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的扮演者

时光网特稿可能连张婉婷和罗启锐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筹备了3年，投资9000万，由刘青云、汤唯主演的年代爱情片《三城记》会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输得这么惨——影片于8月27日上映，截止目前，仅收获了1045万票房。

在影片上映前夕，导演张婉婷和监制罗启锐曾接受时光网专访，当时，他们谈及投资难，感谢前作《岁月神偷》票房与口碑为他们带来的“信用”，同时，他们也坚信，新片《三城记》所传达的持久的爱情信念能打动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兴奋地向记者透露，如果《三城记》成了，他们梦想了十多年的下一部年代大戏《华工血泪史》也将提上议事日程。

如今看来，命运开了一次大玩笑。

《三城记》改编自成龙父母的爱情故事，早在2002的时候张婉婷和罗启锐就受成龙之邀，将其家族故事拍摄成一部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人物背景涉及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文革记忆，是段不折不扣的大时代记忆。但改编成剧情片的《三城记》上映时，爱情成了主线。刘青云与汤唯分别饰演成龙的父母房道龙与月荣，在时代变迁与命运跌宕中，坚守彼此。

几乎所有与张婉婷有过接触的人，对她都有一个极其统一的印象——无可救药的浪漫派。刘青云曾拿自己的角色举例，试图向记者证明张婉婷世界里的“真善美”，“导演心里没坏人的，就算是坏人也不能那么坏，不好的事情也不能太不好，我演的房道龙本身是比较粗鲁的，她说也不能太粗鲁，粗鲁中还要温柔。”

刘青云更回忆起，《三城记》中有一场戏，他要去汤唯家提亲，他含着烟斗前去却被张婉婷“叫停”，“你这样对汤唯的母亲很不礼貌，跟她母亲见面，你不能吸烟。”刘青云很快就明白了——“看起来我在戏里跟汤唯谈恋爱，但其实我是跟导演谈恋爱。”

对于这种浪漫情结，张婉婷也有自己的逻辑，“那样的年代，今天有钱明天可能就没了，今天有命可能明天也没了，爱情是唯一值得期待的东西。”无论是以往还是当下，张婉婷似乎都更愿意在她的故事里谈些风花雪月。

“你知道吗？现在的香港真的好闷，说起政治，一讲就吵架”，张婉婷对记者说。

“可是你拍的爱情故事里的主角们，又总是无可避免地被时代和政治所左右，逃不掉。”

“是啊，或许就像海明威说的，个人不是个人，个人只是大环境和历史的一部分”，张婉婷若有所思。

其实，变得又何止是人，连城市记忆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1980年代，张婉婷和罗启锐从纽约大学学电影毕业，他们拍《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那时的纽约唐人街充满了帮派，混混，一些有生命力的奇遇，如今电影里的纽约都已成为历史，“它变得越来越有秩序了“。1997年，他们拍《玻璃之城》，写的是张婉婷的香港大学记忆，但是现在看来，那里头有一个时代的过渡，它成了“97故事”。

而他们2001年在内地拍的《北京乐与路》呈现的地下摇滚青年，也早不是今天的模样。罗启锐回忆，“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汪峰，他还是个有理想，戴着厚厚眼镜的地下摇滚青年。跟我们坐在路边喝咖啡，5毛钱一杯的那种，现在不行了吧？“

张婉婷和罗启锐把这一代香港人比作“流浪的吉普赛人“，1997香港回归前，都纷纷移民西方，后来看到内地发展迅速，又都“移民”北京上海广州。以前以为学好英文就能有未来，后来发现普通话才是生存必备。“可能是我们不自觉就把一些心态都写到故事里面了吧。”

大时代的故事只剩爱情？除了爱情没什么可期待，今天有命明天就没了

《三城记》改编自成龙父母的爱情故事，早年曾是一部纪录片

时光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看过有关《三城记》故事的纪录片，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它被拍成一个剧情片。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张婉婷：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跟成龙的父亲房道龙做了好朋友，之后常一块吃饭，喝酒。2003年，我母亲去世了，其实我想拍一个关于我母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直到她去世，我都没有真的好好听她的故事，所以这是我欠他们那一代人的，他们怎样在艰难的时期四处跑，对生命，对爱情的坚持，怎样在离乡背景的另外地方重建家园，所以我决定把那一代所有的勇敢的人，以房道龙的故事作为代表，把他们的集体回忆拍出来。

时光网：《三城记》这个戏经过好多年的变动，又是个投资很大的年代戏，感觉你们每次找投资都蛮多波折。

《三城记》投资9000万，如今是彻底赔了

罗启锐：对啊，我们每一部片都很难找投资，所以每一部片都是好多眼泪，因为我们拍的题材也好，类型也好，通常不是太主流的。然后投资人就有点担心，本来说《岁月神偷》以后应该好一点，应该是2012年，2013年就开拍的，可是后来那个公司怕投资太大，到最后两星期前就退出。我们又要从头再来，再找投资，后来才碰到了华谊，所以就耽误了这么多年。

时光网：你们当初怎么说服华谊来投资的，我记得王中磊当时说，别人都不投？

张婉婷：我们其实也不懂找投资的，这么多有钱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有一天我们跟施南生一块，然后她问，“《岁月神偷》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你还不拍电影？”我说“有啊，我们在努力，但是总是找不到钱。”然后她就说，“给我看看那个剧本。”她看完之后很喜欢，她去找钱的，是他把我们推荐给华谊的。

时光网：但是成龙大哥本身跟华谊的关系是很好的，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他父母的爱情故事。他在其中有哪些帮助？

罗启锐：他没投资，也没管。他完全不管我们。

张婉婷：他不想把自己的故事，自己去找钱，好像推销他自己。我也觉得他有道理，因为这不只是他家的故事，如果要拍一个成龙家的故事，那就很窄，就不太好办。他有自己的身份，距离远一点反而好。但是他很支持我们，所以他说，你随便拍吧。他也不看剧本，他说我知道你们拍电影，一定会夸张，你们就自己随便去写吧，所以他也没有到现场看什么，也没有跟我的主角说什么。他是保持一个距离。

时光网：毕竟是他父母的故事，如果说他可以参与其中演一个角色或者客串一下也挺有意思的。

张婉婷：他说千万不要叫我客串。

罗启锐：因为观众会以为是武打片或者有一点动作。

张婉婷：他觉得他距离越远越好，因为他的风格跟我们不一样。

刘青云汤唯演绎一段大时代下坚守的爱情

时光网：我记得当年你们刻意没有让这个纪录片在内地和香港上映，只是在海外放映，当时担心一些政治背景对他内地的家人造成麻烦或者困扰。现在这个剧情片上映的话，势必会再度让大家关注到他的家庭。这个会有顾虑吗？

张婉婷：这个剧情片主要是房道龙和月荣两个人的故事，纪录片是他们家人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成龙觉得可以，不太影响他们的家人，反正他们都是小朋友。

时光网：这个故事原型其实涉及很多时代背景，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文革记忆。但是你们在拍剧情片的时候选了爱情作为主线， 是有一些什么考虑？

罗启锐：我们要表达的就是当时的人在这么混乱的时代还是把爱情放这么高，因为在这种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第一重要就是保命，第二就是要保全你的财产，爱情可能排到很低的，但是他们会排到第一。这个才是主题，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地方。

在那个充满战乱的漂泊年代，张婉婷觉得除了爱情没有什么值得期待

张婉婷：对我来说那个漂泊年代没有什么值得期待，除了爱情。那个年代钱也没有什么用，今天有钱，明天就没有了。生命也是，今天我还活着，明天就死了。爱情在那想象当中就是永远都是美丽的，而且那个人常常不在身边，反而你觉得更真实，越来越想象他是很好的。

现代人因为太容易，他们不懂得珍惜，因为常常在旁边，你不会失散了，失散了在网上一找就找到了，分手也可以，对不起，我喜欢上别人了。现在这个太容易了，爱情这个东西就没有从前那样可以很珍贵的把它保存在心里面，现在的年轻人对浪漫的追求也是差不多，只是很难找到可以跟你相依为命，一生一世等你的人。所以他们假装潇洒，假装不在乎。

流浪的吉普赛人

谁能想到《玻璃之城》成了97故事

《秋天的童话》里的纽约已不是如今的纽约，连《玻璃之城》都变成了“97故事”

时光网：你们大部分戏都有一种人在时代里的命运起伏，是不是你们有意把自己这些年从纽约到香港，以及回归后到内地拍戏，对时代变迁的感受放进电影里？

罗启锐：这有点像我写剧本，每一场都有时间，地点，人物。人物就是你自己，然后地点就是你那时候飘到什么地方。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机缘吧，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东西，碰到谁，在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

张婉婷：其实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定要拍什么历史，年代，但是我们慢慢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当年拍《秋天的童话》，是我那个时间生活的纽约，但是现在看已经是以前的事，从那个电影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状况。《玻璃之城》也是那个年代香港大学的一些心态，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就知道整个时代是怎么过去的。

罗启锐：现在《玻璃之城》突然就变成1997的故事了，那时候没这么想过。

《岁月神偷》讲的是60年代香港的故事，张婉婷觉得无论什么年代人的情感是共通的

张婉婷：其实所有电影对我来说都是记录那个时期的一个心态，现代也好，历史也好，也是一个年代的心态。历史就是时间一直过去的，但是人的心态是差不多的。

你说我们拍1980年代，也许是1940年代，1960年代，我拍了这么多不同的年代。我发现人对爱情，对生命，对理想的追求都是差不多的，有一些感情的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岁月神偷》是1960年代香港的故事，老板也问，“谁会来看一个60年代，你们童年的故事，太远了。”然后我们拍《秋天的童话》老板也说，“谁会看唐人街一个流氓的故事？只有3000人住在唐人街。谁会有兴趣呢？”

但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无论你住在美国还是香港或者内地，我就是要找这种共通的东西来跟所有人分享。《三城记》中他们对爱情，对生命的坚持，我有一天也要这样坚持下去，因为你不坚持所有东西都会过去。你要努力去争取你爱的东西。你的理想，你的生命才会跟着你要的路线去走。

时光网：这个片叫《三城记》，其实你们自己的创作轨迹也有点类似于“三城记”，就像我刚刚说的，纽约，香港，内地。这些地方在创作上，不同的阶段都给你们什么不同的感受？

张婉婷：变的比较多，特别是香港，我们从前很怀念的东西都没有了。纽约起码外貌没有这么大，因为外国人对历史，对传统比较怀念，而且他们会有一些保护的政策。但是纽约也没有我们从前这样好玩啊，因为它太整齐了，我们在的时候有黑社会，有意大利黑手党，什么都有。我们在走路，在上学的时候，路上就有很多枪战，很脏，很乱，就是这样的环境才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所以《秋天的童话》，我的朋友船头尺，就是真实的人物，就活在唐人街。但是现在都很不一样了，因为政府说要整齐，清洁，所有的黑社会都给压下来了，纽约已经没有从前有“趣味”了。

时光网：香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张婉婷：香港越来越乱了。政治。我觉得很闷。

罗启锐：每天都在吵架。

张婉婷：很闷，我喜欢活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但就像海明威说的，个人不是个人，个人只是大环境的一部分。我现在就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跟朋友有不同的意见，我也不说，一讲就吵架，坐在一起吃饭聊风花雪月就好了。

时光网：北京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们当年也拍了《北京乐与路》，写了一些地下摇滚圈的生活。其实当年也有蛮多争议，现在感受跟以前一样吗？

当年拍《北京乐与路》时的北京也不是如今的北京了

张婉婷：北京也没从前那种摇滚、地下摇滚，所有都比较现实了，从前也是比较乱。我都喜欢比较乱的，喜欢比较没有系统的城市。从前北京像纽约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也有一些艺术家。

张婉婷：汪峰也火了。那个时候他还是有理想，戴着厚厚眼镜的地下摇滚青年。

罗启锐：跟我们坐在路边喝咖啡，5毛钱一杯的那种都可以。现在不行了吧？

张婉婷：但也好，他现在还是很用心唱歌的一个人。反正我就喜欢城市是乱的，很多故事的，没有很多规则。这种是最好的。现在每个城市都会变得越来越像。

罗启锐：地球村的另外一个问题，你到什么地方都觉得一样的，卖同样的东西。走进大商场更是如此，完全一样的。香港现在更惨，那些小商店都熬不下去了。

张婉婷：对啊，那些历史的建筑都拆了，北京也是拆了很多胡同了，现在要拍年代戏真的太难了。但是我们在上海拍那些都是真的，那些弄堂，其实有很多的景点我们可以去拍，我们希望可以拍一些真实的景，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很更真实一点。所以就找一些拆迁中的弄堂去拍。

张婉婷罗启锐的“移民三部曲”第一部《非法移民》

时光网：其实两位从最开始拍《非法移民》到现在，你们每次都是在创作一些移民的故事。《三城记》其实也是一个移民的故事。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

罗启锐：也许我们常常在流浪。

张婉婷：也许我们常常在移民。

罗启锐：有点像东方的吉普赛人的感觉，常常流浪，香港人更是，1997那时候都跑到西方去，然后后来看见内地发展了，又回来了。

张婉婷：又移到上海，北京。我们从来都是在移民当中的。比如说1950年代，我爸妈本来在内地，像房道龙他们一样，然后移到香港。然后我就是1980年代移到美国去读书，也在英国读书，然后又移回香港，然后有一段时期还移回到北京，弄一个《北京乐与路》。

罗启锐：拍舞台剧《电影之歌》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住了一整年。

张婉婷：可能是我不自觉的吧，把一些心态都写到故事里面。我没有刻意每次都要移民。

罗启锐：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你说起来好像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