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诡谲的人物
这个所在,是六朝古都南京的著名景点和标志建筑物——鼓楼。“鬼手大怪”的首次登场,就是在鼓楼大钟亭前的草坪上。
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在即的当儿,尽管南京城里已经可以听见长江对岸解放军试射大炮的轰鸣声,街头国民党军警宪的车辆也不时鸣笛乱窜,但老百姓还是按以往节奏和惯例过着跟以往一样的日子,只不过时不时脸上露出一丝即将盼来天亮的微笑。
这天早上,大钟亭前照例来了一些晨练者,男女老少皆有。这些人三五成群,各练各的,以拳术居多。被“鬼手大怪”盯上的是其中一伙八卦掌习练者,七八个小伙子围着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先看他演练,然后在其指点下跟着比画。看得出这些弟子拜师不久,八卦掌的门槛也没跨进去。
七时许,这伙八卦掌习练者结束活动,收拾了脱下的衣服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鬼手大怪”出现了。他的装束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的“军统”、“中统”以及宪兵队、警察厅的特务、便衣相似:一袭黑色衣衫,头戴宽檐礼帽,帽檐遮掩住了半张脸面,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镜。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反正大家刚聚拢起来要走时,他就站到了大伙儿跟前。众人见了皆觉意外,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穿着打扮的主儿不大会大清早就出来活动的,而且通常也没有来鼓楼、玄武湖之类的场地干涉晨练的嗜好。
就在众人看着这位不速之客发呆的当儿,这人开腔了,未语先笑,冲教拳的中年汉子拱手作揖:“嗬嗬!这位师傅练得极好,兄弟算是开眼了!佩服!佩服!”
对方这话一出口,众人都以为是来踢场子的。中年汉子正盘算着应该怎样应对时,对方却站到了他的身边,语气中透着真诚:“真的,师傅的拳打得真的很好!”一边说着,一边抬手在中年汉子左肩后背交界位置轻轻拍了两下。
中年汉子要搭话时,这人却吐出了两个字:“告辞”!点点头自顾走了,把一伙人弄了个目瞪口呆。
是日,1949年4月13日,距南京解放还有十天。
由于被“鬼手大怪”伤害的对象还有若干,一一道明姓名恐怕读者给弄糊涂了,这里就按出场顺序以字母顺序排列。这位练八卦掌的中年汉子第一位出场,所以排为A。
A这天回家后,照常用早餐,然后做他平时天天所做的那些事务,一天下来没有感到任何异样。但是,到了晚上情况就怪异了。临睡前,他照例要练一小时的内功。他学八卦掌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不敢说炉火纯青,也足可称颇有心得,一上功就能进入状态的。但这天晚上却觉得难以入定,气息稍一运行就觉得内脏有异。于是,A就引起了警惕,回想起早上大钟亭一幕,心里不禁一个激灵,寻思别是遭了高人的暗算。强撑着继续练了片刻,还是把珍藏了多年的救命丹丸取出一颗来服了。
这天晚上,A未能入睡,上半夜内脏灼热如焚,下半夜剧痛如剐。天明时分,A确认自己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便又服了一颗丹丸。不一会儿,他那些去了大钟亭后不见其面的弟子登门探询,见状大惊,有人便提议求助于“张接骨”。
关于“张接骨”其人,苏皖南一带至今众所周知。清乾隆年间,山东枣庄人张天散,精岐黄之术,并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接骨术。由于治疗骨折很有效果,江湖上便呼其为“张接骨”。张氏将这套接骨绝技和秘方药物传给了子孙,于是,“张接骨”之名便代代相传,成为一个著名品牌。目前在南京行医的几位张氏后人已是张天散的第八代传人。
“张接骨”不但治疗骨折,也擅长诊治内伤。因此,此刻A的弟子中就有人想起了“张接骨”,一说,A也同意请“张接骨”诊疗。
A治疗后效果如何?暂且按下不提。因为第二位受害者B要登场了。
如果说A的被人暗算似乎还有由头——武林同行踢场子之类,那B的遭遇就属于莫名其妙了。那是三天之后的傍晚,B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夫子庙如意酒家赴宴。可能B的性子有些急,也可能那天他迟到了,反正马车抵达酒家门前停下后,他不等车夫按照当时的载客规矩搀扶他下车,就自行往下跳了。偏偏脚下滑了一下打了个趔趄,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来,从背后伸手将B扶住,一声“小心了”。B站稳脚跟,嘴里说了声“谢谢”,回头过去时只看到一个穿黑色长衫、头戴礼帽的男子匆匆离去的背影。
跟A的情形一样,当时B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照常跟人划拳喝酒,谈笑风生。回家后也没啥反应,上床倒头便睡。但平时一觉睡到大天光的习惯这天却被废除了,B在次晨四点多破例醒了。不是他自己想醒的,而是被体内那种如焚似割的感觉痛醒的,疼痛的位置就是昨天傍晚在如意酒家门前下马车时被那黑衫男子搀扶过的腋下两侧。
B家里没有备伤药,其妻见他痛得厉害,想起隔壁邻居王先生在医院当药剂师,不知家里是否有什么药可以止痛的。敲开王家门一问,王先生家没有止痛药。王先生问了情况,说如果确是因为被人“搀扶”而导致的伤痛的话,那需要引起重视,要找伤科郎中看的。王先生建议去上海找石氏伤科的石筱山,据说石筱山治内伤堪称江南一绝。
其时,B的情况更加不妙了,不但疼痛难熬,还吐了两次血。于是,便立马去火车站奔上海找石氏伤科去了。
B去了上海情况怎样?这里也暂且按下不提。让我们把时间推进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对于南京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月: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5月15日,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与军管会公安部、市委社会部统一建制,合署办公。
南京市公安局首任局长周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干部,长期的保卫战线工作使他形成了一个注重调查的习惯。因此,他上任伊始,喜欢穿着便衣利用休息时间上街微服私访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鬼手大怪”的传说,就是周局长在私访时偶然得知的。
到目前为止,“鬼手大怪”已经用那种“相助式搀扶”、“无意间碰撞”、“友好的拍叩”等手法暗算了九名对象,受到袭击的对象无一例外内脏出血,严重的已经卧床不起。
当天下班前,周兴局长拨打了一个内部电话。“鬼手大怪”的厄运,就是从周局长的这个电话开始的。周兴的电话是打给治安处刑事公安队一位名叫查铁典的人的。查铁典是河北沧州人氏,回族。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武术之乡,千百年来不知出过多少武林名家,眼前这位姓查的名字中又有一个“铁”字,很容易使人将其跟武术联系起来。但查铁典却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知识分子,体态瘦弱,戴着眼镜,从来没有习练过武术。查铁典在读师范时参加了地下团组织,不久转为中共地下党员,三年前即将毕业时,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身份,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名单,幸亏及时撤离才未被捕。查铁典撤往解放区后,照例接受组织审查,那是社会部的活儿。审查过后恢复了党组织生活,正好社会部需要知识分子,他就被周兴看中留了下来。周兴奉调前来南京任职时,带了一批老部下,查铁典是其中一个。
南京市公安局成立伊始,周兴原先是准备安排查铁典干办公室工作的,但查铁典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干侦查工作。于是,他就被安排到治安处刑事公安队,行政上没有担任职务,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但党内身份是党支部成员。当然,这只有中共党员警察才知晓,解放初的基层党组织是不公开的。
周兴把查铁典叫来,提出的一个问题令查铁典感到突兀。这个问题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身体的某个部位被人像跟熟人打招呼样轻轻拍一下,这人就因此而受了严重的内伤,你信吗?
查铁典毕竟是武术之乡出来的,马上点头:信啊!这种情况在我家乡听得多了去了!我还亲眼见到过一位本族老叔用一根手指暗暗使劲按断了地主老财家的一头毛驴的肋骨呢。
周兴点头:“这就是了,看来我没有找错人。这活儿应当让相信世上有此类奇事存在的人去干,那才有工作动力。小查,情况是这样的……”周兴遂将他听说的内容简要说了说,临末了表示市公安局有必要将此事查一下,如果确有人遭暗算而受伤,那不管是南京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发生的,我们公安都有责任对此进行调查,把凶手揪出来绳之以法。这个使命就交给你了,你可以挑选一名熟悉南京情况的刑警作为助手,两人同心协力,尽快将“鬼手大怪”的情况调查清楚。
查铁典受命后,从刑事公安队挑选了一位叫关扬铭的助手,说了情况,商量怎样着手调查。关扬铭三十岁,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米行学徒出身。旧社会干米行活儿的,经常要扛两百斤的米包,还要爬高,因此通常都有一把力气;而关扬铭闲着没事时喜欢用手掌抓捏大米,久而久之竟能把干大米捏成一个固体块块,这把手劲就可想而知了。抗战胜利那年,国民党“还都”南京,首都警察厅处理清退了一批汪伪政权时有问题的警员,公开向社会招收新警察。由于当时公布的待遇看上去还算不错,而且抗战胜利伊始人们都以为今后有安稳日子过了,应当找一份稳固职业,因此报名者众多。首都警察厅因此就抬高了入行门槛,考试很严。关扬铭的老板怂恿他去试一试,结果被刑侦大队看中,当场拍板录用。这样,关扬铭就当上了一名刑警。一直干到南京解放,共产党的军管会接管了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接收组对国民党警员进行甄别后,处理了一部分,清退了一部分,剩下的作为留用人员,关扬铭的身份就是留用警察。
平心而论,关扬铭干了三年多刑警,由于缺乏天赋,所以对于如何分析推理是弱项,他的强项是逮人,有的是力气,入行后又接受了一些擒拿格斗的训练,所以但凡抓捕什么江洋大盗、力大狂徒,他是肯定要出场的,而且总是冲在第一个。但此刻查铁典看中关扬铭的倒不是力气,而是对于南京的熟悉和人脉。他看了关扬铭的档案,得知其不但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其已故的舅舅还是帮会的账房先生。查铁典的直觉是这种调查可能少不了要跟那些以前参加过帮会的人士打交道,而关扬铭凭着他舅舅的关系,是容易跟那些人取得沟通的。
但是,查铁典跟关扬铭一商量,却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似乎不符合实际。关扬铭听查铁典征求自己的意见,便说了一句话:“去找‘张接骨’就是”。
于是,查铁典就知道了南京原来有位专治骨伤科的祖传名医“张接骨”,通常来说人们需要诊疗骨伤的,都会去找“张接骨”。而如果“张接骨”也治不了,那就去上海了。上海当时的伤科医疗可真是人才济济,拥有石氏、魏氏、陆氏等伤科八大家,此外还有包括武术名家王子平在内的兼武兼医的治内伤专家。因此,要尽快查明究竟是否有“鬼手大怪”袭击之情况,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去找“张接骨”。
二、立案侦查
查铁典、关扬铭两人于是去了浦口,找到“张接骨”的诊所,一打听,不禁吃了一惊。据“张接骨”说,自南京解放前的上月中旬到解放后的本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十一名相同受伤情况的患者前来求诊。所谓的“相同受伤情况”,就是这十一人都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一名男子的轻微肢体接触,以拍、撞、推、扶等手段施以袭击,致使受袭者在遇袭后二十四小时内出现内脏疼痛、身体不能动弹等症状,严重的还有吐血现象。
“张接骨”的医术中,骨科是第一,然后才是伤科,这从其名号也能看出。因此,“张接骨”这边对于此类诊疗的效果不像治疗骨折那样极为明显,但经他治疗过的患者,除了一人目前情况不知外,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接着,“张接骨”又爆料:他听说,水西门有一个做颜料生意的遭到相同的暗袭,已经死了!
到这时,刑警的查摸使命已经算是完成了,他们抄下了那十一名患者的姓名住址后就告辞了。但临走时查铁典没忘向“张接骨”请教:“您估计这些人的内伤是怎么形成的?”
“张接骨”的回答是:这是武术手法,袭击者是一名内功高手。
这里要负责地告诉读者: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其技击手段千奇百怪,确实存在本文中的伤人技法。
对于负责调查的刑警查铁典来说,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向周兴局长一汇报,见多识广的周局长也信。于是,就有了一个组建专案组侦查“鬼手大怪”系列伤害案的决定。
专案组组长由查铁典担任,当时警力紧张,组员也就三位,除了关扬铭,还有二位也是留用刑警,一个叫黄聪,另一位叫邓德龙,都是三十多岁的老刑警。专案组成立后,立刻碰头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其实此刻对于案情也没啥可分析的,因为事实上案情是怎样还不清楚。因此,众人决定先进一步查摸案情,要把所有遭到过“鬼手大怪”袭击的受害者找到,一个个询问,把笔录制作成卷宗。
目前所知道的受害人一共有十二位,专案组人手有限,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调查必须两人以上”之类的规定,于是四位刑警就分成四路,划定了调查对象,就开始工作了。
查铁典去的是水西门,据“张接骨”说有一位没去他那里诊疗的患者已经死了,查铁典要查的就是这条线索。由于这人没去“张接骨”那边,“张接骨”的患者记录中没有这人的姓名住址,所以查铁典先去了派出所查了户口注销记录,查到了一个5月10日死亡的三十七岁男子,名叫腾大根,死亡原因是“暴病不治”,于是就前往腾家了解。
这位“暴病不治”而亡的腾大根,就是前面序号为B的男子。腾大根籍贯安徽当涂,是做染料生意的,家有妻子和子女各一。据其妻张秀英说,上月16日,腾大根应朋友之约前往夫子庙聚餐,顺便谈些生意上的事情。他是乘坐马车过去的,抵达后下车时有人从背后双手在其腋下搀扶了一把,当晚回家后睡觉时痛醒,服了跌打丸贴了狗皮膏药,无效。因当时长江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着无法去北岸请“张接骨”诊治,就直接乘早班火车去上海求医。
腾大根抵达上海后,一天之内拜访了石氏、魏氏两大沪上伤科名家,诊断结果是一致的:受了严重的内伤。袭击者用内功特殊手法伤了心肺两大脏器,如不及时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心脉将越来越弱,最后有可能不治而殁。
石氏伤科石筱山、魏氏伤科魏指薪两大名家都给腾大根进行了推拿,开了外用、内服中药,但是,石、魏都表示此内伤实在太严重,非伤科大夫能治。那么,是否还有法子治疗呢?办法是有的,听上去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说法:请跟伤害腾大根那人的同派武师中具有一定造诣者进行治疗。
身为名家,若把话说到这程度,那就是回天乏力的表示了。腾大根也听出了这层意思,于是跟陪同他前往治疗的朋友商议,认为既然来了上海,那就索性逗留一天,求到王子平先生门上去吧。
对中国武术稍有了解的人,都应当听说过王子平这个名字。王氏,字永平,河北沧州人氏,回族,1881年生,精查拳、八极拳、剑术、气功,通晓十八般兵器,武林诨号“千斤大力王”。1919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打败设擂的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后又在济南击败日本柔道家宫本,曾在旧军队马子贞部任武术总教练。后赴上海,以治伤正骨为业,兼教习武术,曾在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王子平暑期武术讲习所和精强武术会等处教拳。新中国成立后,王子平先生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
腾大根求到这样一位堪称武学大师的门下,应该有希望了吧?答案是:否!王子平先生亲自检查了伤情,询问了受伤的情况,摇头不语,沉思良久,轻叹一声:“唉——先吃点药调理一下吧。”而后又肯定了石氏、魏氏的诊断,说最好是能找到跟袭击者同一武术门派中人,只有他们才有治愈的法子。
那么,施袭者是什么门派呢?这个,王大师也不知道。中国武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门派林立,各有秘诀,自古以来没有谁能够讲得出究竟有多少门派、多少秘诀,除非从武侠小说里拖一位出来。
就这样,腾大根只好失望而归。但经这三位伤科、武术名家一番治疗,他的伤痛当时倒是减轻了不少。回到南京后,他继续吃药,静心休养,几天以后,血不吐了,伤痛也变成时有时无。正当腾大根以及家人为之庆幸以为总算过了这一关时,5月10日晨,腾大根起床后忽然感到心痛如绞,又大口呕血,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就咽气了。
这就是腾大根遇袭到不治身亡的整个过程。
其他十一位受害人的受伤情况跟腾大根差不多,都是没来由地被人冷不防这么“轻轻地”弄了一下,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伤痛发作,其中一半人还出现了吐血现象,因为自腾大根之后的受害者都是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出的事儿,其时长江封锁已经解除,所以都是到北岸浦口请“张接骨”诊治的。治疗之后效果如何呢?有的说伤痛减轻了,有的说没有效果,有的说甚至还更痛了。
查铁典和邓德龙去了上海,上海前一天刚刚解放,一派欢庆场面。王子平的诊所门前也挂出了迎接解放军的红旗。南京刑警向王子平说了情况,请求给予指点,他们没有透露腾大根已经死亡的消息。王子平还记得一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位患者从南京过来请他治疗之事。大师就是大师,王先生说那人受的内伤极重,如果还没有找到致其受伤的那个武术门派中的佼佼者给予紧急治疗的话,这位患者如今应该不在人世了。查铁典这才点头,说尽管这人受伤是南京解放前的案子,但我们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还是要一查到底,请王先生给予指点,帮助我们分析凶手究竟是何许人,以便我们能够将其及时抓获,绳之以法,免得继续给人民群众带来危害。
王子平缓缓摇头,说他确实无法判断出这应该是何许样的武林中人出的手。王先生见刑警露出不解的神色,便进一步予以说明:类似这种伤人手法,中国武术中的许多拳种的习练者到了一定功力时,都能做到,什么武当、少林、太极、形意、八卦以及由王乡斋先生创立的大成拳,等等;只要练到一定程度,都能一触即伤。当然,这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施用如此手法伤人对于袭击者本人来说是要耗费一定功力的。让他连续伤人就做不到,否则用于实战那岂不不可收拾了?
邓德龙听得一头雾水,寻思这会不会是王子平故意卖关子。但出身武术之乡沧州的查铁典却是明白的,当下谢过王先生告辞而去。
专案组另外两位成员关扬铭、黄聪再次拜访“张接骨”,也未能获得相关线索。
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另辟蹊径寻找突破口了。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议,一番讨论后,众刑警认为可以从寻找凶手的犯罪动机上得以突破,于是就定下了接下来的调查内容:查摸受害人的情况。因为刑警相信凶手作下如此规模的刑案,绝对不会是毫无目的胡乱下手,这厮又没犯神经病。所以,凶手作案肯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样,凶手与受害人之间其实是有一根看不见的隐形之线连接着的。既然一时找不到凶手的线索,那就试着从这条线的另一头找找看。
于是,专案组刑警作了分工,分头拜访那些受害人,腾大根已经死亡,那就向其家属了解相关情况吧。此番调查能否奏效?此刻还不得而知。
三、情报:目标在饭馆出现
一番奔波后,获得的受害人基本情况如下——
A,就是在大钟亭授徒时遭到暗算的那个中年人,四十二岁,已婚,他是被“鬼手大怪”第一个盯上的目标。这位是安徽和县人氏,三十年前就随父亲定居南京了,是开香烛铺子的。此人嗜武,自幼拜师习练八卦掌,但天赋平常,功夫泛泛。平时为人谦和低调,经商讲究买卖公平,口碑不错。历史上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和政治活动,亲属也无政治瓜葛或者刑事犯罪经历。
B,即已死亡的腾大根,他的有些情况前面已交待,这里只说没有提及的部分:腾大根也习练过武术,涉猎的门派比较多,什么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南拳都玩过,不过那都是以前的话头了,近两年由于生意上的事情太多太烦,他不再练武,只是每天空闲时在家里站站桩,所以还保持着以往的那种精神状态和形体。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江湖朋友来往,是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商人。
以上二位是南京解放前遭到“鬼手大怪”暗算的,下面十位都是在南京解放后被“鬼手大怪”伤害的——
C,南京火车站的搬运工人,三十二岁,高淳人氏,已婚,出身城市贫民,八岁时来到南京,本人及亲属均历史清白,跟社会各类人等也从无瓜葛纠纷。受伤经过:下班时与同伴经过火车站广场,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背部,以为是熟人,转身去看时,是一个已经转过半边脸的男子,嘴里说了声“对不起,认错人了”,话音未落,已消失在人群中。
D,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旧警察,解放后因其参加过汪伪警察系统的一项机密行动而未被留用,赋闲在家。三十五岁,已婚,三青团员,国民党员,社会关系复杂。拜师学过拳术,至今习练不辍。受伤经过:在玄武湖畔和武友推手切磋时,被武友发力推出,趔趄着后退至围观人群内缘时,被人群中不知哪位伸手扶住。当时没有在意,看都没看是谁扶了自己一把,只顾抖擞精神想反败为胜,所以不知袭击者是谁。
往下的八名受害人情况跟上述四位大同小异,考虑到篇幅关系,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专案组根据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分类——
遭到“鬼手大怪”袭击的十二人中,其籍贯两人是安徽(分别为当涂、和县),一人浙江上虞,一人山东临沂,其余人系原江苏省(解放初期江苏省撤销,分为苏北、苏南两个行署)的5个县、市以及南京本地;
十二人中,所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住址也散于南京城内各处,经济情况都在当地市民的一般水准上下;
练过武术的有四人,但无论本人还是师傅、师兄弟或同门中人都没有一个是武林中小有名气的;
参加过封建帮会、反动党团的有三人,都是一般分子;
没有一人受到过各个时代政权的政治或者刑事处分,除了当过旧警察的D外,其余十一人口碑都还算不错。当然,D的口碑虽然有点问题,但没有发现犯有什么罪行,否则,就不仅仅是不予留用的处置结果了;
受伤的经过都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那个穿黑衫戴礼帽(后来改为黑色西装、白色巴拿马草帽)的男子在貌似偶然情况下从背后轻轻拍、叩、扶之类的动作所伤。
刑警随后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想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分析来分析去除了觉得头似乎大了一圈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发现。
刑警觉得“鬼手大怪”对于这十二位受害人的袭击并无规律可循,那很像是随意选择,当他想作案的时候,逮到谁就冲谁下手。如此的作案方式,是刑警最为头痛的,因为没有规律也就意味着很难找到线索。按照刑事侦查的惯例,当出现此类情况时,只有用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对,那就是等着案犯再次作案。尽管不知道“鬼手大怪”会在偌大一个南京城的何处进行下一次作案,可是现在的情况跟4月份时已经不同了:由于“鬼手大怪”频频亮相,南京的大部分市民都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恶棍,给这厮起了个“鬼手大怪”的绰号就可以说明这点了。因此,在人心惶惶的同时,人们也会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可以这样认为,“鬼手大怪”再次作案时,是很容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的。
查铁典向刑队领导汇报了这一思路,领导立刻以市局治安处的名义向各分局发出电话通知,如果接到群众关于“鬼手大怪”线索的举报,立即跟专案组联系,专案组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这时是晚上七点多,刑警邓德龙按照查铁典的吩咐刚给各分局治安科打电话下达了通知,市局电话总机转接进来一个电话,指名请查铁典接听。电话是鼓楼分局治安科值班员打来的,说他们刚才接到群众举报,称“鬼手大怪”在鼓楼“大惬意饭馆”现身了。
“大惬意饭馆”是位于鼓楼东侧中山路上的一家两上两下两开间门面的饭馆,老板姓钱,经营的是淮扬菜。专案组在分析案情的时候,这边二楼的一个屏风后有四位食客正围桌小酌。这四人是经营粮食生意的商人,此刻聚在一起是为了商量如何解决一个生意上的难题。上海解放伊始,大米奇缺,各地粮商都急于把大米运进上海滩牟取较大的利润。这四人一直联手做大米生意,这当儿自然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他们有自己的稳定进货渠道,所以货源倒不愁,但难以解决的是如何运送到上海这一问题。有三条运输渠道,一是走沪宁线靠铁路运输,这是最好也最快捷的一条渠道,可是铁路已经军管,政府运公家的物资都来不及,哪里会向私人提供车皮?所以,铁路运输这条渠道是不能考虑了。二是走公路,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控制了汽车运输,不但把所有接管后已经属于新生政权的汽车全部安排向上海运送紧缺物资,还征用了几乎全部可以征用到的私营公司的汽车,所以,根本不可能租借到汽车来跑运输。这样,就剩下第三条渠道了。第三条渠道是水上船运,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达上海,倒也方便,而且成本也低。这四位今晚聚拢来就是商量雇佣船只的问题,鉴于时间,最好是雇机动船。但是,当时机动船很少,而且基本上也都给政府雇下了,只好寻找散户。四人中一位姓王的老板路子比较广,不知怎么结识了一位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说最近正好有一支船队去上海载运从大连那边调运过来的军需物资,水运到南京后走陆路往南边送,准备用于前线。从南京这边空放赴沪当然是一种损失,所以要揽运些货物过去。由于时间比较紧,揽运货物的价格就低,只相当于市场运输价格的一半。王老板于是就想通过这条特殊渠道把大米运到上海去,因为这是四个人合伙做的业务,所以得每个股东都同意。今天来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其余三位股东听王老板如此这般一说,都喜出望外,说这个机会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老王你赶紧去跟人家拍板吧。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进了这四位的耳朵:“嘿嘿!不错,这样的发财机会当然不能白白放过,得赶紧抓住啊!”
当时的饭馆都是私人经营,投资有限,都不很大,所以通常是不设单间包房的,像“大惬意饭馆”这样的馆子已经算是比较有规模档次的了,但也没有专门单间。那么,如果客人想有一个私密性比较强适宜于边吃边谈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好解决,饭馆准备着屏风,把你们这副座头拦起来,档次就显出来,私密性也相对有了。王老板四人此刻坐的位置就是“大惬意饭馆”二楼角落里的一个屏风后。如此,所谓私密性的尺度究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此刻,从屏风外面传来的这个声音一下子把王老板等人的嘴巴封住了。四人面面相觑,正交换着眼色无声地探讨如何应对时,侧边作为进出门使用的屏风被人从外面移开了,闪进一个人来,对着四人掌拳相加行了个武林礼:“四位先生,晚上好!”
这是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的男子,三十多岁,身体精壮,精神饱满,身穿黑色对襟夹褂和灯笼裤,头上戴一顶白色帆布凉帽。王老板四人定睛打量着,突然不约而同倒抽一口凉气,他们的脑子里同时冒出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号。王先生嘴快,情不自禁就把那四个字吐出了口:“鬼手大怪!”
对方打了个哈哈:“不错!正是在下。”拱手作揖转了个弧形,“这是江湖上的朋友抬爱兄弟,赏了这么一个诨号,惭愧!惭愧!”
王老板下首的齐老板反应最快,站起身来,拱手还礼:“幸会!幸会!请坐!请入席!”
其余三人马上起立,一边还礼,一边从旁边拉了一张空椅子放在上首设了个位置恭请不速之客入席。“鬼手大怪”也不客气,微笑着往里走,他经过齐、王二位身旁时,那二位连忙下意识地保持距离,只恐他伸手表示“友好”往自己身上什么位置来一下,弄一个不死即伤的后果。“鬼手大怪”在上首落座后,摆了摆手道:“诸位不必如此提防,冤有头,债有主,被我选定下手的人,都是做过亏心事的。话说回来,凡是被我选为目标的人,无论他怎么躲避,也是躲不过去的。”
王老板虽是商人,但他并不胆小,也有正义感,此刻已经决定立刻报警。于是一边吆喝“跑堂”,一边往屏风门口走,才挪了两步,被“鬼手大怪”轻轻一声唤住:“叫跑堂进来就是,你不必出去。”
王老板心里一凉:看来这主儿不糊涂,已有提防之心。他返身回座位的时候,正好跟齐老板双目相视,便迅即递了一个眼色过去,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齐老板是否会意。
齐老板其实也已经有了报警之心,见王老板未能实施,知道要他去做了。这时跑堂进来了,于是他便吩咐添餐具增加菜肴,又说还要酒。跑堂问要什么酒,齐老板心里已有主意,说要喝洋酒,嘴里吐出了一串英文。跑堂听得目瞪口呆,说店里没有这种酒,而且这种洋酒他从未听说过。齐老板摇摇头,说你这个跑堂真该重新学一学,这洋酒是英国货,以前要十二块大洋一瓶,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块大洋了。今天这位先生是我们的贵客,我非得用这酒请他才显出诚意。这样吧,麻烦你去前面“中鼎商行”跑一趟,这种酒只有那里还有卖的。我在那里是记账的,你把这张名片拿去,老板就知道了。
跑堂信以为真,连连点头。接过名片刚要迈步又问:“老板您说是什么酒?我忘了。”
齐老板于是“很自然”地拿出钢笔,在名片上写了一行字:“拿着!你看不懂不要紧,人家能看懂就行了。看你像是有点冒失,路上当心点,别把酒打碎了。”
那时候食客上饭馆点菜时跑堂是不写单子的,他们全记在脑子里,结账时也是这样,因此十个跑堂中八九个是不识字的,如果识字的话就不必当跑堂了。这个跑堂属于八九个里面的,但他机灵,此刻已经觉得似乎不对头,于是点点头拿着名片离开了。
跑堂把名片拿到了账台,账房先生一看,上面写着:“鬼手大怪!快报警!”不禁暗吃一惊,但这位老先生胆子小,不敢做主,马上去向钱老板请示。按照江湖经验,老板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今是新社会了,到这一步如若他不予配合,回头公安局要找上门来的,逮进去吃官司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钱老板再三权衡后便给鼓楼分局打了电话。
当下,查铁典闻讯大喜,说都换上便衣,带上手枪、手铐,咱们立刻出发去逮“鬼手大怪”。黄聪有点胆小,说“鬼手大怪”武功了得,就我们四人去能行吗?查铁典说四个对一个还不行的话,咱们还干警察干吗?别怕,到地头我冲第一个!关扬铭说小查你这就是抢我的生意了,逮人向来是我的事儿,哪里用得着你冲头里?
四名刑警赶到“大惬意饭馆”时,“鬼手大怪”正喝着饭馆老板让跑堂送进屏风的一瓶杂牌洋酒向王、齐老板等人道明来意。他说自己已经在屏风外听清楚了四位老板的生意,如今刚刚解放,共产党的天下坐得长坐不长还不得而知,出了南京城就是一片混乱,长江水道不太平,上海那边更不用说,所以你们这笔大买卖尽管借着军运的牌号,但到了上海是否做得成还难说。我看诸位都是脸善心慈之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要助你们一臂之力。不瞒诸位说,我在江湖上颇有一些朋友,江浙皖沪黑白两道都还买我些账,因此,有我在,可以保证不出什么问题。不知你们有何想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刑警已经进了“大惬意饭馆”。查铁典看了地形,让楼上的食客悄然离开。四个刑警中力气最大的关扬铭化装成厨师,端了白糖银耳进屏风,先前那个跑堂介绍说这是本店大厨的拿手名点,请各位先生免费品尝。关扬铭走上前去,倏地将一碗银耳扣在“鬼手大怪”脸上,趁其分神的当儿将其一把抱住。查铁典、黄聪、邓德龙三人随即掀翻屏风,一齐出手,把“鬼手大怪”压倒在地板上,铐上手铐又用绳子绑住手足,让其不得动弹,这才叫了辆马车押解市局。
一到市局,立刻讯问,但问了没几句满心的欢喜就变成了肥皂泡:被捕者说他不是“鬼手大怪”,而是冒充“鬼手大怪”之名想蒙人家些钞票花花的!
被捕者交代的情况如下:他叫严益星,南京郊区江宁县人氏,三十三岁,出身小商贩家庭,小学文化,从事过小贩、搬运、撑船等职业,成过家,但老婆不久就跟人跑了。抗战胜利前一年秋天,他因参与长江水匪帮伙“吃江团”的抢劫活动,在镇江附近江面被汪伪政权的水上巡警拿下。“吃江团”的两名首犯被处决,三名主犯处以重刑,严益星因为是新入伙的喽啰,所以判了他七年徒刑,押解镇江监狱服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司法部门接管了镇江监狱,对在押犯人进行甄别处理,释放了一批,枪决了若干,像严益星这样的强盗就维持汪伪法院的原判不动,继续关押服刑。这样,严益星在监狱里又吃了四年牢饭,迎来了镇江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监狱。接管后也对在押犯人进行了甄别,这回严益星得到了好处,可能由于他属于劳动人民阶级出身,而且又服了一半以上刑期了,所以被提前释放了。
严益星回到江宁老家,年过六旬的老父劝他找一份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严益星答应了,向老父要了一些钱钞,到南京城找工作。他在南京城里胡乱转了一个星期,工作没有找到,却从以前结交的几位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鬼手大怪”的传言,心里不禁一动:既然人们对“鬼手大怪”如此谈虎色变,我何不假冒这厮弄些钞票再说?
主意打定后,严益星就开始实施。用还没折腾光的钱购买了一套行头,开始转悠着寻找下手目标。这一转,就盯上了王、齐等四位老板。当时,严益星正好经过“大惬意饭馆”,看见两辆三轮车拉来了四位老板模样的人,一看便知是来谈生意的。严益星的计划是以“鬼手大怪”的名头唬住对方,让对方拿些钱钞出来就是了,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会报警。于是,厄运就降临了。
之后几天里,专案组又先后接到几起关于发现“鬼手大怪”线索的报案,但调查下来都是子虚乌有的。到这当儿,专案组意识到之前的那个工作思路似乎行不通,看来需要调整一下了。
四、这个女子隐藏着秘密
查铁典是一个很会动脑子而且喜欢动脑子的人,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善于琢磨。此刻他也是这样,当发现一条路走不通时,就召集三名组员开会研究,说咱们回顾一下案情和相关材料,看能否从中找到之前没有发现的破案线索。三名组员虽然不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事侦查精英,但好歹也都参与过一些刑案的侦查,大伙儿凑在一起聊着聊着,也不知是哪位先开的头,反正是觉得发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仔细留意,那倒还真会一滑而过。那是查铁典去水西门派出所了解关于被“鬼手大怪”伤害致死的腾大根的情况时所留下的印象,当时户籍警拿出了死者家属前来注销户口时留下的登记材料,上面对于腾大根的死因说是“暴病不治”。那时的调查没有完整的一套应当怎么怎么做的程序规定,所以查铁典也没有要求派出所方面给他一份抄件,但是,他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的。查铁典将当时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另外三个刑警听着,不知是谁忽然提出:“暴病不治”是什么意思?死者腾大根的情况不应该是“暴病”啊,他应该是“被人伤害,不治而亡”嘛。
这一说,所有人都觉得终于发现了问题。这个情况似乎反常啊,是家属去派出所报死亡时没有说清楚死亡原因呢,还是说清楚了,但派出所记录的那位警员没有如实记载下来?这是一个问题,必须调查清楚!
于是,查铁典就叫上刑警邓德龙一起去水西门派出所。当时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市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全力侦查“鬼手大怪”案件,所以派出所方面很是重视,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查铁典说了来意,所长便唤来了负责户籍登记的那二位警察,让他们直接解答专案组刑警的问题。
这两个警员,一个是留用下来的老警察,另一个是解放后新吸收进公安队伍的地下团员身份的女青年小何。
小何想了想,说那天是死者的妻子张秀英前来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张秀英哭哭啼啼地说她的丈夫昨晚吐血身亡了,她按照政府规定前来注销户口。小何于是便问你丈夫生了什么毛病?去医院看过没有?张秀英答称也不知生了什么毛病,没去医院看过,原以为自己吃些中药会好的,没有料到昨晚忽然吐了大量血之后就咽了气。当时的人均寿命很低,经常有人这样上一夜好好地睡下,到次日就永远起不来了,派出所方面对此也不以为奇。于是小何就根据张秀英的陈述在登记册上记下了“暴病不治”,注销了户口。
如此看来,关于“暴病不治”之说的责任应该是由死者家属来负的。查铁典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张秀英为何要故意隐瞒丈夫受到“鬼手大怪”的伤害后不治而亡的事实呢?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秀英的这种隐瞒似乎又不是坚持到底的,当初他登门调查时,张秀英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说,丈夫腾大根是在去夫子庙赴宴时遭到一个黑衫男子的“搀扶”后受伤吐血乃至不治身亡的。这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答案似乎应该是:如果向派出所如实道明腾大根的死因,可能会出现对她不利的后果。而对于市局刑警,张秀英觉得没有必要隐瞒死因,所以就如实而言了。
派出所会对张秀英产生什么不利后果?看来只有户籍方面的情况了。
查铁典于是向女警小何提出要查看一下死者腾大根当初登记户口时的原始记录材料。小何就让那个留用老警察找出了腾大根生前所住的那个街坊的户籍档案,那还是国民党时期的首都警察厅经办的材料,已积满了灰尘。小何拿来抹布,抹了几次才把那上面的灰尘去掉。查铁典找出了户主为腾大根的那份档案,翻开一看,腾大根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26日入籍水西门这边的,当时就“携妻一名张秀英,十九岁”,估计可能结婚不久,还没有生孩子。据档案载明,在这之前,这对夫妇是住在大校场路小磨巷的。三年后,张秀英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腾小虎;又过了一年,生一女孩,取名腾小凤,前来当时属于汪伪政权管辖的警察署申报了户口。
查铁典因为心里已经对这个家庭的户籍材料心存疑窦,所以此刻面对着这份档案,虽然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时,那个老警察过来问是否还需要其他街坊的户籍档案材料,他去找出来。查铁典递给他一支香烟,对方在接的时候一不留神把放在旁边的那沓档案碰了一下,因为有尺把厚,一部分就掉落到地板上了。两人便把地上的档案捡起来,按照封面上的序号整理排列。这时,查铁典做出的一个举动使他有了意外收获。
事后回忆,这个举动纯属无意:档案没用蜡线在左侧沿口装订成册,而只是从左上角打的一个小洞里穿过后拴了个结。这样简易装订的档案,掉落地下后再捡起来难免有些乱。查铁典的这一举动就是把乱了的档案页归位复原,于是迷宫之门就现出了一条缝:他发现手头这份档案的格式、字样跟之前腾大根的那份似乎不同。查铁典是个细心人,又有喜欢琢磨的习惯,于是就把腾大根的那份档案跟手头这份进行比照。果然,两份档案的铅印内容无论在格式还是字样上都有不同,用出版行业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两个版本。
同类印刷品有两个版本的情况有时会出现,就拿眼前的户籍档案版本来说,第一个版本用光了,去印制第二个版本,也许承接这一业务的印刷厂正好没有跟第一个版本一模一样的铅字,或者警察厅方面去谈业务的人要求改动一下格式字样,印刷厂方面就会弄出第二个版本来了。但此刻的问题是,从档案登记的户口入籍时间来看,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户籍档案是同一个月登记的。这就不得不使人觉得难以理解了。
查铁典又翻阅了另外一些档案,发现无论时间在腾大根那份之前或者之后的,只要是那几年里的,都跟腾大根那份档案的版本是两样的。于是,他就问老警察这是怎么回事。老警察看了看说,这份档案不是民国二十五年做的,那时我们不用这种式样的材料纸,这种式样的材料纸是抗战胜利后才印制的。
查铁典又仔细看了看腾大根那份档案上的钢笔墨迹,豁然开朗:墨迹色泽是一样的,所以这家子为什么大小四口人其实是同一天登记的,并不是如档案中所记载的先有腾大根、张秀英夫妻入籍建立户口,然后过三年有了儿子腾小虎,又过了一年又有了个女儿腾小凤,而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某个日子同一天一次性记载进档案的。腾大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在几年后又离奇受伤,不治身亡?这两者之间似乎是有一根纽带联系着的,找到这根纽带的连接环节,可能就是“鬼手大怪”作案的动机了。至于其他人的受伤,暂且先不去管他,以后捕拿到“鬼手大怪”那厮后,自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查铁典于是决定先查眼前的这份档案,问那老警察:“这份档案材料当时是谁经手办理的?”
老警察指着档案牛皮纸封面上那龙飞凤舞无法辨认的签名:“是这个人——王纪陵。”
这个王纪陵此刻在哪里?
王纪陵在解放后军管组进驻分局后被清退回家了,因为他是汪伪时期的一个汉奸身份的高级警官的连襟,尽管没有听说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但领导说他“历史不清白”,就把他清退了。清退之后,听说他回家养老了。
王纪陵家住哪里?
老警察说不上来。但他知道分局有一位姓钟的留用警察跟王是邻居,就打了个电话去打听,得到的答案是:王纪陵家住秦淮区钞库街“大力烟纸店”楼上。
查铁典、邓德龙当即前往。王纪陵是个年近六十的小老头,气色很差,但脑子倒还不错。一说到腾大根那份档案,只稍稍想了想就点头了:“有的!有的!有这事儿,是我经手办理的。那是抗战胜利第二年春天的事儿。”
据王纪陵说,当初这件事是这样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的一天,王纪陵去警察署上班,署长陪同警察厅的一位姓刘的不知什么科的科长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老王这是厅里的刘科长,有桩事情你替他办一办。那位刘科长比较客气,坐下后先递上了一支香烟,还顺手用打火机替他点上。话不多,没说什么子丑寅卯作为开场白,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王纪陵面前:“老王,麻烦你按照这上面写着的内容制作一份户籍档案。”
王纪陵一看,这张纸条上写着腾大根、张秀英、腾小虎、腾小凤四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籍贯、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地址——一个是水西门升州路那里腾大根的实际居住地,另一个是大校场路小磨巷的原居住地。刘科长指着那两个地址说,你给记载下来,是从大校场那边迁入水西门这边的,迁入的时间放在十年前的某一天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对于旧时吃警察饭的来说,实在算不上一桩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事,况且有警察署长的指令在前,所以王纪陵立刻给对方办了,还当场发了户口本,上面的时间是按照档案里的记载写的。
刑警记下了刘科长这样一条线索,接下来就是了解这个姓刘的是怎么一个人了。国民党的首都警察厅就是解放后军管会接管后组成的南京市公安局,所以专案组往下就不必出门调查,就在自己局里了解即可。回来的路上,查铁典就问过邓德龙,你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知道刘科长吗?邓德龙摇头,说没有听说过。返回市局后,查铁典又问了关扬铭、黄聪两人,他们竟也没听说过。查铁典就觉得有些奇怪了,甚至还有点隐隐的担心,寻思好不容易寻觅到的线索别断了。于是就去查了留用人员的名单,里面没有一个姓刘的曾担任过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什么科长或者副科长之类的人。
再往下,那就是向警龄长一些的留用警察打听了,一连问了好几个,最后问到了一个穿警服但什么警察业务都不懂而只会算账的财务人员,这才知道:抗战胜利后“军统”向“首都警察厅”派了几个特务过来,内部挂名股长、科长之类,其实就是督察人员,他们不上班,有时来转一转,也不知他们督察些什么,或者另有其他使命。他们的薪水是在“军统”领的,但在警察厅也领取一点补贴,所以财务科是知道他们的,其中确实有一个姓刘的,好像叫刘风轸,挂的是警察厅内勤科长的虚衔。
那么,此人后来去了哪里呢?
这个,就说不上来了。
再查!最后从监狱里被关押着的一个“军统”特务那里查到了刘风轸的下落。但这个结果专案组实在不愿意听到:这人已经逃到广州或者台湾去了!
当时广州还没有解放,所以不管是广州还是台湾,专案组都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不过,此路不通,彼路还是可以走走看的。
彼路,就是从追查腾大根的住房入手,指望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腾大根的来路。刑警于是再次去了水西门派出所,请户籍警悄然去把腾大根的两侧邻居请来。
邻居来了,都是五十岁出头的老人,一男一女。男的姓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当初腾大根受伤当晚向其求援的医院药剂师王先生,女的姓管,家庭妇女,人都唤她“管大婶”。刑警在向王、管两人了解腾大根的房产来源前,先问他们两家是几时入住现址的。王、管说他们的房子是祖传的,王先生和管大婶的丈夫都是出生在这里的。刑警于是确信他们是说得清腾大根的住房来源的,一问,两人都说腾大根一家是抗战胜利后次年的清明前后搬进来的。那么,房产是谁的呢?房产原来是一位姓单的商人的,但他不在这边住,这里的房子长期出租,没有房客时就空着。是腾大根向单先生买下后搬进去住的。
总算找到了一段瓜藤,刑警暗松一口气,决定顺藤摸瓜。一打听,王、管两人说那位单先生在户部街那里开着一家中药店铺,叫“必正堂”,现在应该还在。刑警二话不说,立马直奔户部街,找到“必正堂”。单老板正端坐在店堂账台上双手捧着一个白铜水烟筒吞云吐雾,听说来人是公安局的,连忙放下水烟筒下了账台,双手作揖,状极恭敬:“三位先生好!不知何事需要老朽效劳?”
刑警说明来意,单老板马上声明说他卖掉的水西门那边的房产,是祖传的合法财产,买卖也是公平交易,当时还向伪政府(这里指的是国民党政府,解放初期一律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税务所交纳过税款的。刑警说对对对,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来找你,不是调查那套房产的底细,而是想知道当初这笔买卖是谁介绍的,对方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
单老板于是拿出买卖合约,上面写着买家果然是腾大根,中间人是郁正清。据单老板说,他并不认识买家,是郁正清介绍过来的,因为他在大约一个月之前找到郁,说他在水西门那边的一套房子要出让,请郁先生帮忙留心物色买家。不久,郁正清就来拜访了,说已经找到了买家,是一位姓腾的做染料生意的。次日,三人去水西门看房子,腾大根表示满意,于是就在附近的茶馆里谈下了交易价钱,当场由郁正清写了合约。
那么,郁正清是怎么找上腾大根的呢?单老板摇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刑警于是就问单老板:郁正清住在哪里?
单老板说了地址,但是随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们找不到他了。
查铁典的心便悬了起来,寻思那姓郁的难道也去了台湾或者广州?一问,单老板说郁正清因痨病不治,早已于两年前去世了。
尽管失望,但刑警还是按照单老板提供的地址去了郁正清家,一是作为调查程序,得弄清楚郁正清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了;二是想向郁的家属了解当时这笔交易的情况。郁正清那三十多岁的儿子接待了刑警,他证实了郁的死讯,但对于老父生前的房产中介业务一点也不知道。
专案组于是又调查腾大根的户籍档案中所写的南京大校场路小磨巷的原户籍地,但是,这一步也没走得通,因为大校场路小磨巷那里在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已经夷为平地了,所有住户死的死,逃的逃,迁的迁,已经找不到能够提供情况的人了。又去接收了当时国民党警署的现管段派出所查找户籍档案,这部分档案却没有了。据留用警员估计,可能是在汪伪政权时就已经作为死档而处理掉了。
调查工作进行到这里,似乎很是不顺,想到什么路数,一走就断。但是,查铁典倒是没有失望,因为他袖中还有乾坤:一是从腾大根生前所从事的染料生意圈着手调查此人底细;二是去找腾大根的老婆张秀英。
先选择简单的那条路走,刑警关扬铭、黄聪去了染行业公会,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非专业团体,相当于后来的行业协会。旧时一般城市各行各业通常都会成立这种公会,公会对于本地本行业的成员都是比较熟悉的。此刻接待刑警的那个说一口绍兴话的公会负责人一听要了解腾大根,马上说我知道这个人。
可是,这个绍兴小老头所知道的情况跟刑警相差无几:都是1946年以后的情况,经营染料生意,通常是以掮客方式参与经营,但有时也自己垫资先行购下货物后再出售给别人,由于收费比其他人要少一些,所以口碑不错,同行中人都愿意跟他合作。除此之外,绍兴小老头就说不出其他情况了。
刑警不死心,从小老头那里要了几个跟腾大根合作得很好的同行的地址,一一拜访。这几位对于腾大根的评价自然不错,但跟小老头一样,对于腾大根在1946年之前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腾大根是安徽当涂一带人氏。
这样看来,就只好直接向张秀英调查了。
张秀英在一个下雨天的傍晚被悄然传唤到派出所,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派出所方面所有警员对这次谈话都一律回避。专案组四名刑警全部出动,查铁典、关扬铭在一间办公室里关着门跟张谈话,黄聪、邓德龙则坐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当然,由于所长已经有话在先,派出所所有警员都很自觉,不会再往这边靠近了。
刑警原对这次谈话是抱着希望的,因为老婆对于丈夫的情况了解得总比其他外人要详尽一些。可是,一谈话才知道,即使在这个方面,世上也有例外。眼前的张秀英跟腾大根这对夫妻就是一个例外:张秀英说她并不知道丈夫怎么来的南京、以前从事什么行当之类的情况。造成这个例外的原因是:张秀英是1946年年初才跟腾大根相识的,从相识到结婚不过短短一天时间。
详细情况是:张秀英出生于苏北盐城农村,十九岁那年出嫁,第一个丈夫是教书先生。她和教书先生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生下没几天就夭亡了,留下一子一女。本来,张秀英是可以好好地和丈夫一起过着虽然清贫但还算安逸的日子的,可是抗战胜利那年暑假教书先生下河游泳时意外溺亡了。盐城那里的封建意识是很强烈的,再加上人的贪婪本性的催化,张秀英之后待了没几个月,就被丈夫族内的长辈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家产,扫地出门。张秀英带着一双子女讨饭为生,四处流浪。
1946年2月,一家三口在镇江要饭时遇到了腾大根。腾大根把张秀英三口领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些吃食让他们尽管吃。一顿吃下来,他已经把张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他也没说自己的任何情况,只是问张秀英:如果愿意跟他走,他有能力保证她一家三口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以后还能让孩子上学。张秀英落难到这一步,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就跟腾大根了。当时,腾大根在镇江租借着房子,就把张秀英一家三口领回去,次日给他们大人小孩换上了新衣服,买了些鱼肉之类让张秀英烧了一桌菜,门口放了鞭炮,就算是成婚了。反正那年代也没有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领证,当然,更没有婚前检查一说了。
结婚后,腾大根去南京购房,到了4月份,全家就搬到南京去了。然后就是办理户口,张秀英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腾大根说要去办理户口,一对子女原叫小虎小凤不必改名,改个姓氏跟他姓腾就可以了。至于入户时间,倒要提前十年,如若有人问起,就一口咬定说是民国二十五年结婚入住的,关照张秀英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腾大根没有交待,张秀英也没想要问,就是想问她也不敢问。
在南京定居后,腾大根很快就做起了染料生意,而且做得很不错,尽管并不能挣很多钱钞。
不难想象,刑警对于张秀英所说的这些内容是比较失望的。查铁典稍一考虑,决定换一个问题试试。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就是关于张秀英去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时对女警小何所说的“暴病不治”,明明是腾大根在夫子庙遭人暗算受了严重的内伤,未能治好而殁,怎么就变成了“暴病”呢?张秀英虽是不识字的苏北乡下妇女,不过再文盲也应该分得清什么是伤,什么是病吧?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刑警马上捕捉到张秀英眼里一闪而过的慌乱,于是就等待着她回答,寻思既然慌乱那就总会露出破绽,有了破绽还怕攻克不了?可是,查铁典、关扬铭还是失望了,他们没有料到张秀英对此的回答竟然那么简单,简单得等于没有设防。张秀英的回答是:警察问丈夫是怎么死的,她说丈夫吐血有一段时间了,吃过中药,没用,昨晚突然大口吐血,死了!
张秀英问刑警:我这样回答有什么不对吗?那个女警察没有问我丈夫是怎么吐的血,我为什么要告诉她是怎么吐的血呢?后来你这个警察(指查铁典)到我家来了解时,问得很明白,我不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
刑警看着这个苏北女子,无语。
但是,张秀英眼中闪过的那一丝慌乱,给查铁典一个暗示:这个女子隐藏着秘密。
所以,当张秀英刚刚离开派出所时,查铁典就向派出所领导提出:请协助对这个女子实施秘密监控,但不可惊动她。
五、疑点初现
专案组随即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先回顾调查情况,检查侦查方向是否出现偏差,再重新审视侦查思路是否对头。众人确信盯着腾大根调查的方向和思路确实没有问题后,开始讨论怎样查清这个已死亡的神秘人物的真面目。
这次会议时间不算长,也就一个多小时,这在刑事侦查的案情分析会来说,真的要算是短会了。但短会也能产生很好的效果,这次会议就是这样。刑警分析了目前已经掌握的腾大根的特征,尽管少得可怜,只有两条:一是此人是安徽当涂人氏;二是他1946年在南京定居下来后就开始着手做染料生意,做得很成功。从第二条看来,腾大根很有可能以前经营过染料生意,或者至少对染料行业不是一点也不懂。第二条加上第一条的籍贯,就给专案组指明了一条调查之路:去腾大根的家乡调查这样一个跟染料行业有点关系的人!
查铁典随即对接下来的工作作了分工安排:他和关扬铭前往安徽当涂调查是否有腾大根这样一个人;黄聪、邓德龙两人负责跟水西门派出所联络,密切注意张秀英的动静。
查铁典、关扬铭两人去了当涂,先去了县公安局,要求协查腾大根其人。当地公安局对此很是重视,特地指派了一个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刑警老郭配合他们。老郭听他们说了腾大根这个名字,摇摇头说没有印象。这不奇怪,他对情况再熟悉,也不可能熟到认识全县所有跟腾大根差不多年岁的男子。于是查铁典就说了腾大根跟染料行业可能有点关系的推测,老郭说那就好办了,我们去访问染坊师傅吧。县城不大,也就只有两家染坊,问下来,都说没听说过有腾大根这样一个名字。
当晚,老郭请南京同行吃饭,三人边吃边聊寻访腾大根的事儿。老郭说要么这人可能是跟染料生意有关的那一行中人?查铁典说也有可能啊。跟染料行业有关的,那就是染坊的上家原料供应商了。但是,县城太小了,并没有这种化工原料商店之类的店铺。不过,没有这种店铺并不等于没有人做这种生意。再怎么说,那两家染坊肯定经常要进染料的,否则他们就无法经营了。饭后,老郭又去染坊打听,弄清楚他们的染料是委托县城的“正兴行”在芜湖采购的,当然得付一点费用。
老郭到查铁典、关扬铭下榻的旅馆来告知这一情况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所说的那个叫腾大根的是他的真名吗?”
一语提醒了查铁典,如果腾大根并非真名,再怎么打听也是找不到正主儿的。于是,他就把从张秀英那里要来的腾大根的生前照片拿出来,说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这位,他的真实姓名以及籍贯一时真还不能肯定。老郭看了照片,缓缓摇头,说他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印象。查铁典、关扬铭的心便凉了一截,因为老郭是当涂的老土地了,今年五十挂零,一直在当涂待着,干警察这活儿已有二十多年了,据说他是当涂公安局最老的一位警员,经历过各个政权。解放后,以无劣迹和烈属身份(他儿子是新四军烈士)被军管组第一个定为留用警员。从这一点来说,老郭在这方面的可靠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一位可靠的老土地对着腾大根的照片摇头,那看来他们的好运气在当涂是没有了。
当然,老郭的摇头并不等于是完全否定,接下来老头子又说的一句话给查、关二位带来了希望:“要不,我们明天去向‘正兴行’方面打听一下?”
查铁典说现在时间还不晚,八点钟刚过吧,要不我们这就去“正兴行”?老郭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他说那也好,我们去问一下吧。
“正兴行”是一家专门经营百货、杂货批发生意的商行,老板姓庄,是四川人,早年不知怎么流落到了当涂,做起了批发生意。如今早已入乡随俗,连语言都是当涂口音了。庄老板看了照片,马上说:“这不是刘小三吗?”
刑警大喜,连忙递烟。庄老板接着就说了刘小三的情况:庄老板当初在当涂定居后,娶的老婆薛氏(六年前已故)是城外七里庄人。“正兴行”的业务上家在芜湖,每月有几次来来回回运货是靠租航船舱位的,这就需要押运员;另外,有些货在芜湖那边也是从汉口、南京、上海运来的,属于抢手货,下家商行这边必须派人守候在芜湖方能进到。所以,“正兴行”就需要雇人充当押运员和驻芜湖的代理人。庄老板所雇的几个人里,其中有一位就是薛氏介绍来的,是其亲戚,年龄跟薛氏差不多,但按辈分得管薛氏叫“婆婆”,这人就是刘小三。庄老板为人谨慎,他托人暗暗打听刘小三,听说此人学过拳术,八卦掌耍得不错,江湖上一套有点熟,很讲义气,以前曾在芜湖染坊里干过,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于是就定了下来。刘小三在“正兴行”干了两年多,先当押运员,后做代理人,没有出过什么事。后来,抗战爆发了,“正兴行”暂停营业,刘小三就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二位刑警回到旅馆后,对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既然找到了刘小三的老家,那就有必要去七里庄走一趟,了解清楚刘小三后来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又是怎么改名换姓去南京定居的。
次日,查、关两人去了七里庄。农会主席接待了他们,说到刘小三,方知并非七里庄人,而是距七里庄八里地的另一个有寥寥数户人家的五家村人。但五家村在抗日战争时被日军夷为平地,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刘小三的情况对方是否知晓呢?农会主席说只听说他是孤儿出身,曾去芜湖染坊学生意,后来又去当涂城里“正兴行”当伙计,再后来听说没走正道。再后来呢?再往下——就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不知道下文了,而是听说失踪了。不走正道的主儿,所谓的失踪,那通常就是给同伙或者仇家干掉了。
查铁典、关扬铭返回南京后,立刻举行专案组案情分析会议。查铁典说了赴当涂调查到的情况,众人分析下来,觉得眼前那片始终飘浮着的迷雾被一阵微风吹去了一部分,对于“鬼手大怪”跟腾大根——刘小三之间的关系似乎清晰了些。
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刘小三可能参加了某个匪盗帮伙,从事以抢劫为主要内容(不排除杀人等其他暴力犯罪行为)的江湖黑道职业。众所周知,盗亦有道,黑道中混得有点章法的帮伙也是有内部规矩的,有名的比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之类,他们的帮规形成文字,代代流传;无名的比如刘小三参加的那类帮伙,虽然大概没有形成文字,但口头上大家都是有约定的。在帮伙内部,谁违反了这种约定,就等于公民在社会上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是必须受到处罚的。黑道上的弟兄似乎都不大耐烦分门别类处理违规对象,通常不是三刀六洞逐出山门就是秘密处死。估计刘小三可能是违反了帮规,知道帮伙中昔日的弟兄饶不了他,于是采用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脚底下抹油一溜了之。刘小三先逃到镇江,改名换姓摇身一变成了腾大根,此时估计惊魂已定,手头又有银子,于是就娶了张秀英,然后到南京买了房子,又买通了那个“军统”特务刘凤轸,伪造了一份户籍档案,利用以前接触过染业行当的优势,做起了染料生意。
从刘小三变成腾大根后的经济状况来判断,他的此次“违反帮规”很有可能是卷款潜逃,而且,所卷款项的数额不在小数。因此,他那个帮伙的其他弟兄们对其恨之入骨,必欲诛之后快,为此他们甚至可能下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心。但是,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就出重金雇请了一位代理人来实施这一计划。
这个代理人,就是“鬼手大怪”!
“鬼手大怪”的武功了得已是人所共知。此外,估计“鬼手大怪”还是一位讲究信用、比较敬业、精通业务的职业杀手。所以,尽管已经事隔多年,尽管要找到刘小三就像此刻刑警要找到他一样是一项高难度动作,可是他没有辜负委托人——刘小三原来那帮江湖弟兄的厚望,终于在南京找到了腾大根,履行了合同。
当然,这种分析是否靠谱儿,目前还未能得到证实。因为有一个问题始终使人困惑:如果“鬼手大怪”是如同上述所估测的原因受雇干掉腾大根的话,那么,在被“鬼手大怪”伤害的十二人中,腾大根的序号是B,他是第二个遭到袭击的,为什么“鬼手大怪”先要冲序号为A的那位八卦掌拳师下手呢?而冲A、B下手之后,又为什么要接连对其后的十人下手呢?
专案组刑警继续进行分析,一番思索后,似乎找到了一部分答案:A的遭袭,是“鬼手大怪”认错了人。这不是猜想,而是有事实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第一,A是安徽和县人,而腾大根是安徽当涂人,和县和当涂距离不远,口音基本相同;第二,A是八卦掌爱好者,腾大根的八卦掌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耍得不错”;第三,这二位的年龄、个头、外形都有些相像。所以,刑警认为“鬼手大怪”第一个冲A下手之举是认错了人。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被刘小三坑了的那帮子弟兄手头不可能有刘小三的照片,只能对“鬼手大怪”作一番口头上的叙述。这种叙述跟古时贴在城门口的通缉令差不多,“面白无须,口阔鼻大”之类似乎道得很是明白,但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常常捉错人。因此,“鬼手大怪”就把A错认为目标刘小三了。
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答案,底下还有十个人受伤那又该怎么解释呢?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八卦掌爱好者A、B的遭袭是南京尚未解放时,“鬼手大怪”在这当儿下手行凶,可以理解:南京城里一片混乱,下了手便于滑脚。可是,往下就不可思议了,明明南京已经解放,街头戴着红袖章的解放军巡逻队穿梭不息,老百姓也怀着扬眉吐气的心情走上街头欢庆解放。这种时候再作案,风险肯定比之前对A、B下手时大得多。可是,“鬼手大怪”不但敢于作案,而且一干就是十个。
这,就不好理解了。
查铁典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破解了,那离破案也就不远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启发性提示内容已经出现,只是还未能为专案组刑警所知。
六、迷宫之门终于打开了
就在查铁典、关扬铭从当涂返回南京的那天傍晚,有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来到了水西门升州路燕子巷,这人是来找腾大根的遗孀张秀英的。虽然只待上十来分钟时间就离开了,但是,这人的进出被派出所安排的协助监视张秀英的邻居管大婶看在眼里。
管大婶虽然是一个一生没有干过任何职业没在社会上混过一天的家庭妇女,但她是有点见识的,也很有责任心。当她看见有人进了张秀英家门之后,就把当邮差的儿子阿虎从里屋叫了出来。说准备好你的自行车,一会儿有个男子从隔壁腾家出来,你骑车跟上去,他到哪儿你也到哪儿,一定要弄清楚这人是住在哪里的,回来告诉我,回头我好向派出所交差。
燕子巷是一条断头胡同,只有一个进出口,阿虎于是就把自行车推到了巷口对面马路旁边停着,静候目标出来。一会儿,那男子出来了。管大婶责任心虽强,但业务生疏,担心儿子不认识跟踪对象而错过,跟在那人后面一直“送”出巷子。目标站在马路口,叫了一辆三轮车,管大婶看着儿子骑车跟了上去,这才返回。
小伙子不辱母命,圆满完成了使命,兴冲冲地向老妈禀报:三轮车把目标送到了东牌楼司晨巷,那人付了车费,进了27号,那是一户民居。
这个消息次日上午便由管大婶反馈到了水西门派出所。不多久,负责跟派出所联系的专案组刑警黄聪、邓德龙照例悄然前往,询问是否有什么情况。两人听说有人登门拜访过张秀英,很是兴奋。当派出所长把记着地址的纸条放到他们面前时,其中的黄聪就差不多要一跃而起了。
使黄聪如此激动的原因是:住在东牌楼司晨巷27号的这个目标他是认识的。认识也不至于如此激动啊?问题是:专案组成立伊始,他曾奉命前往东牌楼司晨巷27号走访过此人,这个地址是从“张接骨”那里抄来的。这个男子,是被“鬼手大怪”袭击过的十二名对象中的最后一位,名叫施柏震。
不单是黄聪,专案组长查铁典听了这个情况也激动了,原本坐着的,马上站起来,给黄聪、邓德龙各倒了一杯水:“辛苦了!喝口水,然后说说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就是黄聪当初调查施柏震的情况记录了:施柏震,江苏省溧水人氏,三十四岁,木匠出身,长期在家乡走乡串村替人干活,攒了些钱后,于1943年来南京,盘下了东牌楼那里的一家棺材铺子,自己当起了老板,目前雇佣着三个伙计、两个学徒。施柏震受伤是在5月10日,那天他去木行采购木料,中午木行老板请他吃饭。饭后离开饭馆时,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过来,像熟人打招呼样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车也没停就往前去了,只看见一个背影。据施柏震说,当时他已经听说过有一个江湖上称为“鬼手大怪”的家伙专门暗算人,遇上此人不死即伤。所以,他马上意识到可能不妙,也不回家了,直接去浦口找“张接骨”。“张接骨”当时没检查出什么来,但因为已有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受了伤,因此不敢掉以轻心,还是按照治疗严重内伤的方式给施柏震治疗了。当天晚上,施柏震感到体内不适,但没有吐血。次日,疼痛难熬,便立刻乘火车去上海。他也不知道沪上石氏、魏氏伤科以及王子平什么的,只听说过上海滩有伤科八大家,在北站下车后叫了一辆三轮车说要看上海最好的伤科医生。那个车夫就给他拉到了陆氏伤科第六代传人陆银花那里,治疗后回到南京闭门不出,天天服药,卧床休息了几天才觉得似乎好了些。
专案组于是就有了研究的方向:施柏震跟腾大根是什么关系?之前两人是否有来往?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在十二位遭到“鬼手大怪”袭击的人中,施柏震是最后一个,为什么“鬼手大怪”暗算了施柏震后就歇手罢休了?
查铁典说:“先别讨论这些吧,有一条捷径可走,这条路走得顺当,施柏震和腾大根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基本上清晰了!”
这条捷径是:去查一下施柏震的户籍档案,如果情况跟腾大根的一样,那就可以断定两人不但相识得很早,而且是匪盗同伙。
调查下来的结果,跟查铁典估计的一致:一是他的户籍也是那个已经逃到广州或者台湾去的“军统”特务刘凤轸出面请警察署办理的;二是也把1946年春才入户籍提前到1943年汪伪时期。
再查施柏震那套房产是怎么回事。查下来,那套房产的中介人竟然跟腾大根的房产中介人是同一人。
行了!刑警终于明白“鬼手大怪”为何要在南京解放后还不断作案的原因了:那个雇请“鬼手大怪”解决黑道帮伙内部违规问题的帮伙,要“鬼手大怪”除掉的对象并非腾大根一人,而是有两人,另一人就是施柏震。腾大根和施柏震是做下严重违反帮规行为的同伙,两人一起策划并实施了那项目前还不得而知的违规行为之后,一起潜逃江湖。最后,在南京改名换姓定居下来。他们可能以为已经成功地躲避了帮伙中人对他们的报复,没有想到事隔多年竟然还有杀手找上门来。
而“鬼手大怪”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两位兄弟原来隐藏于南京之后,便来南京执行追杀使命。他的武功虽高,但辨认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一上来竟然认错了人,把同是皖东口音加上体貌特征大致相同的A错认为腾大根,出手袭击。得手后,“鬼手大怪”很快就发现自己攻击错了目标,于是修正搜索参数,找到了腾大根,下手干掉。
“鬼手大怪”是一个比较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次错认对于他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启示。接下来还要寻找并干掉另一个目标施柏震,而南京已经解放。共产党的公安局跟国民党的警察局大不相同,为防止行动后被刑警盯上,看来得施放烟雾混淆视听。估计“鬼手大怪”具有一定反侦查经验,为了避免刑警通过对被袭目标腾大根、施柏震的调查顺藤摸瓜追查到指使他下杀手的幕后人物,就有必要制造若干起类似错认A将其作为目标的案件,如此,刑警就无法追查下去了。
这就是“鬼手大怪”制造多起伤人案件的动机。
情况清晰了,专案组就开始考虑下一步怎样行动。刑警分析:此时直接追查“鬼手大怪”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凶手的了解目前仅仅停留在推断出来的跟腾大根、施柏震之前可能参加过的江湖帮伙的那个虚拟线索上,虚拟跟现实相隔甚远,而且这段距离也许永远无法缩为零。所以,先得把“鬼手大怪”往旁边放一放。对于“鬼手大怪”的追查适宜采取迂回战术,先从施柏震和张秀英那里获得他们跟帮伙关系的真相,然后追查那个帮伙,再往下大致上离找到“鬼手大怪”的时候就不远了。
那么,施柏震和张秀英两人之间,是同时找还是有先有后分别找呢?这一点,刑警得好好掂量。反复分析下来,认为还是先找施柏震为好。因为张秀英尽管面对刑警的相关询问神色慌乱,但是这种慌乱究竟是什么造成的还不能断定。如果现在假定腾大根、施柏震是私吞赃款赃物,对于张秀英来说,眼神慌乱的原因估计是隐藏了腾大根的那些赃款赃物,而不大可能是腾大根跟帮伙的关系。腾大根没有必要也不会把自己的这段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经历作为饭后茶余跟老婆摆龙门阵的内容的,估计张秀英这样一个妇道人家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而施柏震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一个正主儿,他应该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到“鬼手大怪”的暗算。当然,就更明白自己和腾大根以前曾经干过些什么,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伙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赵六。
不过,刑警对于此刻两手空空登门拜访施柏震是否能够使其吐露真言就缺乏信心了。因为施柏震在解放前干过的,多半是杀人越货之类,一旦吐露,同样要受到人民政府的追究,弄得不好,杀头不是一句唬人的话。因此,凭什么让施柏震如实交代以前的罪行呢?专案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施柏震犯下过什么罪行。
所以,查铁典说看来我们得好好思议一番,要么不找施柏震,一旦找上门去,就得有肯定能使其开口交代的把握。
正在计议的当儿,水西门派出所报来的一个情况使专案组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施柏震先往旁边放一放,而去跟张秀英当面打交道。
水西门派出所获得的这个情况跟前面我们说到过的那位管大婶有关。其时已经建立了居委会,管大婶当上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还兼任居民小组长。派出所就把留意张秀英情况的事儿交给她落实,管大婶物色了几个积极分子,不显山不显水地给张秀英布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她离家外出,哪怕是去垃圾箱倒垃圾,准保后面也会有目光盯着,买菜、籴米什么的就更不必说了。如若有人去她家串门,特别是陌生人,那更是会重点监视,不但要记下来访和离开的时间,还要悄然跟踪,弄清楚这人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是管大婶派邮差儿子跟踪施柏震获得派出所表扬后采取的最新举措。
这回获得的情况倒跟外人登门拜访无关,而是张秀英主动出门访客被跟踪后的情况反馈。张秀英拜访的那位对象,就是施柏震。她去拜访不是空手登门,而是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去的,虽然小,但看上去像是有点沉甸甸的样子。而且,这位平时一向节俭得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的家庭妇女破例还叫了一辆黄包车,害得跟踪她的那个青年积极分子为雇车辆还破费了一点钱钞。
专案组接到上述情况反馈后,分析张秀英拿到施柏震那里去的那个小小包裹很有可能是黄金珠宝之类的东西,否则,她不必特地叫黄包车去,走一段路再乘公交车就可以了。再节俭点,全程步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之所以要叫黄包车,是因为考虑到安全,不用担心遭到歹徒的抢夺。张秀英在施柏震家不过待了三五分钟就离开了,出来时双手是空着的。所以,她这次出门拜访施柏震是为了把被刑警怀疑是黄金珠宝之类的贵重财物送往施柏震处,至于为什么要送过去,那就是一个等待刑警破解的问题了。
专案组决定改变原先的方案,把施柏震暂往旁边放一放,而先找张秀英谈谈。
就这样,张秀英被传唤到了派出所。之后的经过有些老套,也是通常受传唤人惯常的反应:先是对问到的情况一概摇头,矢口否认。然后无法对付职业对手刑事警察,于是缴械投降,最后痛哭流涕作了交代。
张秀英的交代内容是:施柏震与已故的腾大根以往偶有来往,一年中大概见面两三次,有时施柏震去她家,有时腾大根去施柏震家,喝喝酒,聊聊天。两人看上去很熟,互相称兄道弟,至于聊些什么,因为家里有客人来时按照规矩她不上桌一起吃饭,所以从来没有留意过,只觉得两人的聊天气氛一向是很轻松愉快的,笑声不断。
腾大根平时基本上不跟别人有过深的交往,施柏震是他请到家里来喝酒的唯一一位,在张秀英意识中,施柏震应该是腾大根的铁哥们儿。但是,腾大根遭到“鬼手大怪”的暗算受伤后,尽管张秀英派孩子去向施柏震求援想请他出个主意,但出乎意料的是施柏震并没有出场,推托说他最近很忙,过了这一阵再说,请腾大根安心休养,最好是闭门不出。这使张秀英觉得意外,难免要在丈夫面前嘀咕。腾大根倒不以为然,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施柏震又不是郎中,就是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久腾大根伤重不治而亡,张秀英举目无亲,只有向施柏震求援,施柏震却没有露面,只是作了一个表示,这个表示人们通常是不会做也不大可能想得出来的:他是开棺材店的,就让店铺里的伙计抬了一口棺材过来,特地捎话说不必付钱。
一向非常看重金钱的张秀英这回破例极为不爽,但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为她办丧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计较这事?等到她在管大婶等一班邻居的相帮下办完了丧事,回过头来想起施柏震此举时,对于施柏震的举动已经有些理解了。促成这个认识上的转化的是她丈夫临终前的一个动作。那天晚上,腾大根大口吐血后,脸如白纸,惨白中还透着令人恐惧的青紫,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想留下最后遗言,但他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便用最后一点力气对着床底下指了指,头一歪就断气了。
当时,张秀英痛哭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及得了去破译丈夫留下的哑谜。一直到办完了丧事,回过神来了,才想起来。腾大根留下的这个哑谜其实很好破译,无非是他在床底下藏了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取就是。张秀英于是就把床拆了,将底下堆着的瓶瓶罐罐等破烂全都翻了一遍,清出了不少蟑螂,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张秀英不笨,稍稍一想就明白了,于是就悄悄准备了工具,晚上等孩子睡觉后开工挖掘。这一挖,张秀英大吃一惊,竟然挖出了腾大根不知几时埋在地下的一个铁盒,内盛金元宝、金条等足有两三斤之多,以及若干珠宝之类。
张秀英惊喜过后,开始琢磨腾大根留下的这些财宝的来路,于是很快就明白了之前她一直不大想得通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何问起丈夫的以往情况时总遭到训斥;比如腾大根没有任何朋友而独独跟施柏震保持着兄弟般的友情;比如解放前有一次有两个旧警察为调查一起刑事案件而走访邻居之举使丈夫一连数夜失眠;比如施柏震在闻知丈夫受伤后不敢露面,等等。这一切,看来都是跟眼前这些黄金珠宝有关系的。
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否上过学堂学过文化知识,有一种口头传播是人人都会有意无意接受的,在江南地区的语言中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掘藏”,意思就是发现并挖掘到了不知何人何时埋在地下的宝藏。掘到了宝藏,就是发了横财。而这种获取财富的行为不但容易受到别人的嫉妒,而且可能还会受到官府的追究,最后落一个人财两空。因此,有幸掘到宝藏的人,就只好选择离开家乡,改名换姓去外地隐居。这种传说,在民间代代相传,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增添新的内容。在那个没有电视、电游的年代,此类传说是人民大众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也是一种文史掌故的民间教育。张秀英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所以现在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知道了这些财宝的来路,并且作出了判断:施柏震是亡夫掘藏的同谋者。而他们两人合伙进行的这项掘藏工程,看来是有些问题的,所以丈夫就遭到了别人的血腥报复。
于是,张秀英就理解了施柏震在腾大根受伤和死亡后为何不敢露面的原因了,他是担心自己也受到报复。
张秀英原本以为施柏震从此再也不会跟她联系了,甚至估计他可能会离开南京,迁往外地避祸。因为她已经理解了施柏震的反应,所以她也不会主动去找对方,再说自腾大根死后,她跟施柏震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使张秀英意外的是,施柏震竟然主动前来找她了!施柏震找张秀英,给她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消息:一是他也遭到了“鬼手大怪”的暗算,身负重伤,但总算留得性命,至于所受的内伤,那则将陪伴他的后半生;正因为他没死,所以“鬼手大怪”再次盯上了他,他发现不妙,采取主动,跟“鬼手大怪”谈判,乞求留其一命,只要对方点头,他愿意赠予一斤黄金。“鬼手大怪”点了头,于是施柏震就没有二次受袭。二是据“鬼手大怪”透露,其此次赴宁的使命不单是取腾大根和施柏震两人的性命,还捎带着要把这两个目标的家人也“伺机解决”。因此,他还要跟张秀英这边“适当沟通”,但也不忍心将张秀英连同子女三口一并干掉,所以只想把张的儿子腾小虎干掉就可以了。
施柏震的这番话令张秀英大惊失色,还没等她回过神来,施柏震已经开口告辞了,说他不敢让“鬼手大怪”知道自己向这边通风报信,所以不便停留,说完拔腿就走了。
这下,张秀英坐不住了,儿子可是她的心头肉,再怎么着也得保全。想了又想,寻思那个“鬼手大怪”是认钱的,施柏震可以用一斤黄金买一条命,我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吗,反正家里有黄金。这事当然得麻烦施柏震跑一趟,这样,张秀英就取了三根金条前去拜访施柏震。
当下,众刑警听了张秀英这一番交代,真有喜出望外之感。如此看来,施柏震是知道“鬼手大怪”的落脚点的,至少是能够和“鬼手大怪”取得联系的。只要控制施柏震,“鬼手大怪”也就在专案组掌握之中了。
于是,先去张秀英家搜查,果然查得金元宝七枚、两根金条、翡翠三块、朝珠一串。张秀英当日即被拘留,三天后被释放,后来免予刑事处分。
七、“鬼手大怪”的下场
专案组考虑到“鬼手大怪”也许隐藏于施柏震家附近,生怕对施柏震采取行动会打草惊蛇吓跑了这厮,于是就通过棺材业公会把施柏震引出来拿下。
施柏震被捕后,也是一番抵赖,赖不了了才被迫交代。至此,披在腾大根、施柏震两人身上的神秘外衣终于被剥了下来——
施柏震、腾大根两人均系抗战时期皖南地区一度闻名的神秘匪盗帮伙“地鼠帮”成员。这个帮伙人并不多,最多时不过九人,但作案手段隐秘,心狠手辣,每次抢劫必将事主杀死,以绝后患。作案之前,必定经过周密调查,事主财富情况、防范措施、进退路线等等都一一查摸到位,然后制订行动方案。如此作案,每次都是马到成功,作案后逃之夭夭,无法侦缉。被“地鼠帮”选中的作案对象,都是富得冒油的,一般的有钱人家他们还看不上眼。而且,他们作案时除了金银器、现钞、珠宝,其他一概不取,连古玩字画都扔在一旁。据说,“地鼠帮”每年作案不多不少,以六起为标准,但并不是均分两个月作一起,有时三天作两起案件也是有的。这个帮伙的犯罪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46年年底才结束。皖南地区的汪伪警察局、日本宪兵队以及国民党警察局都对“地鼠帮”进行过侦缉,但据说连皮毛也没碰着,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民间因此对“地鼠帮”传说纷纭,说这是一帮武艺高强的江湖人士。
施柏震和腾大根在参加“地鼠帮”前就已结识,两人还结拜了弟兄。194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认识了当时的“地鼠帮”老大杜登高,遂加入了该帮伙。
两人参加“地鼠帮”后,这才明白这个帮伙之所以能够保持神秘,是因为采取了“大隐隐于市”的原则。该帮老大、老二、老三合伙开着一家酱园,其余成员就是酱园的长期伙计,平时合法经商,和气生财,没有人会把这家名唤“人易和”的酱园跟江湖上谈虎色变的“地鼠帮”联系起来。这个帮伙的帮规甚严,对于平时的经商,作案时的分工、分赃,平时的活动等等都有着一整套规矩,如有违反,没有青洪帮的那种三刀六洞逐出山门的宽大处罚方式,只有一种,比三刀六洞简单——干掉。
使施柏震、腾大根两人产生二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酱园的老板、当初引领他们加入帮伙的老大杜登高身体一向很好,天天打拳坐禅的,一天晚上忽然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老大死掉之后,老二、老三就往上升了一级。当时腾大根已经是老四,按惯例他应该也顺升上去坐第三把交椅了,但新的老大、老二却提拔了排行第七的一个同乡。这使腾大根心里不爽,还对老二、老三产生了怀疑,认为是两人勾结害死了老大。另一个原因由来已久,那就是“地鼠帮”的分赃方式,帮伙老大、老二、老三可以按抢劫所得分赃,而老四以下成员就只能获得固定数额的一笔现钞,其比例上下相差有几十倍之多。
这两个原因导致腾大根、施柏震决定离开帮伙。根据帮规,一旦入伙就是终身在帮,没有退出之说。如果一定要退出,那就让你挂了。两人去意坚决,商议窃取一批赃物后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改名换姓隐居下来。这个计划于1945年11月实施成功。两人窃赃逃离芜湖后,先去了上海,又到了镇江,最后决定躲进南京城。
就这样,腾大根、施柏震娶了妻子,购买了房子,买通了在警察厅挂着科长头衔的“军统”特务刘凤轸,落实了户籍,开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一连三年多平安无事,又见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南京解放在即,寻思“地鼠帮”拿他们没奈何了。没有想到的是,“鬼手大怪”就在这当儿冒了出来,冲他们下手了。
刑警弄清楚这两人的来龙去脉后,就让施柏震交代跟“鬼手大怪”的联系情况。这个问题一解决,立马就可以着手布置缉拿“鬼手大怪”那厮了。哪知,施柏震的回答使刑警大吃一惊!
他说:“我不知道‘鬼手大怪’是什么人,甚至也不能确切断定对我和腾大根下手的那人确实是受‘地鼠帮’方面的指使而来的。我只不过猜测我们遭到暗算可能跟‘地鼠帮’有关。”
这么说来,施柏震跟“鬼手大怪”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张秀英的三根金条是怎么回事?
施柏震交代:他是见张秀英成了寡妇,容易上当受骗,他也知道腾大根手头有一笔财宝,临死前肯定要交代给张秀英,于是就动了骗一些过来的脑筋,编造了向“鬼手大怪”求情买命的谎言,轻而易举使张秀英信以为真上了当。
专案组一行四人在当天晚上悄然出动,会同派出所警员去了施柏震家,先是搜查,抄出了跟腾大根一样藏匿于床底下泥地里的赃物;又向家属和邻居询问了解了施柏震最近几天的活动情况和来往人员,证实除了张秀英来过之外没有其他人登门,而他本人也只出过一趟门,很快就回来了(就是那天去蒙骗张秀英)。
刑警返回后,立刻开会分析情况,认为从家属、邻居的说法以及搜查所得的赃物数量来看,施柏震的交代是属实的,他确实不清楚“鬼手大怪”的情况,也没有跟“鬼手大怪”有过来往。
接下来怎么行动?看来只有到“地鼠帮”的驻地芜湖去追查“鬼手大怪”的下落了。专案组长查铁典向领导汇报侦查进展情况后,请示此举是否合适,领导说很好,爽快地批下了经费。
当时的行政格局,是没有安徽省的,原来的安徽省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域。皖南行署5月间成立于屯溪,不久即迁往芜湖。专案组过去时,行署公安处刚挂牌开始正式工作。查铁典向公安处主管刑侦工作的领导汇报了“地鼠帮”的情况,以及他们此番前来追缉“鬼手大怪”的使命。领导闻言暗惊,然后起身逐个跟南京刑警握手,连声道谢,说感激你们查明了这个情况,没想到芜湖城里还隐藏着这么一股穷凶极恶的匪盗。
双方于是商议行动方案,决定当晚即查封“人易和酱园”,将一应人犯拘捕后讯问追查“鬼手大怪”的下落;出于稳妥考虑,同时在酱园周围布下暗哨,以便“鬼手大怪”前往时好跟踪捉拿。
当天午夜,芜湖军管会派遣了一个排的解放军,会同南京专案组和当地公安人员共五十余人,一律荷枪实弹,悄然包围了“人易和酱园”。行动很是顺利,没开枪也没流血,就把自老板到伙计、学徒共十四人悉数拿下。然后是搜查,酱园这种地方,面积大而且坛坛罐罐特多,要藏匿东西那真是太方便了。因此,根据预先商议的方案,采取对被捕人犯就地讯问,同时开展搜查的方式。
讯问很快就取得了突破,“地鼠帮”老大、老二、老三都承认了身份,交代了藏匿赃物、赃款和武器的位置。正布置战士去挖掘的时候,被捕的伙计中有人挣脱了手铐、打倒看守的警察脱逃,这人逃到后院,正要飞身上墙时,被战士开枪击中。
同一时候,屋里对匪首的讯问还在进行,专案组直接点明了“鬼手大怪”其人。老大供称确实是他雇佣了此人追杀违反帮规卷财潜逃的刘小三、施柏震,“鬼手大怪”是此次其在南京作案后老百姓给他起的诨号,其真名叫陈凡,是茅山的一个道士,道号普凡子。
那么,这家伙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不是被你们抓住了吗?
查铁典马上反应过来:“鬼手大怪”今晚正好在酱园,刚才行动时被作为伙计一并拿下了。于是马上出去查看,正看见几个战士从后院抬着受伤的那家伙往外走,心里一动:会不会就是这人?那人已经浑身鲜血陷于昏迷,不能回答问题了。于是叫来其他几个被捕的伙计,他们指认说此人是老板的贵客。又把老大押来,说就是此人。
“鬼手大怪”被送往驻军医院进行急救,醒来后供认了身份和在南京作案的情况。专案组原准备待其伤势好转可以移动时将其押解南京归案,没料到三天后因伤重且恶化,不治而亡。专案组随即去了茅山,根据“地鼠帮”的交代查到了那个道观,证实了普凡子的身份。
对“鬼手大怪”系列案的侦查就这样结束了,“地鼠帮”一伙由芜湖方面处置,后来其中七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罪不至死的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尘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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