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版三国演义25年再聚首,94版三国演义大结局

火烧赤壁的航拍镜头。

2月27日，央视节目《向经典致敬》邀约94版《三国演义》剧组成员25年后重聚，录制特别节目。这也是该节目继去年制作98版《水浒传》特别节目后的第二次“大动作”。

或许岁月能改变主创们的容颜，但不会磨灭他们认真创作的态度。在目前影视行业产能大涨，但精品稀缺的环境下，25年前老一辈电视行业从业人员是怎么“出精品”的呢？新京报专访94版《三国演义》制片人任大惠、总导演王扶林、导演蔡晓晴、张中一、沈好放及美术、摄像师、作曲等工作人员，还有曹操饰演者鲍国安、诸葛亮饰演者唐国强、关羽饰演者陆树铭等11位演员，试图找到“穿越”时光的秘密。

任大惠（制片人）

最敢花钱的制片人：近八千万经费用在刀刃上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央视将重心开始转向了电视剧拍摄，首先提上日程的就是拍摄属于我国的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规模宏大，下的本钱也大，其中单单道具制作起码花费了上千万元，那时候全国所有的道具厂都在为三国剧组做道具。《三国演义》在改革开放以来是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其中还有一层含义，当时广电的领导非常开明，拍《三国演义》的时候，领导不停暗示身为总制片人的任大惠只要是为了创作可以多花钱。最终，《三国演义》拍了84集，一共花了7950万元。

任大惠将《三国演义》的成本预估到40万元一集。总会计师突然要每一集都做预算。任大惠一听这不难为人吗？就跟领导发牢骚。领导说，不用管这些，你就放手拍。最终，一集拍到80多万。《三国演义》的平均酬金是150块钱一集，工作人员最高一档工资一集225块钱，鲍国安、唐国强、任大惠，王扶林以及各个导演、制片主任算第一档。任大惠算了一笔账，7950万元大部分都是花在了服装、道具、置景上。《三国演义》一共有5个队，光是包车就120辆。

“现在说任大惠是第一制片人，因为四大名著我拍了仨，还是最敢花钱的那个，别人没法比。我要感谢广电的领导，电视台的领导，他们相信大投入能有大产出，我的实践也证明了。”《三国演义》杀青后，泰国就派人过来跟任大惠接洽。任大惠要价一集6000美元，泰方讨论了一会儿说，可以，任先生什么时候给片子？日本来谈购片的时候说片子不错，但言外之意是太长了。任大惠说，不管你们最后删减成多少集，必须84集一块买。最终1.5万美元一集卖到日本，三年播两次。到了三年期的时候，日方又给任大惠打电话说，“任先生，我们想播第三遍。”问还要加多少版权费？

现在拍摄电视剧的资金越来越充足，但能成为经典的数量越来越少。任大惠认为有几个原因。其一是现在的人都比较浮躁，从导演到演员。其二，他们把拍电视剧看成一件很简单的事。《三国演义》5个组，平均下来十几天拍一集。现在电视剧3天拍一集，因为大明星下一个戏还等着呢。“当时规定拍戏不能串组，《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没有人串组，《水浒传》的时候有人串了，我们就要开除她，把她都吓坏了。拍戏得琢磨，表情的东西一遍不行就两遍，我们拍《水浒传》的时候请的是袁和平、袁家班，经常出现拍22遍的情况，现在的演员走两三遍就不干了。那时演员也听话，一个镜头可以拍两三个小时，坚决不凑合。”对于现在很多制片人抱怨钱大部分都给了演员，制作成本被压缩的现象，任大惠表示，“这极不正常，当年我们听到欧美演员的薪酬都吓一跳，觉得怎么能这么多？但现在我们的演员片酬已经超过了欧美，至少比日韩高很多，确实不正常。咱们的生活水平、制作费用都没法跟外国的比，但演员的要求高，不给就不来。这个风气不好。”

王扶林（总导演）

总导演定拍摄方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接到拍摄《三国演义》邀约时，王扶林已经计划退休，但由于该剧人物多、武戏重，当年后期制作水平有限，不少导演纷纷望而却步。于是央视最终还是力邀曾执导《红楼梦》的王扶林再次出山。当时王扶林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看书，“不管什么小说，什么剧本，你都要先理解，而不是像现在，抄起家伙来大家集中拍三集。”

《三国演义》央视首次实行“总导演制”，任命王扶林担任总导演，相当于战役的总指挥，带领五位有作品、水平高的分集导演同时拍摄。“很多导演都是拿过奖的，我根本不知道总导演如何当，也怕干扰他们创作。”于是王扶林便想到拿《三国演义》开篇的两句话作为指导准则，“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合”，即所有导演一起研究剧本、定演员、定服装。当时所有导演、编剧、摄像、美工、制片全部要提前参与剧本讨论，听取三国专家的意见和指导。84集的剧本讨论了10个月。而“分”，则是分集导演自己拍各自的部分，初剪完再统一交给王扶林。据悉最终提交上的镜头近十万个。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王扶林几乎一天到晚都埋头在剪辑室，对每一个镜头反复看、反复剪；若遇到不满意的镜头，王扶林便毫不犹豫地召集队伍重新补拍。

张绍林（导演）

拍“兵渡泸水”浮尸戏第一个带头脱光衣服

拍《三国演义》之前，张绍林和王扶林没见过面，王扶林第一次见到不太注意形象又不善言辞的张绍林时，对他产生了怀疑，王扶林对张绍林说：“你拍的《杨家将》我看了，但是导演有两个人，因为你是领导，所以你的署名在前，这部戏到底是谁拍的？”张绍林回答说，“王导，我新拍了两个小戏，请您指教。”其中一部叫《走向太阳》，白桦写的剧本；另一部是展现黄河风土人情的《活寡》。王扶林连夜把这两部小戏看完，态度大变，对张绍林说：“这个戏把我的眼泪都拽下来了。”

在《三国演义》剧组，张绍林的拼命是出了名的。剧中有一场“兵渡泸水”的戏，因泸水瘴气有毒，致使很多军士丧生，江上漂着一片死亡的裸体士兵，令人震撼不已，张绍林就是第一个带头脱光衣服的，“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组织了五百名群众演员。古人过河，都是脱光了凫水，哪有穿衣服的。当时没有人愿意脱衣服，我就带头第一个脱。我脱光之后，大家哈哈一笑，现场的工作人员跟着脱，接着群众演员都脱了，五百人赤身上阵，场面特别壮观。片子拍完以后送回台里审，王扶林总导演说，没想到男性的裸体也这么有魅力。”张绍林说。

蔡晓晴（导演）

火烧赤壁航拍只有一次机会

蔡晓晴承担了《三国演义》最长的篇幅，共28集。《三国演义》的第一场戏，拍的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谷建芬和王健两位老师，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完成了《这一拜》，我们在拍摄现场放着音乐，兄弟三人跟着音乐的节奏，从张飞家的小茅屋走出来，到了桃园结拜，这一系列画面都是跟着歌走的。《这一拜》和桃园结义这场戏融合得特别好，一下子把这场戏抬起来了。”

《三国演义》开播后，蔡晓晴还在率领剧组的人攻克最后一场大戏——火烧赤壁。一共用了2500个群众演员，“都是解放军战士，要求他们都穿黑色鞋子，不能朝天看，不能嬉戏打闹等。”这场戏还用了航拍，“负责航拍的摄影师是我们从八一厂请来的，用的是中国通用航空公司的直升机，从邯郸分公司飞到无锡，飞机上有一个机长、一个飞行员，他们很有经验，因为我们的拍摄是一次性的，帐篷烧完就没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

因为当时其他组都停拍了，总导演把其他组的副导演都集中到火烧赤壁这场戏来，协助蔡晓晴完成2500人大场面的调度工作，给每个人划分相应负责的景区和对接人，此外，当时无锡的交通和公安都来维持秩序，消防车也随时待命，怕火烧起来没法控制，“这一系列方方面面的安排都要做好，要是拍砸了的话，说不上千古罪人，但也是不可想象，没法收拾的。”

航拍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问题，由于火势太猛，黑烟滚滚，把景都遮住了，“幸好航拍的负责人特别有经验，在空中转了一下，掌握好了时间，觉得烟散得差不多的时候，来回飞了三次，变换镜头和景别，当时大火烧了差不多10分钟，大场面的拍摄就停了，局部都烧起来之后就抢拍局部的素材，因为素材多了好剪切。有一些建筑木头太结实，烧不倒，就让武术部门用钢绳把它拉倒，这样拍下来的画面很有说服力。”大家的工作状态都很到位，没有出任何事故，也没人受伤。晚上看回放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作为《三国演义》5位导演中唯一的女将，蔡晓晴坦言，“我从来不拿我是一女的来跟人说事儿，也没觉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

在拍摄现场，蔡晓晴的风格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我不会在现场和演员商量浪费时间，到了现场咱们说干就干，我说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你要不同意事先你跟我沟通，我觉得行，我采纳，咱们就这么拍，你到了现场再给我闹别扭，没那可能，不允许，导演就是演员的镜子。”

所以有很多人对蔡晓晴的评价都是“厉害”，蔡晓晴则认为，“尽管他们说我厉害也好，或者是瞪眼爱训人也好，我没有恶意，都是为了戏好。”

张中一（导演）

感叹当年没特效，大结局成遗憾

张中一拍了很经典的“卧龙吊孝”和“姜维战死”。最为遗憾的是第84集大结局：司马炎走上受禅台，准备接过曹奂手里的传国玺。按照汉代的礼节，传国玺下方的盘子上铺的应该是黑布，但张中一把它改成了一条半尺长的红布，“按我原本的设想，司马炎在登受禅台的时候，我拍一个他看向传国玺的主观镜头，然后推到红布上，红布在风中飘扬，突然间满盘子的鲜血‘哗’的一下流下来。司马炎一愣，定睛一看还是红布，意识到刚刚是幻觉，然后微微一笑，走上受禅台接过传国玺。”

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构想呢？张中一感慨道：“因为《三国演义》84集的结尾在我这儿，我就希望能在最后把主题再点一下。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朝代的更替，其实都是为了江山和权力，为了这个传国玺。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片江山是用无数人的血浸泡出来的。”但是这个设想最终被无奈取消了，张中一惋惜道：“当时的条件不够，怎么也做不出红布像血瀑布一样流下来的状态。最后只能在司马炎登上受禅台之后，接一个夕阳的镜头就结束了，这个很遗憾。如果有现在的条件，用电脑特效就可以分分钟做完了。”

曾经有人问过张中一，给《三国演义》打多少分？张中一说75分，“另外25分绝不是我们（指94版《三国》的主创人员）所得的，而是老百姓的功劳。是他们用双手把我们捧到了经典的位置上，我们只是尽力做好了本分而已。”而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观众的言论，让张中一听了觉得非常“扎心”。

“我前一阵听到一种奇怪的言论，说‘中国的观众全是垃圾’。我是老文艺工作者，听到这种话觉得非常扎心。不仅扎观众的心，还扎我们整个文艺圈的心。老百姓是最公平的，因为他们的评价不受任何利益影响：他说你好，你也不会给他五块钱；他说你不好，也没有法律制约他，他就只能公平。所以观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张中一还提到，他发现现在大量的网络剧都在胡诌八扯。根本原因还是很多影视创作者都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为了追逐资本，或是觉得有些题材不容易通过，就写了大量不痛不痒的，或者自以为搞笑的剧本，形成了现在“烂剧多”的现象。张中一打了个比方，“就像是一块地，豆子长得不旺盛，草就旺盛。不是说观众想看烂剧，是因为观众没别的看。”

在张中一看来，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中国文化把中国故事讲好。像前一段时间的《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张中一都觉得挺好看。相反地，张中一很不喜欢现在的宫廷剧，“古人写《山海经》，写《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里面的人物都是有担当精神的，是我们民族应该传承下来的精神。而不是像现在的宫廷剧，总是讲一群女人围绕着一个男人争风吃醋、互相斗殴的故事。”

“写古装剧、爱情剧本身都没问题，你可以写诚信，写良心，写道义，写人性……但由于我们的浮躁，由于我们缺少理论框架，就站不到高点上来看问题。能不能把我们民族的主流文化建构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系，能不能把我们中国的故事讲到世界上去，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沈好放（导演）

再拍《三国》年轻演员得有英雄气

沈好放参与拍摄《三国演义》时39岁。他在剧组翻烂了两套《三国演义》，其中重要的战争戏份、人物性格、可挖掘的细节，全部用红色、蓝色的钢笔批注，“哪像现在恨不得今天通知你拍，明天就开机。越好的越能流传的作品，一定是从细的功夫里磨的。”

沈好放带领团队拍摄了八个月。“虽然按照现在拍戏的速度，三个组拍八个月的时间都是难以想象的，但当时这么大一个戏交给我，我心里想的是，我们一定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能太任性。”

当时剧组中有些人认为鲍国安形象与曹操有差距，演不像，“但我看过鲍国安演的话剧《麦克白》，我当时认为，只有鲍国安能够演出曹操那股子英雄气概。”而鲍国安在剧中的表现佐证了沈好放的建议是对的。

不仅如此，沈好放在拍摄时也大胆秉承着忠于原著，但灵活运用的创作原则，绝不死板地照本宣科。在《三国演义》原著第三十三回“官渡之战”后，罗贯中曾一笔带过“操既定冀州，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再拜而哭甚衰”的情节，但这却引起了沈好放的思考：为何胜者要去祭拜自己的手下败将？于是沈好放亲自修改剧本，在《三国演义》的第23集中重点突出了曹操祭拜袁绍，且许攸高傲无礼，被许褚杀死的剧情。“这样的细节可以引发观众对于曹操复杂性的思考。94版《三国演义》之所以可圈可点，并非制作多么精良，而是我们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历史，而且塑造的人物能让今天的电视观众也喜闻乐见。” 沈好放坦言。

拍完《三国演义》后，沈好放接连执导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孙中山》《任长霞》等现实题材电视剧，但如今依旧活跃在创作领域的他，却从不关注市场偏爱的玄幻、IP作品，“如果不看就会被‘关’起来，那我会考虑看看。”在沈好放看来，《三国演义》虽然也是“演义”，但却拥有历史厚重感，且塑造了诸多流传千古的经典人物，如今不少古装剧都“胡编乱造”，“我根本看不下去。”

谈及年轻演员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如今，若重启《三国演义》是否会起用小鲜肉，沈好放直言，“小鲜肉”是市场操纵下的全民审美问题，“那个时代我们塑造了曹操，敢作敢为，群雄逐鹿，一代英雄，浑身上下通透的英雄气概。如果现在再拍《三国演义》，我不排斥年轻演员，但原则是不选没有硬汉气质的。现在不是导演不愿意抒发英雄气，而是市场不投资。”

“如果今天让我重新筹备《三国演义》，我会把最近影响观众的电视剧看一遍，也要研究透如今影视文化的氛围，不是说光用技术或者光忠实原著就可以，还得用今天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法重新去诠释当年罗贯中写出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