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政治家吗,张作霖懂政治吗

张作霖 图片来自网络

1928年除夕，面对南方北伐军来势凶猛的攻势，张作霖明显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为了给自己找到心灵上的安慰，张作霖在他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祭天之后，再一次举行了祭天仪式。

在仪式上，张作霖双膝跪地，宣告了“告天文”：

“我张作霖的命运若能够统一中国，就保佑我早成功；如果不能的话，即请赶快把我收回吧！”

没料想一语成谶。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死在逃回奉天的火车上。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经传开，过去那些对张作霖敢怒不敢言的人们纷纷开始盖棺定论了。

与奉系对立的国民党方面，当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朱家骅的评论比较出彩：

“张作霖比什么军阀都要来得更坏。”

朱家骅评论的核心思想是：没有张作霖，东北就不会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没有张作霖，日本就无法几次三番地出兵中国；没有张作霖，“济南惨案”就不会发生。因而，打倒张作霖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妥协，就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

作为一家持中立态度的媒体，天津《大公报》的观点与朱家骅不同。

在《大公报》的报人笔下，张作霖亲近日本人是为了应付日本人；表现出来的喜怒无常，是张作霖应付日本人的一种手段；在政治失败后被敌国害死，死得其所。

得出的结论是，张作霖从未卖国。

《大公报》的逻辑是：因为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就足以证明张作霖没有卖国。

相对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张作霖卖国、《大公报》方面认为张作霖从未卖国，东北政治活动家高崇民对张作霖的评价则上了一个台阶，张作霖变成了抗日的“人杰”。

在高崇民笔下，张作霖虽然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外交，但仍能与日本周旋二三十年的原因有三个：

其一、具有英雄思想，不肯示弱；

其二、由于不懂那些不平等条约会带给东北的危害，所以不惧；

其三、由于是东北人，不肯把祖宗土地让予他人；

因此，高崇民的观点是：张作霖所做出的危害国家和民族之举都是缘于“无知”，毕竟，无知者无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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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民的逻辑是：张作霖处于不可为之地、不可为之时，仍然挣扎着与日本缠斗了二三十年，这岂非“人杰”也哉！

当然，还有很多关于张作霖的评价，但这三个是主流观点。

那张作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不“知兵”的大元帅，把“人情世故”当成政治的政治家。

奉军在全盛时期兵力一度达到了30万，再加上那些投靠的大小军头，张作霖可以指挥的兵力达到了近40万人。

可是，作为一军之帅，张作霖却是个不“知兵”的人。

对于这一点，张作霖的总参谋长杨宇霆是有发言权的。

作为一位统帅几十万兵马的将领，张作霖经常自我表白：

“兄弟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

在这番表白中，张作霖俨然以一位合格的将领自居，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杨宇霆却说道：

“张老将军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指挥军队乱出主意，毫无定见，而且胆量又小。”

在奉军中，能够称得上有现代化战争指挥才能的将领其实并不多，郭松龄算一个、韩麟春算一个，连杨宇霆都算不上。

如果按照奉军过去那种“打窝子仗”的打法，张作霖的那些“老班底”都能上阵。可要论现代化战争，他们的打法早就过时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就已经给张作霖结结实实上过一课。

张作霖其实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因此，在奉军统帅部有一项特别规定：凡是由统帅部下发的命令，如果没有总参议或者参谋处长附署不能下达。这就意味着张作霖是不能直接下达军事命令的。

要说张作霖是政治家，那就更算不上了。杨宇霆之所以把张作霖奉为“政治家”，一是给自己“老板”面子；二是在调侃张作霖。

在张作霖的心目中，什么是政治？那就是人情世故。

政治中固然包含着人情世故，但人情世故却不是政治。

可张作霖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可以把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杨宇霆、姜登选和韩麟春等人，但在怎么使用权谋对付段祺瑞、吴佩孚和内部的派系以及利益分配上，他自认为比杨宇霆、姜登选等人都要高明，是要亲自出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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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卤莽智术”驭下，用“分肥”之法惑众。

在民国的军阀中，奉系确实是内部比较混乱的一个派系。

尤其是张作霖的起家班底都是绿林出身，这在无形中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但张作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文武分制”。

对于那些绿林出身的老班底，张作霖采取的办法是，只要看不顺眼，张嘴就骂，抬手就打。

那些绿林出身的将领呢？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欣然。按照他们的逻辑，张作霖对他们骂得越狠，打得越重，就越表明张作霖把他们视为自己人。不然，张作霖为什么不打、不骂那些文人呢？

对那些文人官僚，张作霖则又是另外一番面孔，不仅从不打骂，在礼仪上也特殊对待。

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奉系老派对张作霖采用的都是跪拜大礼，吴俊升、张作相这些人都不能例外，仅有奉天代省长王永江长揖不拜。

张作霖大帅府的正门除了他自己走之外，仅有王永江和杨宇霆可以走，其他老派只能走侧门。

王永江是文官，可杨宇霆是武将，他怎么就能走正门呢？

原来，杨宇霆虽然是武将，但属于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张作霖把他也视为文人，所以才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另外，张作霖这么做还有他一些深层次的考虑在内，那就是故意挑起文武之间的不和。只要有不和，那就会有争斗；只要有争斗，那就谁也离不开他。

对此，张作霖也很得意，他自认为学到了“帝王心术”的精髓，以玩权谋之术来搞平衡。

可张作霖的权谋之道过于浅薄了，用来对付那些绿林“大老粗”们尚可，可用来对付杨宇霆和王永江这类人，就显得幼稚了一些。

王永江对张作霖玩得这套“把戏”很不满，并把这套所谓的权谋之术贬称为“卤莽智术”。

可光靠打骂表示亲近也不行，必须得有把这些人聚拢在身边的利益。张作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益“分肥”。

在东北的绿林中，衡量一位“老大”是否称职的标准并不是“攻则当先，败则断后”，而是怎样“公平”、“公正”的利益“分肥”。

东北的绿林和其他地区不同，他们在“得手”后“分肥”的原则并不是根据出力的多少来分配的，而是只要参加了就人人有份。

因而，张作霖就是因为利益“分肥”分得好，才当上了东北的“老大”。

在张作霖这里是没有“主义”的，只有所谓“良心”。

就像他在东北讲武堂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讲话就是这种利益“分肥”思想的体现。

他向部下灌输的就是“人人有官做、人人有财发、人人有饭吃”的理念，这就是他所谓的“良心”。

因此，在奉军上下都有着这样一个理念，他们都是受老张家的“恩惠”和“栽培”的，“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的人”，效忠的对象只能是老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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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念贯穿了奉系军队上下，就连高级军官也无不秉承。

这既是郭松龄“反奉”时，为何张学良登高一呼，就会应者景从的原因，也是张作霖为何要在捉住郭松龄后一定要枪毙郭松龄的原因。

郭松龄在投奔张作霖的时候，仅有一个行李卷，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是没有把的，是张作霖看在张学良的面子上给了郭松龄2000元安家费，并且一路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

张作霖认为，是老张家“造就”了郭松龄，可郭松龄竟然“反奉”，这种人岂能留着？

从表面上看，郭松龄“反奉”是缺了“良心”。可这都是站在张作霖“良心”论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并没有从郭松龄“反奉”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来看待这个问题，是狭隘的。

因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根本就不是拥有主义、理想和共同纲领的政治团队，而是一支仅依靠着利益而纠合在一起的武装团伙。

不相信任何人，军权只能掌握在张氏父子手中

奉军“元老”吴俊升曾说过，张作霖对谁也不相信，他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张学良。

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奉军已经拥有30万兵力，共编为20个师、2个炮兵旅和1个工兵团。这些部队有11个师和2个炮兵旅以及1个工兵团都掌握在张学良手中。

除此之外，奉系大将李景林有2个师、张宗昌有2个师、吴俊升掌握2个师、张作相掌握2个师。

张作霖采取的是强本弱枝的办法，像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张作霖只肯给吴俊升和张作相留下能够保障一省平安的部队，多一个也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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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火者必自焚！张作霖一生与狼共舞，可终为恶狼暗算

从张作霖大量任用日本顾问起，他与日本人之间的勾结就开始了。

这些日本顾问在名义上是为张作霖服务的，但实际上是日本为侵华而派来打前站的侦查人员。他们在顾问张作霖的同时，也把东北的军事、政治、地理、民情搞得非常清楚，甚至比张作霖还要清楚。

因此，张作霖大量任用日本顾问其实就是“引狼入室”，必将“玩火自焚”。

那日本人为何要帮助张作霖呢？

起初阶段，日本人视张作霖为“眼中钉”，总欲除之而后快。为此，在1916年5月，日本人曾经两次刺杀张作霖，使张作霖差点死于非命。

但“郑家屯事件”让日本人看到了张作霖的另一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不仅向日本道歉，而且还严惩了与“郑家屯事件”有关的中国官兵，以此来讨好日本人。

这次事件是个标志，使日本人认为，张作霖是可以被他们拉拢的对象。

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既没有为官做宦的履历，也没有与北洋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北洋官场上属于弱势群体。他所能依靠的仅有他在东北的独特地位。

因此，只要在东北给予张作霖一定的利益、保证其在东北的独特地位，那么，张作霖必定会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利益的维护者。

自1917年起，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下了大“赌注”。如：在张作霖与冯德麟、汤玉麟争斗的时候站在张作霖一边；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在暗地里为张作霖奔走，拉拢段祺瑞做冯玉祥“倒戈”的工作；在郭松龄“反奉”的时候，武力干涉，使得本准备仓皇出逃的张作霖“咸鱼翻身”。

但日本人是不会白帮忙的，每帮助张作霖一次，对利益的索求就纷至沓来，尤其是对东北筑路权的索取到了疯狂的地步。

1928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东山再起”后决定进行二次北伐。日本人利用这个机会向张作霖施压，获得了“满蒙新五路”的筑路权。可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应该说，张作霖也是不愿意把筑路权交给日本人的。为此，他还曾亲赴大连，拿出500万日元的私人存款来感谢日本在郭松龄“反奉”时对自己的支持。

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面对即将入口的“肥肉”，日本人岂能放过？

二次北伐后，张作霖有了退回东北的想法，部下也一致同意。可日本人却不同意。

一旦张作霖退回东北，日本想要独占“满蒙”的计划就要“泡汤”。

为此，日本决定派兵守住锦州走廊，解除奉军的武装。

可由于消息泄露，日本的计划遭到了英、美两国的警告。碍于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原定出兵锦州的计划取消。

可以河本大作为首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对计划的取消表示严重不满，他们认为：

“张作霖层受日本人培养，竟忘恩负义，接近欧美，从事排日运动，真是岂有此理。”

在他们看来，只要解决了张作霖，“满蒙”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为此，才有了皇姑屯炸车事件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张作霖确实没有明目张胆、死心塌地的卖国，他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利用日本。

因此，张作霖不可能甘心成为日本的傀儡，必定也不会满足日本人的所有侵略愿望，进行有限的和反抗是必然的。

可从实质上看，正是由于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才一步步让日本人在东北做大，给了日本人“蚕食”东北的机会。

日本人支持张作霖的目的在于挑起军阀混战，从而把东北的军事实力耗空，为他们侵占东北带来便利。

可张作霖是不甘于受日本人控制的。面对这位即将“失控”的张大帅，日本人只能下毒手了。

据河本大作在二战后受审时的供词：

“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

国人讲究的是“盖棺定论”。可在民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像张作霖这种人并非仅有，他们这批人平生行事复杂，很难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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