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越剧红楼梦,越剧电影版红楼梦

作者 李海琪

越剧是江南的一种民间戏曲，二十世纪初期，起源于浙江嵊县，盛行于上海及江浙一带。其朴素抒情的歌唱，绚烂而又雅致的服饰及舞台、造型艺术传统的舞蹈动作和真实细腻的表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们一种瑰丽、清新、纤巧轻盈而富有浪漫色彩的诗情画意的美感。

1942年以后，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等团结了上海越剧艺术工作者，开展了越剧艺术革新运动，在保持原有的民间风格和基础上，又洗去了昆曲等古典戏曲、以及近代戏剧的优秀传统，逐渐形成了新型的越剧。

新中国建立后，越剧得到了新的发展。整理创作了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春香传》等等剧目，而《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作。

1962年，以舞台版越剧《红楼梦》为基础的电影《红楼梦》越剧故事片播映。该片以全明星的阵容、精致的制作手法，掀起了全民争看越剧电影《红楼梦》的热潮。

一、越剧《红楼梦》简介

1950年4月，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办的戏曲团体——华东文化部越剧实验剧团，徐进随云话剧团的部分工作人员一起并入了这个单位。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伊兵指导之下，徐进开始仔细的研读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民间文学和古典名著。[1]

徐进开始改编始于1955年，初稿完成于1957年。[2]董文桃发表于2007年第1辑《红楼梦学刊》中的《越剧<红楼梦>三个版本的主题差异探源》一文中，所记初稿完成时间为1955年，此说当为误。初稿完成之后，上海越剧院总导演吴琛指定了二度创作班子，其中导演是钟泯，音乐作曲是顾振遐和高鸣，舞台设计以苏石风为主。吴琛本人除了对剧本主题人物分析阐述以外及对该剧艺术风格要求外，还经常过问该剧的排演工作。

对于这部越剧《红楼梦》，上海越剧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可惜在初演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轰动。据袁雪芬《越剧改革中的状元剧作家徐进》一文中回忆，在上海“初演《红楼梦》不仅受到冷遇，似乎还批评我们上海越剧院落后于形式的表现，说我们居然在大跃进时期还搞《红楼梦》……”[3]此次打击可以说是很大的。幸而，在广州巡演时，受到了广州市长朱光的赞赏，越剧《红楼梦》才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1959年，上海越剧院把越剧《红楼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节目，送到了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从此，越剧《红楼梦》才被人们注意和重视。

在这以后，越剧《红楼梦》又曾经赴港演出，深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欢迎。周恩来总理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邀请，让曾在抗美援朝中赴朝演出过的越剧院二团赴朝，在朝鲜第四次劳动党代表大会期间，也演出了越剧《红楼梦》。

1961年12月到1962年9月，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合作，将越剧《红楼梦》拍摄成上下集彩色艺术影片。

笔者有幸得到一份影片放映时的《影片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上，有着越剧《红楼梦》的故事梗概，因这份《影片说明书》已经比较少见，故将说明书中的主要内容转录于此：

《红楼梦》，彩色戏曲（越剧）艺术片，艺术指导朱石麟，编剧徐进，导演岑范。上海越剧院二团演出。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经上海越剧院改编演出。现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与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摄制成彩色戏曲故事片。

本片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构成感人心灵的故事情节。故事是从黛玉到贾府开始：

早丧慈母的林黛玉，投奔到外祖母家（贾府）寄居。

胸怀才志的黛玉，与不同凡俗的表哥宝玉虽系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

第二年．贾府又来了出身名门大族，具有“大家风范”的薛宝钗（宝玉母亲王夫人的姨侄女），因为宝玉有块从胎里带来的宝玉，宝钗也有个金锁，人们背后说，他们正好是“命定”的一对。

宝玉与一群姐们们朝夕相处，融洽无间，但更与思想相通的黛玉心心相印。

贾政为了望子成龙，强逼宝玉读八股文章，蔑视功名利禄的宝玉和黛玉却偷看被禁读的《西厢记》，抒发着他们的自由思想；滋长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宝钗也希望宝玉能专心于仕途经济，这天又来对他大讲“立身扬名”之道。宝玉听得很是反感，毫不客气的下了逐客令。袭人责怪宝玉不该冷落宝钗，宝玉却说“林妹妹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他们这番谈话，恰巧给经过怡红院的黛玉听到，不禁又惊又喜，更觉得宝玉是她的知己。

宝玉与忠顺亲王府的戏子琪官有来往，他同情琪官逃脱王府的束缚。这事为贾政知道后，痛恨宝玉违背家教，将他打得半死。黛玉惜怜宝玉，为此哭得两眼红肿，宝玉反百般劝慰黛玉，并将代她拭去泪痕的手帕送给黛玉。黛玉十分珍视这幅情丝万缕的手帕，特在上面题诗记情。

一夜，宝钗来访宝玉，引起晴雯的厌恶，这时又有人走来叩门，晴雯不知是黛玉，狠声狠气不肯开门。黛玉已经生疑，悬见笑语声中，宝玉送宝钗出来，遂误会是宝玉有意冷落她，更引起寄人篱下，受人欺凌的感伤。

第二天，宝钗陪伴贾母等在藕香榭赏春行乐，黛玉独到桃林深处，借埋葬落花，抒发她内心的压抑。宝玉听到一字一泪的《葬花词》，寻声而来，黛玉记恨昨晚的“闭门羹”，负气避开，经过宝玉一番掬诚的剖白，黛玉房释误会。

黛玉病倒了。同情黛玉的紫鹃，为了试探宝玉是否真情，佯称黛玉将返回苏州原籍，宝玉信以为真，发狂的要留住黛玉。于是宝玉与黛玉相爱的帷幕终于揭开。而曾经心肝宝贝痛爱过黛玉的贾母，认为黛玉有违贾府家教，便在“黛玉行动怪癖，不如宝钗温顺”的比较下，采纳了王熙凤的“掉包计”，将宝钗冒充黛玉和宝玉结婚。

黛玉得到宝玉与宝钗结婚消息，以为宝玉负情变心，遂焚去诗稿，含恨而死。

黛玉去世之时，正是宝玉花烛之夜，当宝玉发觉新娘不是林妹妹而是宝姐姐时，惊诧得发疑发狂，更听得黛玉已死，便疯也似地奔到灵前，声声血泪，倾诉他满腔的悲愤与委屈。

“金锁”锁不住“宝玉”，“铁槛”关不住“逆子”，宝玉扔去了那块“通灵宝玉”，愤然离家出走。

演员表：徐玉兰饰贾宝玉，王文娟饰林黛玉，吕瑞英饰薛宝钗，金采风饰王熙凤。（以下略）[4]

1966年开始反对“封、资、修”之后，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越剧院被视为“封、资、修”的大本营，而《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等等都被视为“大毒草”，毫无疑问的被禁演了，作为电影版越剧《红楼梦》，自然也当在禁播之列。

1978年，越剧《红楼梦》重映后，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一时之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曲词，唱遍了全国大江南北。

二、越剧《红楼梦》影片的改编策略及对其他《红楼梦》影片及戏曲的因袭

前文中，已经总结了《红楼梦》影片的改编之难，在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中，主体范围和描写面也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宽广，对于《红楼梦》的情节，必须有选择性的纳入。单纯从情节来说，这部越剧《红楼梦》故事片，并未有什么独特之处。按照片中的顺序，影片选取了黛玉进府、读西厢、宝玉挨打、黛玉题帕、黛玉葬花、紫鹃试莽玉、掉包计、焚诗稿、哭灵、出走等情节，与其他影片相比，基本上也都是被拍摄过的。

徐进对选择改编《红楼梦》主线有着清楚的记述：“我终于确定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中心，而围绕爱情事件，适当的夸大一些生活描写面，歌颂他们的叛逆性格，揭露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也就是说把爱情悲剧和反封建精神糅合一起，编织成一条主线，从而选取小说中某些情节，融会贯通起来，其余体现原著小说的精神面貌。”[5]

从影片中所选取的具体情节，再结合徐进的记述，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越剧《红楼梦》影片中的主线，就是“宝黛爱情”。

在处理戏剧冲突上，徐进将精力主要放在“宝黛爱情悲剧”上，他认为这是整部《红楼梦》中，“矛盾最尖锐集中、最富戏剧性所在”。[6]在具体的情节处理上，为了更加凸显冲突，特意将部分情节作了加工。举例说明：

黛玉进府之后，紧接着就有一场宝钗进府的戏。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黛玉进府，只是跟着一个丫鬟与一个老嬷嬷。宝钗进府之时，则是一队人扛着箱笼进入。影片中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矛盾，让黛玉回房吃药时，听见屋内几个老嬷嬷在谈话：“都是天仙美女一般，也说不上谁好谁差，只是那宝姑娘家里是有产有业的名门大族，舅舅在京里做官，真是好福分。”这又与孤苦伶仃的黛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宝玉挨打之后，先叙宝钗送药，并说一些劝他改正的话，而黛玉却只是默默哭泣，反而需要宝玉来劝。

影片用幕后合唱的方式，将某些矛盾点出，如黛玉葬花之时，宝钗正陪着贾母赏春游园，合唱唱词为“看不尽满眼春色富贵花，说不完满嘴献媚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影片是特意将宝钗与黛玉对立起来，形成比较，以此来增强影片中的戏剧冲突。

在影片的改编中，经历了理主线、选要点、抓关键、动结构等几个步骤。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徐进是将《红楼梦》中部分与宝黛爱情有关的情节打乱了次序，有些部分甚至是在东拼西凑中产生的，如在“葬花”这一情节中，说出了本来在小说中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中”的“你放心”三字，此种处理，也非只一处。以这种方法，来集中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越剧《红楼梦》对其他影片因袭的关系。

从主题的选择来说，这部影片与孔雀版以及周旋版基本相同，都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但孔雀版因年代过早，且播映次数非常少，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小，所以借鉴于孔雀版的可能性非常小。

从影片开端来看，越剧《红楼梦》与周璇版《红楼梦》都选择了以黛玉进府为开端。且在开端的处理上非常近似。如都省却了迎、探、惜三人的戏份，都省却了黛玉拜见贾赦、贾政部分的戏份，两部影片都是以两乘小轿将黛玉抬进为开始。

在黛玉知道宝玉婚讯的时候，两部影片都采取了同一种摄影方式，既晃动摄像机，以此来表现黛玉的眩晕。

周璇版放映于1944年，放映地点是在上海。其时，徐进正在芳华剧团，负责剧务部创作演出工作，这个剧团也正在上海。所以，徐进看到这部影片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在徐进的《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一文中，曾数度提到韩小窗的《露泪缘》，该书是以《红楼梦》为题材的鼓词的改编。徐进对这本书有这样的评价：“特别是《露泪缘》，不仅对这重要部分描写的笔墨淋漓，并且对人物作了精炼集中和精雕细刻。”细读《露泪缘》，可以发现在越剧《红楼梦》中，有不少地方，是借鉴了《露泪缘》的创作经验，尤其是在唱词上，以下将两者的相似之处，举例说明：

在鼓词中，王熙凤献掉包计时说：“从不见销金帐里变了卦，鸳鸯枕上又起波澜。”到了越剧《红楼梦》中，化为：“管保他销金帐内翻不了脸，鸳鸯枕上息波澜。”

2、在“黛玉焚稿”这一部分，两者的相似处更多，在鼓词中紫鹃劝黛玉道：“姑娘说得什么话，你别要信口开河怄死人。老祖宗何等疼爱你，看你如同掌上珍。若是有一差两错意外的事，却叫她白发高堂怎样禁。一家哥嫂和姊妹，哪个不为你张罗费尽心。更是那二爷宝玉着急得很，每日个请安问好不离门。”黛玉答道：“说这些人儿都不必提起，谁是我知疼着热的亲。”在越剧《红楼梦》中，紫鹃道：“姑娘你身子乃是宝和珍，再莫说这样的话儿痛人心，世间上总有良药可治病，更何况府中都是疼你的人，老祖宗当你掌上珍，众姐妹贴近你的心……”林黛玉道：“不用说了。紫鹃休提府中人，这府中，谁是我知冷知热亲。”

3、同样是在“黛玉焚稿”这一部分中，鼓词中黛玉道：“你再休提起书和字，这件东西最误人。念了书就生出魔障，认了字便惹动情根。古人说穷乃工诗原不错，又道是书能解闷未必真。悔当初不该从师学句读，念什么唐诗讲什么汉文。想幼时诸子百家都曾念过，诗词歌赋也费尽苦心。诗与书竟作了闺中伴，笔和墨都成了骨肉亲。

　 　又谁知高才不遇怜才客，诗魔反被病魔侵。曾记得柳絮填词夸俊逸，曾记得海棠起社斗清新。曾记得凹晶馆内题明月，曾记得栊翠庵中谱素琴。曾记得怡红院里行新令，曾记得秋爽斋头论旧文。曾记得持螯把酒把重阳赋，曾记得吊古攀今将五美吟。”这一大段唱词，在越剧《红楼梦》中简化了一下，改为：“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曾记得菊花赋诗夺魁首，海棠起社斗清新，怡红院中行新令，潇湘馆内论旧文，一生心血结成字，如今是记忆未死，墨迹犹新。”

第二例和第三例，本身就是《红楼梦》原文中所没有的，属于韩小窗发挥出来的部分，徐进沿袭了这一思路。通过以上三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什么解说，已经非常明显。徐进在创作的过程中，从《露泪缘》中汲取了创作经验，并化用了部分唱词。

三、越剧《红楼梦》从舞台到电影的变化

越剧《红楼梦》经历了由舞台到影视这一过程。在这过程里，剧本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在舞台演出本中，为十二幕剧，也就是说，用十二个地点发生的故事，将宝黛爱情悲剧展现出来。而电影则又不同，与舞台相比更加灵活一些，可以通过移步换景等方式，将这些原本固定在某些场所的情节，穿插起来，使之更加整体化。但由于电影时间比舞台演出时间要短，故而对舞台演出本也进行了压缩。

从处理的方法来说，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删除舞台演出本中的内容。在黛玉进府一部分，就减少了许多唱词。虽然这种做法节省了时间，但同样的也使许多部分失去了照应。

如在影片中，王夫人问：“看你身体单薄，弱不胜衣，却是为何？”林黛玉答道：“外甥女自小多病，从会吃饭时起，便吃药到如今了。”自此以后就没了下文。而在舞台演出的剧本中，还有这样一部分：王夫人问：“常服何药？为何不治好了？”林黛玉道：“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如今正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正巧，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如此才成一个整体。同样的还有，影片中宝玉询问黛玉有没有字，黛玉说没有。按照小说原文来说，尚有贾宝玉送黛玉“颦颦”二字一段，在舞台演出本中也是有着这部分内容，但在影片中就没了下文。这虽然是受影片容量的限制，但这种有前言无后语的做法，却未免有些不太恰当。

第二类是将舞台演出本中的情节打乱，而后重新拼接，形成一个整体。这一类最明显的部分是关于舞台演出本中第三场《读西厢》与第四场《不肖种种》。《不肖种种》在电影中，并不是整体出现的，而是分成两次来展现出来。影片中，宝玉给晴雯画眉后，晴雯与袭人笑闹几句，宝玉换下衣服出来，遇到焙茗，于是就接入了宝黛读西厢一节，而读西厢一部分，本是舞台剧本中的第三场。在读西厢之后，场景转换成宝玉送琪官出走，而后互赠手帕。然后再引入舞台演出本《不肖种种》中的后半段，因茜香罗而引发的情节。

第三类是增加了部分情节，这类情节在舞台演出本中是通过他人口中讲出来的，但在影片中，将这类情节拍摄了出来。因为这段情节是属于后加的，故而在拼接的过程中，又作了一番处理。

如宝钗进府一节，在舞台演出本中，是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时与雪雁的对话，说出宝钗进府之事。在《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一文中，关于这部分情节，徐进讲道：“也涉及过专门写一场宝钗进府，这一专场，电影容易解决，舞台上则有场子零碎更兼无戏之虞。”于是到了电影中，就将这一情节拍摄出来，致于“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这一情节之后。黛玉、宝玉两人一起去迎接宝钗。又借黛玉需要回房吃药，给宝钗与宝玉腾出空来，进而演出“比通灵”一段戏来。同时又借黛玉回房吃药的途中，听见几个老嬷嬷谈话补出本应是周瑞家送宫花时，与雪雁说的话。如此种处理，可以说是非常严密的了。

宝玉送琪官一节，也属于此类修改方式。

这部影片也吸取了许多戏曲的因素。因为影片本身为戏曲片，所以影片的舞台感还是很强的。如用灯光的明暗来处理情节的连接等等。

四、电影越剧《红楼梦》与小说原文的比较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得一“真”字，正是因为真，所以才感人。细细读来，仿佛宝玉、黛玉、宝钗就站在你的面前，读其事就知所言为谁，人人有自己的面目，从人物的塑造来说，他们是饱满的。而在影片中，因为选取情节的原因，往往只能突出他们的一个面，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就会是扁平的。如在影片中，宝玉的突出点就是他的叛逆与对爱情的执着，黛玉的突出点是“敏感”及深情。

从整体来看，影片与小说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无论是宝玉还是黛玉，在小说中，都很有才情，这主要是体现在诗词上。但因为选取情节的原因，宝玉的才情，却没有机会展现出来。对林黛玉的才情，主要也通过《葬花词》来体现，在焚诗稿后的一段唱词中，也约略的总结了一下黛玉的才情。但这些处理都没能够形象的体现出两人的诗才。同时宝玉的“情不情”，黛玉的“孤标傲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小说中，宝钗是一个“藏愚守拙”之人，点戏顺着贾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毕竟只是宝钗性格的一个方面。同黛玉一样，宝钗的才情也是大观园中的佼佼者，两人堪称大观园中的双壁。宝钗是温柔平和的，又是端庄美丽的，作为青春少女，也有着“扑蝶”这一举动，她对宝玉的爱，也并非是虚情假意，她对黛玉的关心，也不能完全理解成利用。可以说薛宝钗是完全符合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要求。但在影片中，宝钗的形象是非常单薄的。影片中的宝钗，丝毫没有青春女子的气息，反而十分世故，她的台词，要么说教气息很浓，要么就是奉承人的话，如此的刻画，实在已经离小说中的宝钗有些距离了。

影片中对王熙凤的刻画很精彩，如在献掉包计的时候，王熙凤唱道：“定一条偷梁换柱掉包计，设一个李代桃僵好机关，到时候红盖头遮住新奶奶。扶新人可用紫鹃小丫鬟。对宝玉只说娶的是林妹妹，把真情暂且瞒一番……等到那酒阑人也散，生米煮成熟米饭，管教他销金帐中翻不了脸，鸳鸯枕上息波澜。”此一段唱词，将凤姐阴险老辣的心计，周到而又巧妙的安排，洋洋得意的姿态，展现的淋漓尽致。但如同其他人物一样，这些也都是王熙凤的一个侧面。用这个侧面来代表整个王熙凤，就会使王熙凤这一人物减色不少。

在影片中，对晴雯与袭人的刻画比较多，有意的突出了“晴为黛副，袭为钗影”这一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二人针对琪官的态度上。

在原著中，曹雪芹通过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刻画，通过对贾府这一贵族家庭的败落的描写，表达了自己悲金悼玉的伤悼情怀，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无才补天的身世喟叹。而此种种，都没有在越剧《红楼梦》影片中得到体现。小说原著中，宝黛等人虽然是时代的叛逆者，但与贾母、王夫人、贾政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他们之间，亲情远远大于对立。但在越剧《红楼梦》电影中，这些都被简单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7]在影片中，黛玉焚稿之时所唱的“这些人儿都不必提起，谁是我知疼着热的亲”以及宝玉弃玉出走，均是为这一论调服务的。此处难免与《红楼梦》原文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恐与当时所处时代分不开。1954年，文艺界内开展了对胡适、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观”研究《红楼梦》的大批判，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红楼梦》的研究。于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那一时代的通行做法。徐进的改编，也正是那一时代的产物。

五、小结

越剧《红楼梦》电影，以“宝黛爱情悲剧”作为主线，将《红楼梦》中的部分情节，拆散后又拼接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拼接的过程中，又将部分情节作了加工。电影剧本又与舞台演出本有所不同，将舞台演出本中的情节加以了进一步的压缩，并重新安排了故事情节连接，使之更加适应影片的拍摄。

刘桢认为：“越剧《红楼梦》对林黛玉的性格以及宝黛爱情的本质把握得非常到位，‘葬花’、‘黛玉焚稿’、‘金玉良缘’、‘宝玉哭灵’等场，对两人的爱情表达用了很多的唱段，或缠绵悱恻，或哀怨悲戚，或肝肠寸断，都是升华人物思想和彼此感情之处，这种效果和表现能力也是越剧所擅长，并能够深深感染观众的。”[8]的确，在表现宝黛之间的爱情这一方面，影片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人物塑造方面，受篇幅的限制，难免将人物片面化。在影片中，将贾母等人与宝玉、黛玉的关系归结为封建势力对叛逆者的束缚，此处于小说有着较大的差异。

[1] 徐进著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第7页。

[2] 徐进在《台上风云笔底澜——我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写道：“为了向古典文学很好地学习，我在1955年上海越剧院成立不久开始改编《红楼梦》……苦战了两年，总算写成剧本。1957年搬上舞台。”袁雪芬的《越剧改革中的状元剧作家徐进》一文中也曾提到：“剧本《红楼梦》初稿完成之时，正值1957年‘反右’之风盛行之际，年底初稿问世，如同生不逢时的被灭弃的婴儿。”由此可见，初稿完成时间应该为1957年底。

[3] 徐进著《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第3页。

[4] 以上内容摘自《影片说明书》（编号118），该说明书为两页正反面，有内容梗概、演职员表、主要演员介绍、主要人物介绍及《优美的越剧艺术》一文。

[5] 徐进 《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人民日报1962年7月15日。

[6] 徐进 《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人民日报1962年7月15日。

[7] 徐进，《越剧红楼梦》，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第2版，第158页。

[8] 刘桢，《越剧<红楼梦>：文学名著到戏曲经典》,载于《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