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非花雾非雾秘书扮演者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后，李杨故事成为中外文人不断演绎的经典题材。图为元代画家钱选创作的纸本设色画《杨贵妃上马图》(局部)，该画描绘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准备出游的情景。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资料图/图）

研究白居易的学者文艳蓉没想到，自己会收到圣彼得堡大学的邀请函。2022年7月，文艳蓉参加了该校举办的线上国际研讨会，主题是纪念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文艳蓉发现，当地的研究还处在翻译层面，但“他们的一些汉学家非常喜欢白居易”。数千公里外的中国，也在2022年推出了纪念这位唐代诗人的学术专辑。

这样的纪念活动，已有上百年历史。

清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二十，在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八十多公里的海宁县硖石镇，40岁的蒋学坚和34岁的朱昌燕发起了一场文人雅集，纪念白居易和阮元的生日。这时，距白居易诞生已经过去了1100多年。蒋学坚和朱昌燕是知名藏书家，诗朋酒友以生日会为名，济济一堂，相互酬唱，雅集由此延续了数十年。

蒋、朱等人只是恢复了被太平天国战争中断的一项传统。比蒋学坚年长三十多岁的同乡先贤李善兰，曾在《正月二十祭白文公祠》里写道“岁岁生辰肃春祭”。硖石这座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江南小镇，在清代对白居易顶礼膜拜，当然跟诗有关。“衣裘不单薄，车马不羸弱。蔼蔼三月天，闲行亦不恶。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这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闲行到此留下的诗句。而在嘉庆朝担任浙江巡抚、被誉为“一代文宗”的阮元，跟白居易生日同为正月二十，也助推了白居易纪念活动的复兴。阮元曾于1816到1826年间担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创立学海堂书院，是清末岭南文化繁荣的重要奠基者。

阮元把白居易视作榜样。由他上溯两百多年，明万历年间“公安派”的袁宗道，因仰慕白居易、苏轼，把书斋命名为白苏斋。从万历再上溯五百多年，宋代文豪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期间，效仿白居易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城东山坡种树，辟出黄州城外一片五十多亩的荒野耕种，取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白居易在忠州写过《东坡种花二首》，“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以及《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从巴蜀的东坡，到荆楚的东坡，再到东坡肉成为杭州名菜，以白居易为起点，汉语形成了穿越时空的奇妙互文。

在汉字文明泽被之处，关于白居易的互文永不会终止。洛阳城郊龙门石窟附近，白居易在依山傍水处永远安眠。“唐少傅白公墓”石碑近侧，由“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酒井邦恭等人立有一碑，以中日双语镌刻颂词：“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有趣的是，日文版颂词开头，与“伟大”对译的是“不朽”。这块碑立于1988年。十余年后，韩国白氏全国宗亲会和新加坡白氏公会也相继拜谒立碑。白居易的肉身安息在九世纪的中国，但他的文与道，则召唤着永恒。于是，这片墓园，成了汉字文化圈的国际圣地，仿佛九世纪的中土发出又聚拢了一束束射线。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活跃的中唐时期，被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描述为“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既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又是一个新开端……在许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两百年后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仅数十年前的盛唐诗人。以特立独行的诠释而自恃，而非对于传统知识的重述，贯穿于此后的思想文化。”

白居易在生前与身后，都是一个明星。这是他与其他许多曲高和寡的大诗人最大的不同。作品的通俗、精彩与感染力，文学观和处世观的启发性，传奇的人生经历，都为人津津乐道。

作为一个文学明星，他不仅在历朝历代拥有大量拥趸，深刻改变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影响远播海外。但他也像流行明星一样，招致众多后人的口水和非难，以至于很难找出第二个争议如此之多的古代文豪。

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称“元轻白俗”，常被后人作为批评白居易的根据。这篇写给姻亲柳瑾的祭文，必然有溢美之词，对元稹、白居易的论断是为衬托逝者的高明，其实无须较真。葛兆光在《唐诗选注》里，根据南宋诗话集《诗人玉屑》的说法指出:“‘最爱乐天之为人’的苏轼下这个‘俗’字也许并没有人格批评的贬义……可能指的是他诗歌语言的‘通俗’，因为在诗史上很少有人像白居易那样自觉地把诗写得明白如话平易浅畅。”

《与元九书》里，白居易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他44岁这年，影响力早已“出圈”，诗歌在庶民、僧侣、妇孺之中广为传布。如果怀疑自述有夸张成分，不妨看看旁证。唐会昌六年（846年），75岁的白乐天病逝于洛阳，唐宣宗李忱写下一首《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皇帝十分罕见地吊唁一位诗人，后者60年写作生涯留下的遗产，是小孩和外族人都能吟唱《长恨歌》《琵琶行》，他的辞章，不是通过文人间的传抄，而是口口相传，在民间“已满行人耳”。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称其“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鸡林在朝鲜半岛，日南在越南。明陈继儒《太平清话》记载，“白居易讽谏集，契丹主亲以本国文字译出，诏番臣读之”。

就影响力而言，很难在当代文坛找到类似白居易的人物，也许只有罗大佑这样的流行音乐“教父”可堪比拟。白居易确实有一个类似教父的头衔，那是晚唐的张为在《诗人主客图》里称他为“广大教化主”。《酉阳杂俎》讲到荆州有个叫葛清的街卒，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脖子以下的全身有三十多处白居易的诗配画文身，“体无完肤”，被称为白居易“行诗图”。

白居易极少用典，追求平白如话，朗朗上口，大多数诗歌放在今天毫无阅读障碍。“不明不暗胧胧月，不暖不寒慢慢风。独卧空床好天气，平明闲事到心中。”他的闲适，常常涌流出瞬间的“小确幸”。他写《夜雨》，“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写《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他的词“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如今还被谱曲传唱。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考证，《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长篇叙事歌行的诞生，与中唐小说的兴起有莫大关系，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是“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此后，《长恨歌》的故事成为东亚的重要文化记忆。在中国，元代的白朴创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代的洪昇创作传奇《长生殿》；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做冷嘲式的再诠释，可惜从未动笔；当代作家王安忆的同名小说《长恨歌》，虽是借题发挥，与杨玉环无关，却是上海滩另一个版本的女性悲歌。在日本，《源氏物语》里，皇上“晨夕批览”《长恨歌》画册；《枕草子》的《树木的花》引用《长恨歌》诗句：“在那花瓣的尖端，有一点好玩的颜色，若有若无的存在……她哭过的脸庞是‘梨花一枝春带雨’，似乎不是随便说的”；20世纪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历史小说《杨贵妃》；著名导演沟口健二赴香港拍摄电影《杨贵妃》；梦枕貘创作奇幻小说《妖猫传》，被陈凯歌搬上银幕，由黄轩饰演白居易，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经由日本的再创作回流中国的有趣例证。

在英美，《长恨歌》也拥有众多译本。最早的版本出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他完整翻译了《长恨歌》，题目译为“The Everlasting Wrong”（永恒的错误）。影响最大的译本来自美国汉学家霍华德·列维1962年出版的《长恨歌（杨贵妃之死）》，列维曾长居日本，对中国作家万曼出版于1950年代的《白居易传》十分推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才智在《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主持了“纪念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专辑，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不仅在诗歌方面，散文成就以及他作为全才在书法、园林、建筑、饮食、茶艺、香道等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021年，陈才智编著《白居易资料新编》（十卷本）出版，总字数676万字，引书3500余种，收录了3200多位作者的8400余则材料，这些作者按生卒年排序，最后一位是钱锺书。“之所以叫‘新编’，因为它是一个2.0版本，1.0是陈友琴先生三十多万字的《白居易资料汇编》。”陈才智说。

明代画家郭诩根据白居易《琵琶行》创作的纸本墨笔画《琵琶行图》(局部)。该画描绘了白居易与浔阳歌女邂逅的场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资料图/图）

白居易有整理作品、编定文集的好习惯。815年冬，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自编诗集15卷，约800首，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在卷末，他题写一诗赠元稹，“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白居易向知己吐露心声，他对自己的“文章身后名”已相当自信，特别提到了《长恨歌》，以及《秦中吟》这类讽谕时事之作。此后，他又多次编定文集，存诗2800多首，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加之他写诗常信手拈来，不事雕琢，作品多而通俗，势必良莠不齐。后人批评他，往往出于对白居易声名太盛的逆反。

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苛评白乐天的反方名单。首先开炮的名流，是小白居易31岁的杜牧，他借撰写《李戡墓志铭》，怒斥元稹和白居易：“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就像卫道士把流行歌曲斥为靡靡之音。大学者朱熹的批评也很有名，他说白居易“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王夫之讽刺白居易的诗“如决池水，旋踵而涸”。金圣叹更是过分，选唐诗时说：“乐天诗，都作坊厢印板贴壁耳语，胡可仰厕风雅末席？兹亦聊摘其数首稍文者，以塞人问，实非平时之所常读也。”他以风雅自居，嫌白诗俚俗，但毕竟名气太大，只好勉为其难选几首“以塞人问”。

清人王士祯因为白诗参差不齐，说“可选者少”。《唐诗三百首》里，杜甫的诗有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白居易却只有6首，好在120行的“长恨”和88行的“琵琶”以一当十了。

较近的看不上白居易的例子，是叶嘉莹在讲义中把他贬为二流诗人，理由是易模仿、不真诚。不过，与白居易大异其趣的另一位中唐文坛巨匠韩愈，也被叶嘉莹先生归入了二流。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在B站视频上沿袭了“不真诚”的指摘，说白居易的“兼济天下”与杜甫有天壤之别。2017年《新周刊》署名谭山山的文章《白居易：道德君子还是无良文人？》对他展开了“道德审判”。

另一边，追慕或力挺白乐天的正方名单，从皮日休、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元好问，到胡适、郭沫若、施蛰存，阵容也十分豪华。晚唐诗人皮日休作有一组《七爱诗》，表白李白，“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魂”，又表白白居易，“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北宋早期，慕白之风盛行。欧阳修青年时代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拜谒了龙门的白居易墓地，留下一首《白傅坟》：“芳荃奠兰酌，共吊松林里。溪口望山椒，但见浮云起。”后来他自号醉翁，与白居易自况醉吟先生一脉相承。司马光在洛阳建有一座独乐园，向往乐天介于“大隐住朝市”和“小隐入丘樊”之间的“中隐”，在《独乐园七题·浇花亭》里，司马光仿佛与皮日休的表白相呼应：“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皮日休和司马光的表白，各有角度，前者赞美文才，后者认同生活态度。

后人以“白苏”并称，当然是因为苏东坡处处流露出对白居易的追慕，除了以白居易的典故“东坡”自号，苏轼二任杭州时，“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的诗句，更袒露了由衷的敬意。元好问称赞“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来一乐天”。乾隆皇帝御定了六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命馆阁文臣编成一部《唐宋诗醇》，可见白居易地位之举足轻重。

关于白居易的诗风，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白居易、元稹崇尚清晰平易，“言人所共欲言”“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体现了诗的“性情”；作为对比的韩愈、孟郊，追求奇言警句，“言人所不敢言”，这样的诗“使人荡心骇目”，但少了些意味。赵翼认为，以“轻俗”为名看不上元稹、白居易，实在是不懂诗。可以把他的观点看作是对金圣叹的有力回应。

20世纪，白居易文学史地位的提升，与白话文运动的文学主张，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政治标准的强调有莫大关系。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评价：“白居易与元稹是有意作文学改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即便对于白居易的闲适诗，郭沫若也称赞“是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施蛰存晚年写《唐诗百话》，评价元白时，饱含左翼文艺批评的色彩：“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自有这两种风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学，不能为士大夫所欣赏；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学，也不能为人民大众所欣赏。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们无须在他们之间评定甲乙。元白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诗体通俗化，取得广大士民的爱好，而是他们首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

在陈才智教授看来，“对白居易这样一位大作家的评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些论者说白居易这方面不如这个，那方面不如那个，还写过一些庸俗的诗，这不是不对，但就像盲人摸象只摸了一条腿”。

新媒体时代，白居易仍然享有古代诗人中的明星待遇。濮存昕与西安交响乐团合作朗诵《琵琶行》，在微信视频号上获得10万+的点赞和转发；古典文学UP主都靓的B站个人频道上，《白居易一生的故事》点击过百万，仅次于《蒲松龄为什么写女鬼》和关于林徽因的视频。无论李白、杜甫，还是唐伯虎、纳兰性德，都不如白居易“自带流量”，弹幕上说，“元稹白居易是中国最有名的好基友”“为了乐天哥，泪目好多次了”“白居易的诗就很符合当下普通人的感觉”。

白居易的诗文早在唐朝时就流传海外。图为电影《妖猫传》中的白居易(黄轩饰)与来唐日本僧人空海(染谷将太饰)。 （资料图/图）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秋冬之际，44岁的白居易行进在人生的中途。此后，他还有31年悠悠生命；此前，从写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天才少年算起，也有近30年岁月。44岁的白居易沿江水迁谪南下，从关中去往江州，一派愁云惨雾。在襄阳汉水的夜行船上，“秋风截江起，寒浪连天白”；在舟过黄鹤楼后的长江，“虎踏青泥稠似印，风吹白浪大于山”。

只有老友元稹的诗在夜舟上聊以慰藉，“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此时的江水，像放逐尤利西斯的大海一样，横无际涯。白居易的航程，似乎在为他敬重的前代诗人杜甫的长江羁旅押韵。逆风吹浪的夜半，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间，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时刻。何况还有常年困扰他的眼疾。白居易曾在一首题为《眼病》的诗里自嘲：“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这肯定是高度近视了。他还描述过自己的飞蚊症，“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一个擅长写景状物、描绘色彩和通感的诗人，原来根本看不清这个世界，他的命运跟耳聋的音乐大师贝多芬相似。

比白居易年轻7岁的元稹，这一年被贬到通州（今四川达州），当元稹听说好友同样遭贬的消息，“垂死病中惊坐起”。而白居易在南迁途中感慨，“江州望通州，天涯与地末”。他们是文学的知己、生活的伙伴，也是仕途的患难之交。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白二人都以“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他们一道悠游，赏花饮酒，写诗互赠，还曾一同在华阳观寓居读书，闭门累月，揣摩时事，写成《策林》。白居易的诗句记录了二人的亲密无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两人暂别后，元稹像失恋般落寞，“只得两相望，不得长相随”“愿为云与雨，会合天之垂”。白居易也魂不守舍：“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810年，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贬江陵，担任左识遗和翰林学士的白居易直言进谏元稹不当贬，未被采纳。

元稹字微之，在家中排行老九，白居易给他的赠诗，大都以“微之”或“元九”相称。虽然两人相识后聚少离多，却是三十年的灵魂伴侣。年过五旬的元稹行经东都洛阳，预感到时日无多，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白居易，“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这一别真的成了永别，大和五年（831年），元稹在武昌病逝。白居易悲痛不已，“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并给元稹写下祭文：“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在好友病逝八年后，他还梦见两人携手同游，醒来后只能感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会昌二年（842年），另一位知交刘禹锡去世，白居易一面自矜地称赞“四海声名白与刘”，把他和刘禹锡二人比作文坛的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一面还记挂着元稹，“应共微之地下游”，想象刘禹锡可以和元稹在地府相会了。

白居易一生有许多朋友，“元白”“刘白”的称号便是友谊的见证，尤其对元稹，他用情之深，只能用“痴”来形容，放眼中国文学史，这种形与影的至交很难再找到第二对。815年写就的《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的人生和文学观的重要总结。文中提到元白二人在长安城南骑马，二十多里路程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对诗，旁边的同僚没法插嘴，“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文中，白居易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应当因时因事，也即强调艺术介入现实，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知道《长恨歌》和工巧的杂律很受欢迎，但更看重《新丰折臂翁》《卖炭翁》这类诗。讽谕诗是“兼济之志”，闲适诗是“独善之义”。吊诡的是，被贬江州既是白居易通过编定诗集和《与元九书》，总结自己介入现实的文学理想之时，也是他因讽谕直言而仕途失意，从而转入更闲适、独善的文学道路的分水岭。

白居易看重讽谕诗，固然是因为他想回归《诗经》通过“采风”反映民情的传统，“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源于他性情中易感、真率、推己及人的品质。“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在这首《闻哭声》里，从四邻到天下，生命的早夭易逝触动他的心弦。这种境界，在16到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词里，可以听到异曲同工的回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隅、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损，因为我属于人类，所以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的情感，超越了以精英身份“修齐治平”、关怀黎民苍生的姿态，对特权进行了自省，怀抱自愧之心与百姓共情。

创作《长恨歌》之前，好友王质夫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定能当此重任，于是有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余音绕梁。毛泽东在《注释唐诗三百首》里《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做了读书笔记：“作者与琵琶弹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称白居易为“多情才子”，指出《琵琶行》感动人之处，就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既是一位作者，也构成了一个文学形象。他的“多于情”，仿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情不情”。“情情”和“情不情”，是《红楼梦》原稿末回《情榜》中对黛玉、宝玉的评语，脂砚斋多次提到这一点。所谓“情情”，指黛玉对自己钟情之人用情至深；而“情不情”，指宝玉“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可以理解为，“情不情”就是博爱、善感而痴情。白居易像宝玉一样，用情极深、极广，最后皈依禅门。他怀念年轻时的恋人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他赠给妻子杨氏，“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在816年写成《琵琶行》之前，还有一首船过鄂州（今湖北武汉）时的《夜闻歌者》，“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因为“终不说”，歌女的故事成了残篇。

晚年的白居易有两位能歌善舞的宠姬，樊素和小蛮，“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形容樊素樱桃小口、小蛮如柳细腰。如今被广州市民津津乐道的城市地标“小蛮腰”，便是拜白居易诗句所赐。苏轼自嘲“惟将老不死，一笑荣枯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虽有乐天晚年的恬淡，却没有他的风流。观看了好友敦诚改编的《琵琶行》传奇之后，曹雪芹击节赞叹，用小蛮、樊素的典故作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主要参考书目：《白居易选集》，王汝弼选注；《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白话文学史》，胡适；《白居易诗文在日本的流传与受容》，文艳蓉；《白乐天的世界》，（日）下定雅弘，李寅生译。）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