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中靳小勇的扮演者

三五杯酒后，他们唤他的小名，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贾樟柯又开始眷恋这种温暖。

文 | 翟锦

编辑 | 金匝

贾樟柯决心离开北京。

来北京20年后，他才有了这个打算，要搬回到故乡汾阳，理由是雾霾。

“可汾阳的空气也不好。”有人对这个理由不以为然。“不，比这边好太多了，一定要消除对汾阳的误解，”贾樟柯语气带笑，“而且我住村里。”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饭馆 图 / 翟锦

住在村里的贾樟柯开了家饭馆，叫山河故人。进门一落座就能捕捉到玻璃罩里一字排开的9座奖杯，这是影片《山河故人》的成绩单。贾樟柯当然没时间经营，但这里处处有他的痕迹，菜单里每道菜都是他挑的，比如“贾科长推荐：清水桃仁”，青灰色墙上挂着海报剧照和他的照片，二楼的书架上有他挑的书，旁边是一摞落灰的2016年的《南方周末》。

饭馆开在贾家庄，贾樟柯也住在贾家庄，这两年里，他保持着固定的写作节奏，从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那是他思维最活跃的时刻，偶尔也会待在山河故人的二楼，一直写到天黑。晚上是朋友的聚会，多半是酒局，伴着脏话直呼他的小名“赖赖”，故乡老友韩宏一度觉着，贾樟柯之所以开饭馆，就是为了聚会再不用苦恼去哪吃饭。

贾家庄 图 / 翟锦

比起灰扑扑的汾阳县城，贾家庄道路宽阔，安静闲适，天空也更蓝。贾樟柯喜欢在一条路上散步，路边是两排挺拔的白杨树，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民歌，他觉得享受。

从年少时拼命逃离故乡，到成年后拍摄所有电影的语境都选择故乡，再到45岁时重返故乡，这些年，贾樟柯始终以不同方式和故乡汾阳保持着一种连结，他出走，再回来，半生过去，最后真正接纳了这个地方。

9月的最后一天下午，采访开始前，贾樟柯要求休息10分钟。他站起身走了几步，又重新坐下点了支雪茄，抽空录了一段视频，似乎是为某个朋友的活动。

为了新片《时间去哪儿了》的上映，时隔两年后，贾樟柯再次长时间离开汾阳，在北京的一个写字楼里接受了高密度的采访。我们是排在当天的最后一家媒体，一天下来，他已经有些疲倦，可一旦开口说话，又会不自觉陷入思索，以至于雪茄的火光好几次暗了下去，只能反复重新点燃。

《时间去哪儿了》

贾樟柯的疲倦或许由来已久，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他的生活保持着同一种节奏：写剧本、看景、找演员、建组、拍摄、宣传。这一切结束后再开始下一轮，循环往复。

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和一些力量进行博弈。《时间去哪儿了》是他第四支在国内上映的片子，第一支是2004年的《世界》，很多人记得那次发布会上他哭了，因为“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

2013年，为了宣传某部电影，他曾经一个月飞7个国家，接连不断地接受采访，甚至颇有信心地宣称，已经拿到龙标，电影一定会上映。但后来那部电影的公映被取消，贾樟柯去了一趟广电总局，回来再面对媒体时，上映的问题被回避了。

那时，在沃尔特·塞勒斯拍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电影被禁映后，贾樟柯疲惫不堪，灯光昏暗，他坐在沙发上叹着气，抽烟，迟缓地吐着烟圈，“我可能是个大的调整，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我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是这个问题，这的确不是一时情绪不好，是的确想，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空间太小……彻底离开一段时间。”

尽管他后来对媒体澄清过当时的想法：“我没有对这个行业不满意，我只是不喜欢每天为这个行业生活，厌倦自己成为一个电影动物，但这并不是我对行业的厌倦。” 但2016年和许知远聊天时，贾樟柯还是承认，这20年的生活一直都是电影，他感觉疲倦了，想慢下来。

回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慢下来的方法。去年春节，贾樟柯就是在汾阳度过的，每天奔走在亲朋好友的聚会里，这几年，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聚会，在酒桌上划拳，堆一脸笑，高声嚷嚷，充满了烟火气。

也是在拍摄那部电影的前后，贾樟柯意识到，他需要回到过去熟悉的生活里。“所以，我在山西开了一家面馆，把它作为一个跟朋友交流和见面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家乡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外漂泊后你才会获得所谓的乡愁，因为离故乡太远了。”

贾樟柯仔细比较过汾阳和北京的不同：“汾阳下午的阳光非常厚重，那种光感在北京没有。倒不是说北京的太阳比较单薄，而是从出生、懂事到成长，我都习惯了那种浓厚的光线。到了北京，下午没有那样的光线，我都会怅然若失。”

他怀念故乡的光线、味道和人。今年春节拜访住在汾阳的大伯，老人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一会叫他的小名“赖赖”，一会又把他误认为做生意的朋友：“你是从恰克图回来的吗？带没带翻译？”恰克图是以前山西人在外蒙做生意时常停留的地方，这个名字将他从一个蜚声国际的导演拉回到汾阳贾家小子的身份。

80年代，在汾阳中学读书时，贾家小子是校园的风云人物，留长发，跳霹雳舞，组诗社，印诗集。诗社就叫“沙派”，7个人天天腻在一块，不听课时，会想个什么命题，各自写出来，相互传阅评点，比较着谁写得好。

第一次油印诗集，他们花了一星期，到处借办公室，晚上不睡觉，硬是把诗集弄出来了，最后印了七、八十本，各自拿去给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一般的不给，因为实在太抢手了。

“沙派”的名气日益壮大，一次，县公安局派人过来问这是个什么组织，贾樟柯的高中同学赵海还为此接受过父母的敲打：“你没加入什么帮派吧？”

赵海回忆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饭局，在回太原的高速上，贾樟柯一个电话打过来，“赵海，你在哪呢，咱今天晚上喝酒吧，叫上咱们的人”。“好。”找最近的口子，赵海下了高速，掉头驶向贾家庄，那个晚上是汾阳高中“沙派”7人聚的最全的一次。

故乡留给贾樟柯很多温情时刻，但也曾给年少的他造成某种封闭感，他常常想象着远方，觉得汾阳就是个围城：到处都是认识的人，舒服自在，但似乎没有人离开这片土地，但他迫切想要去看看远方，“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上初一那会儿，贾樟柯刚学会自行车，头一件事就是约了同学，偷偷去30里外的孝义看火车。他们一路找，终于看到一条铁路，几个人坐在地上，屏着气息听远处的声音越拉越近，像一场仪式。即使是一列拉煤的慢行火车，也承载着少年对远方的想象。

相似的场景后来就出现在电影《站台》里：县城文工团的青年们偶然看到一列火车驶来，立刻从载着他们四处演出的大卡车上跳下来，兴奋地朝着火车远去的方向大喊。

对那时的贾樟柯来说，那辆朝他驶来又远去的火车就是《黄土地》，“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他为此立志要走出故乡，考入电影学院，做一名导演。

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电影学院是干什么的？那离生活太远了。但韩宏觉得，贾樟柯“做的事情和身边别的朋友都不一样”，这种气质深深吸引着他，以至于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他去北京为开在汾阳的服装店进完货，都会打个车，从动物园直奔小西天，就为了见贾樟柯一面，见完再带着货回太原。

之所以会被一部电影改变一生，贾樟柯觉得，这和故乡的闭塞有关。“因为生活里有许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这也是电影要拍的事。90年代，我相信和我生活在同样环境下的孩子里，99.9%都不会想从事电影工作，太遥远了，所以就容易被一部电影彻底打动之后才开始敢想。但一个大城市的孩子可能不用想，这就是他的选择之一。”

考了3次后，他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也离开了故乡汾阳。这似乎同时满足了他的两个心愿，离导演更近，离围城更远。

少年贾樟柯曾经无比渴望离开汾阳，后来他远去，但他的电影镜头却又对准这里的人和街道。27岁，他在汾阳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小武》，并接连完成故乡三部曲的后两部：《站台》和《任逍遥》。

汾阳是贾樟柯电影旅程的起点，从山西的自传式体验到观察、虚构中国当下社会经验，兜兜转转，贾樟柯的电影里一直有汾阳的影子。

尽管一度厌烦汾阳人际关系的负累，但贾樟柯又受益于这种人情热烈的滋养。拍《小武》时，他还没什么钱，胶片都差点买不起，是在电视台工作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帮忙。他姐夫也资助了不少，很多道具都是从姐夫施工的工地上直接拿的。

在《小武》里饰演药铺老板更胜的安群雁当时还在汾阳上班，工作不忙，总溜出来，看贾樟柯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暴发户靳小勇结婚的院子，是安群雁和剧组负责美术的梁景东做的油漆，花了一下午。红色对联也是安群雁用毛笔写的，写了贴上去。炸的油糕，是安群雁的妈妈在家里做好带过来的，拍了一遍又一遍，炸的都发黑了，不能吃，最后都给倒了。

靳小勇和更胜的扮演者与贾樟柯是发小。图 / 来源网络

《小武》之后，贾樟柯有了投资，不再那么窘迫，但只要在山西拍戏，总会得到不少关照。拍《山河故人》时，贾家庄的书记邢万里常举全村之力帮忙，张罗着收集各家旧物件。《山河故人》里梁子远走他乡背的那床被子，还是美术组打电话问韩宏，韩宏又找了另一个汾阳同学张铭健，让他翻出自家旧被子，凌晨两三点开车送去剧组的。

故乡成为贾樟柯片子的一种固定语境，他观察到中国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县城和县城之间如此相似，“那不如在老家拍”，而片中每一座新的城市，都是此前汾阳的不断叠加。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他在创作中无限接近故乡，受益于故乡，但实际生活中，又离这座城市和朋友们越来越远。

故乡的朋友张晓东就曾经大骂过他。那是在一个酒吧，周围都是来参加电影展的导演，贾樟柯也进了酒吧，人群有些躁动，很多人上前和他交谈。张晓东坐在里面，没凑过去，跟人喝着酒，喝大了，开始骂，骂贾樟柯答应的事情没做到。

《马咀》是张晓东拍的纪录片，花了6年，他拿给贾樟柯看，请他提提意见，贾樟柯爽快答应。但张晓东等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没有回应，他愤怒了。贾樟柯当时什么反应，张晓东不知道。后来两人靠共同的朋友韩宏，慢慢修复这段关系。

发小安群雁理解贾樟柯的这种状态，他聊起贾樟柯的每一句话，末尾总要加上“那很正常”或“这得理解”。贾樟柯几乎从不主动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也会几天不回，这些是常有的事——他意识到，从走出汾阳开始，贾樟柯就已经跨入另一个圈子，不单单是以前的玩伴了，“当你成为名人，你也在慢慢成为‘坏人’，因为你满足不了所有人的愿望”，安群雁说。

家乡朋友对自己的关注和意见，贾樟柯大抵是知道的。他在自己的婚礼上向朋友致歉，去不了同学父亲的寿宴，会托朋友带礼，有时候能顺着朋友的意，他会高兴。他在《山河故人》的太原路演时推了其他媒体，深夜接受了张晓东的采访拍摄。

贾樟柯正在重新认识故乡的人际关系，曾经有一年，他没拍电影，停止了工作，“生活变得茫然，电影变的无力，少年时有过的颓废感又袭上心头”。他回了太原，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久违了好几年的声音传出话筒。

三五杯酒后，他们唤他的小名，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贾樟柯又开始眷恋这种温暖。

就在张晓东的那个采访里，他说：“青春的时候一直只想往前飞，觉得工作最重要，事业最重要，但当你有了人生经验之后，当然这些还是重要，但这不妨碍你留些时间给家人，不妨碍你留些时间给朋友，我开玩笑说，这是我心痛的领悟。”

现在，贾樟柯越来越乐意在汾阳做些跟电影有关的事。他发起创立平遥国际电影节，第一届就在今天开幕，开幕的影片是冯小刚的《芳华》。他还办艺术中心，以及每周日都会在山河故人的二楼放映电影，几乎从未中断。看电影的年轻人从汾阳、太原各地赶来，多的时候五六十号人，能将二楼挤满。贾家庄的年轻人少，而他们，正是贾樟柯最想吸引的一群人。

他们的姿态总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在太原跑了一天，想为考电影学院买本参考书。最后，大汗淋漓的他只买到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还是上下册中的一册，另一册不知去了哪里，“小地方的文化资源太匮乏了”。

无论是后来的《站台》，还是那部无法上映的电影，成为导演后的贾樟柯始终描绘着一个自身和故乡的故事：进城和出城，离开这里和去向远方，一如他在人生23岁的当口面临的重大命题。

“很多人逃避自己来的一个路，来的一个方向，尽量地割断自己跟过去的联系，我自己就不喜欢这样。我喜欢用一个词，我真的是有‘农业背景’的一个导演，我相信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有这个背景，而且整个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农业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抛弃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有一个信条，就是不愿意隔断自己跟土地的联系。”

不愿意隔断自己跟故乡联系的贾樟柯，在电影里始终记录着变革中的小县城里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小武》里的县城小偷，也是《世界》里世界公园民俗村的舞蹈演员和保安。

贾樟柯注视这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有他在25岁之前在汾阳朝夕相处的人的影子。就像他还在北京读书时，看到睡在三环工地的农民工，他觉得他们像他的高中同学，像他的表兄弟，“我完全理解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

最近一部《山河故人》的故事也再次发生在汾阳，与此同时，贾樟柯也真正回到了汾阳。“我不愿意神化、美化故乡。故乡也包括很多过去想逃离的、不能容忍的东西，它们仍然存在，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包容它们。因为我们有能力出走，也有能力回来，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山河故人》

10多年前，还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贾樟柯总爱待在自习室，拎一卷绿格稿纸，拿着钢笔划拉，开始写自己的剧本，每次拿着笔面对白纸，他的思绪都不由地回到汾阳。

后来春节归乡，14个小时的火车，他辗转回到汾阳，街道上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两边的店铺写了大大的“拆”字，那些店贾樟柯从小进进出出，他在乎，这拆除的县城，他想用镜头记录，“或许是我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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