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脱口秀节目,脱口秀 线下

猫头鹰北京巢空间 图/猫头鹰喜剧提供

大雄2017年转行进脱口秀行业后，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喜剧的内核是不是悲剧？喜剧工作者是不是很容易因此不快乐？他觉得这个问法因果反了，“一定先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再来做喜剧。”

之后大概两年时间，大雄在笑果文化负责全国各地俱乐部的搭建和脱口秀演员的筛选培养。他一度用这个方法来判断谁适合上台：找一些拧巴的、可能不那么快乐的人，他们敏感、价值观和当下社会普遍流行的取向可能不太吻合，比旁人更能洞察荒诞、不合理的部分。

大雄调侃，身边有天赋的演员、同事可以分为两拨：北医六院看过病的，和安定医院看过病的。和他一样，大家都是病友。

“这个社会可能堆积了很多的不快乐，要消解不快乐，我认为脱口秀能够带给大家的东西比很多门类更多，也更易得。”大雄说。

2017年之前，大雄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7年。某年春节他自驾游到泰山脚下，花钱住进好酒店，熬了一整夜加班，没挨床沿，又被召回北京，到公司继续加班。24小时开机待命的生活让他饱受精神折磨。2017年，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遇到瓶颈，“泡沫破灭之前压力向下传导的过程”中，他终于受不了，看病、住院、决定转行。

焦虑的时刻大雄听播客“日谈公园”，间接得知单立人在招人。那时他对单口喜剧没有概念，没看过《今晚80后脱口秀》——这档2012年开播的综艺第一次让美式脱口秀走进大众视野，在东方卫视坚持了五年多后停播，是促使国内许多演员入行的最初原因；也没看过任何国外脱口秀明星演员专场（比如乔治·卡林）——这是另一些国内演员了解并喜欢脱口秀的渠道。

比起背着一天新增十数万新增用户的KPI，一周卖出大几十张脱口秀演出门票更让大雄开心。“你能眼瞅着他们笑，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看精神分析说，一个人找到负面情绪根源时，负面情绪可能就消解了一半。这正好和单立人的创作理论吻合：他们鼓励演员找出引发负面情绪的场景、来源。

大雄频繁地看线下，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单口喜剧演员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程度能与自己和解；当他把段子带到舞台上，收获了一些笑声，他便收获了一些认同。而现场那些认同他的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自己和解。

一个时代流行的喜剧形式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症候。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学者麻文琦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谈到，人们在看不到头的跑道上承载着高压向前，“不自由感可能都要来得更强烈，时刻觉得自己正在被剥夺。”就像工业革命初期不堪重负的流水线工人砸烂机器以发泄愤怒，麻文琦说，当下喜剧表现出“砸机器”的特征。

“我不满意了，就对身边的某个物件进行发泄。”长作品要有起承转合、表意，以高度技术化避免让观众感到乏味；相较而言，短平快的喜剧形式直奔主题，更符合现代人及时宣泄情绪的需要。

于是

脱口秀演员于是2017年入行，他在台上调侃老板，调侃自己挤地铁，讲完发现这些事不太困扰自己了。这几年他也感觉到，同行朋友们通过脱口秀让自己变得开心了一点。“就是个治疗嘛。”他听其他演员讲遭受过的校园暴力、歧视、性骚扰。“可能不能从根上（消灭），但最起码能消减一大部分。”

在大多数段子里，于是会讲起自己的被动、优柔寡断。几年下来，他与自己和解的能力变强了。“我就是一个很拖延、不坚强、不聪明的人，但是我还是在变好，我这个人在变好。”

猫头鹰北京巢空间开幕演出大合影 图/猫头鹰喜剧提供

2021年底一场北脱举办的开放麦，第二位演员上台前，主持人如是介绍：看这位演员表演，就相当于你到武当山旅游，张三丰亲自接待。一位中年光头男上台，音量不大地开始讲段子：某次，唯一的观众想要退场去厕所，主动向他提出把手机作抵押，保证不跑。“后来，我多了一台手机。”他说，台下人都笑了。

“北脱”是北京最早的线下脱口秀俱乐部。2010年，上述光头男子西江月在做过装修和咨询行业之后决心追求形式与内容更加自由的喜剧艺术，花500块包下酒吧场地，台下有5位观众，他40分钟讲完了计划撑俩小时的脱口秀。2013年他酝酿三年的北脱团队初具规模，2014年开始大规模商演，一季度超过20场，《中国经营报》报道，“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当时已是巨大飞跃，很多观众也是这时接触到线下脱口秀。这样的演出，带来的正面效果显而易见，随后就有机关单位组团观看演出。”

Stand-up Comedy应直译为“单口喜剧”，国内语境将之约定俗成为“脱口秀”。脱口秀在中国的历史不算悠久，演员们频繁谈论起来并认可的，大概有3年前、5年前、10年前、12年前这几个节点，它们分别对应着：《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播出；《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今晚80后脱口秀》播出；位于深圳的外卖俱乐部成立，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脱口秀俱乐部。另一个一定会被写进中国脱口秀发展史的人是黄西，2010年他在美国白宫记者年会的脱口秀表演里论及种族议题，吐槽奥巴马、拜登。《亚洲周刊》的报道说黄西的名气让“美式脱口秀的概念为中国大众所熟悉”，后来进入笑果文化的演员、编剧程璐和梁海源回忆过他们2011年底在深圳书城排队参加黄西自传签售的经历。

2015年，黄西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脱口秀个人专场表演时与观众互动 图/视觉中国

黄西2013年回中国发展，在不止一个采访中讲过，他去北脱，演出结束后六七个演员站在方家胡同的一个垃圾桶旁边，向他请教开放麦、商演、专场怎么做。

2015年，大学毕业的小五到北京某高校做财务工作，偶然去看北脱举办的“脱口秀进校园”活动，现场氛围欢快。工作人员讲，北脱每周三有开放麦，没有舞台经验也可以上，这是小五第一次听说“开放麦”。

没过一个月，她报名上台，“反正很鲁莽的。”演出在冬天，五六分钟过去，不好笑，下台后她一身汗。但她有点不服气。生活里她是喜欢逗朋友笑的人，高中时主持班会，她讲了几个现挂，很好；大学毕业班里排音乐剧，她写了挺多包袱，反响不错。过了一周，带着“特别想证明自己”的动力，她又报名上北脱开放麦。

小五

小五记得，过年后北脱新来了一批人，周奇墨、教主、池子……很多后来为大众熟知的演员都在那个时期进入了脱口秀行业。

于是第一次看脱口秀也是2015年，但真正入行又等了两年。2017年，幽默小区（北京最早的脱口秀演出平台之一）和开心麻花合办开放麦，四场他都去了。于是感觉行业“不能说繁荣，但毕竟稍微正规一点儿了”。

在艺恩咨询的《2017中国网络综艺市场白皮书》中，那年播出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第一季两档节目均进入网综播放量前十位。两家后来的“巨头”喜剧公司上海笑果文化和北京单立人都获得了融资。在北京，脱口秀从业者和厂牌变多。那时于是工作快黄了，不缺时间。哦对，那年他还参加了央视的一个解说员比赛，进了一轮，正式赛被淘汰。他算了算，下一届比赛他就超龄了，做事真得趁早。

不过那两年的环境对线下演员可能还是有点苦，于是的一张照片里，昏暗的演出场地中，七个脱口秀演员围着两名观众。大雄记得，曾有观众晚上7点45到现场，因为没有其他人，开放麦已经取消了，他索性带着观众赶去几百米外的8点场。

创立脱口秀厂牌过程不繁杂，成本也不高。喜剧演员史炎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你先要设计一张海报，再想一个厂牌的名字，然后对外说我们这里有演出就可以了。”大雄在四年里经手过23家开放麦场地，第一次跟开放麦是在北京东棉花胡同的江湖酒吧，这里曾有民谣大咖演出，大雄一度忐忑，他们的开放麦配得上“江湖”吗？他很快放宽心，那里的场租一晚上只需400元。“价格很低，同时也很高，因为此后几年那22家场地，场租都没超过过这个数。”大雄在《胡同里的开放麦》一文中写道。

于是在演出中 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最怀念2019年。大雄说，那年播出的《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是国内第一档真正意义上的脱口秀节目，积攒了一拨够格站上舞台、相对成熟的演员。第二季比第一季有更严格专业的比赛模式，孤独、“爱一个人好难”、“做生活的甲方”……带明确价值取向的主题赛段子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笑果文化发布的《2018中国年轻态喜剧受众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近八成城市居民受压力困扰，寻求不动脑的娱乐方式解压；在影视和综艺类型中，搞笑幽默最受欢迎。

节目的影响辐射到线下，在北京，于是感觉到大家多少有一些商演了，票也卖得出去。

“可能每场演出你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高水平演员。”身处其中，于是享受良性竞争的氛围：他这拨2017年入行的人成长起来，勤奋地跑开放麦。上开放麦并没有收入。“我们可能有10分钟还挺不错的内容，但也没有更多了，所以特别珍惜上台的机会。就感觉每一天过得很有乐趣。现在确实是演出太多了，就把演员稀释了，大家的热情可能也稀释了。”

“我们那时候很单纯，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单纯，什么都没有，是吧？”于是说。

北京的开放麦基本集中在二环内的胡同里，那些酒馆咖啡馆面积窄小，放满了椅子也只够坐几排观众，晚来的人只能门边站着，氛围燠热。酒馆咖啡馆没有后台可言，上开放麦前要顺词儿，小五就对着胡同练段子。来来往往的人路过看她一眼，她继续顺。“在要上台的压力之下，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小五在演出中 图/徐阳

讲开放麦试段子像坐过山车，小五有个常讲的段子是关于她冷场的。场子冷的话，散场后她会和其他演员一起喝酒， “用酒精麻痹自己，忘记冷场的痛苦。”六七年下来，她接触了不同时期入这行的演员，感觉大家对脱口秀的热爱一直挺纯粹，“没有任何功利性地去进步，其实很闪光的。”

去年12月中旬，我花19块9去胡同里蜗牛的家小酒馆听了一场开放麦。这是个演出和餐饮结为一体的小场所，晚上7点半正是饭点，紧张的主持人开场时就打了预防针，“这个票价的演出怎么样，大家应该心里有数。”稀稀拉拉的掌声后几个演员上场，有讲考公务员的，有说地域梗的，观众都不笑。离舞台较近的一位男士边吃饭边和女伴聊天，对脱口秀历史沿革发表议论，声音甚至一度盖过开场演员；第三位演员勇敢地冲台下观众说，“你们看，台下这大哥还在科普呢”，那位男士才闭嘴。

情况到一位身高超过1米9的男人上台时稍有改善。主持人介绍，这是个“在北京骂上海人在上海骂北京人”的老北京。这位叫Fu大爷的演员上台说：场子有点儿冷，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笑果开放麦上说过的段子吧。一些人欢呼。Fu大爷讲，他的上海老板夜里叫醒员工的方式是工作群里一分钱发一百个红包。现场效果很好。场子热了起来。

2020年，《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播出。于是感觉脱口秀更火了，他的演出量在下半年猛增，也搞起了个人专场巡演。也是这年，Fu大爷在上海某厂牌偶然买了张脱口秀演出的票，坐了一小时，觉得自己也能讲。演出完了Fu大爷问老板，怎么着才能上台？老板说，下周五有个比稿会，有段子没？5分钟，写1200-1500字。Fu大爷说，我说话结巴，写800字就够了。老板说，哎，这段子可以。

他从小有轻微口吃，工作需要他不时给一两百人讲PPT，他得打印下来，一遍一遍练到闭着眼睛都知道按到下一张幻灯片该说什么才敢上台。疫情后，他所在的国际航空业受很大影响，生活跟退休似的，他闲不住，想找时间补补短板。

Fu大爷

有空的话，Fu大爷一个月在北京和上海加起来讲大概20场开放麦。他曾在国外多年，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他提供了起码目前还不会穷尽的脱口秀素材。他写上海人抠门，写意大利哥们儿的乌龙，写北京人在上海的处境，写身高焦虑、年龄焦虑，写越野跑或徒步时遇到的趣事——他爱好运动，2010年曾花31天徒步970公里横穿西班牙。受访是12月底，Fu大爷正在创作一套完整的西班牙语段子。他说，西班牙人说话经常没主语，跟老北京很像，“嘛呢,吃饭去！”他直接模仿起来。

“你生活不同的切面多了，每个切面都能找出来好玩的。”有时候他打开大麦网看到网友点评：看了某某厂牌的开放麦，挺喜欢Fu大爷。这时候他上着厕所，“拉屎都变得痛快了！”然后说，哎，这可以写进段子。

大雄眼里，2019年是线下脱口秀发展的重要时间点，“有很多你不知道名字、完全来自于你体系外的人，可能会一下把体系内一些水平中下的人打得体无完肤。” 2020年，史炎和大雄共同创办了厂牌猫头鹰喜剧，在北京、上海都设有线下演出空间。大雄明显感觉新人从上开放麦到商演的成长时间变短了，“18年的北京如果你不努力去带，几个月也出不来一个新的能上商演的人，现在可能每个月都能有。”

常去猫头鹰北京巢空间演出的天一挺典型。天一以前在法国学电影，后来回国当编剧。2020年冬天，他和甲方开会，讲了个“后宫吃鸡”的点子：把100个嫔妃扔到荒岛上去，互相厮杀，角逐出素质情商最高的封为皇后，既保证皇家血脉的优越，皇上也省心，后宫没有争斗……

甲方说：你是来聊故事大纲还是脱口秀？晚上大家索性结伴去看了某厂牌开放麦，天一跃跃欲试。第一次讲这个段子，他没带任何铺垫和技巧，效果很烂。他不死心，第二天写了个稿子，去北脱讲，意外炸场。

天一

天一讲脱口秀的部分原因是泄愤。

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会成为艺术家，后来天一意识到编剧大多数时候是裁缝。有的甲方开会、改剧本是为了显示自己对创作的高见，为挑刺而挑刺。“作为一个成年人，跪着挣钱不是件坏事，但是我得找一个发泄的途径。与其在游戏里骂街，是不是还不如去现场骂个街？”在脱口秀舞台上，说什么写什么自己说了算，天一只对自己负责，产出的内容就是他本人。

天一一周大概去四天开放麦。去年底，我在蜗牛的家小酒馆听天一讲了一个关于小偶像见面会的段子。粉丝买握手券，前排最靠中间位置的票比旁边贵挺多——他冲台下第一排观众互动，说，脱口秀第一排中间位置躲都躲不及。

他关注饭圈文化，骂过男偶像，在台上讲的都是真事儿。去年，他看了一些国内专场，觉得脱口秀可以实现一场完整的表达，三五百人能花五十分钟听他讲一个他想表达的观点，这和五分钟段子是不一样的。观众不用赞同，“可以听完就觉得我是个傻瓜”，但他想，也许观众再看到疯狂的偶像粉丝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

天一很看重脱口秀价值观输出的功能。跑了一年多开放麦，“你总会遇到一个程序员，一个东北人，一个金融行业从业者，一个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这四个人基本都能凑一个专场，也能凑一个节目。”他比照美国脱口秀，“不会有人说，聊一下我是个卡车司机，我是个德州红脖子。”他觉得讲职业属性和出身是喜剧里最浅层的表达，脱口秀不应该止于卖弄奇观，“浅的东西肯定会有更广泛的共鸣，但是要那么想有更广泛的共鸣，做抖音和快手更快，为什么要做这个？”

猫头鹰喜剧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大雄亲自负责筛选开放麦投稿。他认为好的单口喜剧是多样化的。但他有几点标准：不能“图便宜”；要有表达价值。“很多演员的内容没有真正想表达的观点和态度，只是觉得在这个场景下这么着写，好像挺荒诞，好像挺好笑，这样是写不长久的。”

他审视演员，会忽略观众的反应，看他搞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特别热闹，特别舍得糟践自己，还是因为他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筛选演员初期，大雄说，是要“论心不论技”的。

天一在演出中 图/受访者提供

天一最主要的焦虑来自于，和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总是差一层。他最近新讲了女团的段子，想聊的是少女偶像的悲剧内核，出来的效果“还是咋咋呼呼的”，自我反省喜剧技巧还有待加强。有一回他讲关于犹太割礼的段子，底下人也没给反应。去年10月，十来场商演加上开放麦，他有点疲惫，老段子讲烦了，又没写出满意的新东西，他短暂地离开了一阵脱口秀舞台。

于是最近也进入了创作瓶颈期。

“能力没有长。”于是说，去年他商演和专场讲的内容跟前年差别不大。年初他列下的创作目标是写四十分钟新段子。写了二三十分钟，自觉能留的大概只有五分钟。年末他在那条目标后面标注“差远了”。

前阵子翻和朋友的聊天记录，于是回忆起来，2017年，他对单口喜剧还抱着“想聊点儿，咋说，推动言论边界的东西”的想法，老讲租房、地铁这些没意思。后来他觉得自己讲不好那些严肃话题，不好笑，自己也没太想明白，给人讲什么呢？他慢慢调整，把能讲的、想讲的、容易处理的取交集，着眼在困扰他的负面情绪。

他感觉水平快速提升的那两年，自己大量看国外单口视频，大量看北京高水平演员的开放麦，吸收的足够多。在北京脱口秀圈子里，他以勤奋著称。每年末，他会梳理自己这一年的表现、做柱状图分析。他给上一年的总结是“只顾挣钱，忘了进步”：商演305场，完成了300场的目标，数量远超过去三年；但开放麦只有149场，是四年里最少的（往前三年，他上开放麦的次数分别是164、290、240场）。他的创作习惯是开放麦倒逼创作。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场地，想想晚上讲什么。商演太多、又没有创作出特别好的新段子，是消耗，他对自己很不满。

“今年绝对不能这样啊，”他在受访时感叹，“说你这个人厉害，不是看你讲了多少场，是看你有多少高水平的段子。”

他自认舞台表现能力在行业里属平均水准以上，演出经验丰富后，临场应变、对观众气氛的感知和适应，都不用担心。但不太敢在商演里调段子，他一直不确定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可能还是有点儿贪恋演出效果？他想。有的演员敢试新段子，这场垮了无所谓。于是不行，“跨不了坎。”他是那种想尽力达到演出商和观众期望的行动谨慎保守的人。这让他的商演表现变成了自我复制，他反省。

接受采访是在1月初，于是说他最近连着几天做噩梦，是真焦虑，意识到自己的段子有问题，问题比想象中大，尝试改，但是改不顺，效果一般。学了一些方法论，但运用不自如。

2018年春天，讲脱口秀大半年后，于是有了自己所谓的“第一个五分钟段子”：第一个稳定、让他有安全感、观众会给不错反馈的段子。

在于是的回忆里，在北京，至少2021年以前，没有其他俱乐部能与单立人抗衡，单立人的标准代表着北京脱口秀生态规则。在有了第一个五分钟段子后，于是获准进入单立人开放麦演员群；从开放麦到被邀请上商演，他又等了三个月。根据演出时长，单立人给演员的商演分几个等级：第一次是5分钟试讲；表现好的话下次有7分钟；再往上是10分钟，12分钟，15分钟。在此之上有精品秀，可以讲25分钟。

“对北京演员来说，你进单立人开放麦的群、上它的商演、商演给你几分钟，都是评判个人水平很重要的标准，至少当年是这样。”标准不一定非常客观，“它可能只代表单立人的审美，但是很多人是认这个事儿的。”

于是说，在这个行业，段子的水平和演员得到的相应待遇——行业、观众给予的反馈——是对应的，“不太存在你段子特别好，但就得不到行业认可的情况。”

于是把在单立人获得的表演时长的变化视作自己的成长节点。2020年，他在单立人商演中有了15分钟的表演时间。同样15分钟，演员的表演次序也代表着对能力的认可程度，一头一尾，通常要放两个效果最好的人。在单立人的商演中，于是排过开场，也排过最后。但近两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行业原有的体系在消解：在北京，以单立人为代表的主流世界里演员流失严重，非主流的世界缺乏以质量为硬标准的秩序。“现在大家都赶场，你在开头并不一定代表你实力最强，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赶场。”

综艺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出彩的新人何广智在段子里讲自己住地铁终点站，一年后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上，他说，很遗憾讲不了前一年那样贫穷的段子了，“因为我挣到钱了。”在上海，《财经》2021年的报道里写，笑果文化线下演出的门票从19-29元涨至220-280元，在黄牛市场上一张票甚至炒到3500元之高。

这两年，于是旁观着同行朋友们写段子、做改变、上节目，适应《脱口秀大会》舞台。有的人变好，有的人没有，行业里大多数人都在忙这个事儿，但自己没有和他们“站在一个起跑线去拼”。但他又琢磨，自己没有独特的风格视角、明确的人设，未必适合上节目。

去年底，我在北京单立人的演出场地77文创园外排队等候单立人的即兴喜剧比赛开场，大约有半小时，我前面的几位资深观众都在讨论北京演员的流失问题。“每个月都有优秀的演员跑到上海去。”天一也说。

“北京的整个演出环境可能让他们很艰难地维持生活，同时跟他们同台的演员可能也不是他们那么喜欢、认可的，”大雄说，演员大量流向上海，更多是行业惯性和自我认同使然，“我不认为所有去上海的人都是为了出名、赚大钱，他们绝大部分人一定都是有艺术抱负和追求的，但是北京给不了他们这个东西。”

2021年秋天，于是以考察之名去上海待了一个月。在上海，他也看到了两个世界：笑果和笑果以外的俱乐部。笑果世界的诱人是明显的。“（笑果）确实把这个行业内最优秀的人吸引到那了，他们在重压之下，会琢磨什么东西管用、什么不管用。”上海有《脱口秀大会》导演组，有综艺流量的刺激，“上节目和不上节目的差异，上节目走一轮跟走两轮的差异，两轮跟三轮的差异，太大了。”他觉得北京演员没有这样强烈的刺激，会更容易满足。进步主要靠自我驱动。

12月，于是参加了笑果训练营。笑果的体系也公平，不是论资排辈或者看关系。《脱口秀大会》导演组和他们分享选演员标准，说聊的东西能和时下热点挂上钩，最好。段子具有传播潜力很重要。

2020年9月24日，北京剧空间剧场，北京喜剧中心举办脱口秀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观众笑声不断 图/视觉中国

采访对象们普遍表示，上海的脱口秀观众比北京的容易逗笑。

“北京观众很有防备心理，”天一受访前刚去上海演了十来天，感觉明显，“起码一开始是端着的，尤其线下开放麦，门票很便宜：我过来就看个热闹，如果马上就笑会不会显得我很没有要求没有品位？但是上海的观众整体年轻，很热情，可能因为笑果扎根上海，他们被调教过，起码知道看脱口秀是奔着笑去的，不是奔着抬杠去的。”

Fu大爷在上海讲脱口秀，北京腔一出来，台下就开始笑。几年前到上海工作，为了听懂业内上海人在说什么，他学上海话，词汇量挺大，但音调不对，就像外国人讲汉语。上海观众挺吃这一套。Fu大爷敢在上海的开放麦上挤兑上海人，但不敢在北京挤兑自己的老乡。但上海观众太友好有时也会造成尴尬：新段子不好笑时，大家仍礼貌性鼓掌。在一个段子里，他形容那是“屈辱的掌声”。

大雄是北京人，成长在一环里。他认为，北京的观众比南方的更传统，政治自觉性更强，积攒的压力更大，能接受的尺度更大，观众和演员也会接受更深层的负面情绪。

大雄说，在胡同里听开放麦，会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欢乐。“大家偷偷开心一下。”他向我补充。北京的脱口秀演出场地主要分布在二环里胡同内的一个个小酒吧，周中的晚上，“如果你当时碰巧经过，会看到与大杂院并不匹配的人潮汹涌，会听到一扇看似民宅的高窗中突然爆发出一群人的笑声。要是从院中突然窜出一个人，疾速扫辆共享单车又迅速扬长而去，那不是小偷也不是吵架负气而走的冒失者，只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正在赶向下一场开放麦。”

大雄工作后到东四环、大山子、五道口，都是新北京，快节奏，迥异于他成长时的生活环境。看开放麦的晚上穿行在胡同，大雄不用看导航。“我知道胡同里面哪个岔路可以走，从场地A到场地B一公里，有无数条选择。”

胡同里的生活好像和大雄十几年前感觉的差别不大。晚上7点多，开放麦即将开始，演员和观众钻进胡同，那儿的居民可能已经到家吃完饭了。“你在那个时候能够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怎么下班回家的，又是怎么准备出门的，他们是在胡同里乘凉聊天，然后回到了室内？他们是骑自行车带着孩子走的，还是自己走的？”

“一个脱口秀演出或者开放麦，在观众走进胡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是一个观众逐渐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抽离、进入到脱口秀的世界的过程。”大雄认为这是北京的线下脱口秀无法被取代之处。他也认为，哪怕北京演员大量流入上海，北京的脱口秀圈子也不会绝户。

在胡同里看脱口秀，会遇上各种各样的人。1月在一个小酒吧的二楼，一名脱口秀演员上场，问台下，有人认识我吗？台下沉默。他介绍自己是童星，台下沉默。他又说，看过《还珠格格》吗？我在里面演东儿，紫薇的儿子。大家终于想起来，有人打开手机百度。贾云哲开始讲自己过气、没房没车挤地铁的段子。他的表演在那天算是出彩，讲完段子，他在观众的笑声中离场，急着穿过排排座位准备下楼。主持人调侃：祝你星途璀璨，赶着拍戏去？

猫头鹰在北京的新场地在东四北大街425号，还是胡同里。史炎和大雄在创立厂牌之初，就希望场地可以服务于筛选、挖掘、培养演员这件事。他们很快就开始做开放麦。

猫头鹰北京巢空间开幕 图/猫头鹰喜剧提供

猫头鹰在北京和上海专门有人去看开放麦，发掘还不错的新人，和演员沟通、帮忙改段子，给一些演员商务编剧的机会。大雄也看演出、看稿，看谁可以试稿、进群、上台。

但大雄发现，仅凭一个俱乐部想要搭建体系、拥有一定话语权，在商业上不成立。可能最能体现他审美的地方就是对开放麦演员和稿子的筛选上。到商演就没有这个话语权了，商演是谁好笑谁上。

“至少截至目前，整个行业的生态不是选拔培养、再向上。”大雄设想的他的职位，要在行业成工业化体系的情况下才能更大程度发挥作用，但行业的运作方式简单直接得多，“谁愿意来讲谁就自己去讲，谁坚持下来了就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人去参加选拔，通过了就再去上线上的节目，谁火了就是谁火。这个行业一定程度放弃了审美输出这件事情，更相信一个大众选择的结果。”

国内脱口秀历史不长，野蛮生长数年，并不像美国那么成熟，例如美国售卖演员重要的专场版权，在国内就几乎空白。2017年，Netflix为脱口秀演员宋飞录制专场，付出的版权费是1亿美元。而在国内，长综艺似乎成了脱口秀商业化的唯一重要渠道。

大雄的判断是，国内脱口秀行业的高峰尚未到来，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小波峰。有的机构问，一个演员产生一套五分钟的段子要多少时间？他们想把成本算清楚。有的经纪公司进入赛道，走的是先签人再培养的路子，结果发现签到的人不太行。如果说明星可以靠人格魅力支撑，脱口秀的核心是内容输出，“现在这个行业里稍微行一点的人都不会那么轻易签约。如果一个演员觉得自己不能必然成功，可能就不会签约厂牌。”大雄观察，脱口秀演员面临着更复杂和自由的职业选择。一个演员如果名气不大，演得不错，靠接商演、写商务稿，可以在一线城市赚得还凑合。如果没有演出，还可以继续上班。

2020年受疫情影响，2021年因睡眠问题，小五都停了半年开放麦。以前过了半年，她发现大家讲的还是半年前的段子，现在不一样了，“半年没去开放麦，好多人开了专场，太气人了”，她笑着说，“这个行业真的好像开火车，一开始是起步，很慢，现在已经步入到一个正轨，甚至加速。”

“演员还是要进步，要走到观众前面，不然迟早会被观众淘汰。”小五说，《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后，她能感觉到观众审美不断提高。线上节目兼具笑点、价值观、话题度，观众“再去看那些没有灵魂的东西，会感觉降级”。她刚上台那会儿，现场谁炸谁牛。大家后来对小破梗也不太看得上，会判断，这个段子只是让你笑了一下，还是听完了以后有比笑更多的东西？

一个段子讲过几次，她自问：讲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她顺着情绪，一步步爬梳：我想讲什么？为什么想讲这个？再找合适的容器承载表达欲。在小五上传到网络的一个段子里，她讲到职场性别歧视。生活里她没有攻击性，段子里有时候她会讲“有点带刺的话”。“观众笑了，不只是一种包容，一定是她理解到了你。”她好像更认识了自己。

“在台上被认可的感觉，回报超高的。”她引用单立人石老板的一句话，演员上台，就是把她的眼睛给观众，让观众看到她看到的世界。采访前一天她演出，第二排一个女生在她讲每个段子的时候都想给她鼓掌，有的时候甚至只有那位观众要鼓掌，她觉得很开心很珍贵，又担心那位观众可能有点孤独。

如果场子冷，演出结束了，天一会有一点不开心，但这种负面影响不会超过一晚。这也是脱口秀的优点，他说，新段子凉，改一改，明天再试就好了。

脱口秀演员分为两种：一部分人把它当爱好，一部分人把它当工作。天一觉得全职做脱口秀有收入压力、要经营人脉、要多做商演，《脱口秀大会》一季也就出十来个新人，“考个清华的研可能比做成名成腕儿会容易一点。”他想，如果有机会上综艺、做创作，以后还是当导演，也很好。

搬家前他住左家庄，二环附近。夏天演出完了回家，他会去楼下小摊吃个麻辣烫。小时候他喜欢过一个日本摇滚乐队，主唱讲，乐队没火之前，在地下去几百观众的小场子（“跟咱们脱口秀差不多”，他补充），在台上被当作爱豆一样欢呼、崇拜，演完了分几百块钱，打车回家，去拉面馆一个人默默地吃碗面，这种落差很有意思。天一很喜欢这种落差。在几百人的场子里做商演，短暂地成为舞台中心，演出结束就结束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