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间谍,日本特务机关

50年代后期，在上海周家嘴路一个名叫“尤志远”的小商贩的一些反常举动，引起侦查员的注意，据周围邻居反映，这人自称是早年从日本归来的华侨，平时很少与邻居、民众接触，深居简出，行动诡异，有潜伏特务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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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日伪时期到解放后的户籍资料记载和地区群众反映，都说明尤志远是中国人，并有各时期的身份证件。是检举不实，还是其他原因？

通过侦查员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终于揭露出一个隐藏在中国长达13年的日本间谍。

这个日本间谍的底细是怎样？原来他本名叫深谷义治，出生于日本岛根县农村，从小就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

深谷义治

这年8月，22 岁的深谷收到“战时召集令状”，应召入伍。经过短期训练，于12月海运来华。先后随所在部队在山东的济南、青州、临朐、潍县、菖县，江苏的阜宁、射阳，广东的顺德、佛山等地作战。

由于他效忠天皇，作战勇猛，而且机动灵活，因此被选送到北平的“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对外称西村部队）接受宪兵训练。训练的课目有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中国共产党史、如何进行反间谍等等。

日本宪兵

1940年夏，他以全班第一的优良成绩毕业，又被遴选到宪兵特高课，参与从事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反共活动，受驻济南的十二军参谋长兼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山田少佐和宪兵队队长葛西大尉直接领导。

深谷平时常穿便服，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到宪兵队里去。宪兵队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在干什么，执行什么任务，别人不许过问，成为宪兵队里的一个“特殊人物”。

这样，深谷从一个日本侵略军的普通士兵，一变而成为一个职业特工，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打出“抗日”旗号镇压抗日活动。当时日本高层清楚地知道，仅仅靠战争是战胜不了中国人民的。

宪兵队

因此，在继续坚持军事进攻的同时，施展了阴险毒辣的“红旗”政策的谋略，打出进步旗号，用以诱骗、镇压抗日青年，收集共产党游击队以及日本反战人士的情报，进而破坏抗日根据地。

深谷义治就是秘密执行这一任务的一条变色龙。宪兵队头目河野、山田为使深谷取信于倾向抗日的进步青年，采取了“苦肉计”手法，对外公开宣布深谷已被开除出宪兵队，现在是普通日本侨民，通过收买为深谷办理了铁路局职员工作证，深谷也装模作样地到铁路局上了几天班。同时，布置他化名大山冈，以经商为掩护，并以同情中国、反战的进步面目出现，

为诱骗进步青年，深谷在上海等地提议成立以“反战”、“抗日”为宗旨的“中日青年联盟”秘密组织，该组织经常秘密集会，分头深入学校、教堂、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活动，并书写、张贴了不少“反对日本军阀”、“打倒日本财团”等署名“中共宣”的传单、标语。

中日青年交流

对深谷义治这位“国际战士”深信不疑后，深谷又以“设法与中共联系”为由，布置“中日青年联盟”的成员，到胶济、津浦铁路附近的根据地，以各自老乡名义刺探和搜集中共和当地地下抗日组织活动的情报。

最后，因“中日青年联盟”一案遭秘密逮捕。杀害的抗日热血青年们，至死也没有明白驱使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竟是那位看起来老老实实，犹如邻家兄长的“国际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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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撬开八路军、游击队战俘的嘴，日军除了军部设立的专门收容抗日战俘的集中营“救国训练所”加以折磨迫害外，他们还布置深谷开设一个袜厂，将“救国训练所”中发现的有可能被“感化”的被俘人员，转移到这个袜厂来，边劳动、边考察，进行所谓感化教育。

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战俘身上进一步榨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所谓“感化”，获取中共和抗日根据地情报，并从中收卖叛徒，充当汉奸走狗。深谷从上海南阳桥附近购买了一批织袜机，以军用物资名义运回济南，通过日本人的“华北织维协会”提供的廉价棉纺原料，开设袜厂，取名为“亚蒙袜厂”。

化装成中国人的深谷

这个袜厂有一批日本特务对战俘进行所谓感化、逼供。有的变节战俘就供济南特务机关使用，派遣他们打入抗日根据地、进行间谍活动，不投降的就秘密处死。这种所谓“感化”，每期三个月，亚蒙袜厂开办后，先后举办了四五期，不少抗日军人在这里遭受非人的折磨和迫害。

1943年夏天，深谷义治伪装成中国商人，奉命来上海，接受伪造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破坏根据地金融的任务。任务完成后，第十二军参谋部派专人和汽车来上海，将假币作为军用物资运回济南，交军部使用。

深谷也将一部分假币，购买根据地土特物资，以充实自己的生意。为此，深谷深得“六条公馆”及济南支部的赞尝，作为奖励，他被批准和在上海结识的一个中国舞女陈绮霞结婚。

舞女

1943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席卷全球，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处境也将“日薄西山”。陆军参谋本部开始着手应变准备，在陆军系统中，选择一批“中国通”，送到陆军中野学校进行高级谍报训练。

由于深谷义治在中国长期从事情报活动，表现出众，加上娶了上海妻子，有很好的掩护条件自然被选中。于是，多年在山东济南活动的深谷突然失踪，悄然回到日本，进了特殊学校“深造”。其科目有谍报、谋略、侦察、柔道，拳术、剑术、国际法、司法学、刑侦学等等课程。

1944年5月，特训结束。深谷义治明白返回中国后的使命。他专门回到老家岛根县的一个乡村，向父母弟妹作永久告别。此外，他让中国妻子陈绮霞在上海花钱买了一个上海特别市第二警察局的居住证，化名“尤志远”，报上了户口，取得了中国国籍，开始了潜伏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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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就发出机密通知，声称日本“几年后必定卷土重来，要求各军参谋部选择对象，个别谈话，布置潜伏任务”。

通知要求“选择合格人员就地复员加入日侨组织”，“个别熟悉中国国情、精明能干、中文好的，隐瞒国籍，以商人面目居留下来”。指示接受潜伏任务的人员，要求如下∶

1.隐瞒身份潜伏，不操之过急，要长期打算；

2.中日贸易就会恢复，通过贸易渠道再联系，接受最新指示；

3.如环境不利，可独断行事；

4.设法找到合法职业或与中国人合伙开商行；

5.不多与日侨往来。

不日，北平宪兵代理司令伴部大佐、情报课课长稻田少佐立即召见深谷，布置他设法在上海开设银号，长期潜伏，规定三年后每年用“尤志远”名字在上海报纸上登商业广告一次，进行联络。活动经费可向横滨正金银行北平支行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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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深谷为了冒充中国人，不露出任何破绽，着实花了一番苦功夫。他会讲汉语，但偶尔会漏出一、二句日本话，于是他就尽量少讲，或者用见到南方人讲北方话、见到北方人讲南方话的办法应付他凡事让人三分，绝不与人争执，装出一副不问政治的样子。

另外他对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如行礼，写字，点钞、指算、洗脸、大便用手纸等等姿势和方法上的差异，都非常细致地进行琢磨，凡是可能露出破绽的地方，哪怕是不易为人察觉的细微末节、他都反复苦练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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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像日本人，他就神经紧张起来，不声不响地走开，并且尽量不再与这个人往来。日本人从小穿木屐，两脚指是分开的，同中国人有着显著不同，这是难以改变的，深谷为此甚至十多年不进公共浴室洗澡。

1955年9月，随着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深入开展，上海市公安局局办公室收到一封由外埠转来的举报信。该信揭发一个名叫尤志远是日本人，真名叫深谷义治，原系日本宪兵队军曹，化装成中国人来往于北平、济南、上海等地进行间谍活动，杀害我爱国人士，并与别人一起制造假钞票，解放后以买卖电器旧货为主，长期隐藏在上海。

经翻阅资料、户籍档案查实，尤志远家住周家嘴路288弄61号，他出生于1915年，自称原籍福建，其妻是陈绮霞，有两个孩子。尤志远解放后做过金钞买卖和五金旧货生意，现在家设小工厂制造电器仪表，还曾兼任外地玻璃厂技术顾问。

侦察人员反复分析研究，认为检举人平时表现好，与尤志远相识，应当是知情者，不大可能是捏造事实挟嫌报复。

如果尤志远是日本宪兵，况且在日伪时期就取得了中国户籍，这就表明他不仅仅是一般冒充中国人，而且是隐瞒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日本鬼子很可能是隐藏较深的间谍。”

于是，侦察员们决定首先要查明尤志远的妻子陈绮霞等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调查。陈绮霞解放前曾作舞女，经常出入于百乐门舞厅，也正是在这里与日本人有了来往。

通过对陈绮霞现有资料查阅以及她交往的人员情况分析，发现在肃反运动初期，就有知情者揭发她的丈夫尤志远是日本人，日本名叫大山冈，在济南开袜厂，常佩带手枪同一伙鬼鬼祟祟的人交往，行动诡秘而隐蔽。

日本兵

得到情报以后，侦察员全力以赴 ，经过两年多的监控、侦察，我方掌握了尤志远就是潜伏间谍深谷义治的大量罪证，经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研究，上报公安部，准备抓捕敌特拔“钉子”。

为了充分获取证据，侦察员们运用谍战谋略，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那位扮成天津市第一玻璃厂副厂长的侦察员出面，以去天津洽谈业务为名，将尤志远调离上海。

侦察人员对尤志远的妻子陈绮霞进行了突击审问。据陈绮霞交代，尤志远早有被逮捕的思想准备，此次去天津出发前，提前与她约定暗号，如一旦发生意外，由陈绮霞迅速转告日本政府。

在尤志远离开上海途中，我公安人员对其进行逮捕。我侦察员在他的家中搜集到他冒充中国人，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我方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证据。

经过突击审讯，这个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自感阴谋败露，罪恶深重，一经交锋，就低头认罪说：“我是日本宪兵，罪不可恕，你们杀我好啦！”

经过反复政策攻心，深谷义治交代了自己伪装成中国人，在山东济南、北平宪兵队特高课，从事对中共的谋略活动等历史罪行，以及奉命化名尤志远潜伏上海，近期恢复了联系，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等活动。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侦察人员依靠人民群众，与敌特斗智斗勇，拔掉了这个长期埋伏在中国的“钉子”。 1974年3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深谷义治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