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远亲陈娟扮演者

他是复旦最跨界的学者之一，玩游戏、好天文、精通古典乐，在新书《时间的滋味》中回顾过去，重新发现自己。

|本刊记者：陈娟

前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新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有闲暇就骑上车，穿过高大浪漫的法国梧桐树，漫游上海。他喜欢这种骑行在路上的感觉，耳边有风，随时可以停下来，看看街角的风景，或者在路边小店吃上一碗面。“就像是旅行或者探险，探索以前没去过的地方，发现未知的一切。”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去蓬莱公园，早上六七点钟，“热闹得不得了”，聊天的、锻炼的、唱歌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他去南昌路，当年爷爷家曾租住在那里的一座洋房中，房子早已改建不复原貌。在那条路上，还曾住过他少时的偶像——配音演员邱岳峰。

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国内上映，一夜之间火了起来。14岁的严锋也跟风去看，并由此迷上了邱岳峰的声音，邱岳峰给片中的坏医生堂塔配音，“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喑哑磁性的声音来勾勒邪恶”。多年后，他将那次观影经历写进文章《好音》中，怀念邱岳峰，怀念和他同时代的老配音演员。

如今，这篇文章被收录进严锋的随笔集《时间的滋味》，于近日出版。在这本集子里，他穿越回过去，写记忆中最美味的油豆腐粉丝汤、馄饨和凤尾鱼罐头，写爱好音乐的父亲辛丰年，写高考记忆、导师贾植芳、游戏《银河飞将》……

· 《时间的滋味》封面。

“不断地重访过去，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反复地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时间是流动的，记忆也在重新排列组合，认知也随之改变。慢慢地，我就摸索出一条‘我之所以成为我’的路径，也就是重新认识了自己。”严锋说，而这正是他写作的意义。

熟悉的人都知道，严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文系教授”。

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在大学研究、教授文学近30年。授课之外，他是一个资深“跨界玩家”：他玩游戏，将之称为“第二人生”，最早在学术界发表从文学的角度审视游戏的研究论文，经常被游戏公司请去开讲座；他着迷于新科技产品，是“电脑高手”，热衷VR设备；他喜欢看天空，家里有天文馆才见得到的专业望远镜；他是古典乐发烧友，自学弹吉他，发表过很多乐评文章。

“人长大以后的许多行为，确实是从童年埋下的种子长出来的。”严锋说。

严锋生于1964年，父亲辛丰年（笔名，本名严格）原本在福州军区工作，“文革”期间，被发配回老家南通一个砖瓦厂监督劳动，用手工做小煤球，把煤屑铲到水泥搅拌器里，或者捡传送带上混合土中的草根。一家子住在黑乎乎的草棚泥屋，既漏风又漏雨。但日子倒也不算苦。每天晚饭后，辛丰年都会牵着严锋的手，到田野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严锋回忆说，这时，父亲就会一边给他讲米丘林、高尔基，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从福州到乡下时，辛丰年带了两三百本书。晚上若没有夜班，父子俩就会一起读书。读得累了，爱好音乐的辛丰年就会拿出小提琴，拉上几段，拉得最多的是《流浪者之歌》和《沉思曲》。当琴声响起，窗子上就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当时，父亲工资不高，但还会省下钱来买书。“那个年代的书，绝大多数非常乏味。但是有一本《少年航空模型制作》，让我铭心刻骨，永生难忘。”

· 上世纪60年代，严锋和父母的合影。

那年严锋8岁，在书里看到很多种飞机的图纸，射弹滑翔机、牵引滑翔机等，图纸旁边还有详细的制作介绍，他当即决定要做飞机模型。于是，父子俩一起搜集材料，到厂里的机修车间捡锯条和刀片，跟电工师傅讨要砂纸和胶水，飞机骨架材料则来自家里的床。床是木板拼起来的，辛丰年就把靠外的一条拆下来，按照图纸切割成大致的形状。

至今，严锋还记得当年在灯下做飞机模型的情形。飞机模型制成那天，父子俩到屋后的小山堆上放飞机，围了一大帮人，等到飞机升天，欢呼声一片。后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将书里的所有飞机都做了一遍。

那个时候，少年严锋满眼好奇，通过各种制作、实验和工具去探索未知世界。他从中药店买来一种叫做“自然铜”的药材，和针、天线、耳机一起做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当里面传出蚊子一样轻的电波声时，激动得发抖”。他还用马粪纸卷在家里的擀面杖上做成镜筒，镜筒前端嵌上老花镜片，后面装上目镜，制成天文望远镜。抬头望天那一刻，他很激动，“望远镜里的月亮坑坑洼洼的，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不过我喜欢这些难看的丘壑，远远胜过那些月兔桂树类的传说”。

“多年之后我才悟到：父亲给我买《少年航空模型制作》的那个下午，就是我的万痴之源。”严锋说，一切都在这一刻被注定，后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展开和变奏而已。

1976年，父亲被彻底平反，他们搬到南通市里。父亲选择退休，每天忙着读书、研究古典乐、写音乐专栏。母亲去世得早，弟弟年幼，严锋便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把全家的饭菜包了。每天放学回来，他就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篮子里放着一本政治复习资料。家里用煤球炉做饭，他就在炉子上方贴许多英语单词，一边炒菜一边背单词。

严锋一度想学天文学，但因为眼睛的问题，不得不放弃。后来，他对文学和写作割舍不下，就将中文系定为目标。1982年，他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 大学本科时期的严锋。

当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人才济济，朱润东、章培恒、贾植芳……个个鼎鼎大名。18岁的严锋踌躇满志，想要在文学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然而，刚迈入中文系的门槛，他和同学就被泼了一盆冷水。迎新生大会上，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中文系主任章培恒说：“我先跟你们讲清楚一件事，我们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一句话，台下一大片新生顿时幻灭。“我记得班长回到寝室，抱着被子躲在帐子里哭。”严锋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各类社团、协会、俱乐部多如牛毛，其中诗社和音乐俱乐部最为热闹，“两个团体好比武林中的武当少林”。严锋选择加入音乐俱乐部。俱乐部每周都有活动，要么一帮人挤在空气混浊的活动室里，听磁带、讨论问题；要么去音乐厅，现场听古典音乐会。“那种热烈气氛确实感染了我，唤醒了我对音乐沉睡的欲望。我开始真正喜欢上音乐，疯狂地用各种方式去听。”严锋说。他把家里40斤重的老式电子管式录音机扛到学校，听父亲录下的古典乐磁带。这还不算过瘾，他戴着耳机躲在被窝里听电台，光听一遍还不满足，要录下来，翻来覆去地听。

那一时期，吉他热席卷全国，严锋也被裹挟进去。他在学校报了个“初级班”，后来发现老师也差不多刚刚从初级班毕业，就不再上课，回去自己琢磨，竟也出了师。大三那年，他参加上海首届大学生吉他大赛，最终还得了奖。

玩音乐的同时，严锋也不荒废学业。当时，他最喜欢上章培恒先生的课。章老师讲古代文学，一上课就低着头，对着课桌的一角讲，不时还把所引材料用繁体字写在黑板上。“我们都以为他在看讲义，下课后趁他不在，有同学到讲台上一翻，讲义是空的。”严锋回忆说。章老师讲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并时有新见，将他讲课内容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论文。

更多的时间，严锋泡在图书馆或者中文系阅览室读古文典籍，读先锋文学。他还发现了一个科幻新天地，把能读的都读了，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基地》、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等等，乐在其中。

1983年深秋的一天，严锋和同学冒冒失失敲开了文学评论大家贾植芳先生的门。“没有任何引荐，也没有任何邀约——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去过不知道多少，先生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严锋记得先生那天穿着黑布鞋，和他们聊天，讲到高兴处，一只脚跷在椅子上。聊天中，他提到想做学问搞研究，先生既不鼓励，也不泼冷水，只是简短地说了句：这是很辛苦的。后来，本科毕业，严锋考研究生，拜在了先生门下。

贾植芳被认为是“五四”的第二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严锋跟着他时，他已经很少在教室里授课了，每次都是坐在客厅或者书房里聊天，聊什么没有限定，有文坛掌故，有历史，有当下社会。“贾先生的记述与回顾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场的意义，他的这种‘目击者’的证人式的研究法是独门暗器。”

· 上世纪90年代，严锋和导师贾植芳（右一）、师母任敏在复旦。

从研究生到博士，从比较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严锋都师从贾植芳，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也是在读博期间，他迷上了电脑、电子游戏。

1991年，读博第一年，严锋用一只巨大的草绿色军用背囊把一台286电脑背到了上海。刚到学校，就引来众人围观——当时用电脑的人极少。他甚至定下规矩：所有想上机动动手脚的人，必须先去把手洗干净。慢慢地，他有了“电脑高手”的名号。

严锋买电脑的用途，主要是作曲实验。为了买到声卡，他根据《软件报》中缝交友栏提供的地址，给全国各地电脑爱好者写信，发出去30多封信，其中有一位回信说广州有卖。收到消息后，他立刻带上积蓄，坐火车南下广州，花1500块买了一块声卡。

那趟广州行的另一个收获，是他知道了“电脑游戏”的存在。当时，他刚要离开，店里某台电脑的一个软件安装成功，屏幕上出现了“无比壮丽的太空”、“巨大的飞船”和“惊天动地的太空战斗”，“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华美而又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站在那儿发呆的份儿”。后来，他从店主口中得知那是一款游戏，名字叫《银河飞将》，讲述一个英雄拯救地球的故事。

回到上海，严锋对《银河飞将》念念不忘，想各种办法结交计算机系和电子工程系的人。之后，一帮游戏迷组队，在虚拟的空间里昏天黑地地冲杀。有一次，他和朋友甚至坐了火车，冒着大雨，到浙江大学去找玩友交换游戏。那一时期，他几乎玩遍了当时发行的所有游戏。

“其实，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能让人去放松、去想象、去创造，艺术本身就是来自于游戏。”严锋说。电脑技术的研究、游戏世界的体验，也让他对原本热衷的科幻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博士论文中，他把科幻热、气功热视为先锋文学崛起的前奏。

博士毕业后，严锋留校任教。授课之外，他经常泡在网络社区上，耳机论坛、天文爱好者论坛、电脑游戏论坛，等等。2000年，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之后很快被转到论坛，受到追捧，严锋也找来读，“一看就很激动，觉得中国科幻有救了”。自此，他开始关注刘慈欣，研究他的作品。

2003年，严锋写了一篇介绍刘慈欣作品的文章《新希望》，发表在《文汇报》上。在文中，他写道：“从《流浪地球》、《微纪元》到《超新星纪元》，这个世界已经卓然成形，日趋丰满。对刘慈欣，我们有大希望。”这大概是国内报刊上首次提到《流浪地球》。后来，刘慈欣的《三体》在《科幻世界》连载，严锋感觉这是刘慈欣“质的飞跃”。他等不及连载，找来刘慈欣的电子邮箱，发邮件请求将电子版提前给他。

“这其实是很无理的要求。”严锋说。这是两人第一次联系，结果刘慈欣真的把全书电子版发了过来。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三体3》出版时，严锋为之作了序。

· 2021年1月，三体·时空沉浸展开幕当日，严锋（左二）、刘慈欣（左三）等业界大咖同台探讨科幻的破界。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称得上是最跨界的学者之一，既懂电脑，又懂国学，既熟识古典乐，也精通英语——曾给英语专业学生讲英语精读、泛读和口语，还因此被评为“最佳教师”。后来，他还担任科技杂志《新发现》的主编。

如此跨界，使得严锋总能跳开文学来审视文学。

读《红楼梦》，他能读出其中的虚拟现实。《红楼梦》里有一个片段，家境清寒的贾府远亲贾瑞痴迷于凤姐的美色，试图勾引，结果被凤姐设局，整得死去活来。在他病入膏肓之际，有个跛足道人给他一面名叫“风月宝鉴”的镜子，说是照背面可以保命，但是千万不能照正面。贾瑞拿起镜子，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他又惊又吓，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在里面招手叫他，心中一喜，荡悠悠地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缠绵一番，最终一命呜呼。

“这个风月宝鉴，同今天的虚拟现实设备实在是太接近了。它们都可以制造虚拟的影像，这些影像是用户欲望的投射，用户可以走进自己梦想的空间，与虚拟的欲望对象进行各种交互，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严锋分析道，并由此称“贾瑞就是今日网络游戏和成人视频沉迷者的前辈”。

给学生上课，他会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文学。《春江花月夜》，从首句的“春江潮水连海平”，到中间的“江流婉转绕芳甸”，“其实，这在音乐上就是转调，从一个壮阔、明朗的景象转接到阴柔细腻的意境。”

· 严锋为学生讲科幻。

课堂之外，因爱好广、好玩、玩得专业，严锋颇受欢迎，无论文学圈还是游戏圈、科技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曾说，饭桌上遇到严锋，平时号称声色犬马的会自卑。“人家8岁就玩飞机了，而且是一穷二白地玩。玩了第一代HIFI，第一代电脑游戏，第一代IMAX，左手玫瑰花，右手冲锋枪，他一边攀登高科技，一边推动文学史，万水千山走遍。”

在微博上，严锋也有一批追随者。他每天跟540多万粉丝分享日常和所思所想，有一段时间，他总以“刷牙的时候想到的”开头，写下自己的感悟、创意或者疑问。比如：“猪要是能长翅膀就好了，肯定比肘子更好吃”；龙为什么能够喷火，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还能喷水呢……“刷牙的时候想到的”后来成为微博上的一个话题，直到现在，时不时还会有网友提醒他:“严老师是不是牙刷坏了?”

严锋喜欢微博的一个最大原因是“互动性”，“互动是网络时代的核心特征。大家围绕一个话题或者问题讨论，就像是在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但有时也会有争论。9月初，他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资深游戏玩家讲述自己少时和父亲、长大后和母亲一起玩游戏的故事。他转发文章，并附上评论：“游戏可以成为连接人的纽带：伴侣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如果家长能够把自己业余时间拿一点出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那孩子在玩的时候就会有方向，就不容易沉迷。”当时，正逢遏制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成瘾的新规定出台，有人支持他，也有人反对他，一时议论纷纷。

“其实关键是玩什么、怎么玩和跟谁一起玩。好游戏能修补现实世界的伤害，让单一的人生更丰富完整。”严锋说。如今，他还没放弃的为数不多的游戏，都是VR里的飞行类游戏。他喜欢戴上VR头盔，进入谷歌地球，飞翔在人迹罕至的大峡谷，或是城市上空。他特别喜欢飞回自己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去过的地点。他常常按当时住的街道门牌，守在房子门口，就停在那儿，静静等着。仿佛下一秒钟，从房间里走出来的会是当年的自己。

· 2019年，严锋戴上VR头盔，在“星战庆典2019”上玩《星球大战：维达永生》。

这么多年“玩”下来，严锋发现自己有一种“飞翔的癖好”，“无论飞机模型、矿石收音机、天文望远镜还是电脑游戏，包括文学，共同之处在于能够引领玩的人穿越时空阻隔，超越当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是一种飞翔的感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个人简介：

1964年生于江苏南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师从贾植芳，1994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业余为随笔专栏作家、音乐评论家、资深电脑游戏玩家、IT产品评论家。曾著有《感官的盛宴》《瘾的世纪》等，近日出版随笔集《时间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