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扮演者鲁圆

与鲁迅结婚前后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1939年他也说到这事：“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那天晚上，是我扶新郎上楼。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王鹤照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婚后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里。在走过了一系列繁杂的过程，如拜宗祠、拜家中男女老少、新郎新娘并肩而拜、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接受小辈拜礼、“回门”之后，鲁迅就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房中。弟弟周建人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朱安的“婚姻生活”

鲁迅和朱安的关系，前后可分成五期：1906年夏秋间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至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为第一期。十三年中，婚后四日即重赴日本的鲁迅，后来只在1909年8月至9月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家中居住;周氏阖家迁入八道湾，至1923年8月2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第二期。有人曾回忆鲁迅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鲁、朱迁居砖塔胡同，至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为第三期。八道湾是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两院，无须朝夕相对。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逼仄;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也不宽敞，这段时间才如友人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也说，谈起夫妻生活，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鲁迅南下，至1927年10月8日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为第四期。其间鲁、朱不曾见面;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为第五期。鲁迅曾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形当与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对照着看鲁迅的创作史，却颇有意思。鲁迅大约一半的创作完成于荆氏所谓“太怕人了”的三年里，这说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学者鲁迅毕生最辉煌的时期。

荆有麟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

他感叹：“鲁迅先生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凄惶成分。”

鲁迅对朱安的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朱安病笃，请人代笔致信许广平说：“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然此遗愿并未实现。

出售鲁迅藏书事件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进行劝阻。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在西三条，他们见到了朱安：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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