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本色韩东山扮演者

梦壑

对自己亲人的亲情表达，莫过于他们的生老病死，你都在场，你都用你的微火燃烧让冰冷变得温暖，你都用你的微力付出让沉重变得轻松。

我叔是2022年1月6日深夜23时23分逝世的，享年91岁。

这天下午，我因为要完成一个文案，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下班。乘电梯下楼，走出户外，我发现灰蒙蒙的天幕下，竟飘着绵绵寒雨。这雨特别细，特别密，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衣裳。这是我离开故土，来到这座城市3年中，在寒冷的腊月遭遇的绝无仅有的一次大雨。老天爷特别涕泗横流，似乎在悲伤地预告，叔叔将离开我们的消息。

果然，凌晨1点多钟，远在老家的大侄给我打来电话。静夜清脆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大侄向我通报了我叔去世的噩耗。虽然自从他缠绵在床时，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但我仍然很愕然，悲恸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从小听到的叔叔的革命经历，以及叔叔施予我们的恩情，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和妻决定立即赶回老家，去吊唁叔叔，参与料理他的后事。

一、艰难成长少儿时

我叔于1931年（农历辛未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他的乳名就叫辛未。但这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家族也是苦难深重的。

曾祖父一生娶过两个曾祖母。大曾祖母胡氏生下1子后就亡故了。曾祖父续娶小曾祖母魏氏，又生下4子。叔叔的父辈就有5个，祖父排行第三，家族里晚辈都叫他三爷或三爹。在我奶奶嫁进我们家之前，小曾祖母病故，没过几年，曾祖父也去世了。这时，大伯祖早已分家自立，还是少年、已成家的二伯祖父和祖父，就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幼弟的责任。二伯祖带四叔祖，祖父带五叔祖。可以想象，祖辈的4兄弟是在怎样悲惨的境地勇敢地活着。

年长祖父6岁的祖母年幼丧父，但好在她在娘家就当家主事，非常能干，把小家打理得顺顺当当。那时乡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盛行，而祖父和祖母所生的长子在10岁时不幸早夭。随后，在10年多时间生育了我的3个姑妈。祖父在大伯去世后连生3个姑妈，一度灰心丧气，将辛苦积攒的钱财，用褡裢背着去打牌赌博，消磨时光。原先自种烟叶做旱烟抽，也改成买时尚的纸卷烟抽了。后来，祖母在34岁时才有了我父亲，3年后祖母已37岁时又有了我叔叔。我父亲和叔叔的到来，重新点燃了祖父对生活的激情。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我叔的到来，就是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也算高龄产子，祖父母在那个时代更是很难得的老年得子了。而叔叔在幼时出麻疹高烧不退，险些又失了性命。所幸在祖母的照料下，叔叔活了下来，只是脸上留下了点点凹痕。这在他成年后虽然有损他英俊的外表，但也平添了几分不怒自威。

在叔叔5个父辈中，只有叔叔的大伯和父亲各育有2子，叔叔的二伯和四叔只生育了女儿，叔叔的五叔没有生育子女。在旧社会，祖父的家族是不允许女儿招婿入赘的，所以赓续家族血脉传承的重担，就落在了叔叔和我父亲及他们两个堂兄身上。按传统，我祖父生下我父亲后，就将他过继给了我二伯祖；我祖父生下叔叔后，又将他过继给了五叔祖。叔叔有1兄3姐1妹，有同奶奶的堂姐3个。

由于叔叔在他们那一辈中，是最小的儿子，大家庭里那么多长辈和那么多比他大很多的姐姐，对他的呵护和宠昵应该是浓浓的。可以想象，祖父母是何等看重叔叔这个幺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叔叔从小生活在有爱的亲情中。

叔叔出生后，大家庭在祖父母和几个还是少儿年纪的我姑妈的勤扒苦做下，生活条件已有所改观。出于望子成龙的想法，在叔叔11岁时，祖父让他上私学，后来转入了县城的一所新式学校读书，一直到17岁，读了6年书。如果不是一个突然的变故，叔叔可能就按文化人的路子走下去了。但这个变故还是来了。

二、被逼走上革命路

这个变故，就是叔叔被逼上革命道路。是的，叔叔走上革命道路，就是被逼的。

叔叔17岁那年，抗战早已结束，解放战争已进入解放军战略反攻阶段。但我们老家在国统区，国民党地方政权派兵役，形式上实行“二丁抽一”兵役法，但实际上地方势力总是借兵役之名，压榨欺负老实本分的农民：要么去人当兵九死一生，要么拿出巨量的血汗钱出“兵款”。因祖父一门心思埋头想发家致富，老实本份，自然成了地方势力欺负的对象。祖父生有我父亲、我叔叔二子，地方势力就逼着出子当兵。此时，我父亲已结婚并在两年前生了我哥。

要从两子中选一个去当兵，祖父因我父亲已娶妻生子，又是长子，自然就只能选未婚的叔叔去。当时，不去当兵也有变通办法，就是出大笔的钱给地方势力，他们以让别人顶替当兵的名义吞下兵款。

祖父当然舍不得儿子去给国民党当炮灰，也不忍心把多年给儿子积攒的买田钱拿出去交兵款。在祖父犹豫为难之际，叔叔知道了，就对祖父说：“答答（我叔对我祖父的称谓），不要出这笔钱，我干脆去当兵算了，免得那些人欺负我们家。哥哥的钱你给他买田，我的钱给我用了算了！”祖父本来犹豫不定的，听了这话气得七窍生烟，大骂叔叔是败家子。他顺手操起一根粗棍子，就追着叔叔打，但叔叔跑得飞快，祖父追了他半塆也没追上，只得作罢。祖父转念一想，儿子当兵如果命不该绝，混上一个长官，也可以给家里撑门面，避免地方势力的欺压。于是心一狠，就同意叔叔去国民党地方部队当兵，也不管奶奶哭得肝肠寸断、祖父自己内心流血了。

叔叔大约在1948年7月，被强征到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叔叔有文化，在当时开小差很普遍的国民党军中呆了不到3个月，就被提升为班长。但他觉得国民党军不仅克扣了军饷，伙食越来越差，常常食不果腹，战斗力也不行，便萌生了开小差逃走的念头。

叔叔所在连队还有几名年纪比他大的同乡，多半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也想逃回家去。当叔叔所在的国民党军行至武汉蔡甸时，在他负责查哨卡的某一天晚上，他带着5个同乡放下武器，成功逃出国民党军，趁夜躲进汉江边上的一户人家里。那家里只有一个40多岁的老妇人，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杳无音讯的。她见叔叔他们几个人都穿着国民党军服，就说：“你们穿着这身衣服是走不出去的，抓住了就把命丢了。刚好我丈夫和儿子的旧衣服还在，你们换上他们的衣服逃回家去吧！”

于是，按照身材大小，5个人分别选穿了一套衣服。我叔个子最小，选的是那个女人小儿子的一套学生长衫装，很得体，戴上一顶礼帽，俨然就是学生。他们就这样沿着汉江，一步不停地走到了天门岳口。这里正是国共两军的交界地。

对于我叔来说，又一次人生重大转折出现了。

叔叔他们走到这里，被老百姓仍称为“新四军”（其实是解放军湖北军区）的部队在此设了哨卡，盘问过往人员，严查国民党军奸细。在过哨卡时，我叔等4人已过，但有一人被扣，经盘问后又把我叔他们追了回来。解放军在排除了他们是国民党军奸细的可能后，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解放军。如果不愿留下，就发路费回家。5人中只有叔叔未成家愿意留下，其余4人都选择了拿路费回家。从此，叔叔参加了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个时间比较准确的应该是1948年10月初。

叔叔参加解放军后，最初是没有换装的，还是穿着长衫礼帽。1948年10月3日，解放军江汉军区在我们家乡的小集镇三江口，对敌整编二十八师师部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叔叔作为未正式入编的解放军战士，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经过三江口。在这个小集镇上，家族里的一个伯祖看到了叔叔，双方没说话对望了一眼，点了点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叔叔被迫参加国民党军后，几个月没有一点消息，叔叔知道亲人很挂念，但他加入了国民党政权称为“匪”的部队，是不敢声张的，他的意思是让伯祖给祖父悄悄报一个平安。

当年我们家乡是国统区，拉锯战经过了几轮，参加了革命的人一旦被家乡国民党政权知道，家庭就会受到灭顶之灾。甚至在红军头次革命时，有人分了恶霸的几捆高粱梗，在革命力量退却时，全家也惨遭国民党政权杀害。叔叔参加解放军后，为了不连累家人，只能悄悄报平安。

那位在三江口看到叔叔的伯祖回家，立即找到我祖父，说：“有一个好事情告诉你，你要请我喝酒!”祖父笑着说：“你说是什么事，我请你喝酒。”伯祖就把见到我叔的事告诉了祖父。祖父很高兴，但怕隔墙有耳，嘴里却说：“你肯定是眼睛花了看错了!”

过了一天，我叔的部队经过总口，他看到家族里嫁过去的一个族姐，就直接喊了她，请她回娘家去告诉我祖父，他参加了“新四军”。那位叔叔的族姐虽然脑筋有点转得慢，但平时很重亲情，说要请叔叔到她家吃饭，叔叔说部队不准离开的，也就没去她家。为了完成族弟的嘱托，她专门跑到距离20多里的娘家找到祖父，把叔叔的消息告诉了祖父。祖父再一次证实了我叔的消息，别提有多高兴。但有人问祖父时，祖父总说那位叔叔的族姐：“她憨憨的，准是看错了!”

叔叔两次传讯息给祖父后，因为行军打仗居无定所，也为了不连累家庭，连续多年再没有与家里人联系。奶奶因为思念我叔，眼睛哭瞎，安排我父亲两次步行到恩施山区去找叔叔，那都是全国解放、社会基本安定后的事了。

三、出生入死干革命

叔叔参加解放军后备部队两个月后，所部就开进到宜昌兴山，换上解放军的军服，休整集训3个月。据叔叔生前说，那3个月解放军的生活很艰苦，主要吃土豆，特别是基本没有盐。因为家乡那时还没种过土豆，叔叔他们连队大多数人不知道带皮煮的土豆怎么吃，就是整个放进嘴里咬，后来还是一个四川的战友教他们剥皮了吃味道才好一点。

兴山整训结束后的1949年3月，叔叔就正式编入解放军战斗部队。根据革命史料记载，解放宜昌的战斗中，湖北的地方部队只有湖北军区独1师参加了，而叔叔正好在1949年7月参加了这场战斗，所以我推测叔叔加入革命队伍，最初就是被编入湖北军区独立1师的。

叔叔1948年10月参加解放军未正式编入部队，到正式整编，间隔了5个月。叔叔后来的所有档案中，参加解放军的时间一直是整训后的1949年3月。但在整训前，他以后备部队战士的身份也参加过一些战斗。

叔叔23岁时的照片

叔叔的军功章

叔叔的军功章

在枪林弹雨中，我叔先后参加了解放湖北的一些有名战斗。

1949年7月（叔叔《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证》上参加战斗记录为6月，应该是按农历记录的，或是6月就进入了战斗准备阶段），叔叔参加了解放荆州的江陵战斗。据叔叔生前对我讲，当时他们新兵较多的地方部队虽然已整训，但作为还未形成战斗力的部队，只安排了观战，以增强对真实战斗的感性认识，没安排他们直接参战。但叔叔的首战，居然阴差阳错直接参战了。

当时，因为解放军地方部队装备很差，没有重炮等武器，部队围住荆州古城后，一时还没有发布攻城命令。国民党军骄横惯了，认为解放军的地方部队奈何他们不了，经常站在古城墙上嘲笑解放军，并脱光衣服做出猥亵动作。叔叔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就与敌人对骂。当时天气已很炎热，国民党军士兵根本没有把叔叔他们放在眼里，纷纷将枪架到一边，脱光衣服跳到护城河里洗澡冲凉。叔叔他们部队的观察哨看到了，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认为可以趁敌不备偷袭一下子。大家一听可以直接参战，都热情高涨，虽是新兵居多，但都奋勇杀敌。许多敌人还没来得及爬上岸拿枪，就被击毙了，敌人乱了套。7月15日9时，主力部队发起总攻，用重炮猛轰东门，仅用1个多小时攻坚，就打进了荆州古城，解放了这座古老的城市。

解放荆州的战斗结束当天，叔叔又随部队马不停蹄赶往宜昌，参加了7月16日解放宜昌的战斗。8月7日，叔叔参加了解放秭归县城的战斗。10月30日（叔叔参加战斗时间记为9月，应为农历），叔叔随部队由秭归进入巴东，参加了巴东香炉战斗。11月3日（叔叔参加战斗时间记为10月，应为农历），叔叔随部队参加了巴东野三关战斗。巴东野三关战斗很激烈，叔叔曾给我零星讲过一些战斗片段，但因当时未记下来，现在已无从记述。

1949年底，在湘鄂边境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受到人民解放军严厉打击以后，有的投降了，有的潜伏了。叔叔所在的一线部队也被编入恩施军分区鹤峰县大队，长驻鹤峰剿匪和生产劳动。1950年春节后，暂时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叔叔任文书的鹤峰县大队1连，奉命开赴太平区茅坝乡开荒生产，从沙园到向家湾一带摆开了大生产的战场。经过一两个月的紧张劳动，全连开荒100多亩，翻耕了无人耕种的水田50多亩。但这种安定的环境，不久就被反动分子破坏了。他们加紧活动，暴乱四起，杀人放火，形势紧张。

一天下午，叔叔所在连队接到县大队部命令，因“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的部队包围了湖南龙山县城，要他们连迅速奔赴龙山解围。但部队赶到后，土匪已作鸟兽散。在宣（恩）鹤（峰）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对残余土匪进行清剿，叔叔所在连队和另一兄弟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原是国民党来凤县大队长、时任“反共救国军”第九纵队副司令覃介民所部。叔叔作为1连文书亲自参战，此战不仅毙伤土匪30多名、俘虏54名，还活捉了覃介民。这是叔叔参加剿匪的第一仗，更是精彩的一仗。

后来，1987年出品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热播，叔叔总是一集不落地认真看完，并给我讲述当年真实剿匪的凶险。他说最初剿匪时，解放军并不像电视中那样胸有成竹，而是格外谨慎，稍不留神，小股部队就会被土匪的游击战杀害。而剿匪时多数时间是不适合大部队行动的。他给我们看过腿上和另一处的弹伤，曾讲过一次他带着几名战友剿匪，被狡猾的土匪几乎团灭，8名战友，只有包括他在内的3个刚好出去幸存下来。

叔叔“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叔叔2021年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由于作战勇敢，能文能武，工作积极，也可能是剿灭土匪覃介民表现突出，叔叔在这一仗结束不久的7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授予叔叔“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其时叔叔已在党71年。

在剿匪之余，叔叔常常带领民兵进山打猎。一是锻炼体质，二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那时野生动物保护远没有人的生存重要，不说野猪必除，现在看来的虎豹等稀有动物也是被除掉的对象。

1954年八九月间，叔叔作为县人民武装部干部领导民兵在鹤峰县燕子区荞云乡打猎时，得到了4只虎崽。他知道虎只吃新鲜肉，就每天去买新鲜猪肉给虎崽吃。后来没有钱买肉了，他只能钓青蛙喂虎崽，但只有一只虎崽愿意吃青蛙而活了下来。几个月后，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韩东山听说了他喂虎的事，让他将这只虎送到省军区去。送走之前，他学着武松打虎的模样，和小虎拍了一张相片。虎也很配合，照片构图很好。这张照片一直压在玻璃板下面保存着，直到1957年叔叔成家。可惜，有一次婶婶倒开水不小心把照片打湿坏掉了，叔叔为此心痛了好多天。叔叔的喂虎经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他年轻时一身胆气，无所畏惧。

叔叔24岁时的留影

我曾看到过叔叔还有一件豹皮袄。据叔叔介绍，这也是民兵打的一只年幼的金钱豹的皮做的，是1958年他从供销社花了30元钱买下来的。当年的30元，也是不少的金额了。

叔叔的《预备役军官兵役证》

叔叔在军中的职务和岗位，我已无法查到更准确的原始记录。根据1958年5月16日湖北省鹤峰县兵役局发给叔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记载，1950年1月，我叔担任（鹤峰县大队一连）文书。1951年4月任民兵参谋，10月任（鹤峰县大队一连）副排长。1952年1月任（鹤峰县兵役局）干事，1953年任（鹤峰县兵役局）见习助理员。

根据叔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1954年11月6日叔叔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5年，叔叔作为排级干部也参加了解放军大授衔，被授予少尉军衔。但因为他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太少、授衔低，很不好意思，就没有佩衔拍过照，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授衔照片。

在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的环境中，叔叔幸运地活了下来。到1956年，他们部队长驻的恩施匪患基本肃清，11月份叔叔参加了湖北恩施军分区功模代表会议，12月份他和很多战友一样，正式复员退伍。根据1956年12月11日发给叔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证明书》记载，叔叔退伍时，任鹤峰县兵役局兵役科助理员。在鹤峰县正式转业，宣告叔叔军事战斗生涯的正式结束。虽然他仍然是预备役军官，但已脱离了一线战场，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融入人民成小家

转业后，叔叔先后在中共鹤峰县委、县民政局工作，那时他已25岁。这个年纪在当代显然还算青葱岁月，但在解放初期绝对属于大龄，婚姻大事需要考虑了。经人介绍，叔叔认识了当地一位19岁的土家族姑娘，也就是我后来的婶婶。

叔叔婶婶婚前照片

叔叔婶婶结婚时照片

婶婶14岁时，她父亲去世了。后来，在认识我叔叔后不到一年，婶婶的母亲又突然去世了。婶婶有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婶婶的母亲去世时，两个姐姐也已出嫁，婶婶的哥哥已成家有了孩子，无法负担婶婶他们三姐弟的生活，只好让婶婶带着弟妹生活。为了解决婶婶家的困难，叔叔和婶婶于1957年5月结婚，以便以女婿的身份帮助婶婶娘家。次年，叔叔的长子、我的大堂兄出生。

到了1959年底，叔叔被鹤峰县委任命为民主乡的乡党委书记，他需要经常下乡。为了解决婶婶一个人在乡下带我堂兄生活不方便的问题，叔叔找到县长，反映了相关情况。后来，组织上帮助将婶婶转为了城镇户口，并安排了工作。

当时全国许多地方浮夸风盛行，叔叔所在的鹤峰县也不例外。一些人夸报上缴粮数额，使得本来粮食就不足的山区粮食严重短缺。一次县委开会讨论上缴粮问题，县委书记、也是部队时的老上级要叔叔夸报上缴数，叔叔坚决不答应。他在会上公开讲，他所在的乡已有3个病弱之人饿死，再这样报，会让更多人饿死，就是撤他的职，他也不能夸报。结果，他在会上被批“右倾化”。平时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日记中写了饿死人的事。后来，日记被人看到遭检举，说他攻击党和政府，他又是一个倔强的人，不肯认错。加上他刚正不阿，在支部生活会上批评个别领导的作风问题。因此，在种种因素影响下，组织对他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后来，随着党和国家全国范围内反浮夸，组织取消了对叔叔的处分。

1960年上半年，婶婶又生了大堂姐，叔叔家就有了两个小孩。

196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作出指示，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机关事业单位精简，鼓励城镇人员主动申请回原籍落户。因为婶婶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自然被单位精简掉了。

这年夏天，婶婶没有工作了。叔叔考虑两个小孩，靠他一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很困难，加上奶奶因思念叔叔，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这动了他的思乡之情。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回到潜江老家的申请。此时，中共鹤峰县委已经决定安排叔叔担任鹤峰县城关镇武装部长，不同意叔叔回潜江老家去。县委书记怕他偷偷跑回老家去，专门派了一个县委的通讯员守着他。这个通讯员是叔叔的连襟，县委书记也让他做做叔叔的工作，让他留下来。但叔叔去意已决，就在这年夏天回到了潜江老家定居。

五、回故乡尽显本色

叔叔回到老家，被上级安排担任大队支部书记。他不改部队本色，严于律己，一心为公，带领一两千名社员增产增收，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大队支委中，有几个是和他一样公正无私的老党员，也是他的好同志。他依靠这些和他一样想干事业的人，带领干部群众学习大寨经验，苦干加巧干，将大队原有耕地平整、优化，大兴水利建设。在他们的努力下，整个大队完成了台基地的“盘弯取直”，解放了大量闲散土地，改造成农田，大队90%的耕地成为了高产田。他们成立了大队的农业科研所，让一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研究农科技术和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们把一个人多收成差的落后大队做成了全县的先进典型。

197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图片消息报道了本大队三小队社员在田间劳动的新闻，轰动一时。因为在潜江县历史上，农村基层管理从来没有在中央媒体上宣传表扬过。1977年1月，本大队被潜江县委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大会授予“大寨式大队”先进称号，一时前来参观学习的农村基层干部络绎不绝。那时我还小，但当年一天同时来许多台大客车的参观队伍，也让我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时期，叔叔因为坚持原则，疾恶如仇，也受到了冲击，运动中被一些“小将”逼打，不得不躲到外地2个多月不敢回家。但叔叔也团结了一批人，培养了一批人，把大队的资产增加到了当时比较高的水平。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叔叔也采取了有效办法。对一些好逸恶劳、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社员，如果屡教不改，就安排到大队学习班，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这个与司法机关判刑坐牢是不同的，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做比较重的体力活，比如砖瓦厂的和泥、扳砖等，由大队派民兵监督。一般以1个月为周期。如果表现好了，就可以回到小队参加生产劳动；如果表现不好，就继续“办学习班”。虽然现在看起来，这种办法有侵犯人权之嫌，但当时这样的办法和游街等办法一样，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这样做了，大队正气上升，邪气没有存在的环境。叔叔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与传统乡村管理方法相融，创造性地发展了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在本大队乃至本公社、本县人民心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多年以后，我在远离老屋的地方遇到其它乡镇老一辈的人，他们听说了我家在哪里，很多人就会问到叔叔现在在干什么。可见，叔叔当年是一个知名人物。

1979年叔叔因落实政策重返鹤峰工作之前，他专门邀约大队党支部全体支委，聚了一次，特别强调了他办好集体经济的设想，交代他们一定要发扬好的传统，克服不良作风，把大队经济越办越好。

叔叔卸任大队支部书记时，大队仅账上的流动资金就有20多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11个小队各队账上都有万元以上的现金存款，大一点的小队甚至有三四万元的现金存款，每个小队都有数十间的仓库、养猪场，一半的小队还添置了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大队副业也办得有声有色，已经经营得有点规模的副业有油榨房、米面加工厂、砖瓦场、种猪场、代销点、缝纫社、铁匠铺。还有一支拖拉机服务队，已有大型拖拉机3台，“康麦因”大型脱粒机（打麦子用）2台，在农忙时节不仅能完成本大队的生产任务，还利用空闲支援周边农场等人少地多的地方，为大队创收。社会服务机构有：1间大队医务室，医生护士5人，可以做简单的手术；1所小学初中连办的学校；大队文艺宣传队已排出革命现代京剧，经常到周边大队巡回演出和到公社汇报演出。大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丰富大队干部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1976年他安排专人将县里奖励给大队的匈亚利产19吋黑白电视机，每晚放在大队部供大家观看，引来周边几个大队的人前来看稀奇，每天人山人海持续了半年多。因为那个年代，不说这么大的电视农村没人见过，就算听说过电视是什么的人都是极少的。

他走到哪里都关心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后来他重返鹤峰后，在鹤峰县五里坪粮管所和供应公司工作时，也都办有“职工之家”，购置了彩色电视、克朗球桌等娱乐设施，组织了很多娱乐活动，无论是职工还是家属都可以去玩。

在他的心里，群众的工作生活幸福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六、落实政策再出发

1979年初，随着党和国家新的政策出台，叔叔一家由农村户口恢复为城镇户口并安排工作成为可能。叔叔在战友的提醒下，前去原工作的鹤峰县委、县武装部等单位，反映自己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的诉求。

在研究他诉求的县委会上，巧合的是8个常委，竟然有7个是他曾经的战友，有上级，有下级，还有同级。在这些战友的帮助下，叔叔一家于1979年11月正式离开潜江老家，返回鹤峰。

最初，组织上因为干部岗位没有空缺，就安排他到乡下的五里坪粮管所当主任。他二话没说，就到任了，一直工作了三四年时间，把这个所管理得井井有条。之后，他被任命为鹤峰县粮食局供应公司经理。1986年，已经55岁的叔叔退居二线，任鹤峰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60岁退休。

叔叔重返鹤峰后，初心不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身正气。在鹤峰县粮食局供应公司任经理时，单位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年轻人，从来不服其他领导管，唯独只要看到叔叔走来了，他们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叔叔只是看他们一眼，并不说话，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惧怕他。后来，其中有一个小年轻得心脏病去世了，别人都夸张地说他是被叔叔吓死的。

1991年叔叔退休。在他的离退休待遇上，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他作为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是完全具备离休资格的。但由于世事沧桑，他中途回到老家脱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这段工龄是中断的，因此他未能以离休干部办理手续，但组织上对他的其它待遇基本上都是按离休处理的。好在他很豁达，并不计较。他说，比起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他能活下来，并且孙儿环子，他很知足了。

七、老骥伏枥度春秋

叔叔退休的1991年当年，他和婶婶就回到了潜江老家。不知是遗传基因决定，还是当兵的锻炼所赐，叔叔除了中年时就有的高血压病，身体其它方面都很健康。

可能是当兵养成的习惯，叔叔年轻时喝酒厉害，据说是用大碗喝白酒的人，至少一斤的烈酒量；抽烟也很厉害，在我的印象中，计划经济时代，他也要通过朋友批条买烟抽。我第一次知道有过滤嘴香烟，就是几岁时在叔叔桌子上看到的。那时湖北最好的香烟就是带过滤嘴的“永光”。

不过，那时叔叔不常抽这些高档烟，平时抽的主要是“大公鸡”和“游泳”两种中低档烟。那时县委书记很欣赏叔叔，只要有省里有军队背景的领导来县里检查工作，县委书记大都会找担任大队书记的叔叔去作陪。可能“永光”这类高档烟，就是去县委时别人送给他的。

回到老家，他和婶婶除了初期的走亲访友，以后就是在老屋后的菜地里种菜，在田地里转转。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早上会骑着车在田间地头转一大圈。有时到离老屋不远的三江口吃早餐，然后给婶婶带点早餐回家。多数时间是婶婶在家做饭吃。

叔叔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他家里有两书柜的书。可能是战争对他的影响太深，他最多的书就是与近当代革命史相关的著作，战争题材的居多。在我的印象中，在他离世的前5年，我回老家去看他时，他也总是手拿书本和放大镜在努力阅读。只是5年前的高血压、前列腺炎致癌等疾病，摧毁了他的健康，此后他才不能阅读了。

记得我少年时看过的第一本革命回忆集《红旗飘飘》，后来看的深刻反映大事变的纪实作品《皖南事变》，时政《谁来承包中国》等等，都是从叔叔的书柜里找出来的。在阅读物严重缺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叔叔曾对我说，他百年归山后，他的书籍就给我。现在，信息大爆炸，我已能通过网络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所以不再有精力阅读这些纸质书了，但叔叔当年的心意我还是领了。

叔叔年轻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日记曾给他带来过伤害，但他回到老屋后，仍然隔三差五地记日记。他去世后，大堂兄将他几十年来记的日记带走了，他说想看看叔叔日记里记了一些什么。我想，叔叔的日记里，一定有炮火连天的硝烟味，一定有多年远离父母的思亲情，一定有人生低谷与命运抗争的写实，一定有为党和人民工作时的激情流露……

2017年夏天，叔叔的前列腺炎越发严重，到了无法排小便的程度，痛苦万分。堂兄和堂姐把叔叔送到潜江中心医院检查，明确是癌变了。当他们提出让医院给叔叔做手术时，因为叔叔年事已高，可能是医院怕上手术台后发现癌已扩散，不好向亲属交代，拒绝了手术要求。后来，堂兄联系了在江汉油田五七医院的一位熟人，他们答应给叔叔做手术。但叔叔认为年纪已大，不愿去做手术，后来还是我父亲千劝万劝，他才答应了做手术。手术后，我觉得叔叔来日不多，通知我妻专门从外地赶回潜江，和我一起去探看叔叔，当时感觉他身体和精神状态恢复得都很好。

此后，叔叔在婶婶和儿女们的精心照顾下，还算平稳地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4年多。2021年I0月28日，叔叔再次入院治疗后，出院回到老屋，就卧床不起了。两个多月后，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临终前，小堂兄在他的旁边，但大堂兄远在外地，不在潜江，叔叔睁着眼睛不肯闭眼，直到堂姐告诉他大堂兄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他才不舍地闭上了眼睛。

八、亲情涓涓润心田

叔叔从小与我父亲兄弟相睦。有一次，祖父带着还是少年的我父亲在粟田锄草。农民都知道，粟苗间距不宜过密也不宜过稀，我父亲一不小心，将一棵不该锄掉的粟苗锄掉了，祖父二话没说，就一挥锄头斗到我父亲腿上。刚好叔叔下学回来看到这一幕，就和祖父大吵了一架，说祖父不看重人，只看重粟苗。叔叔与祖父吵过架后，还赌气到不远处的我大姑妈家住了几天才回家来。后来，我父亲成家生了我哥，全家人都对我哥宝贝不已，叔叔也特别喜欢他。在叔叔还未离家当兵时，叔叔从私学回家，总是把尚在婴幼儿时的我哥顶在头肩上玩耍。

叔叔离家当兵后，有几年没有一点音讯。我奶奶天天牵挂，常常痛哭流涕，后期甚至哭到失明。新中国成立，在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后，1954年春，我父亲按奶奶的安排，带着干粮和盘缠，先步行到沙市，再从沙市坐船经水路到宜都，再步行到鹤峰去。那时，匪患基本肃清，山里民风纯朴。父亲的旅途上，没有什么客栈和餐馆，基本上都是在乡里人家住宿吃饭。他叨扰的人家，都没有要钱的。为了赶路，父亲常常夜晚都在山路上走。他不知道的是，那时鹤峰一带虎豹等猛兽很多，实际上晚上独行是非常危险的。在我父亲见到了我叔叔，将要回潜江时，叔叔特别交待我父亲，要他夜晚早点住宿，不要赶路，怕碰见老虎豹子危及性命。我父亲后来讲述这段经历时说，去的时候不知道虎豹的事，一点都不害怕，回来时听说了之后就很怕了。

我父亲一路上风餐露宿，走了1个多月，终于找到了叔叔的部队。兄弟相见，泪眼相向，自有诉不完的亲情，道不完的别情。叔叔那时还未结婚，安排我父亲在鹤峰玩了几天，我父亲就又回家了。

我父亲第二次去鹤峰看叔叔，那已经是1958年，叔叔和婶婶已经结婚。由于沿途道路得到了整修，加上我父亲去过一次，对行程比较清楚，因此再次去鹤峰只用了20多天。叔叔问了家里的情况，我父亲告诉叔叔，奶奶很想他。可以想象，儿子离家10年，母亲未见一面，那是何等痛苦的煎熬！我父亲第二次去看望叔叔，让叔叔对故乡亲人更加悬念。

叔叔和几个堂姐的亲情交往，也是做得很到位的。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大人们带我们到那么多姑妈家走亲戚，或者姑妈来我们家走动，从来没有感觉出这些姑妈有什么区别。那时娘家该尽到的礼节，我父亲和叔叔都尽力做到了。直到我成年后，才从长辈们讲述祖辈的故事中，知道有3个姑妈是我们的堂姑妈。我父亲和叔叔为了让这3个姑妈感受到娘家的温情，总是对她们家的孩子特别看重，也特别细心地处理与她们的交往。我父亲和叔叔与亲姑妈们在岁月的长河里，曾发生过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他们与3个堂姑妈，是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

现在，叔叔凋零后，父辈的那么多兄弟姐妹，就只有94岁的我父亲还在。在叔叔去世后，我父亲到场，静静地坐在一边。他那悲伤的神色，浑浊的眼光，是对叔叔离世的不舍，更是对往日亲情的回想。

叔叔从1957年5月与婶婶结婚，到他离世远去，已共同生活了64年。叔叔脾气很暴躁，但他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婶婶，这在他们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婶婶由于年轻时营养不良，不幸罹患了当时被判为绝症的肺结核病。但叔叔不离不弃，积极帮婶婶治疗。后来随着抗结核新药的发明，婶婶的病灶钙化，奇迹般地治愈了。叔叔和婶婶无论是在鹤峰还是在潜江，无论在叔叔顺境时还是逆境时，都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可以说，叔叔对婶婶的呵护，为我们晚辈做出了表率。

叔叔和婶婶育有两子两女，有两个孙女，孙子、外孙女、外孙子各一个，还有4个重孙辈。他的侄男侄女、外甥内侄有几十人。他的一生中，虽然对晚辈多数时候是和颜悦色的，但有时也威严相加。因此，晚辈对他除了亲近，更多的是敬畏。

可能因为叔叔对家中的男孩子教导得特别多，有些人就觉得他重男轻女，其实他是重男不轻女。他对两个女儿和5个侄女都呵护有加，对孙女和侄孙女也充满怜爱。两个堂兄小时候都曾挨过叔叔的揍，但他从小把堂姐和堂妹都看得很娇，从来没有打过她们。他在闲暇时，会带堂姐妹玩，教她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歌剧《白毛女》上的歌曲《扎红头绳》。他到鹤峰县五里坪粮管所工作时，堂妹已经13岁上初中了，但晚上到别处看完电影回家，都还要叔叔背回去。

叔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教育我们，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华民族，让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我们的家族也只有在新中国的好环境下，才会摆脱地方势力的欺压，过上快乐的生活。因此，他劝说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并取得美国绿卡、工作8年的大孙女、大孙女婿回到祖国，报效国家。在2018年，他的大孙女一家终于回到国内安家，并成为南方某重点大学的国家科研项目的学科带头人。这次叔叔去世后，他的大孙女婿虽然是科学家、教授，仍然赶回来，按乡俗参加了叔叔的出殡安葬礼仪。我想，叔叔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

叔叔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叔叔在我的生命里的一件件“小事”，仍然让我铭记在心。

在我6岁时，我意外受伤流血不止，是叔叔和另外两个大人将我用双手平抱到几里外的卫生院，医生及时做手术，才没有造成大的后果。我至今还记得，我流的鲜血把叔叔的一条发白的黄裤子染了一大片。因为这件事在我成家生子前，都是我的心病，所以当天的记忆印象深刻。

我们小时候，吃肉的机会是不多的。我记得第一次吃薰肉，就是叔叔叫上我吃的。那年我10岁，婶婶娘家从鹤峰给他们带过来了一刀薰腊肉。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肉，很好奇。有一天晚饭时，婶婶给叔叔做了一小盅蒜苗炒肉，叔叔正在喝酒。我在不远处玩，叔叔看到了，知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山里的特产，就叫我过去，让我吃薰肉。虽然我还很小，但我知道克制，尝了一小块，那味道太好了！但叔叔让我再吃时，我怎么也没吃第二块。多年以后，每当我再吃薰肉时，都会想起叔叔让我第一次尝薰肉的情景，总是觉得那次薰肉的味道是最美味的，后来吃到的薰肉再好也不如当年的味道。因为记忆里，这块小小的肉片融入了亲情。

还有一次，我初中一年级上完下午课，接着上完夜自习才回家，饥肠辘辘。此时，我母亲沿屋前的水渠寻她喂的几只鸭子去了，门锁着，我进不去。叔叔工作比较晚，才回家来，正坐在房门口吃饭。他看到我，就叫我和他一起吃了饭。不久，我母亲回家来，叔叔说她：“鸭子比人还重要吧？人都不管，找什么鸭子？”我母亲说：“人不会跑掉，鸭子不寻就找不到了。”

我结婚前写信给叔叔，报告我要结婚了。他不方便回老屋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在鹤峰花300元买了三张棕绷床，专门托人运到我那时工作的乡政府，其中有一张床就是送给我作婚床的。100元买的棕绷床，这在当年是很好的床了。这张床，我让人打制了床架，从结婚到离开老屋，一直睡了10年也完好无损。

另有一次，我要办一个与工作有关的手续，需要支付1200元费用。当时我手上没有这么多钱，但又不得不办。我妻跟婶婶谈起这事，婶婶跟叔叔说了，叔叔就主动跟我说，借给我1000元钱，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不着急。几个月后，我就将叔叔借我的钱还给他了。我在想，也许没有叔叔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想别的法子解决，但叔叔主动帮助我，让我心里温暖了许多年。

2018年我母亲去世后，为了留住老屋场，我打算在老屋后做一栋楼房。做房子的时间拖得很长，历时大半年，而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跑到老屋来与做屋的师傅沟通，有时吃饭就顾不上了。婶婶就总是做好了饭，到我工地上叫我去吃饭。婶婶也是8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过多打扰她，但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喊我去吃饭。叔叔在我去吃饭时，总是陪着我，安详而温馨。

在平屋场时，哥哥家屋后的一棵大柳树很大了，放树的老板认为只有往一个方向倒才行。而那个方向，正好有一棵小水杉是叔叔家的，必须放掉才能保证安全。我与婶婶商量时，婶婶说叔叔同意就行。结果，叔叔怎么也不同意放那棵树。我只好多花了1500元，请了一台吊车，一节一节将这棵大树吊下来，这才完成了平场。

为这件事，婶婶知道我心里肯定不舒服，一直告诉我不要怨叔叔，说他老糊涂了。我怎么可能怨他呢？只要能花钱解决的事，解决了就行。毕竟叔叔婶婶是有恩于我的，我要记着他们的恩情，忘记不愉快的事。此后，我依然每次回老屋时，都去看看叔叔婶婶，陪叔叔坐一会，聊聊天。半年后，我离开潜江，到儿子所在的城市去了。此后两年，因为新冠疫情等原因，我们很少回老家去。

一次，我妻带孙女回老屋，婶婶一定要给孙女100元红包。本来我和我妻在回去之前就说好，不能要他们的钱的。但婶婶执意要给，我妻就收下了。我们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这表达了婶婶对我们后辈的关爱。刚好过了几天，婶婶过生日，我妻要给婶婶200元让他们买点吃的东西，婶婶推了半天不肯接受。我妻说，我们一出门就很难看到叔叔婶婶了，让她一定收下我们的一点心意。婶婶这才收了下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进行着对叔叔婶婶的亲情交流。

回想起来，自从我和我妻1996年搬离老屋至今25年，我们每次回到老屋，都要带点小食品或是水果之类的东西，到叔叔家里去坐一坐，看看叔叔婶婶。婶婶总叮嘱我们不要买什么东西，两个小孩读书花钱多，不容易。但我们依然按我们的意思办，不为别的，我们就是不忘叔叔婶婶施予我们的恩情，希望亲情不淡。

现在叔叔不在了，我也远离了故乡。但回想起叔叔婶婶对我们的好，我总是感动不已。叔叔对我的亲情可能只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刻意为之，但在我最消沉的时候出现，就像大旱逢甘霖一样滋润人心，让我永生难忘。

九、含悲戴孝送叔叔

1月7日凌晨得知叔叔去世的消息，我归心似箭。时间刚到铁路部门开放网上购票的凌晨5点，我就抢到了动车票，草草下了一碗面条吃完，就出门了。来到楼下，天上的雨仍然沥沥淅淅地下着，只是比前一晚小了许多。因为儿子媳妇要上班不能开车送我们，我们就冒雨坐出租车赶到火车站，上车后中间再转一次，历时近5个小时，就到了故乡。堂姐夫专们开车到车站，接我们回到了老屋。

也许，老家没有人觉得我们是冒雨回来的。因为故乡没有风雨，有的只是一片艳阳天。

我们到了叔叔的灵堂，给叔叔上了香，作了揖，叩了首。晚饭后，我和一位长我9岁的表哥坐在叔叔遗体边，给叔叔守灵一夜，也共同回忆了叔叔及长辈们施予我们的恩情。

根据道士先生的安排，叔叔是1月8日上午11时出殡。叔叔的几乎所有成年后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悉数到场。我全程参加了叔叔的抬灵出殡、拉纤、将叔叔送入火化炉和火化后回家迎像接灵、安葬的所有仪程。

当我看到戴着白色孝帽、穿着白色孝衣、系着白色孝巾的队伍，站在灵车前白色的纤布圈中缓缓移动时，当我看到堂哥举着叔叔遗像悲戚地走在前头时，我觉得这是叔叔一生最圆满的结束。

对自己亲人的亲情表达，莫过于他们的生老病死，你都在场，你都用你的微火燃烧让冰冷变得温暖，你都用你的微力付出让沉重变得轻松。

送叔叔最后一程，是我妻早就对叔叔许下的诺言。只是因为琐事纷纭，她未能在叔叔生命之末亲自侍汤弄药，成了她的一大遗憾。叔叔离世，我和妻赶回故乡，并不能将叔叔唤回；我们赶回故乡送他最后一程，也不能显示叔叔形象更加高大。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做了，会让我们对叔叔的感激之情得到更好地释放。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叔叔，我们永远怀念您！

2022年1月9-17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