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动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主题团会,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

作者：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古代东西方诸文明的桥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远至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也因此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不论是欧亚大陆公元前两千纪印欧民族的南下与东进，还是以斯基泰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都带来了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在伊朗高原崛起的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西起埃及、爱琴海和多瑙河，东至中亚、印度河，北抵黑海、里海、咸海，南濒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波斯帝国几乎将古代除中国和西地中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古代文明都联系在了一起。随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取代了波斯帝国的全部领土，还增加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其中就包括其发祥地——马其顿王国。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但他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却奠定了未来丝绸之路西段的基础。希腊化世界的主体就是亚历山大的部将们瓜分其帝国遗产后形成的三大希腊化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和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后者的地盘最大，也最难控制。塞琉古王国前三任国王与亚历山大一样，致力于希腊式城市的建立，以此来巩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同时加强对交通要道的掌控，这就无形中拓展了波斯帝国留下的道路系统，从而使得张骞一旦进入中亚，也就意味着踏上了通往地中海和印度的道路。那些分布于印度西北部、中亚、伊朗高原和两河－叙利亚地区的希腊化城市，后来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丝路重镇，它们之间的路线能够成为后来丝路的主干道或支线，正是由于此前希腊化世界的存在以及这个世界内外各地之间联系的扩大与深入。

然而，丝绸之路的真正出现还是与中国秦汉王朝的崛起以及汉武帝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韬大略分不开的。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原王朝出现，可以举国之力对抗匈奴。但不论是秦朝的蒙恬修筑长城，还是汉初的和亲政策，都是防御性的，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匈奴的侵袭。当汉武帝听闻匈奴同时与它的西邻月氏人为敌，就想趁机遣使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毅然应募。虽然他辗转十多年，无果而还，但其西域之行，却宣告了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以张骞为首的中国使者带回了有关西域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希腊化世界的遗产，比如关于当地众多的城市、“如其王面”的钱币、可以“相知言”的通用语、“画革旁行”的书写材料和方式，这些与古典作家笔下希腊-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国”，以及当地考古资料所显示的希腊化钱币、通用希腊语、小亚希腊化王国帕加马的特产羊皮纸、希腊人的书写方式等颇有契合之处。同时，他们将西域的葡萄和苜蓿带回长安，将汗血马的信息带给了汉武帝，于是有了远征大宛之举。丝绸之路也由此挺进中亚，继而向西亚和印度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讲，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中希文明接触的开始，更是古代中国与埃及、两河、波斯、印度和北方草原文明大交流、大汇合时代的开启。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公元前138-前126年）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同时对印度（身毒）、安息、条支、黎轩等地也有所耳闻。第二次（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他的副使抵达安息时，受到盛大欢迎，国王派兵两万护送。副使返回时，安息国王又派使节随同前往，以观汉之富饶广大。这些使节带来了条支的大鸟卵和黎轩的“眩人”（杂技演员），开始了中国与安息在外交、文化与商贸方面的正式往来。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接触的主要是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和乌弋山离。罽宾王甚至接受了汉廷的印绶，成为中国的藩属。丝路南道也因此新开了一条支线——罽宾－乌弋山离道。至此，“南道极矣”，并可转道去安息、条支、大秦。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走的可能就是这条丝路南道。他本来“临大海欲渡”，却被安息西界船人恐吓而止，中途返回，但至少到了可能位于波斯湾（还有另说）的“条支城国”，应该还经过阿蛮、斯宾、于罗等安息西部的城市或属国。

大秦可能是中国人对当时“海西之国”犂鞬——罗马帝国的另一称谓。因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称为大秦。尽管汉史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是传说与想象的结合，但其基本的位置、城邑、制度、部分出产与当时的罗马帝国或者罗马的东方可大致勘同。公元166年，当自称大秦王安敦使者的罗马商人从海路来到中国南端的日南郡时，也就意味着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当然，这个事件也标志着罗马与中国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公元之后的中亚地区兴起了一个新的王国——即统一大月氏五部的贵霜。其全盛时，地跨兴都库什山，连接中亚与印度。它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部“敦煌、祁连”一带，与中国渊源很深。两国围绕对中国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活动，中原文明与贵霜文明及其所携带的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都在此地留下了交融的印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集希腊、印度和中国三种文明因素于一体的汉佉二体钱。

至此，以罗马、安息、贵霜和中国四个文明并立为特征的丝路文明互动格局形成。其中，横亘于中国与罗马丝路之间的安息帝国，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较早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拥有天然的丝路垄断地位。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大量需求，无疑刺激了安息人的欲望，使其对陆路丝路的垄断进一步加强。但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交换。汉史中关于安息和天竺（印度）、大秦（罗马）交市于海中的记载反映了丝路贸易的继续，只不过变更了交易的地点与方式而已。公元前后，由于季风的发现，从红海可以直航印度，海上丝路初具雏形。从此之后，贵霜统治下的印度，与其相邻的中国和中亚草原地区，都可以借助于海上丝路与罗马通商。

海上丝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古代诸文明之间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且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希腊化的罗马艺术就是通过海上丝路从东地中海传到印度，推动了以希腊罗马艺术之形表达印度佛教精神的犍陀罗艺术的形成。其后，佛教及其犍陀罗艺术沿着丝绸之路首先传入中亚，然后进入塔里木盆地，随后再传入中原。据说有一位安息王子安世高放弃王位，来到中国传教，翻译了佛教经典。汉明帝还派人到印度请回佛僧、经卷和佛像，此为佛教入华的滥觞，从此揭开了中国本土文明与外来宗教文明融合的序幕。公元3世纪以后，萨珊波斯和粟特地区的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传入中国，其中祆教、景教在中国暂时立足，但信仰者主要是外来的胡人；摩尼教在中国民间的影响似乎长期存在，但唐末之后依附于佛教、道教，蜕变为一种民间秘密宗教。它们与汉文化之间的接触、磨合、扬弃，实际上也是文明互动的过程。

上述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域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和交流，都是围绕丝绸之路而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王朝为抗击匈奴而与大月氏建立联系，其结果是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及其遗产在中亚的相遇。东汉王朝与贵霜帝国的接触，带来的是佛教的传入与汉化。两汉到隋唐时期，中国与安息和萨珊帝国的交往，带来的是部分佛教经典的汉译和三夷教的传入。中国、贵霜、安息与罗马之间的交往，带来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线连通。因此，不论是丝路的出现、形成，还是它的延伸、拓展，都与沿线文明的互动有关，同时沿线文明的兴衰、发展也都与丝路的存在、变化、畅通与否息息相关。也正由于此，研究文明互动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那就是互惠互利、平等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受益。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3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