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剧四世同堂八五版,四世同堂85版分集剧情

在港剧当道的1985年，国产电视剧也非全无还手之力。

这一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推出《寻找回来的世界》，把镜头对准了工读学校的“问题青年”，讲述了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重树信心、回归社会的故事。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年轻英俊的许亚军奉献了“冷酷到底”的表演，而宋丹丹扮演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女。后来，有人这样评价这部剧：“以纯美的诗意抚摸现实，用戏剧的冲突再现人生，感受着真挚的爱，寻找回自己的良知与尊严。”

电视剧《新星》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胶着和时不我待。新任古陵县委书记李向南到任以后大张旗鼓推动改革，使古陵涣然一新。从剧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看，经过五、六年的推进，改革已经开始深刻触动某些当权者的利益，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这部剧的播出大大鼓舞了全国各地的改革者，他们纷纷以“李向南式的好干部”自比或者自勉。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部轰动全国的改革剧是由太原电视台这家市级台投资拍摄的，而不是设备更精良的大台。这部剧原作柯云路，编导李新，主演周里京、鲁非，投资30万元，在102天内完成。

当然，这一年国产剧中最具有经典品质的是北京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前身）拍摄的28集电视剧《四世同堂》。片头，在威压重重的音乐中，两扇生绣的大门缓缓打开，“四世同堂”的字幕陡现，高昂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响起。如果说《上海滩》主要是满足大众审美情趣的商业巨构，《四世同堂》则不但引起了民众的追看，而且因其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主流媒体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四世同堂》1982年开始启动，198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期间首播，它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当代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事记》写道：“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欢迎。著名戏剧家、作家、话剧导演曹禺、蓝翎、端木蕻良、夏淳等纷纷在《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称赞《四世同堂》的专文。据统计，10家报刊发表评介文章300多篇。”老舍夫人和儿子舒乙撰文称赞：“这部剧格调比较高，是个正经东西，它的题材严肃，演得严肃，拍得严肃，不做作，不假，不胡来，认认真真，这很难得。”

如今的抗日雷剧和神剧，个个都杀得鬼子人仰马翻，而这部抗战剧的先驱，有的只是一浪又一浪的憋屈。多年以后，神剧们将以笑话的形式流传，而这部真实记录了民族苦难史的作品仍然会熠熠生辉。

（1）老舍首功

电视剧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原作的精彩。老舍的创作离不开他的生活履历。长居北京，既熟悉机关文化又熟悉市井生活，才有了以小职员为主角的《离婚》，以下层劳力者为主角的《骆驼祥子》，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期历史长卷般的《茶馆》。留学英伦，观察到国人在外的奇形怪状，才有了《二马》。抗战爆发，逃难重庆，经见了北平人在陪都的艰难生计，才有了《鼓书艺人》。一九四三年，老舍住在距重庆不远的北碚，年底，老舍夫人设法离开了被占领的北京，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夫人的叙述中，老舍了解到日本占领下普通百姓的苦难遭遇。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在重庆一家报纸上连载，一九四六年稍晚，这一部和第二部《偷生》合并，分为上下册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应邀赴美，在那里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部。

《四世同堂》洋洋百万字，拿在手里真的像一块砖头。阅读巴金《家》时读者感到压抑，阅读《四世同堂》则感觉悲愤。小羊圈胡同的系列悲剧是逐步升级的，多数的人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灭顶之灾的来临。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故，不同人性、不同脾气的人群分化流动起来，和谐融洽的一条街渐渐有了左中右，一家的儿子也分别选择汉奸或者斗士的道路。

《四世同堂》是抗战时期的平民史诗，既有国破山河在的宏辽历史背景，又有细致入微的市井人物群像；既有北平生活常态中的文化细节，又有大难临头时人们舞出的不同风姿；既有在死难的旋涡里淬火成钢的隐士，又有浮游在美食文化里全无人之风骨的蠹虫；既有被侮辱被损害民族的无以言表的悲愤，又有毫不留情的充满嘲弄的对鬼子汉奸的无情揭露。当然，既是史诗，难免会出现拖沓和臃肿的局部，难免写到擅长处偏离主题忘情狂舞，这都很正常，事实上史诗都做不到厚重沉郁又结构轻灵。

电视剧《四世同堂》由林汝为(执笔)、李翔、牛星丽编剧，李翔和牛星丽都是人艺演员，李翔长期扮演“骆驼祥子”，牛星丽是《茶馆》中卖女儿的“康六”。电视剧在精神上完全忠实于原著，抽象文字具像化以后，那股澎湃的激情还在，民族气派和京味儿风格还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平底层人物中深入骨髓的“太平民”情结。

祁老太爷作为“四世同堂”的尊长，把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当作自成一体的王国，他的信条是：咱北平是块好地方，多大的乱子，也过不了三个月。诗人钱墨吟沉浸在自己的诗画天地中怡然自乐，与外人素无来往；祁瑞宣主动扮演着撑持家庭的“长孙”角色，韵梅自觉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其他的京剧演员、剃头匠人、说相声的、拉洋车的，也都有稳定的职业以及和睦的家庭，只盼生活就这般平平淡淡到永远。

这种懒散自足的心态被鲜血和枪炮声打破了，在日渐窒息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求生哲学和路向。钱先生觉醒以后送儿子去从军，感慨地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章摘句，我的儿子却能在鲜血中写诗”。马老太太却更加胆小怕事：“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忍住了气，老天爷才保佑咱们不是？”黑云压城，世道浇漓，离乱人不及太平狗，电视剧把这个痛苦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成就了作品的人文深度和情感力量。

它开播时赶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也赶上了一场文艺思潮的交锋。1983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化日本法西斯分子的电视剧《最后一幅肖像》，《四世同堂》对此行了有力的批驳和反击。天时、地利、人和推动《四世同堂》产生轰动效应。

当然，老版也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为了点题居然不惜改变英国人“富善先生”的价值取向，在第17集中，他拿出一本斯诺拍摄的延安画册，告诉瑞宣：这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而原著中的富善，却是“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究竟哪个形象符合英国人的思维，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四世同堂》之后，老舍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90年代以来，沈好放导演、陈道明主演了《二马》，把马则仁的虚荣无能演绎相当传神，可是曲高和寡。马军骧导演、葛优和陶虹主演了《离婚》，味道纯正，反响尚佳。谷智鑫、丁嘉莉主演的《骆驼祥子》和张国立、何冰、李诚儒主演的《我这一辈子》则注水和改动较大，受到恶评。前两年还有一部黄磊主导的《月牙儿与阳光》，反应平平。2008年，重拍剧《四世同堂》开播，导演汪俊，主要演员包括：黄磊饰祁瑞宣，蒋勤勤饰韵梅，元秋饰大赤包，赵宝刚饰冠晓荷。物是人非，盛事难再，虽然这一版制作精良了很多，但因为内容上因循守旧、艺术上缺乏创新，技术上也有瑕疵，因而收视率平平，还引发了激烈批评。新版《茶馆》也已制作完成，由陈宝国扮演王掌柜，2010年要在央视播出。

（2）“汉奸”最绝

观众是否喜欢主要看人物，人物是否立得住看演员，演员的选择和调教看导演。

导演林汝为是京味电视剧的代表人物，她是1950年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表演一班学员，曾主演影片《赵小兰》、《她爱上故乡》。她导过两部热门电视剧《四世同堂》和《便衣警察》，同时也是两首主题歌《重整山河待后生》和《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词作者。这两部作品之后，林汝为出国多年，在国内观众的视野内消失。两年前，她以74岁高龄执导了40集电视剧《采桑子》，描写清朝皇族后代金载源和他14个儿女的悲欢离合。林汝为表示，要用一部《采桑子》来弥补当初在《四世同堂》上的遗憾，使其成为一部新世纪的经典。

当时，林汝为定下的《四世同堂》选角标准是：1、熟悉北京生活；2、素质好；3、形象与年龄符合小说中的描述，经过造型及排练能够成为“小羊圈胡同的人”。最后，该剧用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班底，辅以各路高手和剧组幕后工作人员。扮演祁老人的是邵华，青艺演员，他化妆以后往胡同里一站就是形神兼备的祁老人。祁天佑扮演者高维启，也是青艺的演员。祁瑞宣扮演者郑邦玉当时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后来当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胖菊子”李文玲当时还是副导演，现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职业演员。招娣扮演者叶蓁南拍摄《四世同堂》不久后改行，担任大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1994年还获得过“金话筒”奖。“祁瑞全”谢钢是著名演员谢添的儿子，也是扮演陈云的特型演员。“白巡长”黄少泉演了不少老头子，偶尔露峥嵘。

现在大名鼎鼎的两位是“韵梅”李维康和“祁瑞丰”赵宝刚。拍《四世同堂》那阵，导演原先让李维康演小文媳妇，一个唱戏的艺人，后来要她改演韵梅，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她才克服了总是不自觉流露的京剧表演程式的影响。如今的内地第一言情剧导演赵宝刚，当时刚从工厂出来，是个业余演员。在拍摄过程中，赵宝刚帮家庭有困难的林汝为干了不少杂事，也获得了导演在业务上的提携和指点。

要说妙不可言，那还得说是大赤包和冠晓荷。写小说，最难写的是正面形象，最容易出彩的是带有喜剧感的反面人物。写评论，最难写的是表扬文章，最容易的是讽刺挖苦的文字。反派和丑角得势一直是一个确凿的文艺现象：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最成功的人物是曹操，《红楼梦》里最成功的是王熙凤，《马大帅》里的彪哥比马大帅更受欢迎，《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二”比“老纪”更讨喜。

“大赤包”和“冠晓荷”令人难忘，第一是小说里给的基础就好，两只苍蝇深扎于大粪中，可笑可恨。第二是李婉芬和周国治的演技精湛。李婉芬是人艺舞台上最有霸气和光彩的演员，在《四世同堂》之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是她最有名的角色，《茶馆》里的皇后娘娘只有寥寥几句词儿，那种跋扈狂妄已然活现。她的表演主张是：“以生活为依据，力求真实自然，突出人物思想，不表演情绪”。最后这句“不表演情绪”恰恰击中了很多演员的要害，除了大喊大叫，他们还会什么？这就是“艺术家”和“明星”的境界之别了吧。李婉芬一生多病，已于2000年冬天去世。

周国治2007年3月病逝，他把那种“无骨小文人”的感觉抓得极准。书中有一个细节，冠晓荷和祁瑞丰参加皇军组织的“良民测试”，冠得了98分，祁得了92分。不知道这样的测试是否真的有过，看可以想见老舍奋笔疾书时的愤怒和“坏笑”。因为电视剧《四世同堂》大获成功，周国治和李婉芬两人也被请上了1986年春节晚会的舞台，共同出演了小品《送礼》。反面人物可以尽情夸张，而正面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却一板一眼，前者抢后者的戏，也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又在新版《四世同堂》中扮演了冠晓荷的赵宝刚评价说：“我自己认为确实没演过老版的演员，从我饰演冠晓荷这个人物来讲，理念上应该是比老版的好，但是从客观理念上讲不如老版。导演要求反面人物带有漫画式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再回来一点，可能更准确一些。加上常年不演戏，肢体语言需要训练，用起来不那么自如，所以整个这个剧看下来不是很流畅。”

（3）主创者说

《四世同堂》是导演林汝为的成名作。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之前，她已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锤炼了好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忆起这部戏上马的过程，她说：

十年动乱后，文化一片凋零,很多书都烧掉了或者没有了，好不容易弄了一本老舍的书《四世同堂》，实在是太过瘾了，他写了抗日战争，但没有写战场，写了北京老百姓的反抗。想搞电影吧，它这是100万字，你把哪个人物不要了，心里也觉得特别可惜。后来我发现电视连续剧是特好的东西，长篇小说100万字，你让老百姓去读，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连续剧每天有一段时间可以看一部分，就特有优势。当时向领导打了一个报告，后来就讨论、决定要拍了。但是社会舆论里头也有人认为，搞战争题材、反侵略的题材不写前线，就写一些老百姓、知识分子，有点不过瘾。还有的人觉得老舍当时在美国写的，缺乏生活，其实他太了解北京的老百姓了，其生活毕竟是积累的结晶，他跟北京的老百姓是非常贴心的。

拍《四世同堂》的时候非常困难，一个是缺钱，另一个就是有人给我设了很多的阻力，说我没有名气，不配拍这个戏。当时他们想要找老导演陈怀皑来拍。陈怀皑是我的老师，他说，林汝为是我的学生，那是一个很用功的女孩子，我支持她拍，人总得实践，医生开刀给大大夫，他都从剌盲肠开始，而且是老师站在跟前，或者在那看着，他说这个人都要从一点一点成长，她在长影那么多年学习，我相信她能拍好。当时如果陈怀皑答应去拍，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仍然像以前的做一些什么群众工作。所以这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为人师表，提携晚辈。

要说这部戏的优点，我觉得当时演员素质都比较好，跟老舍老描写的这些人基本上吻合。你像祁瑞宣这个人就很难找，过去咱们的抗日作品总有一股英雄的劲儿，可是这个根本没有英雄劲儿，但是我就不吃日本人这碗饭，另外他弟弟给日本人做事，他就教育他。好象当时英雄可以作为主角，你不够英雄，就要摆脱以前的套路，一些个约定俗成的要求，很费劲。赵宝刚有意思，我见他的时候，他挺有信心的，我就把剧本给他了。他非常用心，悟性特别强，你点一点呢，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加入《四世同堂》剧组是赵宝刚的人生转折点。他在剧中扮演了祁瑞丰，并且担任了剧务。那时演戏的门槛比现在高，作为业余演员的赵宝刚在剧组有些自卑，就连住房的安排似乎也分了三六九等。赵宝刚当时在组里住在楼梯下方的那片空间里，所有的人上楼下楼都要经过他的床头。多年以后，赵宝刚在很多场合都回忆了那段艰辛而又难忘的岁月。

我当时位置摆得比较正，不会计较待遇。第一天拍我的戏，基本上全剧组都到了，说这么重一个角色交给了一个业余的演员去演，他到底有什么本事，我们要看一看他演成什么样，怎么导演就选上他了？我发现怎么那么多的人，别人说都看你来了。

我当时点人来疯，好像憋了那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个角儿了，而且我在之前做了非常详细的准备工作。有一场戏是我一拳把蓝东阳给打倒了，然后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不小心就撞到了冠家前面这个影壁上了。结果就跑就撞，导演总说不行，拍了六、七条，当我回到宿舍以后，我一看我这个膀子全是瘀血。当时就有这么一种心态，一定要演好，一定要认真对待，可能也没太注意自己的身体吧，可能是很真实的一种体验就去演了。

林汝为导演是长影的，摄影是北影的，包括灯光美术都是从电影厂搬过来的。而且摄影棚搭景，用测光表一个一个量，现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电影手法。那从演员的这个角度讲呢，《四世同堂》的好处是塑造的人物特别像那个时代的人，今天表现那个年代时候感觉会弱一些，但是那时的表演概念化一些，肤浅一些，人物还显得不够生动。比较难办的是，今天的演员生活状态都比较好，突然你去让他演了一个小羊圈的贫苦人，你总感觉是装出来的。他是一个明星，去演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场。

我觉得林汝为是用心拍的，她对老舍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每个演员的气场都非常对，所以他就形成了一团气，即使说在结构上或者在镜头语汇上有一些失误，但是它气场在。加上这部戏的美术很成功，细节非常到位，包括一些年代的色彩，还有北京地方风情的一些展示，民族文化特征抓的比较准，这些都是帮助片子成功的必要条件。从导演的角度讲呢，他必须要对各个部门、环节认真揣摩，最后才能达到艺术要求。十个月的拍摄周期，那真是非常细致，我能看到导演的用心良苦。

拍完《四世同堂》，赵宝刚正式调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先做了6年剧务，在1990年拍摄《渴望》时做了导播，1991年以导演《编辑部的故事》成名，十几年来屹立不倒，佳作频出。

（4）好歌传世

《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重整山河待后生》可谓艺术珍宝。歌词写道：“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作词林汝为，作曲雷振邦、温中甲、雷蕾，演唱小彩舞——小彩舞正是京韵大鼓名角儿骆玉笙。

1984年，林汝为请雷振邦负责剧中所有音乐的创作。于是，雷振邦便指导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温中甲和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女儿雷蕾一起创作《四世同堂》的音乐。雷先生提出，《四世同堂》最好是选择最具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的韵律恰恰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而且通俗、自然，易于被百姓接受。而且老舍先生就非常喜欢京韵大鼓，曾创作过《鼓书艺人》、《方珍珠》等作品。于是他们决定以汲取京韵大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了这一创作思路后，雷蕾很快便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得到了剧组创作人员的首肯。

林汝为回忆说，“这个歌的头两句，老舍先生写的，‘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我接着写‘月圆之夜人不归’，写的这个心疼，老想流泪。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我们赶上了，日本人直接就开进燕京大学把学校封掉了，我和我哥哥那时候很小，在野地里乱跑，清华外面是铁丝网，铁丝网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格杀勿论’。我们也没学上了，每天都绕燕京的墙外面过去，快到老虎洞的地方有一个叫侦缉队，走那就听到各种惨叫啊，就是受刑，说是抓了抗日分子。后面的词特别的难，大概写了一个礼拜。我在长影的时候，就看了骆玉笙老师刚拍完的一部《剑阁闻铃》，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很像白居易的那首诗。我一看觉得可了不得，她怎么能够？一个小老太太那么点，唱出那么大的气势？我就老想拜她为师，但是人家是天津的，而且我觉得高不可攀的，所以后来给《四世同堂》配主题歌时，我心里一下想到了她。我就跟雷振邦说用请小彩舞唱这个主题歌行吗，敢吗，他说敢，就这样。”

后来，雷蕾代雷振邦先生专程来到天津请骆先生演唱这首歌曲。骆先生认真地看完雷振邦先生的信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曲谱后，爽快地就答应了演唱这首歌曲。

当时身兼剧务的赵宝刚全程参与了主题歌的录制，后来他回忆说：“音乐创作是由我来安排和负责的，当时雷蕾和温中甲给了谱子，是京韵大鼓风格的，我当时试唱就觉得这个风格很好，非常贴这个片子，但是具体唱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请骆玉笙来唱，把她从天津接来，安排在中心后边小会议室里面排，椅子是我给码好的，然后就开始说试唱。她一张口的时候，我突然就浑身发热，像一股暖流一样哗一下涌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唱，唱着唱着我就受不了了，这个片子是我演的，加上又做了具体工作，对这个音乐有所企盼，但是这个音乐完完全全超过我的想象，太震撼了。出来就有点受不了，就蹲在一个煤堆那儿哭了。我就对骆玉笙老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后来这个歌全国家喻户晓了。”

为了增加效果，这首歌后来又融入了电声，又把骆玉笙从天津请来，到北京的录音棚戴着耳机录歌。走进录音棚时，骆玉笙先生说：“我唱了一辈子，头一次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唱，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唱影视剧主题歌，有点紧张。”由于骆玉笙先生不很精通西洋音乐，对乐队指挥的动作不能马上领会，于是，骆玉笙先生就借助她的琴师，由琴师将指挥的意图传递给她，凭借这种方法与管弦乐队进行配合。当乐曲结束后，整个录音棚非常静，过了几十秒以后，录音棚内外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雷蕾、林汝为都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这首歌很好地抓住了电视剧的精义，获得中国首届电视剧优秀歌曲评选的金奖，至今传唱不衰。用赵宝刚的话说：“《四世同堂》的音乐给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它有一种民族情绪，或者叫民族情怀，所以它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民族传统风格的乐式，加上编曲和配器，使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结合，同时具备了创新的成分。它的曲调是有土壤的，所以能够生根发芽，而后来一些电视剧音乐追求新的东西，在中国整个接受层面上没有土壤，只能是一个小圈子接受的东西。”

【文/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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