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理想家庭怎么办,不完美的理想家庭作文

宏大连接着渺小，庄严对接着日常。这部剧最终成为一些人理解转型时代中国的一种参照。

记者/黑麦 摄影/王小京

拍摄现场:英达、林丛、王小京、文兴宇、葛优

“我家”和“家迷”

1993年的夏末，北京某局二把手傅明同志正式退休。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的他，仍旧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一脸严肃地嘬着烟嘴儿，这一刻他回归家庭，回到他熟悉的杨柳北里18号202，回到这个三代同堂的贾家，由此，一出关于“家”的好戏正式上演了。

编剧英壮说，老爷子这一退，就掉进了万丈深渊。就像第六集《亲家母到俺家》里的台词，为了保证一线的同志，老傅不得不放弃了单位的福利，成为社会上众多的离退休老人中的一分子。当然“深渊”也是相对的，对于一个看中荣誉的副局长来说，“卸甲”只是他职业生涯的完结，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无尽且繁复的家庭事务。

老傅原来姓贾，叫贾敬贤，抗战时期为了保证安全更换了姓名。这个出处来自《我爱我家》的文学师梁左，他的父亲梁达也在革命期间改名为范荣康，之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根据片中的美术师戴延年回忆，“文学师”这个称号是导演英达起的，他想让这个剧“处处不同，耳目一新”，于是尽可能地尝新。

老傅有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这也与梁左一家高度重合，正巧二弟梁天在片中演的也是二弟，这一家子的戏就自然好写了。志国、志新，与梁左、梁天的故事有点重合，哥哥是大学生，弟弟17岁时去坦克兵师当了炮长，后因笔试成绩不合格，移到了炊事班，复员后，他的“大学课程”完全是在社会念的。和贾家一样，梁家也有个小妹，在梁欢参与编剧之前，她考入北大中文系，授课老师一开学就敲着黑板说道：我们这儿之前出了个毕业生，叫梁什么来着？不务正业写相声，居然写得还挺好。梁欢心说，那是我哥。

志国的老婆，老傅的儿媳妇，名叫和平，她垂帘听政，实则是贾家掌握实权的主心骨，也是维系全家关系的核心人物。孙女圆圆是老傅的掌上明珠，她和家里的小保姆同居一室，关于未来，这个女孩脑子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想法。

这一家的住址是根据北京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所创作出来的杨柳北里，摄像指导王小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西城区才选定了这片“高干住宅”，那是他最熟悉的一片区域，小区外是充满市井气息的街道。这片区域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风貌，苏式公寓建筑成为后来“家迷”们合影的圣地。

“家迷”是《我爱我家》粉丝的统称，年龄从“60后”“70后”一直蔓延到后面的两代独生子女。他们如同“红学”一样冒出文本派、考据派和索隐派，例如X博士所撰写的《〈我爱我家〉史前史：1911年至1992年的国家与“贾家”》就属于典型的考据派；“历史进程中的《我爱我家》”“《我爱我家》简史”等偏索隐。而更多的人则是原文的爱好者，他们日常的言语中夹杂着大量的《我爱我家》台词，甚至成立了“我爱我家全球影迷会”，用《我爱我家》的思维，套用于自己的生活。

距开播完结的25年来，吸引着这些“家迷”的，自然是这剧中的幽默。

王朔、英壮、英达、梁左。“情景喜剧”这四个字是王朔根据Sitcom翻译的

重识幽默

不过，在幽默被国人接受以前，它的代称是耍贫嘴。英壮认为耍贫嘴只是幽默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幽默的方式多种多样。

80年代末，宋丹丹、赵本山等人的小品节目陆续登陆了中央电视台春晚的舞台，它延续了之前姜昆、牛群等人相声中的批判意味，却更大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情景，给观众带来新颖的感觉。小品的出现，似乎抛出了更多具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如果回看当时的相声作品，其尺度之大，是今天的创作者不敢想象的。

1988年的央视元旦文艺晚会，播出了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特大新闻》，它的作者就是梁左，段子主要围绕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而展开，其实这个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某种社会心态，其中提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公认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已。1992年，梁左在《话说相声》中提到过这件事，他说，这个作品和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往往有人不这样认为，总担心讽刺揭露型的文艺作品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杞人忧天，提心吊胆，什么时候，相声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在《我爱我家》中，他也对此做出了自嘲，让和平讲出这样一段台词：梁左，这人我知道，不就是个写相声的吗，一会儿关电梯里了，一会儿掉老虎洞里了，一会儿天安门又改农贸市场了，这人还没给抓起来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幽默仅仅是在强化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去追求对已存秩序的批判，或者是表达我们要求所处环境改变的诉求。英国人西蒙·克里奇利在《你好，幽默》中写道：幽默的紧要任务不是尖锐的恶意或是嘲笑，它是对恶性的鞭打，这种鞭打是针对普遍现象的，而不是个人的。毫无疑问的是，笑成为90年代最新潮的主题之一，但是如何笑，以及怎么笑，却是令多数创作者难以拿捏的问题，尽管如此，笑声夹杂着对生活现象的批判，变成了电视屏幕上第一波“精神刚需”。

文学也是时代刚需。1985年发生了一次转变，读者们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中看到了这些年轻作家开始了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命运的关注。随后，更多的人开始看王朔的小说，初期他反感有关场景描写。王小京回忆第一次拿到《我爱我家》剧本的时候，除了对话，传统电视剧剧本里的要素都没有。由此，王朔的思想为中国早期影视注入了第一批素材。之后许多写作者在创作中释放时代信息，在新的电视剧形式中找到了一种出口。

《我爱我家》的编剧英壮和张越在我们的采访中都聊到了王朔，更多被提及的是从骨子里到他的文字，都透露着一种只属于90年代小年轻儿的东西。编剧们觉得，90年代初的媒体信息营造出一种“指日可待”的充沛，至于那个“充沛”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只知道它很理想，也可以挣钱，但也很缥缈。但无论如何，人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一场关于精神的爆发，就像崔健登台前的静默。

江珊和王志文客串《心理诊所》一集的病人

“家”的出现

1992年。英达，出身北大建筑系，却对话剧社情有独钟。这个从密苏里大学学戏剧回来的“大白胖子”回国后作为演员先后拍了《黄河谣》《爱你没商量》《围城》等剧，几部戏之后，他就开始筹划自己的片子，但他满脑子都装着一部美国电视剧——《考斯比一家》。这个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座褐砂石房屋里的中产阶级家庭，是英达心中家庭的范本。一方面，他曾经在上学时观摩情景剧的现场制作，着迷于多机位等技术；另一方面，他觉得这部剧的“中国版”，或许有很多“可以装进去的内容”。英达的父亲英若诚觉得这是个好想法，毕竟在出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兼影视剧制片处主任之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他懂舞台，也懂观众。

这一年，英达找到了王朔，此时王朔写的《编辑部的故事》即将被搬上荧屏。《编辑部的故事》也是一部情景剧，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密集的令人捧腹大笑的包袱，讽刺的力度也恰到好处地触及观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台词的打磨赢得了这部剧的主要口碑。而此时的王朔和剧组正发愁要不要给这部剧配上笑声，英达给出的意见是不要，他觉得与其配上罐头笑声，还不如等到自己的戏开拍时，再加上现场观众。当然，英达并没有说出这后半句。

“情景喜剧”这四个字是王朔根据Sitcom翻译的，在此之前，很多人听英达说完《我爱我家》的阐述，起了“相声喜剧”“小品剧”等名字，当王朔听到那个陌生英文字眼儿时，当机立断，就叫情景喜剧。至少在2000年之前，王朔的文字直觉一直都很对，《玩的就是心跳》《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这些书名都令人印象深刻，成为热销的作品。当英达在构架梗概抛出“家”的概念时，王朔强调《我爱我家》，比《我爱我的家》听起来更别扭，也更让人印象深刻。

起名时，两人正坐在长春的一家宾馆里。那几天，英宁的舅舅马景全刚刚定下了全剧的投资，而这晚之后，因为铺天盖地都是自己的作品，王朔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按英壮的话说——他跑了，不知道跑哪儿把自己藏起来了。于是剧组就剩英达、英壮两人创作，他们埋伏在西边的一个营地里，等待着灵感到来的那一刻。正在举笔发愁的时候，王朔给英氏兄弟唤来了梁左。这个在《爱你没商量》拍摄时经常拎着猪头肉来探班的相声编剧，让英达心里犯嘀咕，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又一次端出《考斯比一家》的录像带，第N次讲解起其中的剧情。梁左看得认真，英达也讲得带劲，没过多久，梁左就出现在了主创的会议上。

梁左和英壮作为文学师，在开拍前给整个剧做出了很大的调整，他们将和平的角色从女儿改成了儿媳妇，再将南方人贾志国调整成北京知识分子，由此一来，这个三代家庭足够丰满。或许他们早就策划好，让这一家人来承载一个时代的光阴故事。

李雪健客串《情暖同心》

开拍

1993年7月7日，也就是英达生日那天，《在那遥远的地方》一集率先开拍。此时的人物尚未调整完全，杨立新的口误和文兴宇尚未开发的舞台腔调，都在本集中暴露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本身讲述的是贾志国出差期间与同行的女人暧昧被和平捉住的故事，却也暗藏了玄机，编剧组试图让观众在这一集中尝试“破案”推理。随着剧情的推进，真相如同《罗生门》一样，每个人都有嫌疑，且每个人也都是真凶，但熟悉故事的人最后会发现，和平为了报复贾志国，明明没有再接到过匿名来电，但谎称还是经常接到电话，就在这时，编剧却在教授孟朝辉说的一句“戏法一旦被揭穿，再变下去就没劲了”当中戛然而止。随即播放的，则是电视剧的插曲《拉着你的手》，给人营造出一种温情的、回归了日常的转折。这集的创作素材来自梁左的中篇小说《侦破爱情》，小说故事丰满为编成剧本打下基础，仅结尾一处被修改成完美结局。

如果重新审视这集，会看出许多生硬，演员之间的衔接，人物的动作，都会显得有些不自然，当然也可以看出一些演员的适应性与分寸感，比如梁天，他似乎可以很快地进入角色。刘威是副导演林丛找来的第一位客串演员，他在片中饰演侦破案件的孟朝辉，虽然只是短暂露面，却也为另外两集以及孟昭阳的出现打下伏笔。

而现实中播出的第一集“发挥余热”，据说与英家有关，当年英老要装热水器的故事不仅成为家里的段子，还被儿子编成了剧搬上《我爱我家》的舞台。傅明从职务上退了下来，小题大做地主持起家中的工作，这引起了小一辈人对老傅进行“敬而不畏”的反抗。经过几轮折腾，一家人引用“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甚至抛出“公安局”胁迫这个身着中山装的老人释放出“妥协的微笑”。这集开场相当精炼，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人物个性和家庭身份，开局堪比《红楼梦》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既凝练又深刻地介绍了每人的历史与现状，使观众很容易进入剧情。

“剧本和表演是硬道理。”经过梁左的润色，剧本基本严丝合缝，从文学到视听层面，还得靠演员肢体语言的二次创作。编剧总说宋丹丹的戏最好，因为她把赋闲在家的民间女艺人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葛优饰演的纪春生也塑造出社会寄生虫的鲜活形象。

现场录制笑声不仅是英达创作《我爱我家》的一个起因，也是对演员表演最直接的反馈。除了录制前的暖场，现场观众“收集”也非常重要，英达曾特意嘱咐，观众“最好是大学生”。很多年后，当林丛、王小京提起这段故事时，仍旧流露出对英达的佩服，“只有大学生才能完全明白这些笑料”。那个时候包袱还不叫梗，叫笑料。有一天，剧组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模式，打着宋丹丹的旗号在拍摄地工运学院拉人，而是专程租车请了一拨北大的学生前来观剧，据说那一场效果极好，连演员的一个小眼神儿都能触动观众的笑点。

那时候的人喜欢用简称，英达管客串明星叫客星，谐音当时社会上所说的“克星”，是一款杀虫剂。在剧中，这些客星大多扮演着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浮世绘几乎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典型样本。除了贾志新，何冰扮演的胡三儿和张永强扮演的孟昭阳也是那个时期最常见的社会青年，他们游手好闲，投机倒把，一门心思骗吃骗喝，却总不见小本生意翻身；秦焰所扮演的东北穴头，利用大鼓演员和平做杠杆，成功地撬动了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这些名角儿；和平的母亲不只修族谱，忙着寻根钮祜禄氏，更把老傅口中的“旧社会艺人习气”带到家中；李雪健和濮存昕所扮演的富商，谈不上正面，却也表现出当年“先富裕起来”一批人的生活品味和作风；中学生圆圆的两个男同学，文良和风，一个是穿三件套的富家子弟，一个是背着电吉他的摇滚少年，也足以见证当时青少年的追求；葛优和谢园所扮演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他们用实际行动辜负了老傅一家对他们的殷切照顾……

这些不完美，或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也流露出故事的真实性。这部电视剧在今天看起来的确有点粗糙，它也并不像日后情景喜剧那般，拍摄于灯火通明的高级现代化摄影棚，这影调在今天看起来甚至有点灰暗。灯光师胡耀辉当年的外号是“胡灯儿”，听起来不怎么文雅，如今的他已经成为著名的舞台剧灯光师和博导，当他回忆起《我爱我家》时仍旧认为，在暗处时，才最容易刻画真实的人物性格。

濮存昕、梁天、何冰、蔡明出现在《从头再来》一集，这一天，志新失去了燕红

“80后”的“红楼梦”

“贾家对应贾府；120集对应着120回”，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观看此剧，它也许带有很强烈的隐喻，当“傅老”变成“老傅”，官腔官调的报告式台词和假模假式的作风，都变成了对于“旧”的批判，它也在不经意间与一些社会事件有着高度的重合。当然这些重合最后仍会被拉回现实生活中，和平假死那一集，全家人给和平拟了一副挽联：为有牺牲多壮志，你用真情换此生。前半句是毛主席诗词，后半句摘自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这也是梁左一贯的做法，他爱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常常在台词中引用原著，老傅说居委会余大妈是“专管六国贩骆驼的”，这话出自《红楼梦》中鸳鸯的话；当和平很有眼色地观察到了老人的行为，她几乎化身为电视剧里的王夫人。

最经典的一句要算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姆们姆们姆们！”据说，那句生动的“姆们”极有可能是编剧根据满语而改进的，但翻看1993年出版的《我爱我家》前40集剧本，那上面写着的其实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功劳归为演员韩影。2014年举办了一次《我爱我家》见面会，根据张越回忆，在整场聚会的尾声，突然跳出一个工作人员，对着台下大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台下“家迷”震耳欲聋地高呼：“姆们姆们姆们！”

从英壮、梁左一直到后期的张越、梁欢，编剧们普遍都有一种写嗨了的感受。张越以每周一集的速度推进了十几个星期，很多人都在前40集的铺垫中找到了一种喜剧方向，或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爆发时刻”。在林丛看来，今天也很难再拍出一个能够覆盖所有人群的家庭戏，宏大连接着渺小，庄严对接着日常。在经历过漫长的岁月之后，这部剧最终成为一些人理解转型时代中国的一种参照。

讲戏中的英达

回看90年代

谈论这个剧无法绕开90年代，它是这部戏的生产空间，也是它诞生的土壤。王朔说，到了90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已不是天外隐雷，而是化作无数颗豆大的雨点儿结结实实落到了我们头上。的确，在90年代初期，一切都像刚复苏的样子，商业、艺术，还有一轮接一轮的热潮，像海浪一样拍打着这片曾经禁锢的地带。

与此同时，90年代也冒出种种社会现象。“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人工流产大家谈，少女失身面面观；性变态，同性恋，小蜜为何傍大款；留守男士和女士，单身贵族生活圈；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少管所里的少年犯……”这是剧中贾小凡某年的研究课题，编剧把这些新兴的词总结成了顺口溜，其中某些现象一直延伸到今天。

剧中认亲的场景出现了多次。“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集中，来自东北农村的崔秀芳带着儿子上门寻找当年“上山下乡”的丈夫，和一家人用逗乐的方式演绎了李春波的歌词，与1994年的电视剧《孽债》如出一辙，只不过剧中的小芳并不像歌中唱的“好看又善良”。虽然是个潜心策划的骗局，她却依旧认定自己的一生毁在了知青手里。倪大红参演的“谁比谁傻”更为典型，他是知识分子胡学范和农村老家的表姐生的孩子，由于近亲的关系，孩子的智商不高，无论老胡受到过何等的西方教育，对组织贡献有多大，他的私生子是他心中活生生的痛点，编剧在结尾的时候，动了一点感情，最终，新的家庭接纳了这个旧日的孽情。

在众多剧集中，“近亲”一集是最令人疑惑，也是最不寻常的一集。它像是一个隐喻的线索，深埋在贾家，开放式的结局也颇具文学色彩。当志新发现自己有可能是母亲跟远房表哥的私生子时，让他郁闷的不光是自己的现状，而是一段不再可能的因缘。编剧梁左为了编写这集的故事，特意从美术师戴延年那里借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并引用了阿斯达黛和阿菲理同的故事在其中，如果真要追究缘起，或许志新妈妈日记中的“还没到明理的年龄，却已经坠入情网”一句更有参考价值。

年轻人涌入海南的“下海潮”也是90年代的特色。在海南成为经济特区以后，心思活络的年轻人操着各式方言一并南下，构成了最有时代特色的迁徙。有志青年贾志新就是其中一员，他带着家中的小保姆一闭眼冲入商海大潮。造化弄人，回家时保姆成为总裁，他则成了她的私人马仔。开发海南，曾是红头文件中的内容，却演变成了中国第一轮炒房运动，身价百万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手中持有大量地皮，其中的少数最终成为今天房地产公司的中流砥柱。《我爱我家》开拍时，海南的房子已不在峰值，那片曾经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也随着经济大潮的洗刷，逐渐回归安宁。

“小保姆”是90年代的特殊印记，是人们对当时家政服务人员的一种称呼。英壮在采访中回忆，90年代初期，小保姆的平均工资曾低到30块钱一个月，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愿意出钱雇一个保姆来保证生活质量。随着保姆月薪的不断升高，保姆也变成了富裕家庭的象征，其中就包括一些讲排场的干部家庭。老干部傅明的家中就曾经来过不少小保姆，从小张到小贵，中间还经历过小兰和李大妈，选择各式各样的保姆，似乎也像可供选择的家庭成员。老傅家的小保姆收入并不算优厚，家中的工作也算不上清闲，但是让她舍不得离开的，是这一家人的善良和包容。外来的农村女孩在城市当保姆在当时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现象，她们试图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她们也需要被社会正视的目光。

90年代初期也是港台明星陆续登陆的时间，听厌了邓丽君的人突然在刘德华的歌声和张国荣的电影里体验到了“初恋的滋味”，这就包括贾家小姐圆圆。她追星，甚至给阿荣写了一首诗刊登在了《当代青少年益友》杂志上。美术师戴延年参照自己女儿的喜好，有意从挂历上剪下一些明星照片，贴在圆圆的卧室。饰演圆圆的关凌说当年她并不知道阿荣是谁，却在剧中成为他的粉丝。在王朔的回忆中，随着港台文化的到来，大陆的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如今在一些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中也能见到港风的影子。

化妆中的葛优

在五光十色的90年代，练功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经历。贾志新口中的“打鸡血，吃素蛋，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爬行运动，倒立疗法”仅仅是一代代流行气功中的一部分。这些出自《易经》，或是干脆没有出处的“半体育半武术项目”，是很多老年人乏味生活的调剂，久而久之，便发展成门派。老傅在剧中练的是“太极混元功”，这功是真实存在的，它自称养生法，也说是通往上乘武术内功的必经之途。剧中客串识破“走火”的人，也是由专门打假气功的司马南本人所饰演。

在气功盛行时，还有一些被当作正面典型的发明家，活跃在90年代初的舞台上。在科学尚未普及的当时，人们很容易为一些基础的物理、化学现象大惊小怪，也容易因此而跟风，信其有。葛优所扮演的纪春生就真实存在，他的人物原型是一位来自东北的汽车司机，除了“水变油”，还发明过“多用途节能器”“膨化重柴油”“消烟除尘和污水处理”等技术，在英壮写这一集时，他的骗术还未被完全揭露，直到1997年，此人才以虚夸发明触犯刑律，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当然，在90年代，电视仍被“供奉”在客厅的神坛位置，它是凝聚家庭的产品，也是一家人的精神饭桌。剧组绝妙地用电视节目切入家庭关系，在这里他们共享着同样的节目，却也为此引发“冲突”，以此反映出家庭关系之间的“错位”。美术师戴延年说，电视的位置设立在“第四堵墙”，它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在这堵墙两边，一边是虚构的现实，一边是真实的生活。这或许也是导演为最后一集所做的铺垫——假定剧中人都真实存在。

（参考文章及书目：《从电视剧里的红楼梦〈我爱我家〉说说二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我爱我家〉史前史：1911年至1992年的国家与“贾家”》；《我爱·我家》郑猛著；《笑忘书》梁左著。本期文章特别鸣谢：王小京、郑猛、尹丹等。实习生胡艺玮、张佳婧对本期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