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美国种族歧视的美剧,为什么中国不让看美剧

为什么观看美剧不影响国族主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受众

原文刊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作者

陈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美剧的中国受众之研究”成果之一。

全球化来势汹汹，年轻的中国受众成长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大量接触外国文化产品，这种接触（有时是主动接收）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海外观察家和我国文化政策的制定者经常坚持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的思路，即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年轻受众过多接触外国文化产品，会导致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受到外国文化产品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因而秉持“限制接触”或“有限接触”的思路，限制本国受众接触外国文化产品的机会和数量，试图抵消“不良”影响。但是，Ware and Dupagne（1994）对17个关于外国受众接收美国电视娱乐节目（排除了新闻节目）调查研究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对外国受众的产生普遍影响的相关系数只有0.079（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当考虑所有变量的时候，只有“是否熟练掌握英语”这个变量是最重要的自变量，性别、国家发达程度等变量均不产生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即英语好的受众受美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影响更大，而英语差的受众所受影响更小。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流行，在全世界各国普遍引起了本土思潮的抬头。在主导意识形态的强势推销和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自1990年代以来，国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流行意识形态之一。那么，全球化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受众，怎样解读外国文化产品？

基于访谈和观察资料，本文发现，跟不看美剧的中国受众相比，观看美剧的中国受众的国族主义理念依然强劲，换言之，是否收看美剧，并不会显著影响受众的国族意识。那么，怎么理解年轻受众们一边兴致勃勃地主动追美剧追美国明星、一边坚持着“爱国青年”这一身份？国族主义要求受众们区分“自己/中国人”与“他者/外国人”，然而，现实经验却告诉我们，“爱美剧”与“爱中国”二者并行不悖，为什么这些美剧迷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国族主义情怀？本文试图对这一矛盾现象做出解释。

本文首先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反而会刺激国族主义的流行；接着，本文将综述九十年代以来国族主义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里的发展脉络和内涵特征。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对百度贴吧、人人影视等网络内容的长期观察，以及2016年2月-3月期间在北京对8名热爱美剧的大学生的一对一面访，研究主题聚焦于美剧里的中国元素，如中国角色、涉华情节和对话、带有中国色彩的背景布置等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美剧的中国受众（或粉丝）为什么在网络讨论中表现出强烈的国族主义情怀，为此，本文引入利贝斯和卡茨（2003/1993）在研究美剧《达拉斯》时所区分的跨文化传播里的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这两个概念，本文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哪种解读方式，都不会挑战中国受众所固有的国族主义理念，中国受众对于美剧里涉华元素的解读，受到了国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即使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信息交换，全球化也没有成功挑战本土强势的主导意识形态，反而有可能刺激中国受众强化既有的国族主义理念。

一

当全球化与国族主义相遇

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同质化两大潮流被认为限制了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势力范围，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国家地位和实力的下降。国际贸易交易额放量增长、跨国公司兴起、跨国非政府机构的地位上升、技术进步跨越了地理边境、环境和社会问题要求全球合作治理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力挑战了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Waters，1996）。然而，断言国家让位于全球化，仍为时过早。在全球文化和跨国传播的背景下，国家依然是决定媒体活动的权力中心，通过审查信息、制定政策、颁发准入执照、推广政治文化等手段来影响本国受众所接触的媒介内容，无论是德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韩国墨西哥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都致力于保护本国媒介文化产业、抵御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影响（Morris and Waisbord，2001）。

国家在公民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也许下降，但这并不等于国族主义的重要性也下降了，与此相反，国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的抬头，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里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全球化会刺激国族主义的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地位的下降，导致了合法性和合理性危机，因此国家会主动推广国族主义意识形态以维系自身的重要地位，而且，此时所推广的并非是延续了法国革命传统的“自由的”国族主义，而是伴随帝国主义扩张产生的“整体式”（intergal）或排外式（exclusivistic）国族主义，后者的主要目标就是恢复强大的国家（Arnason，1990：232-233）。当区分了爱国主义和国族主义之后，来自63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负相关，与国族主义反而无关（Ariely，2012）。出于保护和维系本国文化身份的考虑，国家对外国媒体进行管制，那些宣扬本国文化身份、本国历史荣光和文化优越性的媒介产品因而更容易得到推广。

另一种观点认为，跨国移民人数剧增，出国旅行也日渐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流动的跨境人群固然一方面冲击了国家对本国公民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便捷的信息和文化交换，也容易培养出远距（long-distance）国族主义。传播技术革新，使得移民更容易保持母国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在异乡生活的艰难，强化了他们对于母国生活的怀念和热爱，由此，全球化催生和维系了基于种族的国族身份（Schlesingher，1991）。“伴随着其他群体身份（如阶级）的削弱和撤退，种族身份开始成为身份话语里的重要要素。它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之上，跨越了种族群体的特定生活条件。”（Melucci，1989；转引自Smith，1998：215）在极端案例（如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势力）里，移民群体里的远距国族主义甚至演化成为暴力活动，往往伴随着恐怖事件和暴力镇压。此时，全球化反而培育出了新的全球不安定因素。

二

国族主义背景下成长的当代中国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国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自身的特殊原因。

跟1980年代相比，我国政府在1990年代大力加强了针对大中小学学生的国族主 义教育。1989年，江泽民主席发表国庆40周年讲话，主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这是“爱国主义”主题首次进入领导人国庆讲话之中。（《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199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针对青年学生发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讲话，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人民日报》1990年5月3日）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

跟随国家教育政策改变的，首先是学校教育的内容和配套课本改革。按照《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指导，各级学校里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学科等科目都增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以上海市小学1-5年级语文课本为例，研究者比较了1995-1997年和2007-2008年的课本，发现蕴含爱国主义价值观的课文占所有课文的比例，从28.2%陡然增加到56.9%，与此同时，蕴含共产主义价值观、中国革命光荣传统和政治观念的课文比例则出现了7%-13%的大幅下降（Weng，2010）。

爱国主义教育并不仅仅限于课堂教学，相关配套手段也层层推进。199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旗法》。1990年8月，国家教委（1990）发布通知，要求“全日制中小学，除假期外，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进一步地，《爱国主义教育纲要》还提倡各地组织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举行对国旗宣誓的成人仪式。

1995年，中宣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1996年，国家教委（1996）等部门又联合命名和向全国中小学推荐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阅读爱国主义教育图书、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学唱爱国主义歌曲和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

爱国主义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开始流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日趋强大.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接近或达到两位数，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富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自尊心，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来跟中国做生意，普通中国人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收益，因此自发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Xu，2001）。Friedman（2000）曾经指出“学生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们不可能摇动自己的根基（rock the boat）”。

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1996-1997年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里，西方国家表现出对华强硬和不友好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可以说不》（1996）系列书籍以及《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畅销书风行，将美国塑造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描绘出一幅在美国围堵之下中国艰难崛起的图景，以煽动型话语激发起广大读者心目中对美国更强烈的敌意（Huang & Lee，2003）。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九十年代起，中国青年的国族情绪被不断强化，甚至在一些热点时刻转化为街头集会游行，如2003年10月、2005年4月和2012年9月多地发生反日集会游行。

国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复杂图景。Whiting（1995）认为当代中国的国族主义已经从国家主导变成了通俗国族主义，从我们导向（we-oriented）变成了负面针对外部人的武断型国族主义。Guo（2004）区分了文化国族主义和国家国族主义，前者更强调本民族往日的光荣传统和文化成就，重视民族团结和文化实践，后者是官方版本的爱国主义，强调忠于党忠于政府，号召各级群众参与建设强大国家。然而无论怎样区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族情绪，具有深刻的反西方特征，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怀有复杂的情感，西方既是老师也是赶超的目标，所以，国族主义“是一种大众情感（mass emotion），导致了国家成为个人忠诚的最终目标”（Rosen, 1993:333）。

在国族意识高涨的九十年代，美国——世界头号强国——逐渐成为大众媒体和广大群众心目中压制和打击中国的杰出代表。199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客气地提到“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共势力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和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搞自由化的人给予了大量隐蔽的或公开的支持。同时，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总是去寻求他们的支持”，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党报首次将美国明确为中国的敌人。

多次民意调查也支持了这个观察。1995年，《中国青年报》推出“中国青年看世界”系列调查，74.1%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87.1%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2%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最不受中国青年欢迎的国家”，50%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相对空虚（王晓东，马明杰，1995）。2002年，陈生洛（2002）访谈了100名大学生，当被问到“当提到美国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时，大学生们用得最多的字眼是“霸道”“国际警察”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由于痛感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过多，一些中国青年开设网站（起初是www.anti-cnn.com，后来转成www.m4.cn），专门揭露西方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Kristof（2001）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的聊天室交流思想，甚至出席电台的直播节目，公共意见的影响在扩大。最终，这会使中国人……更趋向国族主义和顽固不化。”

一方面，全球化的流行，在世界各地普遍引起了本土意识的抬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和国族情绪被极大地强化了。当两者相遇时，中国青年会用怎样的姿态面对外国文化产品？美剧近年来在中国的“隐秘的流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化与国族主义相遇的绝佳机会。

三

国族主义与收看美剧

（一）参照式解读与批评式解读

美剧里大量的故事和人物压根与中国无关，但是中国受众也面临着跟剧中人物相同的柴米油盐和生活困扰，这确立了中国受众理解美剧的生活基础，所以理论家们认为中国受众有可能受到美剧价值观念的影响。然而，在观察和访谈里，很少见到中国受众将美剧与中国无关的情节与中国现实挂钩的情况。一名访谈对象表示不会将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社会联系起来。“那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啊，中国又没有……假设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那也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美国）电视剧里那个样子”（访谈，2016年3月18日），这种类似于“中国独特论”的看法，表明了中国受众从理智上能够区分中美两国现实世界的不同，他们并没有完全投入到美剧里以至忘记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这是典型的批评式解读。

利贝斯和卡茨（1993/2003：159）在研究美剧《达拉斯》时曾经区分了跨文化传播里的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参照式解读将这部节目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观众把这些人物角色当做真实人物来讨论，而且随后又将这些真实人物与他们自己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批评式解读将这部节目当作一部具有美学规则的虚构作品来进行讨论。参照式解读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情感卷入；而批评式解读则带有较浓的认知色彩……”李丽颖（2007）对25名收看《老友记》（Friends）的大学生受众进行了焦点群体访谈，发现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这说明大学生在收看美剧的过程中，经常在电视剧所再现的美国现实与自己身处的中国现实之间转换，而且，越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或家庭较富裕的大学生，对《老友记》越有可能持批评式解读的态度，但是，没有一名大学生能够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老友记》进行批评式解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部美剧里的意识形态意涵。在李丽颖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观看美剧的中国受众越有可能表现出批评式解读而非参照式解读。

《老友记》剧照

利贝斯和卡茨（2003）发现，《达拉斯》对于阿拉伯地区的观众的影响，远大于对美国本土观众的影响。由于《达拉斯》根本没有涉及阿拉伯人物或跟阿拉伯地区有关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说，观看《达拉斯》影响了阿拉伯地区观众的国族主义态度。大量关于美剧的跨文化研究延续了利贝斯和卡茨的路径，没有刻意区分美剧里的本国元素与美国元素，因此，即使这些研究证实了收看美剧会对本土观众产生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利贝斯和卡茨的研究同时发现，《达拉斯》对日本观众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日本观众的态度基本是批评式解读，很少提出参照式解读），也很难说这种影响能够作用于本土观众的国族主义意识。

（二）批评式解读与国族主义

讨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遇时的本土观众的表现，最佳的观察机会莫过于考察中国受众怎样评价和理解美剧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人形象。在访谈中，研究者会主动询问受访者对美剧里中国元素的印象，每个受访者都会表示要想一想，然后随口说出几个，而且他们所列举的都以负面再现为主。

美剧的目标受众是美国受众，因此，美剧往往用固定成见（stereotype）来刻画 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美剧里的中国政府，有时是专制腐败、官僚盛行、不讲人权、窃取美国高科技情报的反面形象（如《24小时》（24 Hours）第四季至第六季），有时也是能够跟美国分庭抗礼、共同承担责任的世界强国形象（如《灵书妙探》（Castle）第四季第16集），总之，在美剧里，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敌人，顶多是强有力的挑战者和竞争者，时而盟友，时而竞争，几乎没有直接正面冲突，这也吻合真实世界里的中美关系现实。陈阳（2015）在实验里观察到，当美剧再现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实验对象认为美剧“抹黑”或“有点抹黑”中国形象，同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实验对象承认美剧里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故事“完全合理”或“部分合理”，换句话说，大多数实验对象从理智上认可美剧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的合理性，却从情感上不接受这种再现，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形象比美剧里再现的中国政府形象要好得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美剧再现中国政府能够跟美国分庭抗礼的“正面”形象时，接近90%的实验对象从理智上并不接受这个故事，他们普遍表示“这个故事太搞（笑）了”“中美交恶就引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可能！”，但是，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该剧“完全没有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里，中国是一个能够跟美国对抗、发动世界战争的超级大国。中国受众很容易接受美剧里对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肯定，这十分符合当下流行的国族主义里的强国心态：恢复中国往日的荣光，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强国。当下中国的国族主义思潮，被认为是对西方强硬态度的回应，而不是源自国民对本国政府的拥护（Guang,2005）。因此，只有“对外”（即面对西方）时，中国青年才会表现出强烈的国族主义，一旦美剧挑战强国心态、再现大国的不光彩另一面，就会招来中国受众的批评；“对内”（即面对本国政府）时，中国青年并没有采用国族主义来解释自己的日常生活。

国族主义在当下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美剧的中国受众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会采取各种策略规避风险。2008年，《律师风云》（Boston Legal）第五季最后两集里，女主人公得知合伙人将把自己所在律师事务所卖给中国人，于是将合伙人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她潸然泪下：“中国人收购了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美国的律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我们引以为豪的法律系统了……我知道也许有一天美利坚合众国最终会给中国打工，我明白那将是新的世界秩序，但是，谈到律师事务所……让他们先从别的律师事务所下手吧。”这样的情节安排引起了中国受众的情绪反弹。风软字幕组起初拒绝翻译字幕，一周以后才推迟提供了中文字幕，并且打上了“强烈不建议观看”字样（王潇潇，2008）。

《律师风云》（Boston Legal）剧照

就像其他“西方辱华”事件引起中国人国族主义情绪高涨一样，美剧论坛上的讨论也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批评美国编剧无知自大，不了解真正的中国，网名researcher（2012）的看法颇具代表性：“把中国说成这样了，让中国人还怎么有好感呀！就算说的有部分是实情，那也只是表达了在美国眼中的中国印象，我不愤慨美国人指出中国的弱点，我愤慨的是完全说不到病根上的自大！……这种傲慢实在是太烦人和愚蠢了！”另一派认为这只是娱乐而已，不用当真不用动怒。但是无论哪一派，都不否认女主人公所坚持的“中国威胁论”隐含着对中国未来强盛的预言可能成真，也不否认中国当下的确还存在着很多不如人意的缺点，因此，网民这种意见的表达，依旧是批评式解读而非参照式解读，而且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他们进行了热的/批评式解读，按照利贝斯和卡茨（1993/2003：204-205）的看法，热的/批评式解读表明受众能够认识到电视剧里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他们很可能用狂热的口号来表明观点，偏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不进行严肃讨论。那些批评美国编剧的网民们，他们对该剧的主题、寓意、价值观进行评价，而不是将该剧跟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想象这个故事的现实合理性；那些支持美国编剧的网民们，直接将该剧定义为“娱乐”从而跟自己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他们并非接受了美剧所传递的意识形态，而是认为这个话题不值得正儿八经地严肃讨论。“从拒绝参照式解读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批评式解读或许都应该被认为是对抗性的。”（利贝斯，卡茨，1993/2003：205）

那些触及过分敏感话题的美剧，即使视频网站购买了合法版权，也会选择自我审查或外部审查命令取消相关内容。《黑名单》（The Blacklist）第一季第三集里出现一名中国特工，剧中其他人物这样介绍他的背景：“中国有计划生育，人们说吴京是二胎，所以家人只能把他送走，否认他的出生。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他根本不存在。对于他的工作来说，不存在是一个绝佳的先天条件。”（新浪娱乐，2013）因为这段话，购买了版权的搜狐和优酷公司悄悄将这一集下架。在另一个调查里，研究者（曹书乐，2012）发现，只有13%受访者选择了网络下载的方式来收看美剧，大多数人通过视频网站和客户端收看美剧，也就不具备主动搜索和下载的动力及能力，所以大多数中国受众不能公开接触这些敏感内容，也就无从谈起受众的解读。

除了主动规避风险，当美剧负面再现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时，很多中国受众也会采用视而不见或绝口不提的策略，回避讨论，从而阻止了深度解读的可能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第五季第9集里提到了人工智能机器通过中国的服务器发射信号、对普通人进行洗脑。之前第一季曾经提到过，人工智能机器的核心代码流失到了中国鄂尔多斯，主角被派往鄂尔多斯处理此事，后来核心代码不知所踪。因此，该剧的热心粉丝应该能够体会到第五季里“服务器在中国”这一情节安排前后呼应，但是，网络论坛里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一集对中国的特殊关注，网民们都在讨论主线情节（两个人工智能机器对决，谁胜谁负）以及还有5集即将结束的大结局。这表明，普通中国受众并不会刻意关注美剧里的中国元素，相关调查也发现超过一半受众观看美剧最主要的原因是“学英语”，其次是“喜欢某个演员”（曹书乐，2012）。中国元素在美剧里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笔带过，仅仅作为背景出现，中国人物也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或客串角色，编剧安排中国元素，其目的无外乎增添笑料或故事的多样性，这种情况下，中国受众对不被彰显的中国元素反应冷淡，也是合情合理的现象（新浪娱乐，2013），可能讨论一下演员还会吸引更多的网络回应。

研究者很难找到证据，证明美剧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一直是负面的，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正面和负面的故事形象共存，甚至在同一部电视剧里，也能处处找到形象各异的中国角色。《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第一季第7集里，几个主人公去中餐馆吃饭，华裔餐馆老板问他们的朋友沃罗威茨怎么没有和他们一起来，谢尔顿回答：“他（沃罗威茨）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前。在这位老兄（餐馆老板）的家乡，那可是死罪。”这个夸张的玩笑嘲弄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集体利益的深层特征。接着，第一季第17集里，谢尔顿开始学中文：“我的名字是谢尔顿。”还冒出了几句中文：“长寿石灰（长寿社会）”，“猴子睡在里头（好滋味在里头）”，蹩脚的中文令中国受众忍俊不禁（谢芳，黄燕，2016）。《绝望的主妇》第一季里出现了两个中国保姆，第一个保姆面对主人不卑不亢，第二个保姆却跟男主人偷情（马玉芳，伍思静，2010）。美剧对中国态度复杂，中国角色的形象也并非单一模式，这使得中国受众很难采用统一的单一的立场来解读美剧，如果中国受众对美剧的偏见感到气愤，那么美剧对中国传统的肯定和中国实力的忌惮，也会让中国受众产生亲近感自豪感。正面与负面情绪错综交织在一起，越是美剧的资深粉丝，越可能采用批评式解读，认可美剧的虚构性和娱乐性，清晰区分美剧对中国的再现（媒介现实）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社会现实）。

《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里的中国元素

（三）参照式解读与国族主义

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下，中国角色才会成为美剧里的常驻角色和循环角色，例如刘玉玲和Maggie Q这样具有华裔血统、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演员。她们的东方面孔也许令中国受众感到亲近，然而她们在剧里扮演的角色——侦探和特工——跟中国几乎不发生联系，人物设定缺乏中国背景，她们在电视剧里也不会说中文吃中餐交往中国朋友。随处可见网民们关于电视剧的讨论，当刻意区分作为演员的刘玉玲的华裔身份（现实身份）和作为电视剧人物的华生侦探这（虚拟身份）两种身份时，在百度贴吧里，网民们的相关讨论基本集中于后者，即涉及华生侦探的剧情和表演，某段剧情是否合理、某个画面是否拍摄得优美、某句台词应该怎样理解、某个角色的表现是否合情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占据了中国受众网络讨论的大量版面，观众们讨论的都是虚拟电视世界里的人物和话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除非特意提起，鲜少有讨论关注过现实世界里演员刘玉玲的华裔身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编剧们在电视剧里没有刻意给华生侦探安排过涉及中国的故事和元素，所以受众讨论电视剧人物时，很难脱离虚拟人物的身份而关注她的现实身份。“刘玉玲（在《基本演绎法》里）演的不是中国人，她演的是女版华生。”（访谈，2016年3月24日）这些受众解读忽视了现实世界里的线索，讨论的是虚拟人物的世界，“信以为真”，并且把虚拟世界里的情节当成是真实世界的故事进行讨论（最常见的就是受众们讨论男主角应该跟哪个女性约会、应该跟谁确立浪漫关系），这是典型的参照式解读。

参照式解读往往并不涉及国族主义，毕竟中国元素在美剧里并非主体，中国受众也很少可能面临美剧里的人生难题和社会问题（比如枪支泛滥、谋杀、非法移民等等），因此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过多投射到剧中人物身上，可以说，中国受众对美剧进行参照式解读时，跟他们对本土电视剧进行参照式解读，并无二致。

美剧里的部分情节（如同性恋和当代鬼怪故事），在中国主流电视节目里仍是禁忌，发达的网络降低了受众公开表达意见的门槛，所以在百度贴吧里可以见看到一些美剧的衍生贴吧，比如由《疑犯追踪》所引发的讨论同性感情的“疑犯追踪百合组吧”、因为喜欢某位演员而建立的个人吧等，相关的网络讨论压根不涉及中国。

中国受众对美剧里中国元素的解读，以批评式解读为主，参照式解读为辅。批评式解读的存在和普及，参照式解读的下降，意味着中国受众观看美剧时难以接纳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接触美剧里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形象时，中国受众更倾向于从自己的既有立场来理解美剧，国内主导意识形态强力推行和受国力上升而蓬勃的国族主义，此时成为他们理解美剧的主导性框架。因此，在调查了3595名美剧的中国受众时，研究者（曹书乐，2012）发现，37%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比美国更优越”，25%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一陈述，38%的人则表示“说不好”。

四

为什么美剧迷们依然爱国？

本研究得出了与文化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国族主义影响了中国受众对于美剧里中国元素的解读，收看美剧并没有增强中国受众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当美剧里出现中国故事和人物时，中国受众要么进行批评式解读，认为这是虚构的故事，采用现实世界里的国族主义话语来回应美剧里的中国元素；要么进行参照式解读，将美剧里的虚拟故事和人物当成真实故事和人物看待，然而此时，由于编剧在剧本里并没有刻意强调人物的中国身份，所以这种参照式解读也不会涉及虚拟人物的中国身份，观众解读的是一个虚拟美国人的故事。这两种解读方式，使得中国受众对美剧里涉华元素的解释，依然是基于本土强劲流行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受全球化影响的西方价值观。

为什么收看美剧的中国受众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国族主义观念？第一，跟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影响相比，接触美剧的频率和数量相对而言都处于弱势地位，每周只播一集的美剧，也许会成为某一段时期的热门话题，但是缺乏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第二，在缺乏机会讨论政治议题的当代中国，消费已经取代革命，成为影响年轻一代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中国受众不会利用美剧来进行政治讨论。美剧的内容，虽然偶有激进内容，但出于收视率考虑，其基调仍然是保守的，比如个人英雄主义至上、家庭至上、政治正确等等。这些内容里，跟国族主义不冲突的部分（如家庭至上）会被保留，跟国族主义冲突的内容（如英雄个人对抗腐败政府），中国受众会视情况进行取舍，某些讨论绝对不会跟当下中国现实发生联系。

第三，美剧的中国受众（接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生活在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利益受损者。大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一直是当代中国国族主义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时，美剧的中国受众会倾向于维护既有社会结构。

第四，在讨论美剧时，中国受众利用一系列话语手段将所涉及的敏感话题脱敏，拉开了美剧与自己日常生活的距离，这使得他们的讨论获得了政治安全感和日常世界的正当性。中国受众观看美剧，更期望获得大众文化的愉悦，而不是讨论严肃沉重的政治话题。

总之，收看美剧，与其说是自变量，不如说是因变量。本研究刻意强调美剧里的中国元素，事实上，美剧里大量的故事和人物跟中国无关，考虑到美剧在中国本土也有规模不小的热心粉丝，更为稳妥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受众对这些内容的解读很可能是参照式解读与批评式解读并重。然而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所关心的主题，本文预测，在全球化进程中成长的中国八零后九零后，可能已经习惯了从“全球”而非“中国”的角度来解释美剧里无关中国的那些元素。

作为一项质化研究，本研究的缺陷非常明显。由于美剧里的中国元素分散在不同的剧集里，所以本研究无法做到量化分析美剧文本。利贝斯和卡茨（1993/2003）曾经分析了参照式解读与批评式解读的不同子类型及其各自的抵抗机制，本文未能在这一主题方面深入挖掘，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采用了网络讨论内容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进行更有信度和效度的面对面访谈，以期获得更深入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也未能充分有效利用访谈数据，主要原因在于，访谈过程中未能就具体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是本研究过程里的一个损失。

本期执编：毕格菲斯

本文系简写版，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点击 [阅读原文] 至《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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