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牧歌团长扮演者

前言

1995年6月15日，这是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某团五连官兵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终于结束了驻地30多年无饮用水的历史，李国安带领的连队在这里打出了甜水。

然而，面对人们的称赞，李国安却十分坦然，他说：“我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想让人给予回报。可以说，为理想而献身，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因此我感到特别快乐！”

李国安

李国安成了“小沙丘”，老汉落泪：没见过这种当官的！

早在60年代初，驻进巴丹吉林沙漠的解放军战士们就在哨所打井找水。可是，挖一眼没水，再挖一眼，还没水，先后挖了40多个黑窟窿，好不容易挖出一眼有水的井，却是苦的。战士们说，别让祖国的亲人担心，咱们就叫它“甜水井”吧。从此，中国版图上就多了这个地名。

当时，连队吃水长年要到75公里外去拉。1963年的一天，拉水车坏了，连队两天两夜没吃上水，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派直升机送水，并指示有关部门为该连增配一台拉水车。

30多年来，从军委、总部到各级领导始终关注着这个难题，但由于找不到地下含水层，难题一直没有解决。

边防战士吃水难，灼烤着李国安的心。从1992年起，他连续三年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来这里找水。盛夏，戈壁滩上50多度的高温把胶鞋底都烤变了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硬是把连队周围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梳理了一遍，终于找到了有淡水存在的根据，确定了井位。

出水那天，战士们手捧甜水又唱又跳，流着眼泪说：“甜水井水甜，是因为连着中南海啊！”

李国安

连队举行的篝火晚会上，李国安欢快得像个孩子，他太理解常年吃苦水的边防战士此刻的心情了。35年的边疆生活，使他对当地水源奇缺的状况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内蒙古地域内，大部分都属于贫水区、极贫水区，当时2400万人口中有六分之一没有解决吃水问题。而最使李国安刻骨铭心的，是那一幕幕场景：草原上许多湖泊逐渐消失，沙进人退、水干草枯，时常能看到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因干渴致死而留下的堆堆白骨。

一次，有个牧民给李国安唱起优美的草原牧歌《乳香飘》时，把“这里的生活多美好”，改成“这里的生活多痛苦”。

李国安指出牧民唱错了，那位青年牧民沮丧地说：“因为没有水，我养的羊也少了，骆驼也没了，老婆也走了，你说我能不痛苦吗？”

在一些蒙汉群众杂居的地方，常年吃啤酒色的苦水，井中有大量的甲烷气体，用火柴都可以点着。在一个边防哨所，官兵们因为缺水，渴得满嘴起泡，头发粘成团，脸上长着癣。有的连队甚至因为缺水，只能被迫后撤几十公里。

一次，李国安找水路过一个边防连，当时连队里只有四个人在家，一听说给水团长来了，像盼来救星似的，一个敲着鼓，一个打着鼓，一个叩着镲，一位连干部老远就跑过来报告。这4个人的“锣鼓队”一咚一锵都像重锤一样敲在李国安的心上。他说：“咱是共产党员，是解放军的干部，就得想方设法为边防官兵和人民群众解除疾苦。找不到甜水，我这个给水团长就是失职啊！”

后来，经过李国安和给水团官兵的努力，集（宁）二（连）线以西的内蒙边防绝大部分连队都喝上了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并且做到了“三化”“四到位”，即：自来水化、深井化、卫生水化；到食堂、到宿舍、到温棚、到浴室。

李国安

199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给水团来了两个老汉，他们一人手里拎着布袋，一人拎着黑色人造革包，找到李国安团长说明来意，他们是受2000多名村民委托，来找解放军给村子打井的。说完，拎着黑包的老汉拿出包里的一万块钱，要送给李国安。拎布袋的老汉说：“还有四万块钱，是乡亲们集资买水管的，要是不够我们回去再集，可这井你们一定要打呀！”

这是两包什么钱哟！李国安看到，这皱皱巴巴的旧票子，大多是5元、10元、1元、2元的，甚至还有不少1角、2角的。李国安的心颤抖了：这可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啊！

在了解了这个村子的真实情况后，团党委决定，就是贴钱也要帮村子打出甜水。可刚定下井位，李国安却因病住院了。第二年4月，李国安一出院就返回呼和浩特市，一到地方就上了井台。20多天时间里，他五次到打井现场指导。

下井管的时候到了。这天正好是“五一”节，李国安知道这是关键的工序，搞不好便会前功尽弃。早上7点多，他就从100公里外的团部赶来了，严重的腰疼使他无法站和坐，李国安就干脆侧卧在井旁的材料堆上指挥。

这一天刮着六七级大风，黄沙漫天飞舞，李国安的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黄沙，远远看去，就像一道小沙丘。101根总长303米的井管连续下了11个小时，他一刻也没离开井台。

一个老汉听说这就是团长，流着眼泪说：“我活了70多岁，没见过这种当官的！”

这个村子有了甜水井后，立了一块碑，上面大字写着“饮水思念解放军”。

李国安带领给水工程团为当地群众打井

穿着“钢围腰”，李国安坚持走完了8000里边防

正当李国安甩开膀子干得起劲时，持续八年的腰疼病越来越重。

1993年9月，李国安参加全军“创业在军营”事迹报告团，白天忍着剧痛作报告，晚上睡不了宾馆的席梦丝床，只能躺在地板上过夜。返回团队时，是被抬下火车的。在医院里，他连续8天吃不下东西，排不出大便，被怀疑是恶性肿瘤。团里一位干部来看他，问他还有什么事，李国安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边防那些还没打出水的井啊！”

在301医院里，专家确诊李国安患的是“腰椎管肿瘤”，并做了手术。

手术后，生命是保住了，但李国安的下腰部3块椎骨各被切除了三分之一，留下了一条永远无法愈合的骨槽。医生说，如果不注意保护，还存在下肢瘫痪的可能。

1994年4月1日，病未痊愈的李国安找到医生，坚决要求出院。

回到团里，李国安常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现在我多活一天，就要多挣24小时。”

为此，李国安决定响应国家号召，去完成一件埋在心头的大事——勘察内蒙8000里边防水文地质情况，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民吃水难的办法。

李国安

要知道，李国安做手术后，腰部就靠一条15厘米宽的“钢围腰”支撑，解大便蹲不下来，他就在一把椅子中间挖个洞使用。如此之差的身体状况，怎么能去考察8000里边防水文地质情况呢？

就在李国安动身出发的前一天，为他做手术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程东源教授正在呼和浩特讲学，闻讯后专程赶到给水团，紧紧拉着李国安的手说：“像你这样重的病，必须休息够一年，万万不宜长途跋涉啊！”团领导和工程师们也劝阻说：“军区首长再三强调，你现在不能去边防。要去，让我们去吧！”

然而，对于此次考察，李国安已下定决心，他必须亲自考察和掌握8000里边防水文地质的第一手资料，向党和国家提供一份权威的报告。

内蒙古的8000里边防线，横贯祖国的东西。李国安坐着那辆212吉普车，走戈壁、穿沙滩、翻山脊、下冲沟，越是地形复杂，他们必须要去，许多地方车上不去就靠徒步行走。

当时，在内蒙古中部一片山区考察时，面对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李国安怎么也爬不上去了，司机小马给他砍来一根枯死的杨树杆，果然，拄着它爬山便利多了。从此，李国安的手里再也没离开过拐棍。

李国安在找水途中休息

到了西部一个边防连，连长看到李国安这根拐棍只剩下大半截了，便又找来一根拖把杆。于是，这根拐棍陪他勘察完了西部的3000公里边防。途中，李国安回团开会，后勤的木工班战士用坚硬的白蜡木给他制作了一根真正的拐杖。靠着它，李国安又勘察完了东部边防的3500公里。

徒步难，乘车同样也难。坐在车上，稍有颠簸，坚硬的“钢围腰”便挤压着皮肉。不出一两天，被挤破的皮肤感染了，加上天气炎热，途中无法清洗，他的腰部和下身开始溃烂，稍一磨擦，溃部就钻心地疼痛。

但是，身体的严重不适并没有销蚀李国安的乐观情绪，一路上，他还常与战士们作诗、唱歌，缓解心情。

李国安从不在人前露出自己的伤病，每次清洗患部总是在没人的时候。一天晚上，当李国安正咬着牙清理伤口时，从门缝里见状的司机小马破门而入，抱着李团长就哭了起来：“团长，咱们回去吧！你要再往前走，我就不给你开车了！”

李团长扶起小马，对他说：“你的好意我都知道，可你也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哪能半途而废呢？”

就这样，在四个多月里，李国安坚持走完了8000里边防，总行程24800公里。这一路，他一共用去了40多盒药水，扔掉来不及清洗、沾满脓血和污物的短裤就有10多条。出发时刚刚领的新吉普车，保险架断了5次，减震器坏了4个，轴承破碎过2个，刹车管坏了3个，车身的漆皮被风沙吹打得尽是麻眼，车已无法开回团里。

艰难的付出，使李国安和他的战友们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们获得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全线水文地质勘察，还确定了109眼井位，可望解决边疆10万军民的吃水难问题。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写出的22万字的专题报告，填补了内蒙边防水文地质资料的空白，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李国安

“你如果再不管我的事，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

李国安是个孝子。

他4岁丧父，是母亲把他们兄妹3人抚养成人。所以李国安从小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老人家。

母亲有个心愿，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机会终于有了：1992年，组织在北京给团里分了一套房子，并点名要李团长住。

消息传来，团领导都很高兴，家里人更是喜不待言。老母亲说：“这回，可算盼到了。”

可有一天，李国安来到母亲面前。他说：妈妈，有件事我对不起您。我把军区分的那套房子让给政委了，他虽然比我晚当十几年兵，可家里的住房还赶不上咱呢。”

看得出，母亲的表情很复杂。她停顿了一会儿，慢慢地说：“小安，你做得对，妈不怪你。”

可是，母亲越这么说，李国安的心里越不好受：妈妈不仅给了我生命之躯，还教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小时候她教给我的第一支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来，她老人家经常嘱咐说，你不管当多大的官，都要当个好官，要多为别人着想。”眼下，她的希望落空了，却没有埋怨自己，这是多好的妈妈啊！

李国安画像

李国安决定把母亲接到内蒙去，他要好好尽尽儿子的责任。

然而，繁忙的工作使他的愿望每每落空，他只好请来一个保姆陪伴母亲。

1993年4月24日，正在野外指挥打井的李国安突然得到消息：母亲病危。在母亲住院的一年多时间，这种电话、电报有好几回，可这次，李国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匆匆忙忙赶回医院，老人已处弥留之际。她躺在病床上，虽然已面无血色，但还是那样慈祥。她握着儿子的手，眼里充满了慈爱、希望和满足。

李国安跪在母亲的病床前，用小刀精心削了一片老人最爱吃的荸荠，慢慢地塞进她的嘴里：“妈妈，儿子回来晚了，我真是个不孝之子啊！”

母亲微微摇了摇头，喃喃地说：“你有事情，妈不怪你。以后，妈再也不会拖累你了……”

走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她还没有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看团里栽活的一排排松树，就这样，既满足、又遗憾地走了。

其实对于事业和家庭，李国安都有着深深的感情，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当事业和家庭都需要他的时候，他只能把天平向前者倾斜。对李国安来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命奋斗已经融入了他的灵魂，成了他生命的第一需要。

李国安

李国安的妻子郭晓莹，是位老红军的女儿。当年他们谈恋爱时，李国安明明是追求者，可约会时总是迟到者。每次失约，当郭晓莹看着他满头的汗水和一脸憨态，生起的气也就消失了。

婚后20多年来，身为丈夫的李国安一直就这样忙来忙去：21个春节，有14个是在部队或工地度过的。

1993年3月，郭晓莹被汽车撞伤，头部缝了30多针，后来又因干家务不慎摔倒，左臂骨折，李国安都一直因工作无法脱身而没有留在家照料。

这是儿子李源与妈妈的一段对话：

“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儿子说：“爸爸是不是在内蒙还有一个家啊？”

郭晓莹笑着说：“亏你想得出来，我还不了解你爸，再给他两个胆，他也不敢！”

“那你说，爸爸咋总也不回家？”

“那是因为在内蒙你爸还有一个‘大家’，团里几百号人，任务特别重，才顾不上咱娘儿俩啊！”

儿子若有所思，但似乎还有没解开的谜。

李国安

一天，李国安终于回到了家里。晚饭还没吃完，儿子李源便放下碗筷，拉下脸开了口：“爸爸，我今天郑重跟你谈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说。”李国安看到儿子稚嫩的脸庞变了形，觉得好新鲜。

“你如果再不管我的事，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说完，李源抬起屁股，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起初以为儿子在跟自己开玩笑的李国安，一时愣在了那里。他慢慢地放下碗筷，慢慢地向卧室走去。

儿子的话，勾起了李国安的回忆：源源在内蒙上小学时，自己因为忙从没参加过家长会；在北京上中学时，源源几次写信要学习资料，也是因为忙没顾上给他买。如今，儿子学习不好，老人孤寂而去，妻子含辛茹苦，我这还算个什么父亲、什么丈夫呀？

想着，想着，李国安失声痛哭……

后来，李源所在的学校请李国安作了一场报告。在茫茫的人群里，李源看着父亲这熟悉的面孔，听着那些新鲜的故事，禁不住流泪了。

李国安回部队后，儿子李源给他来了一封信，写道：“现在我懂得了您名字的含义，您的国字指的是‘国泰’，您的安字指的是‘民安’，您追求的正是国泰民安。我以后再也不会埋怨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