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郊区化的过程,美国郊区化的过程及发生机制

按：双足直立行走使人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走路与古往今来的城市变迁有着怎样的关系？文学作品中健行的文人学者们为何会沉迷于走路这一行为？《走路的历史》一书作者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遗憾地说：虽然随性漫步可以发现许多东西，但如今人们所追求的是以最快速度走最短路程。在她的笔下，走路不只是日常生活中寻常的移动方式，还是一种探索、一种沉思。除了走路的历史，我们从这本书里还可以了解到走路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原因，以及我们因此而失去的东西。

18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是步行的黄金时代，彼时的人们不仅重视散步，还热衷于创造步行地点。但随着美国郊区的迅速扩散，步行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现代郊区描述为与步行城市对立，步行也成为了无力或低社会地位的表征。新都市和郊区设计鄙视步行者，许多地方已用购物中心取代购物街，这些地方变得“无街可逛”。

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也在“挤兑”步行。身体日益被理解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托付期望与欲望”——就像等着被机械运输的包裹。虽然许多陡峭、狭窄、偏僻的地方只能借步行抵达，但不可否认的是，为容纳机器运输，我们所处的环境已成为道路、铁路和降落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交通工具已成为“义肢”，并适用于这个仿佛不再适合人类行走的世界。

在这个步行逐渐削减的世界，人们开始在健身房里获取补偿，但是这种“补偿”其实是个伪命题。跑步机为人们避开外界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无法预测的部分——没有与熟人或陌生人的相遇，没有转弯处的惊喜。“当肌肉与世界间的关系消失，当水被一个机器处理而肌肉被另一个机器处理，我们是否失落了什么？”这是卢梭早就道出的真相：“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时刻，才想得这么多，活得如此鲜活，体验如此丰富，能尽情地做回自己。”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走路的历史》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你一窥步行消失背后的秘密。

《有氧的西西弗斯与郊区化的心理》（节选）

文 | [美]丽贝卡·索尔尼 译 | 刁筱华

若无地方可去，步行自由是无多大用处的。黄金步行时代在十八世纪末开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束。这时代虽在一些人眼中问题较多，但仍以创造步行地点和对散步的重视而知名，并于二十世纪初达到高峰。彼时北美人和欧洲人经常散步，步行常是种圣事和例行娱乐，步行俱乐部兴盛。那时，诸如人行道和排水沟等十九世纪的都市发明改善了城市，而诸如国家公园和登山等也在兴盛中。

或许，当一九七○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多数美国人住在郊区时，此黄金时代已告结束。郊区被剥夺了旧空间的自然光荣和市民欢乐，而郊区化大幅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规模和质地。此种改变发生在人们心中，也发生在地面上。一般美国人如今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评价、使用时间、空间和自己的身体。步行仍适用于汽车与建筑物间的地面和建筑物内的短距离，但步行作为文化活动、欢乐、旅行和闲逛方式在消退，身体、世界和想象间古老的深刻关系也在消褪。或许步行最好被想象成“指示种”。指示种表示一种健康的生态系，而其陷入危境或减少可能是大问题的早期警讯。步行是各种自由和欢乐的指示种：休闲时间，自由而迷人的空间，以及不受阻碍的身体。

郊区：步行城市的对立面

在《杂草前沿：美国的郊区化》中，肯尼思·杰克逊勾勒先于中产阶级郊区发展的“步行城市”：它的人口稠密；有“明显的城乡区别”；它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是混合的，而“工厂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生产发生在小店铺里”；人的住家离工作场所很近；富人往往住在市中心。他的步行城市和我的黄金时代在郊区结束，而郊区的历史是分裂的历史。

罗伯特·费希曼在另一本郊区历史书《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中指出，中产阶级郊区住宅在十八世纪末建于伦敦城外，好让虔诚的商人能将家庭生活与工作分开。城市被上等中产阶级福音派基督徒投以怀疑的眼光：纸牌、舞厅、剧院、街市、花园、酒栈都被谴责为不道德的。同时“家庭是世界之外的神圣空间，妻、母是神圣空间内的女祭司”的现代崇拜开始。此类富有商人家庭的郊区社群听来幸福而沉闷：郊区是充满大房子的地方，居民没有多少家外的事情可做。郊区别墅是小型英国庄园，且郊区别墅像英国庄园那样彰显自我满足。不过，庄园上盘踞的是农民、猎场看守人、仆人、客人和扩展家庭，因此庄园是生产地，而郊区住宅住的是核心家庭且日益成为消费地。此外，庄园准许步行；郊区住宅容不下步行，但郊区会侵蚀乡下、模糊都市。在工业革命时的曼彻斯特，郊区宣告成熟并取得自身的独立性。

郊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曼彻斯特和英格兰中部诸郡北部向外伸展出去。在工厂制度成熟、穷人变成赚工资的雇员前，工作和家庭从未完全分开。当工艺被破坏成机器旁不需特殊技能的重复姿势，工作分裂了。早期评论者悲叹工厂工作破坏家庭生活，将个人自家庭中抽离，使家庭成员在漫长工作中成为彼此的陌生人。家对工厂工人来说，不过是恢复精神从事翌日工作的地方，而工厂制度使工厂工人远比独立工匠贫穷、不健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曼彻斯特的厂主开始建造第一批大规模郊区以逃避他们创造的城市并增强家庭生活。不像伦敦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逃避的不是诱惑而是肮脏与危险——工业污染、坏空气和差劲的卫生，以及可怜劳动力的景象和威胁。

“郊区化有两项大结果，”费希曼说，“首先是随着中产阶级离开、工人赴工厂做工而居民被掏空的城市中心......游客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在办公时间后完全安静、空虚的都市中心。市中心商业区诞生了。同时，曾经边缘的工厂如今被郊区带围绕，郊区带将工厂与农田分开。郊区别墅被墙围绕，连两旁是树的街道也常常只准居民和居民的客人通行。一群工人企图使一穿过某厂主的郊区别墅的步道保持开放......厂主以铁门和壕沟回应。”费希曼的图像显示“步行城市”中的丰富都市生活被贫乏化。

工人以星期日逃到原野并争取进入原野步行、攀登、骑自行车、呼吸的权利来回应。中产阶级以继续住在郊区响应。男人坐私人马车、公共马车和火车去工作，而女人坐私人马车、公共马车和火车去购物。在避开穷人和城市中，他们遗忘行人身份。人能在郊区走，但郊区几乎没什么地方可去。当汽车使人能住得离工作场所、商店、公共运输、学校、社会生活很远的时候，二十世纪美国郊区扩散迅速。菲力普·兰登将现代郊区描述为与步行城市对立：“办公室与零售业分开。住宅经常被分成彼此无关的区域......再以经济地位做更细的区分。制造业，无论多干净、安静——今日的工厂很少是吵闹、冒烟的工厂——一律在住宅区之外。新小区的街道设计加强分离。为打开严格的地理隔离，个人需要获得一把钥匙，即汽车。基于明显的理由，钥匙不发给十六岁以下的人和不再能开车的老年人。”

“走到学校”是进入世界的第一步，对许多代孩子而言，同样变成较不寻常的经验。电视、电话、家庭计算机和因特网完成了郊区发端、汽车加强的日常生活的私人化。它们使走入世界变得较不必要，因此人们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状况的恶化采取的是忍受而非抗拒的态度。

美国郊区的建筑很分散，不适于步行，且正如花园、人行道、拱廊、荒野小径是用于步行的基础设施一样，现代郊区、公路、停车场是行车的基础设施。汽车使大洛杉矶的发展成为可能——洛杉矶的郊区并不能算郊区，因为洛杉矶根本没有都市。如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阿尔伯克基、凤凰城、休斯敦、丹佛等城市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都市核心，但它们的空间太大，以致公共运输使不上力，步行亦不适宜。在这些城市，人们不再被期望去步行，也很少步行。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郊区化通常使得步行很无聊，往往步行一小时，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许多郊区有不少弯曲的街道和死巷：兰登给了加州欧文城的例子，在这个城市，为了到达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目的地，旅行者必须步行或开车逾一英里。此外，当步行不是平常活动的，独行者可能会对做不寻常的事觉得不安。

即使在最好的地方，行人空间也不断减少：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间的冬天，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认为行人干扰交通。我也可以说，在许多人仍徒步旅行、做生意的纽约市，是汽车干扰交通。市长命令警察取缔闯红灯的行人，把市内一些最繁忙的街口人行道用栅栏围起来。纽约人以在路障进行示威和闯更多红灯来抗议。在旧金山，更快、更繁忙的交通，更短的绿灯，更好战的驾驶者威吓、骚扰行人。在旧金山，所有死于交通意外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一是被汽车碾死的行人，且每年有逾千名行走者受伤。在亚特兰大，数据显示，每年有八十位行人被汽车碾死，逾一千三百位行人受伤。在朱利安尼任市长的纽约市，被汽车碾死的人几乎是被陌生人杀害人数的两倍——一九九七年的数字是285：150。漫步城市看来不是容易的事。

在美国郊区发展初期，游廊——小城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在家前面被车库的出入口所取代。社会学家狄恩·麦坎内尔告诉我，一些新房子有伪游廊，这些游廊浅得坐不进人。最近的发展在退出公共空间上更为激进：我们处在墙、警卫、安全系统的新时代，建筑、设计和科技是用来消除公共空间的新时代。此类退出公共空间，就像一个半世纪前曼彻斯特商人退出公共空间，是用来使有钱人高高在上、不理民间疾苦；它是社会正义的替代品。新的建筑和隔离式都市设计可被称为卡尔文教徒式的：它们反映“活在一个预定论的世界”“剥夺世界种种可能性而代之市场上选择自由”的欲望。“任何曾试图在有警卫巡逻、到处是死亡威胁的小区进行黄昏散步的人，都能很快了解到‘城市自由’的古老概念有多过时。”迈克·戴维斯如此描述洛杉矶郊区。而克尔凯郭尔很久以前即呼喊：“令人难过和丧气的是，盗贼和菁英分子只在一件事上意见相合：过隐匿的生活。”

如果步行有黄金时代，它源自一种欲望，一种勇于加入各式行人之中，渴望摆脱汽车只身漫步于开放空间的欲望。它兴起于城市和乡下变得更安全、对行人更有包容性的时代。郊区在不回归乡村的情形下放弃城市空间。而在近年，第二波郊区发展更加深了城乡的距离。不过更重要的是，步道的消失预示着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的转变。而在近几年来，这种转变带来了非常奇妙的变化。

汽车“义肢”：日常生活的去身体化

《生活杂志》的陈述很有趣；大自然作物和气象因素是一缺点而非偶然的不便；进步由对时间、空间和大自然的超越组成。吃、休息、移动、体验天气是身体的经验；视身体的经验为负面的等于谴责生物性或感官的生命，这从“足部力量开始其长时期衰退”一句话可以看出。或许这就是《生活杂志》和群众都不哀悼被碾死的下院议员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火车碾压的不只是一人的身体，而是借由将人的感知、期待和行动从有机世界中抽出来碾压火车上所有的身体。与大自然疏离通常被描述为与自然空间疏离。但感知、呼吸、生活、移动的身体也是对大自然的体验：新科技和空间能带来与身体和空间的疏离。

《生活杂志》的作者们可能是对的。身体日益被理解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托付期望与欲望——就像等着被机械运输的包裹。虽然许多陡峭、崎岖或狭窄空间、许多偏僻地方只能借步行抵达，但无可否认的是，为容纳机器运输，我们的环境已成为拥有航路、高级道路、降落场、能源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汽车已成为“义肢”，汽车“义肢”是供被不再适合人行走的世界损害的身体使用的。在电影《异形》里，女演员在一个缠绕她四肢的机械化身体盔甲里摇摇摆摆地前进。这身盔甲使她更大、更尖锐、更强壮，能与怪兽搏斗，且它看来很奇特、怪异。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身体和身体盔甲间的关系在这里十分明显，后者明显是前者的延伸。事实上，从第一根被抓住的树枝和临时的搬运装置，工具就相当能扩展身体的力量、技能。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手脚可以指挥一个金属庞然大物跑得比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还要快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我们的声音能到达几千英里外，食指轻轻一动就能在东西里打洞。

未受工具辅助的身体如今很罕见，作为肌肉和感觉有机体、未受工具辅助的身体已逐渐萎缩。自火车发明的这一百五十年来，感知和期待已加快，因此，许多人现在认同机器的速度对身体的速度和能力持怀疑态度。这世界不再依身体的尺度而建，而是依机器的尺度而建，且许多人需要——或认为他们需要——机器来快速通过世界。当然，一如多数“省时”科技，机械化运输制造的与其说是休闲时间，还不如说是被改变的期望；现代美国人的休闲时间比三十年前明显减少。换句话说，就像增加的工厂生产速度并未减少工时，增加的运输速度将人连接往更分散的场所，而非将人自旅行时间中解放出来。例如，许多加州人如今每日花三四小时往返于工作场所和家之间。步行的衰微是关于缺乏步行空间，也关于缺乏时间——产生许多思考、求爱、幻想、照见的幽静、自然空间已消失。机器加速，而生活已与机器同步。

在户外装备店外等停车位的人可能是到户外装备店买步行靴、工作服、登山绳，即步行装备。身体不再是许多美国人的实用工具，但它仍是娱乐工具，而此意味着人们已放弃日常空间——从家庭到工作、商店、朋友的距离——向创造出最常借汽车抵达的新娱乐地点：购物中心、公园、健身房。公园，从欢乐花园到荒野保留地，长久以来容纳身体休闲，但过去几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健身房代表崭新的东西。如果步行是指标物种，那么健身房是荒野生活保留地。保留地保护栖息地在别处消失的物种，健身房容纳失去体力劳动的最初地点的身体。

跑步机：身体成为娱乐而非实用工具

郊区合理化，孤立家庭生活；而健身房合理化，孤立的不只是运动，而且是每个肌肉群、心跳速度、卡路里“燃烧带”。此历史可追溯至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詹姆斯·哈迪在一八二三年关于跑步机的小书中写道：“跑步机是在一八一八年由伊普斯威奇的威廉·库比特先生发明，并被设立在伦敦附近的布里克斯顿的感化院。”最早的自行车是一个带有扣链齿用作供囚犯踩踏的踏板的大轮子。它被用来安抚囚犯的情绪，但它已是运动器材。囚犯的体力劳动有时被用来供给制粉厂动力，但是体力劳动，并非生产，是跑步机的重点。

“自行车令人恐惧并经常压垮顽强精神的，不是运动强度，而是其单调的稳定性。”哈迪如此写到自行车在美国监狱中的效果。不过，他又写道：“数所监狱的医生一致指出，囚犯的健康并未受损，相反的，自行车能带来许多健康上的好处。”纽约东河上的贝勒福监狱包含八十一名男游荡者和一百零一名女游荡者、一百零九名男罪犯和三十七名女罪犯及十四名女“疯子”。游荡过去是、现在仍有时是犯罪，而在自行车上做工是完美的惩罚。

虽然体能训练是古代希腊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有现代练习和西西弗斯式惩罚中短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而步行作为运动长久以来尽管是贵族活动，工人对步行的热爱，尤其是在英国、奥地利、德国，暗示步行绝不只是一种使血液循环或卡路里燃烧的方式。

健身房是补偿外部消失的内部空间及身体萎缩的补偿之计。健身房是肌肉或健康的制造工厂，且多数健身房看来像是工厂：僵硬的企业空间、金属机器的闪光、各自埋头于重复性劳动的孤立的人（就像肌肉，工厂美学可能唤起乡愁）。工业革命体制化、分割劳力；健身房现在在做同样的事——为休闲。一些健身房事实上是再生工厂。

工业革命的身体须适应机器，运动机器则适应身体。马克思说历史第一次发生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体力劳动第一次发生时是创造性劳动，第二次则是休闲消费。最深的变化不是体力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手臂的使劲不再移动木头或汲水，而是肌肉的拉紧要求健身房会员资格、练习装备、特殊器材、教练和指导员，而产生的肌肉可能不用来做别的事。运动的“效率”意指卡路里的消耗高速发生，这恰恰是工人目标的反面，且努力劳动是关于身体如何塑造世界，努力运动则是关于身体如何塑造身体。我无意贬低健身房的使用者——我自己有时也使用健身房，只是想指出其奇怪之处。在体力劳动已消失的世界，在健身房最易取得有效的补偿。然而健身房还是有令人困惑之处。我常在使用举重机时试着想象这动作是划船、汲水还是举包。农事已被空虚的动作取代，因无水可汲、无桶可举。我不是怀念农夫生活，但我无法避免对我们使用举重机取代汲水动作感到奇怪。“我们用举重机汲水，不为水而为我们的身体、身体理论上被机器科技解放”变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肌肉与世界间的关系消失，当水被一个机器处理而肌肉被另一个机器处理，我们是否失落了什么？

过去有驼兽地位的身体如今有宠物地位：它不像马那样提供真实运输；相反的，身体被运动得像人遛狗。因此，身体成了娱乐而非实用工具，不劳动，而只练习。一袋洋葱或一桶啤酒被金属铸块取代，举重机使抗拒重力的动作简化。健身房里最怪异的装置是跑步机。怪异，因为我能了解模拟农事，因为农村生活的活动不易得到——但模拟步行暗示步行空间已消失。亦即，举重机模拟劳动，但跑步机模拟步行发生的表面。跑步机模拟体力劳动的沉闷、反复是一回事；走过世界的多面经验被搞得沉闷、反复是另一回事。我记得在曼哈顿傍晚散步，看到许多玻璃墙、两层楼的健身房充满使用跑步机的人，看来好像他们正要夺玻璃而出，但我们知道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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