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李尔扮演者是谁

1995年，武汉有一家大商场的股票上市，商场的经理偷偷给李尔重送来了一些原始股。这些原始股每股1元，上市后便很快涨到了24元。经理本想着，此举肯定会讨得李尔重的欢心，没想到，这正踩在了他的逆鳞上。

李尔重非常生气，他说，古人尚且能做到“临财毋苟得”，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比以前艰苦，书也读了很多，反而还做不到这一点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他说完，就叫秘书把这些干股又退了回去。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收，他只是说：“一个干部, 要想清清白白做人, 就不能贪, 贪了, 人心就会变黑。”

李尔重是河北人，出生在丰润。他生于一个战乱年代，从小就看尽了帝国列强和封建地主对底层人民的迫害。随着时间的增长，李尔重逐渐长大。他告诉自己，中国人不应该在战火纷飞漂泊，居无定所、受人欺辱；他要找寻中国的出路，救亡图存。

彼时，李尔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他人的介绍下，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他时常跟着组织，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30年初，热血昂扬的李尔重参加了唐山兵变斗争，但此次斗争不幸失败，李尔重被迫离开河北，来到北京。

1932年，李尔重考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在这里，他接连发表了许多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作品：《飞来的棺材》、《女人的称呼》、《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等。但在农学院学习了没多久，由于屡次投身于革命斗争中，李尔重被迫辍学。

1935年，李尔重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此后不久，他又因参加一二九运动和组织大学生进行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彼时，北京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李尔重也辍了学。

依靠平日抄书的积攒和朋友的资助，李尔重东渡日本，来到日本仙台帝国大学的社会科学专科学习。李尔重在这里系统学习了社会学理论，也对以往所学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然而，李尔重的学业并没有完成；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再次离开校园，回到了祖国参加抗日斗争。

在抗战时期，李尔重被委任为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和地委书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被任命为黑龙江鸡西县县委书记和铁道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可以说，李尔重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革命者”。

1947年，李尔重被组织上任命为宣传部长和党组成员，负责新成立的铁道兵团的宣传工作。铁道兵团是一支在辽沈战役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部队。在战斗前夕，铁道兵团的战士们在李尔重等指战员的带领下，将四野主力部队、装备和补给物资运送到了锦州外围。

当时，国民党布防严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时刻冒着被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扫射的危险进行的。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了前期铁道兵团的助力，后续部队在3天内就夺下了锦州。

李尔重的儿子李为民回忆起父亲两次“走麦城”的经历，依然觉得心惊胆战：“1941年，父亲任冀南军区武装部长。一次，他带着区武工队破坏公路，返回时与埋伏的鬼子遭遇，民兵被打散，父亲小腿中弹，从交通壕跑进森林才脱险。”

“还有一次是1943年，鬼子和伪军包围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机关。父亲指挥队伍突出重围，却不见正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又带着警卫员返回，发现他们都牺牲了。再次突围时，警卫员也牺牲了，他的手也被打伤，只得躺在村边小河里佯装死去，幸好被老乡晚上营救，躲过一劫。”

李尔重能够险中逃生，不是依靠出卖同志，他的所作所为，皆是出于万般无奈。但李尔重每每想到此事，内心都不由地升起内疚和自责。他时常会觉得如果那时候自己没有这么做，也许死的就是自己，而别人可以活命。

在这一点上，李尔重和很多“革命家”不同，他们在革命胜利后只是回忆自己的功勋，而无视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虽然李尔重的事情并不能被称为“过错”，但强大的同理心和热爱人民的感情使得他一直在名为内疚的牢笼里徘徊，无法原谅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李尔重曾先后担任过武汉市第二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和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还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委书记。

如此丰富的从政履历反映出李尔重在作为领导的时候成果丰硕的事实；正是这样，李尔重才能获得组织上的信任，先后担任重要职位。

李尔重出身农民家庭，种菜是他小时候的营生，也成为了后半生的人生爱好。初到广州时，家还未安，便先带着儿子和侄子一起下地干活。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李尔重不顾夏天的广州天气炎热、太阳毒辣，扛着锄头就往菜地里钻。彼时，他还是一个领导，但无论是开垦菜地还是松土播种，他都亲力亲为。他的工作繁忙，刚上任就有多项事务缠身。

饶是如此，李尔重还是抽出中午和傍晚空闲时间去开垦土地；在他的努力下，一亩多的菜地逐渐成型。

李尔重爱吃蔬菜，便在这片土地上轮番种植豆角、茄子、番茄和油白菜；等蔬菜成熟时，他就摘下水灵灵的新鲜蔬菜，出门访友时都带上，让大家品尝丰收成果。李尔重自己也爱吃这些菜，他时常拿着生黄瓜、生白菜心和生菜配大酱吃。在他眼里，这些就是一顿好饭了。

李尔重曾说过：“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要适度。”他在武汉工作时，时常因为公务繁重而忽略自身的身体状况。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八、九岁，正是青壮年的年纪，身上的病却一样不落。

李尔重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佳，直到有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拿到了写着自己患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和失眠疾病的检查结果，他才不得不接受现实。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李尔重就是在此时下定决心，要好好锻炼身体，强壮体格。此后，李尔重开始学习打网球和乒乓球；天热时，打球实在不合适，他就去找人教自己游泳。就这样，夏天去泳池游泳，冬天去户外打球。

李尔重对体育锻炼有着严格的规划：打乒乓球和网球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中间还要穿插一两次的短时休息；夏天游泳时，下水时间绝不超过四十分钟。

李尔重游泳时，自由泳、蝶泳、蛙泳和仰泳四种泳姿会轮番“上阵”，当他感觉体力不佳时，便只用蛙泳和仰泳交替训练。无论用什么姿势游泳，他锻炼的时间从来不超过40分钟，时刻遵守着那句“运动要适度” 的箴言。

除了这些运动，李尔重还喜爱登山，他曾在花甲之年徒步登上华山。为了详尽领略华山的壮丽秀美，李尔重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遍走五峰；步行途中，他还时不时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又过了几年，李为民陪同李尔重攀登峨眉山，此时后者已年近七旬，身体大不如前。两人爬山时时走时停，花费了两天半上下山岳。登山途中，有行人见李尔重年岁已高，不禁好奇询问他为什么执着于爬山：“这么大岁数还来爬山，图个啥？”

李尔重只是微笑，回答道：“爬山不为啥。爬山就是目的。” 无他，唯享受过程尔。李尔重曾被毛主席盛赞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他的确担得起这样的名号。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尔重就发表过数篇小说、散文和杂文。

那时的他，为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而震惊、痛心；他呕心沥血写下了一篇篇文字，呼吁大家积极保家卫国。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在战火中失散，已经无从查找。

相比起一些文坛前辈，李尔重不如他们专业，他不是专业作家或文艺团体的领导，而是长期活跃在党政工作第一线、担任地方要职的负责人。因此，人们大多知晓他的政治身份，而忽略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

李尔重自小就热爱读书，这样的热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李尔重爱逛书店，一旦看到心仪的图书，不管其价格如何，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

同时，作为一方土地的领导，他也心怀那些看不到书的孩子们。晚年时，他将书捐到了母校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前后共计有八千册之多。

儿子李为民一谈到父亲读书的场景，便会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1964年，父亲买到一部苏联朱可夫元帅所写的《回忆与思考》，我和父亲先后看完这本书后坐在一起议论，没想到父亲居然能将书中所写的每个战役苏军投入的兵力、飞机数量、坦克数量，德军投入的兵力、飞机数量、坦克数量，记得清清楚楚，让我这个正值年轻、记忆力旺盛儿子，自愧不如。”

就算到了晚年，李尔重的学识也不减从前。李为民在一次访谈中向记者说：

“到家中与父亲聊天的朋友、同志、武汉许多大学的学者，可以见到，谈文，父亲可以信手拈来唐诗、宋词、元曲的诗句；谈史，父亲可以整段整段地引用国学经典的章节；谈政治经济，父亲又可以一一罗列当时最实时的各种观点和数据。无有人不为父亲的思绪清晰，知识渊博，记忆准确，咂舌惊奇。”　　

建国后，李尔重在武汉任第二书记，凭借平日里与地方上各个职业的劳动人民的接触，他顺利创作出了很多在当地名声大噪的作品；话剧《扬子江边》和小说《战洪水》都被武汉人民津津乐道，《武汉关的钟声》更是被编入到中学课本中，为无数青少年学子所熟悉。

在当时，能够顺利处理好政务，又抽空发表文学作品的领导是非常难得的，这使得李尔重在领导圈子里格外特殊。年近古稀，李尔重的身体逐渐虚弱，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写作的习惯。

2005年8月，李尔重将名为“新战争与和平”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长达500万字的巨著，无一处不在展现着李尔重对战争、社会和人生等方面的深刻思考。

除了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李尔重在政治上也很有能力。建国初期，为了搞好城市建设，武汉市的领导班子召开扩大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首先发言：“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尽快恢复生产, 同时抓好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教育, 提高他们的素质, 我们要双管齐下。”

接着，吴德峰市长说：“双管齐下, 重中之重是恢复生产, 让大家有工作, 有饭吃。抓紧干部理论学习, 提高思想政治认识, 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打好这两场硬仗。”

彼时李尔重作为武汉市第二书记，深知武装干部们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战乱年代，干部们可以为了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没有人能够质疑他们的英勇无畏。

但是步入和平年代，尤其是在城市里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很多干部没有抵御外在物质的经验，他们很快就滋生出贪图享乐的思想，在行为做事时大搞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事不宜迟，会议刚结束，李尔重就带领宣传部的同志们东奔西走，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访问。他不分工作单位和职业的高低，只要是基层，就派人前往问询。李尔重日复一日，带着同志们找干部和群众交谈。

每天的工作虽然让他疲惫不堪，但如此走访的成效颇丰，李尔重很快就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基层干部整体的思想状况，并向市委领导提出了开办马列主义政治夜校和各级各类理论培训班的建议。

李尔重在教学干部理论知识时很有一套，他采用的是多种学习方式和方法相结合，要求受训干部们把理论学习与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工作作风相结合。

同时，李尔重提倡采用自学的学习方法，结合集体讨论。他还广泛开展同志式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要求参加活动的批评者坦诚指出缺点错误, 不能顾及人情、不说实话；受到批评的同志也不能护短，行事不能遮遮掩掩。

有人曾对李尔重的办法产生好奇，怀疑这么做是否能够成功。有一次，有人直接问李尔重：“那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没有发生过顶牛的现象呢？”李尔重坦诚回答：“我没有看到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受到批评的同志, 做到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没有谁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 多年以来形成了这样的良好风气。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这样磨砺成长起来的。”

李尔重是一个典型的“严于律己，宽于律人”的人。从建国初，他就一直身居高位，这不仅是因为李尔重自身很有能力，深受党中央的信任，更是因为李尔重一直以来，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从不居功自傲、趁机为自己谋求福利。

他言出必行，不忘初心，总是把人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平日里，李尔重与人和善，早就和基层群众打成了一片。

李尔重位高权重，又深受人民爱戴，这使得总是有人想通过他“走捷径”、“谋福利”。然而，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李尔重非但不会纵容他们的行为，相反，他正是那个最厌恶这些贪腐份子的人；一旦遇到这样的人，他会毫不犹豫拒绝对方，甚至会给出一定的惩罚。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清廉如李尔重，也有破例的那一天。李尔重的“破例”，正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李晓丹。

这是李尔重和妻子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受到李尔重的宠爱。站在父亲的角度，李尔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很好。内心的期望如此，现实却是当李尔重担任湖北省省委书记时，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为女儿解决工作。

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解决，这是李尔重一贯认为的。因此，尽管女儿的资质并不好，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也只是不断鼓励她，而不是向身边人说一句，就帮助女儿安排好工作。

然而，女儿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她也不依靠父母生活，结果就是自己越来越穷。李尔重眼见女儿的生活难以维持，万般无奈的他只好安排女儿做自己的私人秘书。这个岗位的工资并不高，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李尔重的生活起居。

李晓丹知道，父亲为自己的工作打破了他多年坚持的原则，这已经让他在心里结下了心结，自己也就不便再向父亲抱怨什么了。

可以说，李晓丹就是在父亲这样变相的救济中度日的。后来，李晓丹结婚生子，由于疏于对儿子的管教，李尔重的外孙逐渐成长为了一个败家子。

他有着非同常人的攀比心理，在平日里动不动就管李晓丹要零花钱，这让李晓丹本就困苦的生活过得更加艰难。终于，李晓丹不堪忍受生活带给她的巨大压力，患上了抑郁症，后来甚至选择了自杀逃避压力。

李晓丹的离去让李尔重备受打击，也心痛无比。他写下了《晓丹之死》，以纪念这个自己从小疼爱的女儿，抒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

“这不仅是我和我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对我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尔重从战乱年代走来，他代表的是一代人，那一代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人，那一代为了中国的未来敢于牺牲生命的人。他从战争中走进了新中国，在和平年代里走向经济建设之路。

李尔重不似很多“老革命”一般，他没有沉溺于建国后的喜悦，不曾鼓吹自己干革命的功劳，他只是默默地做事，目睹城市的发展。

外界有种种诱惑，能够一直保持初心的人是最难能可贵的，而李尔重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以权谋私，也不居功自傲，他渴望做人民的公仆，他愿意和普罗大众一起改变国家的面貌。他从群众中来，也不忘到群众中去；李尔重之清廉，群众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