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女四号的扮演者

来源中国军网综合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伴着这首耳熟能详的《红梅赞》，大型民族歌剧《江姐》与它所塑造的光辉形象，带着一缕红梅的清香，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歌剧《江姐》历久弥新，持续散发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永恒光辉。红岩精神、红梅品格带着在生死考验中铸就的红色基因，在华夏儿女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深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对于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强军文化也带来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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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一个民族的心灵雕像

■章文曌

歌剧《江姐》经典场景“绣红旗”

2017年12月，江苏无锡，第三届中国歌剧节。空政文工团歌剧《江姐》作为唯一获邀在优秀剧目板块展演的军队作品，再一次绽放异彩。舞台上下、剧场内外，《红梅赞》的旋律久久回荡，慕名而来的观众络绎不绝……

这是歌剧《江姐》自2007年第五次复排以来的第118场演出，也是自1964年首演后的第1064场演出。这期间，江姐的扮演者万馥香、蒋祖缋、郑慧荣、孙少兰、赵冬兰、杨维忠、金曼、铁金、王莉、伊泓远、哈晖、曲丹等五代空军文艺工作者，经历了整整50多年的接续传承。舞台上演出的王莉，正是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主要代表。

红梅绽放，几度芳华。回首歌声飘过的岁月，曾经的艰辛与辉煌，曾经的坚守与执着，仿佛仍在耳畔回响，给后来者以遐思和力量。

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

空政文工团一直有歌剧创作的传统，在《江姐》之前，就推出了《钢筋铁骨》《王秀鸾》《打击侵略者》《董存瑞》等一系列歌剧。由阎肃编剧、羊鸣与姜春阳作曲的小歌剧《刘四姐》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然而，在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时，空政文工团的作品在剧目质量和社会反响方面相比部队兄弟单位仍有一定差距，这令当时的空政文工团特别是创作组成员背负着相当大的压力。歌剧《江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创作的。它寄托着创作者迎难而上、实现超越的信念，也寄托着空政文工团成就大作品、推出时代经典的深深期待。

在歌剧《江姐》推出之前，当时全国已经有几十个版本的《红岩》剧目在上演。即使如此，阎肃依然对歌剧《江姐》的创作充满信心。阎肃在山城有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这使得他对四川的乡土风情、反动统治下的大众疾苦和地下党员英勇斗争的情况十分熟悉。当这种得天独厚的艺术视角投射到革命先辈淬火砺金的奋斗历程中，作者便能透过1949年前后那翻天覆地的历史节点，深刻地反映革命斗争的精神与本质。

这一年，阎肃带着《红岩》小说，在结婚后第一次探亲休假连去带回20天的时间里，写了18天的剧本。可谓是：“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

1962年10月剧本初稿完成后，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位作曲家便全身心地扑向音乐创作中。

这一稿一个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写

“如醉如痴如狂”，这是当年几位年轻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状态。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首唱秦万檀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姜春阳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作曲，手中一边写，口中一边哼，两手还不时打着拍子，就像指挥一个大乐团似的，晃得床板嘎吱嘎吱响。同屋的人劝他歇一会儿，他依然边打拍子边唱，如同走火入魔了一样。作曲羊鸣回忆当时的情景感叹：“其间的过程如同炼狱一样艰难，每个细胞都得处于兴奋状态，体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时不能动感情，一动感情就哭，压力大得都快神经错乱了。”

凝聚心血的初稿完成后，空政文工团组织了第一稿的作品审查会。参加审查的同志普遍反映《江姐》在文学上站住了，有人物、有情节、有层次、有高潮。而对于谱曲，大家仍不是很满意，觉得旋律不好听。会议结束时，时任空政文工团政委陆友做了结论：“剧本还要修改，这一稿音乐全部作废。一个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写。”政委陆友是鲁艺音乐系二期学员，其他几位领导黄河、牛畅、刘敬贤也都是独当一面的作曲家，他们深知《江姐》的音乐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当年几位年轻人在走出会议室的片刻在想什么，但当时那份落寞直到多年过去，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

重整行装到全国采风

尽管作曲们思想压力很大，但他们并没有灰心，而是觉得有能力、有信心围绕“新”字创作。就这样，几位主创再次振作精神，重整行装到全国采风去了。

怀揣着剧本的主创们，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的亲属，走访健在的川中地下党员，再次加深了对于剧中人物的理解。

在音乐方面，羊鸣等人先后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扬琴、金钱板、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民间说唱音乐。当然，他们不只是单一地学几段唱腔，找几段素材，而是在积淀着悠久中华文化的地方戏曲中，学习与民间音乐有关联的所有知识。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当几位作曲将这种化民族音乐于人物刻画之中、不拘一格又极具民族风格的创新实践再次进行汇报时，终于得到文工团上下的一致认可。

在初稿一个音符也不要的情况下二次作曲，无异于从倒塌的废墟中重新规划另立新楼。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曲折，才夯实了《江姐》音乐深厚的根基。几位年轻创作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秉持着一种韧劲，一步步让歌剧《江姐》不断迈向艺术精品的境界。

《红梅赞》上报给刘亚楼司令员，他当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1963年9月，作品通过审查后，《江姐》进入了试唱阶段。排练伊始，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文工团提出八个字的要求：精雕细刻，打造精品。

文工团人尊敬刘亚楼，不仅仅由于他是空军司令员，更由于他深谙文艺创作的规律。对于歌剧《江姐》的修改提议，大到主题结构，小到唱词唱腔，他总能够说到点子上。从剧目创排到后来走遍全国，刘亚楼关于《江姐》的批示多达52次，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演出情况，甚至在逝世前的病榻边依旧放着《江姐》剧本。

刘亚楼最先提到的问题就是主题歌的创作与打磨，他认为主题歌没有成为全剧的主旋律，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戏曲和民歌，也可以移植和摹仿，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刘亚楼的意见，得到创作者的深深认同。与此同时，创作主题曲的任务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天傍晚，创作组几个人散步，阎肃拿出一个朋友约他写的《红梅赞》，跟大家讨论。词还没念完，就被三位作曲抢走了。“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伴随一个个深情动人的字符，作曲羊鸣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在成都听到过的四川清音、在杭州听到过的丝弦弹唱……经过一系列反复的试唱、加工，一曲形象鲜明、曲调优美、情感深沉的《红梅赞》终于定稿。歌曲很快上报给刘亚楼司令员，他当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红岩上红梅开”，简单的6个字，把中国文化中象征不屈风骨的红梅形象，和中国共产党人追求革命理想的伟大品格艺术地嫁接起来，不但成为革命者高洁品质的象征，也成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形象化宣示。

这首歌不仅成为了江姐的化身，也为其他很多唱段提供了动机，成为整部歌剧音乐的支点。熟悉这部歌剧的人会发现，很多段音乐的起始都与《红梅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排练场的驻地，创作者们听到演员在唱，孩子们在唱，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一边和面一边唱“红岩上红梅开……”，这使创作者们对于主题歌充满了信心。

冲出三峡到海洋

1964年9月4日，历经上百场的内部试演，空政文工团在中国儿童剧场面向公众首演歌剧《江姐》，连续演出的26场，场场爆满。

1964年10月1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演出。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观看《江姐》的消息和同演职人员合影的照片。随后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阎肃，并赠给他一套亲笔签名的精装《毛泽东选集》，勉励他写出更多的作品，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阎肃坚定地说：“我一定好好努力！”这脱口而出的七个字成为阎肃践行一辈子的诺言，而那一光荣时刻，更化作了空政文工团永远的珍贵记忆。

“冲出三峡到海洋”这句《江姐》开场川江号子中的歌词，描述的是滚滚东去的长江，似乎也预示着《江姐》在后来数十年的辉煌。

在为中央首长的演出得到肯定后，歌剧《江姐》开启了全国巡演。一年间为部队、党政机关、工厂、学校等公演257场，成为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景象，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的奇迹。

经过“文革”期间10余年的沉寂，1977年5月23日，空政文工团经过修改重新上演歌剧《江姐》，1978年又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1984年，在《江姐》首演二十周年之际，歌剧《江姐》第三次复排。1991年建党70周年时，歌剧《江姐》作为献礼剧目第四次复排。2007年《江姐》五度排演时，压缩了半个多小时的篇幅，修改达265处，删减2430字。正是这种持续的、流动中的常演常新，为《江姐》曾经和现在的辉煌，作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注脚。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五代《江姐》开启了大范围的基层巡演。和半个世纪前一样，《江姐》所到之处，立刻掀起红色旋风。不少单位以上党课的方式重温经典。原空八军副政委邱汉文看完演出后，拉着“江姐”扮演者曲丹的手激动地说：“60年代我就看过《江姐》，今天有幸再次观看，依然能感受到《江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剧《江姐》跨越半个世纪的五度唱响，就这样在老人家朴实的言语中如此有历史感的二次相遇。

并非尾声

五十余载斗转星移，当年的年轻人很多已然两鬓披霜，编剧阎肃、作曲金砂两位主创已经故去，而舞台上一代代演员却用青春，诠释着江姐永远年轻的形象。

《江姐》让我们在重温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清晰感受到在那艰难岁月里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向死而生。这就是《江姐》的可贵之处。50多年间的每一次复排，它都把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追求，用艺术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使得它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超越了一般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给人们带来了绵延半个世纪的心灵震撼。

在歌剧《江姐》一路走来的历程中，许多经实践检验的艺术创演规律，许多在波折反复中凝练总结出的启示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与遵循。正如空政文工团团长张天宇所说：“歌剧《江姐》走到现在，我相信还会有第六次、第七次复排，空军的一代代艺术家也应该把这部歌剧一直演下去。”诚哉斯言。大潮浩荡，变革云涌，历史的演进和文艺的发展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江姐》早已超越了一部剧作本身，它不断迭代的过程，正是延续艺术薪火、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而播火者，永远都在。

（文中图片由郭幸福拍摄）

与经典相逢

——从歌剧《江姐》谈起

■栗振宇

歌剧《江姐》在50多年时间里历经5次复排，“江姐”扮演者已经延续到第五代，这种景象在当代文艺史上，可谓鲜矣。

50多年来，歌剧《江姐》从一部文艺作品，逐步累积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江姐”这个人物形象，也成为人们心目中有着丰富精神意蕴的文化符号。歌剧《江姐》50多年的传承过程，就像一条不断延伸的林中路，印刻着一代代军事文艺工作者随时间坚定前行的足迹，也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红色文艺经典在国人文化接受中的分量。不管何时何地，每一次与它相逢，它总是能让人迅速进入到一个独特的世界，不由得心潮涌动，从心底生发起超越现实的深度思考和精神力量。

这就是经典文艺作品的魅力，回想我们民族的悠久绵长的文化史，从远古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开始，那一部部文化经典，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让我们怦然心动？就是因为这些文化经典以一种属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审美方式和视角，总能扣住人的心弦，激起人的情感共鸣，让人在迷茫中找到坚定自信，在风雨沧桑中得到挺起脊梁的力量。它们携带着个性鲜明的文化基因，共同构筑起我们民族的文化山河和精神家园。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的精神家园里。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与经典相逢，就是一次文化返乡。常与经典相逢，就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

常与经典相逢，在当前多元文化生态下，尤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多元语境下，文化选择可以多元，表达方式可以多样，但多元与多样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选择的自由，与之伴随的还有选择的艰难，作别传统的不安和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多元文化覆盖下的心灵呼唤，恰恰是对精神支柱的强烈要求。而经典文艺作品所提供的，正是一种强大精神支撑。它如同烛照心灵的灯火，引导人们自觉从纷繁复杂中剥离出来，进入到关于价值与人生的思考之维。特别是那些经过时间洗练的红色文艺经典，其讲述的故事离我们并不久远。每一次与它们相逢，其实都是在与我们的来路对话，与无数英烈的灵魂对话。“什么是信念，应该坚定怎样的信念，并为之艰苦奋斗？什么是英雄，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英雄，为什么事业奋斗才是英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幸福生活从哪里来，怎样奋斗最幸福”等，都将在这种对话中获得答案。歌剧《江姐》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却能够在90后甚至更年轻的群体中获得认同，就生动说明这一事实。所以从根本上说，与经典相逢，收获的是自我体认，激起的是文化自信，找到的是文化之根。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相信歌剧《江姐》将不断续写新的故事，相信更多人将在与经典相逢中获得力量，成就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