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小白玉的扮演者

2016河北文坛回眸（一）

描摹现实 抒写心灵

——2016年河北小说阅读札记

□司敬雪

爆竹声声，寒风如刀。时令上，农历旧年已转过身，正一步步走向历史深处；但在气候上，新的一年似乎依然遥远，尚未正式启程。在时光转折交替的节点上，我们已习惯于对过去恋恋不舍，对未来充满忐忑。

同样，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国人的现代化需求也开始出现节点。人们追逐快捷、新奇事物的热情当然还会继续，但更多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生命安全、心灵舒适等方面。

时代风云变化，现实曲折相牵。这些或远或近，或宏伟或细微的变化总会丝丝缕缕渗透到过去一年的河北小说创作当中，影响着文学的表现形态。

欲望的困局和信仰的芦苇

2016年，有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欲望的故事，人们在享受快捷生活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欲望所制造的困局、所包裹的丑恶。

张玉清的短篇小说《一百元》（《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讲述了一个灵与肉的故事。贫困的女画家与商人张骏签约，“好处是我有了稳定收入，从此不再为面包发愁，也不用整天担心被房东赶出去；坏处是我从此失去了自由，我得每天按照张骏的要求画，不能再像过去想画什么画什么”。随着时间的变化，女画家内心的屈辱感越来越强烈，艺术灵感越来越稀薄。她决定不顾一切地画一张自己想画的作品。创作本来进展得比较顺利，可最后时刻，一百元引发的惨剧粉碎了她的幻想，“我差一点完成了它，只差一小处空白，但这空白永远无法补上去了”。欲望无处不在，大如磐石，压抑呼吸。女画家喜欢随身携带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也许她还没有勇气像梭罗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她确实发出了对欲望的控诉。

刘荣书的短篇小说《忏悔者》（《广州文艺》2016年第11期），讲述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小说表面是一个喜剧的套子。肥头大耳的屠户满面愁容来找大仙消解灾祸。大仙对他进行了一番心理疏导，又开了一剂故弄玄虚的仙方，屠户一身轻松地离开了。这完全是一出喜剧或者闹剧。然而读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在这个喜剧的套子里面，却包裹着一场骇人的罪恶。无良的矿主为了牟取暴利不顾矿工死活，出了矿难后又不择手段逃避法律的制裁，丝毫不顾及矿工家属的精神痛苦。欲望遮蔽了矿主的良知，他是一位真正需要忏悔的罪人。有罪的人会忏悔吗？刘荣书在这篇小说深处埋藏了一根锋利的钢针，刺向每个欲望膨胀的肉身。

值得一提的还有贾永辉的中篇小说《芦苇》（《长城》2016年第6期）。尽管整部作品还存在不够圆润的地方，但令人欣喜的是，它给阴霾密布的寒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芦苇通常被贬为“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俗物，这篇小说却为它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小白也学着老和尚，独自坐在街门口的门槛上，静静地看星星、看月亮，看眼前这片被晚风吹得晃晃悠悠的芦苇，慢慢地，内心便感到一阵清静。”作者笔下的芦苇是自然的化身，是禅道的印证。这种禅道实则凝聚了东方的古老智慧，是一种认识自我、破除迂执的方便法门。小白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师法芦苇，回归本真，得以达观地看取生活，和善地与人相处。这或许正是治疗当代人心灵痼疾的一剂良药。

残酷中蕴藏希望的青春表达

不管什么年代，青春表达总是吸引人的。但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经历的作家，书写出来的青春故事大不相同。

张敦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但是青春期留给他的疼痛记忆还会不时翻涌上来，他的中篇小说《苦海无边》（《长城》2016年第2期），就谱写了一曲绝望的青春之歌。两个大学生到一座海滨城市找工作，来到了大海边，“他弯下腰，让手机靠近海浪。两个浪头过后，他把手机放回耳边，说，听见了吗？哦？不是冲马桶，是大海的声音！”大海是汹涌辽阔、充满激情的，作者却把它与马桶并置，写得如此丑陋绝望，令人讶异不安。青春确实有其残酷的一面，它甚至可以把准备不足的人打得晕头转向。同学建议小张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可是我哪里能抽得出时间？发呆、睡觉和泡海，这三项活动紧密相连，没有半点缝隙”。“我们躺在游泳圈上，随波飘荡”，张敦写活了承受着巨大就业压力的当下大学生，写出了他们内心的苦闷甚至绝望。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作者叙事与状物的丰盈才华。但是，与此同时，如何积蓄力量，带领笔下的人物一起走出情绪低谷，开辟人生崭新天地，也是摆在张敦面前需要完成的一份答卷。毕竟“随波飘荡”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青春不仅是残酷的，更应是蕴藏着希望的。

郭刚一直生活在塞外，他的短篇小说《全家福》（《山东文学》2016年第10期），写出了一种野草般的青春。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孩子李冬冬、李冬梅是姐弟俩，母亲付梅花靠割芦苇挣钱来给他们交学费。一家人的生活很艰难，可是母亲教育他们不能总把心思放在钱上，“要胸怀祖国放眼未来”。李冬冬不太在意母亲的训导，她更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失踪了这么多年，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父亲的出走似乎起于母亲的不检点。李冬冬整天在母亲身后跟梢打探，似乎是要证实村里人的谣传，又似乎是要阻止母亲再犯错误。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亲重新回到家中。小说选取少不更事的弟弟李冬梅为叙述者，成功制造了扑朔迷离的艺术氛围。小说最后，李冬冬点燃的一场大火，则泄露了她心灵深处深重的屈辱与愤怒。

贾若萱是一位95后在读女大学生。她的短篇小说《他的家》（《西湖》2016年第9期），讲述的虽然是一个伤心故事，却更多地传达出了青春生命的一种热力。小说采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叙述失恋少女用望远镜窥探情人家的卧室，企图报复情人，最终又选择了宽恕。生动的细节，写出了少女的聪慧、多情、嫉妒、伤感，还有迷失与复归。作者初试写作，还缺乏必要的技术训练，但近乎天然的文字显示出她可喜的文学潜质。

现实主义的力量

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之树常青。有些作家把自己关在封闭的小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塑料纸，剪制出一个个漂亮却没有生命气息的人物。而有些作家则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了一些细节丰盈、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何玉茹的长篇小说《前街后街》（《当代》2016年第3期），讲述了发生在黄村的故事。黄村分前街和后街，“前街的房子是青砖、青瓦垒就的脊顶，后街的房子是土坯、炉渣做成的平顶”。房子不一样，人的举止言谈也有所不同。明悦家处在连接前后街的马道上。她与前街的小慧和后街的二妮都是好朋友，可是两人之间总会闹点小别扭。何玉茹有一种优秀作家的本领，可以把小说写得烟火气十足，又为这烟火气预置了宽大的孔道，使之升腾，化为高天上的云彩。

康志刚的短篇小说《归去来兮》（《朔方》2016年第6期），讲述的是乡村式告别。四喜子死了，葬礼后妻子梅香要离开这个家。临行前梅香与几个哥嫂之间有一场对话。家人之间的隔阂、心底的不满眼看要爆发出来，最终却灰飞烟灭，达成谅解。一场没有发生的“乡村战争”，折射出乡村生活的复杂，也显示了宽容的重要价值。

张红欣的中篇小说《礼堂》（《小说月报·原创版》2016年第4期），讲述了与“代沟”相关的故事。老曹和他的儿子曹寇为公司礼堂的拆留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要拆，以解决居住问题；一方要留，以解决情绪释放问题。本该亲密无间的两代人竟以如此尖锐的方式对立起来，生动地折射出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卢立明的中篇小说《祸水》（《长城》2016年第6期），用准确的细节描摹出了基层的生态。作者十分熟悉基层生活，而且善于体察人情世故，寥寥几笔便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神态，细腻传神，活灵活现。

多样化的收获

何申的中篇小说《钱大画家》（《中国作家》2016年第2期），讲述了一个文化人的罗曼史。老钱喜欢画画，并因此与王小燕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史。分分合合之间，老钱的外圆内方、王小燕的神经质都跃然纸上。

阿宁的中篇小说《父亲的时代》（《北京文学》2016年第2期），讲述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父亲崔子玉转业去了塞外。他关心百姓疾苦、勇于担当的行为感染了女房东。女房东不顾一切的热情最终让父亲蒙冤多年。小说以崔子玉的儿子为视角进行历史回溯，是对父辈精神的一次深情仰望。

夜子的短篇小说《云破处》（《七里海》2016年第4期），讲述了一次危险的旅行。小说篇幅不长，几乎没有多少情节，但针脚很密实。作者有一种抽丝剥茧的耐心，一点一点剥去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碎，找出那埋藏在人们心底的庄重、良善，以及相互关切的美好情愫。

生存对于女性似乎更重要些，但同时，独立与尊严也不可缺少。梅驿的中篇小说《结算》（《中国作家》2016年第12期），细腻地刻画出了女性的独立意识。离异后的女工宋爱红，爱上了到厂里进行工程结算的高木。高木结完工程款去了江西，临走前跟宋爱红约定到江西相会。但是，宋爱红最终选择留下，她觉得那里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能成为男人的负担。

唐慧琴的中篇小说《去高蓬》（《小说月报·原创版》2016年第12期），描述了家庭伦理的纠结。二哥本来是妹妹红颜心中的一座山，可是他竟然在外面有了小三。二哥的行为让她不解，更有些失望。让红颜感到心烦意乱的还有二嫂和两个侄子。家庭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爱情、亲情与利益到底如何考量？唐慧琴极力想用自己的智慧和本心去解开这些难题，可小说直到最后也没有达成最初的预想。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毛茸茸的细节把身处困境中的一家人呈现了出来，让读者感同身受，和他们一起寻找出路。

花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葬礼》（《长城》2016年第3期），是都市化大潮中小山村的一曲挽歌。城里人拼命想到深山中寻找安静与清新空气的同时，山里人也同样憧憬着大都市。罗盘沟就剩下罗朱生父子二人。父亲八十多岁，希望死后埋在祖坟里，坚决不离开。罗朱生小时候受伤落下了残疾，认为到城市根本没法生活，也决定留下来。父亲去世，儿子找不到人抬棺材。他哭干眼泪，望着灶膛窜出的火舌，终于想出火葬的办法。作者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关注着城市化大潮中那些不愿离乡、无法离乡者的困苦，她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小说中，让大家一起关注，一起为他们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