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中的历史文化,汉中人文历史

这些年，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日趋活跃，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渐受关注，特别受旅游拉动消费、拉动经济观念的驱使，为吸引公众，各地纷纷追溯文化渊源，诠释文化内涵。汉中理所当然的未能例外。作为一座名著史册2300多年的城市，汉中在这股浪潮中是能够一展风采、左右逢源的。

首先，汉中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汉中是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现有的111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有的曾被各朝帝王选作都城，有的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重镇，有的曾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的因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而享有盛名，有的则因出产精美的工艺品而著称于世。汉中跻身其中，应属当之无愧。其一，汉中是古人类早期生息繁衍地之一。汉中境内梁山龙岗寺遗址，散布着距今约30万-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等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中期的仰韶文化遗址、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更是广有分布。其二，汉中建城年代久远。历史研究表明，“在春秋时代，国君所居的首都——国，卿大夫所居的大邑——都，都有城的建筑。”“战国时代各国已普遍设置郡县，县筑有城，城中有市。”

汉中的南郑城（今汉中市东）筑于战国早期的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当时各国所置县、所筑城池总共也只有数十个。其三，汉中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事，且历史没有断代。两千多年来，这里成就了刘邦兴汉、刘备称王、诸葛亮攻魏、唐德宗驻跸张平叛之势、吴玠吴璘刘子羽抗金、民国时训练抗战将士等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自东汉建武六年南郑作为汉中郡治始，历为州、府、道、路治所，从未中断、衰落过。历史上一些名城，有的难以寻觅了，如楚国古都丹阳；有的重要性改变了，如秦先祖迁居的汉唐亦为名地的雍（今陕西凤翔县西南）；有的被黄砂覆盖了，如汉唐楼兰国（今新疆境内）；有的被大水吞没了，如汉初张良的封地留（今山东微山县微山湖中）。相比之下，汉中则幸运得多。

其次，汉中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氐羌文化的交汇地和过渡地带。在中国古代，北方和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政治地位、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以传说中黄帝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和夏商周三代立国范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原文化，是当时的主体文化。此外，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江、汉、淮水之间以古代楚人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文化，西部地区古代氐、羌族人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陇南、川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和其他各种形态的文化也异常活跃。地处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上游的汉中，成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氐羌文化的过渡地带和交汇地，具“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之特点。汉中乃禹之后裔褒氏封地、西周王朝之“南国”、秦早期置县建郡地之一、西汉王朝之发祥地，受中原文化薰染最早最浓，被誉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同时，古人谓汉中“分野与巴、蜀同占”， “汉中，则益州咽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在古籍中，“巴、蜀、汉中”常作为一个词组或短语出现。从行政隶属考察，自东周初期褒国灭亡至战国初期秦筑城南郑的近300年间，汉中长期为蜀国所有。尔后，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部，汉中与四川同属益州刺史部始，汉中在大多数时候与后来划归四川的区域在同一行政辖区内，就在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设立陕西行中书省后，汉中的褒城以西仍属四川行省，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汉中全境始属陕西。因而，前人多谓汉中文化接近四川，北宋文同以“（兴元）山川人物、土风次第，皆与东西二川大抵相类”，南宋陆游谓“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陆游《顷岁从戎南郑》）章南郑咏叹“渝舞气豪传汉俗”等皆属此类。汉中在古代除长期与巴蜀为一体外，与楚地也有割不断的关系. “汉中”之名最早即出现于楚，一些古籍和今人的文章甚至说今天的汉中曾属于楚。尽管楚国的疆域从未囊括今天的汉中地区，但楚地西部的大片土地曾与汉中为一体却是史实。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所置汉中郡，辖区就包括了楚故汉中郡丹阳（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水以北地区）一带六百里之地；嗣后，治所设于汉水上游的两汉的汉中郡、唐初的山南道辖区均涵盖到汉水中游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在东晋南北朝的200多年混战中，梁州刺史常常屯魏兴（今陕西安康市西北）、驻襄阳，汉中与楚地西北地区不得不结为一体；加之汉中与楚同在汉水流域，在古代又同属于“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地区，汉中“染楚俗最早”则势所必然。自夏商至西汉，今天汉中西部的宁强、略阳属于汉武帝所置之武都郡，为氐民族聚居区，自东汉中期至南北朝，氐羌人屡屡攻入汉中川道，或杀人越货，或据地称王，或与其他政权、民族作战，故史家谓汉中“氐敌接畛，又为威御之镇。”南北朝刘宋时氐人杨文弘在略阳建立的武兴国,更是存在了70多年。

这些历史事件，使汉中西部打上了浓厚的氐羌文化烙印。虽然隋唐以后氐羌人已经逐步融入或退出了汉中，但文化一旦形成则有稳定性和可传承性。汉中文化具有的过渡型特点，还与其为移民地区有关。受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氐羌文化的影响，以及汉中的移民特点，决定了汉中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汉中的人口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既有迁入，也有徙出。汉中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西北的犬戎部落入侵，郑桓公在救驾时死难，郑国之民通过秦岭谷道纷纷南奔，他们成为汉中早期的移民。这件事见于《水经注》。尔后，西汉初，因关中大饥，“令民就食蜀、汉”，东汉末，因韩遂、马超与曹操大战，“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汉中）者数万家”，三国时，诸葛亮第一次攻魏失败，“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都是著名的移民事例。其间，汉中之民也有大规模地徙出。如汉末三国时曹操因军事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几次迁徙。两晋南北朝时，政局动荡，兵事频仍，民生大困，迁入徙出更为频繁。典型事例有，西晋惠帝时，“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怀帝永嘉时，成将李凤屡攻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西燕慕容冲攻据长安（今陕西西安），扶风人王驎“有众数千”奔汉中，安帝义熙初，后秦将军敛俱“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南北朝刘宋时，关中流民多次南奔汉中，朝廷还因之在此侨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隋唐以后，官方有组织地迁徙减少，但战争、自然灾害给老百姓带来的颠沛、奔波并未停止，到了明末清初，汉中已经形成“十家九户客，百年土著无”的局面。严如熤《汉南续修郡志》的记载是：“所云老民，不过元、明。国初若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成家。……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则安徽、两广，次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这种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的迁徙，在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同时，确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构筑了汉中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同时，汉中是古人盛赞的“天府之国”之一，地理位置具战略意义。“天府”本是春秋战国时掌管宗庙宝物以及文书收藏的官职或机构，引申为“天子的府库”（国库）或“天子之府”（京师）。“天府之国”中的“天府”为其衍生意，指“大自然的府库”。“天府之国”即古人所谓“万物所聚”之地，亦即物产丰富、形势险固的地方。由于“天府之国”概念的宽泛，古人曾以多个地区为“天府之国”，甚至同一个人称不同的地区为“天府之国”。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是关中地区，为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以“连横”之计游说秦惠王时所述，稍后，苏秦在以“合纵”之计游说燕王时，又以燕地（北京河北一带）为“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此外，《三国志》载诸葛亮以益州（包括今天的成都、重庆以北至陕西汉中、安康地区）为“天府之土”，《北齐书》载唐邕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宋人李观曰“江淮而南，天府之国”，明代学者屠本畯以闽中（福州及其西南一带）为“神仙奥区，天府之国”。清代“命名”的“天府之国”最多。清《钦定满洲源流考》以盛京（今辽宁沈阳）为“天府之国”，清人吴大成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天府之国”，《台湾通史》以台东为“天府之国”。汉中地区也是古人所谓的“天府之国”之一。东汉末年，后来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对前来请他出山的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当时的益州包括汉中。目前所见专称汉中为“天府”者为清代诗人。其中，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在嘉庆年间游历西南，经西安、宝鸡，入大散关，翻柴关岭，过鸡头关抵汉中，越七盘关入蜀，沿途撰有歌咏汉中山川名胜的古体诗《栈道杂诗》（七首）、《三龙洞》〉、《定军山诸葛武侯祠》等。魏源的《栈道杂诗》第七首，在描绘翻越鸡头关后“一出云中巘，顿失耳目碍。历阻得夷途，向明去荒怪”的舒畅和“群女沙上汲，万竹水边黛”的恬静后，赞叹道：“沔汉信天府，乾坤分两戒。”

诗中的“沔汉”，即指汉中川道。诗人到汉中之前，看到过汉中为“天府”的记载或听到过汉中为“天府”的谈论，故曰“信（的确是）天府”。汉中被称为“天府之国”，虽然不被多数人知晓进而首肯，但前有诸葛亮提及，后有魏源等肯定，仍然是值得称道的。汉中素称“财富土沃”，动植物、农作物南北均宜，古籍、古人对其多有评述。《水经注》概称其“地沃川险”，《华阳国志》谓其“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太平寰宇记》则云“汉川土地宽平，泉源清洁”，文同赞其“川陆宽平，鱼稻丰美”，苏辙甚至认为：“益、昌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汉之饶，俗兼秦陇之劲。”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秦、蜀乃至于楚争夺汉中，三国时魏、蜀乃至于吴争夺汉中，东晋南北朝各个政权战于汉中，南宋时宋、金战于汉中北境，其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据有巴蜀或关中。“汉中当巴、蜀之捍蔽。”

对于统一王朝来说，巴、蜀有难，汉中辄没；对于割据者来说，欲王蜀中，必据汉中。历史上，古蜀国、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政权，无不以汉中为北部屏障，得汉中则王，失汉中则寇的特点十分明显。而汉中、巴蜀对中原王朝、江南政权又进一步产生影响，诚如清汉中知府严如熤所论：“巴蜀、汉中之形势为天下重，岂惟湖楚，即吴越亦倚以安危。六朝晋、宋、齐、梁得以相承，与南宋之苟延百数十年，皆以蜀、汉之为江南有也。晋既得蜀，而王濬舟师径下石头；齐失梁、金，而萧衍、韦濬直至台城；陈、南唐之不守，均上游无重镇可牵制北来诸军者。张浚称，中兴形势，莫若兴元。而吴玠、吴璘力障蜀口，保蜀即以保江南矣。”

综合上述文化、地理特点，我们可以给汉中从文化上作一个基本的定位：汉中是古人类生息繁衍地，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系兴衰，物富南北，开放度高，包容性强的文化名城、天府之国。

但是，汉中的地理和文化也存在缺陷。

其一，汉中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在成为无形财富的同时，也成了影响发展的梗阻。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汉中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给能力强，最易“死于安乐”。

《隋书·地理志上》概括曰：“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鱼，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能“食必兼肉”的人，容易满足现状，追求自然会少。同时，汉中特殊的地理位置，还使她成了一个乱则显扬、治则沉寂的地区。

汉中“四面险固”，于战守诚为重地，于发展实乃死地。在这种环境下，最易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按照孟德斯鸠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人口和种族的分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这种用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解释社会现象的学说，是我们长期批判的形而上学，但它却能理清许多问题。

汉中人囿于自然环境，目光往往狭隘，自我感觉良好。条件恶劣地方人们为生计而苦苦挣扎时的辛酸，面对宽阔的草原和浩瀚的大海人们的渺小感和征服欲，汉中人都是难以体味的。

汉中人的怕吃苦，小聪明，缺少追求，懒于进取，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地方是出不了像孙中山那些为人类的自由、民主、博爱而义无反顾的革命家的。

其二，汉中号称“文川”、“武乡”，但鲜有文化翘楚和军事能人。南朝刘宋时，梁州州将范柏年（本梓潼人，土断属梁州华阳郡）至京师见明帝刘彧，因言及广州有贪泉，帝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所居廉、让之间。”今人王复忱据此撰联：“文川武乡英雄地；廉泉让水仁义邦。”范答可谓机敏，王联确属高妙，都寓意汉中地灵人杰，英才济济。

但是，汉中却有点名重而实不至，起码隋唐以降，有负“文川武乡英雄地”之名。历史上，汉中曾“世修文教，有倜傥之士，异人并挺”，那是西汉时；亦曾“群儒修业，……汉之宰相当出坤乡，……州郡牧守，冠盖相继”，那是东汉时。

如果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魏延、诸葛亮、蒋琬、费祎先后驻防汉中几十年，氐杨、成汉、苻秦、姚秦、刘宋、拓跋魏、萧齐、元魏、萧梁次第争夺汉中几百年，少见汉中人身影，缘于人口屡被迁出、人心惶恐、英贤难产的话，隋唐以后汉中人的沉寂，则无疑属于落后。史料显示，唐289年间，自高祖武德五年（622）开科取士，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共取中进士6427人，汉中仅有2人。两宋319年，自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共取中进士40733人，汉中有22人。其中北宋116年，举行进士考试69科，取中进士18486人，汉中仅6人。

熙宁六年（1073），兴元知府文同在其《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中，极陈汉中之府学不振，科举无人：“处所偏狭，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大小裁数人而已。臣因询问僚属并遍访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来，并无诸科修学及第之人，……所以其民便谓读书无效，更不从举。……’”因而文同请求朝廷：“乞赐详酌，特置学官。”文同奏状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其重视教育的效果却是明显的。他在公务之暇教授学子，“为之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倦，日授月试，皆有余绪”，使“府县子弟翕然尽愿入学，至于外郡士人闻之，间亦渐有来者。”南宋152年间，举行进士考试49科，取中进士22247人，汉中有16人，遏制了隋唐以来的颓势，这其间应有文同的心血。正因为前有文同、后有方孝孺这样的饱学之士在汉中执掌杏坛、诲人不倦，明清时汉中人受教育水平才有了提高。明清两代先后进行过进士考试201科，取中的进士共51624人，其中汉中108人，绝对数和比例比唐宋都有了提高。不幸的是，这种“进步”并未得以继续。清末国门开放，废除科举，兴起新学，英杰跃起，民国时思想活跃，各类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但汉中却使人有荒漠之感，学术水平能达到江隆基的凤毛麟角。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上世纪80年代，汉中全地区每年被录取的大学生人数往往不及关中一个县，就是当代汉中文化教育水平的一种反映。

在“武”的方面，汉中也使人难以乐观。明清时出过几个武进士，但都作为不大，实难担当“英雄地”之名。相比之下，“廉让”之说可谓名实相副。汉有郑子真“秉箕颍之操”、卫衡“公车三征不应”、杨王孙“应至人之概”、唐公房“白日升天”、李固“弃官归里”、祝龟“以著述终”，唐有崔觐“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汉中人淡泊退让、看重节操，不以功名利禄为念的特点十分明显。久之，外籍退隐之士也愿选择汉中作为回归自然山林、体味人生之地。如元代眉州青神人蒲道元弃官不就，徙居南郑，“饮酒赋诗而卒”；明末清初新繁（今成都新都）人费经虞祖孙三代居汉中以讲学授徒为业。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汉中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条件有关。

其三，汉中的文化宣传还存在误区。

当今汉中在文化宣传中，对有价值、有内涵的东西重视、挖掘不够，创造、吸收了一些好听的新说法，制造了一些误区。一则夸大汉中与汉文化概念的关系。一个地方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是漫长的沉淀、演变过程中的多种因素构成的，不是一两个风云人物就能决定的，更不是单从几个名词术语就能“一锤定音”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些术语，有些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更多的则有其复杂的形成过程，要正确理解不能单从字面分析。

刘邦之汉王及其建立的汉朝得名于汉中，但不能说汉人、汉族、汉语、汉字等词都得名于汉中，更不能说汉中是“汉族、汉语、汉文化发祥地。”史书对刘邦封汉王的记载是：“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王不同于汉中王，史载刘邦虽名曰“汉王”，但其初始封地并不包括汉中，是他让张良贿赂项羽的叔父从中说情才得到汉中的；再者，秦末汉初现在的汉中有无“汉中”之称还有疑问，从《史记》、《汉书》中的多处记载交互考查，汉中郡治时在西城（今天的安康市），而后来的汉中这块地方当时叫南郑。当然不管怎么说，汉王乃至尔后的汉朝之汉与汉中还是有些关系的，我们今天说它源于汉中亦无不可。

但是，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等词汇的形成和定型就复杂得多了，不能从字面上轻下定义。汉朝虽然强大，但当时匈奴等少数民族却称汉朝人为秦人。到了200多年后的南北朝中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对内地居民贬称为“汉人”，后来成了一般的骂人词汇，并不限于内地人，连西胡、鲜卑等与汉人气质相近者，也一般被詈为“汉人”，还有“汉子”、“汉小儿”、“贼汉”等骂语。后又经过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演变，“汉人”才逐渐成为居住在内地的后来称为汉族人的称谓。而“汉族”正式作为族称，则在清末民初之际，至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制度以后方始定型。至于汉语、汉字、汉文化等术语，系经过多级衍进而形成，与汉中也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二则对所谓“历史文化魅力城市”情有独钟。这可谓“舍本求末”，放着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章不做，却倾心于中央电视台的商业鼓噪。“魅力”无形，是一种感觉，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评选“魅力”，属当今人在利益驱动下的“发明创造”，无非是打着文化旗号进行商业活动；何况汉中还是落选“魅力城市”后被照顾为“历史文化魅力城市”（更奇怪，难道入选的“魅力城市”没有“历史文化”），根本不值得宣扬。三则戏言“汉中是中国人的老家”，“是最早的天府之国。”这两种说法来自两位文化名人，但二人均非治学严谨的学者。“老家”之说，或为信口夸大，或为不负责任的煽情，不可当真。“最早”之说，可能源于对苏秦之语的理解错误。当年苏秦对秦惠王分析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他是将秦所都之地关中形容为“天府”，后世也都这样理解，并非指东、西、南、北皆为天府，否则，岂不大半个中国都成了“天府”。这些，不能不引起宣传、治理汉中者的关注。

汉中吧网友“楼主很好耍”言道:

历史和地理会影响一个地方的人口构成和文化。时间久了就成了一方水土一方人。楼主已经论证的很多，我就不再赘述。

汉中今天有着种种问题（好的方面也很多，这里就不说了），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剖析和解读。如果从文化上解读，我以为汉中是关中、巴蜀、荆楚三种文化不兼容的结果。

关中人保守，但是很大气。汉中人学会了保守，但是没有学会大气。

巴蜀人能吃苦、会享受。汉中人学会了享受，但是没有学会吃苦。

荆楚人聪明，但是重义气。汉中人也很精明，但是重义气的确很少见。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打字很费力。总的说来这三个地方的人都有优缺点，但是优缺点可以互补。但是到了汉中，都只学了一半，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画面：思想保守、小气；爱吃爱喝，不能吃苦，聪明但是不讲团结和诚信。在汉抓奶哥小农意识和土地情结非常重，农业产业化很难推进；不吃苦挣钱，吃喝也就打了折扣，没钱吃回锅肉，只能抱怨面皮店老板油辣子搁少了；一个汉中人是龙，一群汉中人是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汉中的民风和自然的矛盾。记得某次大雨，我想到某家屋檐下面去避雨，结果发现 秦岭以南，汉中民居的屋檐是最短的，基本上无法避雨。后来一打听，原来汉中民居的短屋檐是有道理的：

1 别人家都这么修（没有去独立思维能力）

2 短屋檐省钱。（再大的房子还是掩盖不住贫穷啊）

3 自家都进房子避雨了，谁愿花钱给路人避雨呢。（利己主义是必须的）

然而，实际上秦岭南坡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谁又不曾是需要避雨的路人呢？南方的天气，北方的习俗，很不兼容。

在一山之隔的四川，屋檐就要大很多,老百姓也有理由：

1 屋檐小了显得小气，房子都修得起，再差也不缺屋檐多盖几片瓦的钱。

2 屋檐修的长，可以再屋檐下喝茶、打牌。晒粮食的是偶遇到下雨，可以收到屋檐下，太阳出来就能最短距离转移到晒坝里继续晾晒。

3 有个过路人避雨啥的，也能多认识几个朋友，谁不出门呢？

凡此种种例子不胜枚举。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若能明者自明，自省自改，必会获益。

来源：汉中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