看。正是因为有了鲁迅先生，这样一个读古书读得极好、抄过魏晋古碑的人，我们才有了《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一系列描写我们民族灵魂的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

新文学运动的践行者们对叙事文学的范本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他们推崇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提倡写真的人，反映真的生活。这种现实主义当中饱含着对当时社会病状的痛彻心扉的揭露，以及对中国病况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知识准备的知识青年，面临着翻译作品有限、文本有限的现实窘况。怎么办？他们要选择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文本。

数千年的文学标准被颠覆，此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都被重新估量价值，《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一批优秀的古典白话小说，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他们重新厘定的文学坐标系里，这些白话小说从受人轻视的鄙俗文学小道的边缘位置，挪到了文学的中心，取代了一直为士大夫所重的诗、文等雅驯文体，成为文学正宗。

于是，在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阐述文学革命观点时，《红楼梦》被高密度地提及。就连对中国传统小说一贯苛刻的周作人，也对《红楼梦》网开一面，说它才算是真正的“人的文学”。

《红楼梦》中的人物，确实跟以前小说中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以前的小说里都是二维的人，曹雪芹换了一番眼光，写三维的、立体的人，甚至写四维的、在时间中成长的人。由于时代变化，今天我们很难在林黛玉身上看见反抗了，但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林黛玉的桀骜、反抗，包括晴雯等人身上的这一类特质，都被无限地放大了。

这时流行着一句话，说“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方（苞）”。新文学运动家们把曹雪芹和施耐庵推上中国文学的殿堂神龛，认为从前那些套路化的、思想陈腐的，形式克制的文本，完全不如这些新鲜的、触及灵魂的、关乎生命的表达，目的在于批判桐城派的东西腐朽至极、毫无价值——一切都是为了建设“新文学”的需要。

《红楼梦》的题材特质，让它很容易在传播上获得成功。20年代初，一个在北京大学生群体中发起的调查显示，最受读者欢迎的书是《红楼梦》。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文本，而《红楼梦》毕竟是关乎爱情的。当然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红楼梦》既有社会历史层面的内涵，又有个人生命体验层面的内涵，历史感与身世感的双重叠加，正好满足了中国人文化和情感的需要。

五四时期，《红楼梦》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它所书写的爱情和人物，它揭露出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它对受压迫的女性的重视，以及它的叛逆思想，都被包裹上新的时代特色，用西式标点、横排版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红楼梦》再一次风行了。这一次，它的身份和清代《京都竹枝词》里说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已经完全不同了。

综合考量，这时人们对《红楼梦》的评价是两极化的，赞誉颇多，不满也颇多。《红楼梦》有实写，也写虚写。今天看来，我们觉得这两部分同等重要，因为如果缺少了虚的这部分，《红楼梦》似乎就缺少了一种形而上的维度。然而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陈独秀先生就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茅盾先生不满意原著中玄玄虚虚、神神鬼鬼的部分，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最终编出了一部节本《红楼梦》。钱玄同认为，贾宝玉这个形象写得不好。胡适认为，此书不过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这种割裂式的评价其实也好理解：说它好，因为文本本身值得学习；说它不好，因为它和人们心目中理想小说的蓝本是不一致的。在他们理想中，小说应该描绘出时代的画卷，写出人性，写出社会的种种弊病，写出一个新人，最好是一个英雄，一个反抗者。

因此，在《红楼梦》经典化建构中，这场新文学运动既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功过参半、影响深远的一步。它开创了“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先河，这种功利主义的继承思维自此滥觞。此后对于《红楼梦》，无论作家还是研究者，几乎人人揣着一把阐释的刀，来解《红楼梦》这头牛。大家只割合乎自己胃口的肉，名之曰“精华”，把剩下的皮骨称之为“糟粕”。

但也是“五四”这个历史性机遇，使《红楼梦》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可以说，《红楼梦》本来是江湖中的东邪西毒那一类剑走偏锋的角色，但经过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一举登上少林武当的宝座，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从此以后，作为具有和世界文学名著对话资格的少数中国古代小说之一，它开始以特殊的典籍身份，深刻影响处于准备阶段的中国现代作家队伍。

新的政权建立后，我们进入了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十七年”的文学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整个解放区的作家共同完成了意识形态一体化进程，现实主义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创作方法。这不仅是新政权的要求，也是作家对自己的人生观进行改造的主观要求。

1942年，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这时，《红楼梦》文本的命运又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那就是1954年全国品红。《红楼梦》获得了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认可，被看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于是，人们开始用另一套眼光看待曾经的林妹妹和宝哥哥了。

在贾府里，成分划分的运动开始了：谁是压迫者，谁是反抗者；谁是腐朽的，谁是革命的；袭人和晴雯必须势不两立，宝钗和黛玉必须划清界限……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开始被深入地应用到红学研究里，甚至形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民间理解。这个民间理解，把《红楼梦》复杂细腻的文本阉割掉，形成双重简化的理解：第一，将其简化为三角恋爱的故事；第二，将婚姻爱情简单指代为理想。因为婚姻自由的理想被破坏，于是就产生了对立面的冲突。这种双重简化的认识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直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上映，它的编剧思想和主题设置，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样一种认识。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当时的文化界，思想解放还未完全，因此人们轻易接受了这种来自上层权威的、壁垒分明的派系划分。然而现在反思，当时对宝钗虚伪人格的设定，以及对钗黛关系的设定等，都是不太符合原著的，甚至对原著的理解有伤害性。

于是我们反观不同历史阶段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发现大家在阐述其对《红楼梦》的理解时，都有一个百试不灵的办法：但凡我认为好的，都是它的价值和进步性；但凡我认为不好的，都是它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它是古人的作品，反正曹雪芹也不会站出来跟我说你理解错了，所以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而这期间也有一些不太鲜明的观点，比如俞平伯先生后期说到，也许不该腰斩红楼，钗黛也许是可以合一的……但凡说出这种含含混混的、仿佛自己也不大确定的观点的人，其实都是有点想回到文本本身上来的。因为《红楼梦》的文本本身，其实更加幽微复杂，它的肌理更加丰富细腻，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当我们把它身上任何一块肉割下来，烹成一道菜的时候，那个味道是我们自己添加的佐料的味道，而不是《红楼梦》本身的味道。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这“十七年”文学时期，当大量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都变成“毒草”的时候，《红楼梦》始终停留在中国人可能的阅读范围之内。文革期间也是如此，甚至在1973年，又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评红热潮。

无论历史如何跌宕，《红楼梦》好像始终有一种神奇力量庇护。它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场，以至于哪怕与阶级分析的语言相碰撞，也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出许多独特的阐释文本。它的光辉从未被遮蔽，反而在引发一次次“现象级”讨论的过程中，放射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耀眼光芒。

20世纪末，中国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红学研究中涌进来很多新鲜的西方理论，例如原型说、母神崇拜、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叙事学……语言学的方法、符号学的方法、神话学的方法都被引入进来，在《红楼梦》上实验了一遍——人们惊奇地发现，怎么说都有理。而且，随着人们给它注入的东西越来越多，它似乎开始自我繁殖，变得越来越宏大，越来越有力量。

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眼光审视，《红楼梦》再次展现出超越历史时空的能力。如此传统的文本，原来如此现代；如此现实的文本，原来如此魔幻……《红楼梦》中的非现实主义元素终于拂去尘埃，在各种现代派理论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西方人所说的叙事圈套，所谓“中国盒子”……曹雪芹的叙事圈套，比博尔赫斯复杂得多；《红楼梦》的魔幻现实，比《百年孤独》更魔幻、更现实。人们发现它确是宝贝，于是就用这些理论来证明它的好。

新的时期，虽然以前那种“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思维模式依然普遍存在，但我们毕竟收获了不少颇具启发性和探索性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更加全面、丰富、深入。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是正典。但当我们跟世界文化交流变多，需要以某种方式完成自我阐释的时候，我们发现，《红楼梦》可以让人以一种极其感性的方式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于是在今天，《红楼梦》又被这个时代选择了。人们从中提取出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概念，那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感性体验的投射。

所以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感叹，《红楼梦》是一个比我们更加强大的生命个体。它像有着神奇的消化能力，谁试图伤害它，最后都会发现尴尬可笑的是自己，受伤害的是自己，而它依然是它。它的能量，使它度过了种种危险，成为不可撼动的中国文学正典。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对不确定性的描写。后来我在《红楼梦》里看到，它真的是在写不确定性。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昆德拉的话去证明曹雪芹是先进的、伟大的、有现代性的么？我认为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这样简单的论证几乎没有太大意义。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更本质的东西是属于《红楼梦》的？

《红楼梦》滋养的中国作家不绝如缕，但是没有人再去写像《红楼梦》那样小说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一些超越观念、超越技术层面的东西，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无法继承到的？我们没法简单地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把视线投向曹雪芹，看看他的才华来源于何处。

脂砚斋评《红楼梦》，说其“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一部《红楼梦》，其实是曹雪芹动用中国全部思想文化遗产进行的伟大的叙事尝试。它给予汉语写作的价值，给予中国文学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蕴含着许多智慧。例如一部《说文解字》，很多人觉得那只是字典，但那哪里是字典啊？那是宇宙学，是对天地万物的命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慎的野心之大——世界蛮荒，我来给你命名。这基本等同于上帝赋予亚当的权力。然而我们已经难以理解到这一点。

时代发展到今天，不止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养已经断掉了。即便我们非常艰难地回头读书，也会发现真的来不及。《红楼梦》里贾政对宝玉的评价，最主要是肤浅二字。宝玉确实肤浅。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成长中的人，处于进步的过程中，还没有打破思想的那道关口——这一关可不是看破红尘。

古代一个读书人要完成的学养，其实是对生命本身的理解，是最终认识到自己和宇宙的关系、和神明的关系、和祖先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孔子、老子、庄子，无不在说这个问题。我们读《论语》，不只是因为孔子的话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在讲最本质的问题；我们读《诗经》，一般是把它当作诗来读，但是如果把它当成经来读，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古人讲“经史子集”，“经”之所以为“经”，因为它要解决的都是根本问题；“史”之所以为“史”，因为它记录了人们做过的事，其中就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子”是要我们看到，那些优秀的人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集”，是片段的、不全面的、某一部分的阐悟。如果说《离骚》是公认的“集部”之首，《红楼梦》应该是集部之尾。它是真正的集大成者。

今天的作家，使用的思想工具、思考方法和曹雪芹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导致我们没办法真的实现对《红楼梦》的继承。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确实可以说是广陵绝响。然而这只是对20世纪的总结，21世纪又将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文化发展并非遵循简单的进步或退化的线索，它是一个因果耦合的复杂的能量场，一直处于运动之中，蕴藏着不同的可能性。《红楼梦》的能量远远比我们强大。若能被它加持，获得一点感想，已经是幸莫大焉了。我不期求能创造这样一个能量场，我只期求能跟它有关，已是今生幸事。

本文来源于计文君老师在品红课上的讲座

文字编辑：Maya

编辑/制图：S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