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载振扮演者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名垂青史的女人，大都出身良好，在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得到各种机遇。

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在那个开放包容、大师林立国度，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如林徽因、冰心，宋美龄等等，她们一直活跃在民国和新中国的舞台上。

而本文的主人公裕容龄，她曾经生活在日本和法国巴黎，在巴黎成名后回到中国，被慈禧召回做大清的女官。此后，她便积极活动在满清和民国的外交舞台，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立下一面女性旗帜。

裕容龄，1889年生于晚清贵族家庭，她的父亲裕庚是满清的正白旗汉旗旗人，1895年荣升一品大员，被派往日本出任满清驻日本大使。此时7岁的裕容龄和姐姐裕德龄皆随父亲前往日本就职。

七岁的孩子正是观察世界，获取知识，寻求兴趣的年龄。小小的裕容龄也是如此，家庭背景和社会际遇让她找到了受用一生的爱好，多年后她在回忆中说："舞蹈，是我一生的挚爱，我太热爱舞蹈了，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这个爱好，要从驻日使馆开始说起。中国驻日使馆的女仆个个能歌善舞，在一次使馆宴会上，小容龄被她们的舞蹈深深吸引，看到曼妙的脚步、摇曳多姿的舞姿，小容龄忍不住地开始模仿。后来，在女仆的帮助下小容龄很快学会这些舞蹈，并且她天赋极高，还学会了日本难度极高《松鹤舞》。

可裕容龄的表演却遭到父亲的暴怒。

某日，日本大臣土方显贵和夫人造访中国大使馆，席间日本艺伎舞蹈时，小小的裕容龄也裹挟其间，出现在舞台的最中央。裕容龄以完美的舞姿赢来土方夫人极大地赞许。土方夫人走后，父亲勃然大怒，大声斥责女儿为土方夫人跳舞的行为，同时许下了以后不再允许女儿跳舞的禁令。

原来， 1894年正值甲午海战失败，1895年裕庚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时，刚刚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此时的大清，刚被日本人打败，一个大清的格格却还要穿着和服为日本人跳舞取乐，讨好日本人。父亲作为一个大清的官员，顿觉奇耻大辱。可小容龄哪知道父亲的这般心境。

但爱好舞蹈是小女孩子的天性，倔强的小容龄表示喜欢舞蹈，不会放弃跳舞。父亲作为一个外交官，是比较开放的人。其实他并非是反对女儿跳舞，只是女儿为日本人跳舞的行为，让父亲感觉到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耻辱。

也许正是这次闯祸，在裕容龄小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种子。于是多年后她愿意回到祖国、留在中国，为国家工作。父亲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后来专门请了日本红叶馆的舞师，到家里来教女儿跳舞。

期间，裕容龄还向日本大礼官长长崎学习外交礼仪，同时请教了关于音乐、古典舞以及美术和插花等方面的艺术。这些艺术的熏陶深深地烙在了裕容龄的身上，提升了这个小姑娘的眼界，成为后来她艺术修养的一部分。

裕庚履职日本结束后，被满清政府派往法国担任驻法公使。裕庚携全家搬往法国，在巴黎生活，这段时间，裕容龄接触到世界性前沿的艺术。

在驻法大使馆期间，一位法国外交官夫人到裕庚家探望，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聪明美丽、大方得体的裕家姐妹。交谈中她得知裕容龄善于舞蹈，恰巧这位外交官夫人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舞蹈，于是提议和裕家一起组团请家庭教师。

1900年，美国的现代芭蕾舞大师，也是现代舞的开山鼻祖伊莎朵拉·邓肯恰好远渡重洋到达了法国，来到了这座世界文化中心，而上文中提到的外交夫人想请的家庭教师正是芭蕾舞大师邓肯。

在这座世界艺术之都，裕容龄从此得遇贵人，走上了欧洲艺术舞台，并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邓肯第一次看到裕容龄时，就被小姑娘的精准的舞蹈动作和柔美的肢体语言折服。就这样裕容龄就被邓肯收为徒弟，成为其得意弟子，并且在练习不到两个月的情况下，邓肯就打算让裕容龄担任其新编的古希腊神话舞剧《玫瑰与蝴蝶》中的女主角。

邓肯的艺术是渴望自然，穿着宽松衣袍的自由艺术。在舞台表演时，她披着头、赤着脚，是完全奔放的自由派解放艺术。这种赤脚散发的行为，对于中国人向来遵从的笑不露齿，衣不露肉的生活作风，有着巨大的差异。剧目首演时，曾遭到父亲的反对，但最后在邓肯和父亲的互相妥协下，小容龄终于迎来大放异彩的时刻。

1902年，当这部剧在巴黎公演时，世人皆知道了这位美丽的女主角，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贵族小姐，她身着华丽的演出服，裹穿白袜，穿着精致的芭蕾舞鞋参演了，著名舞台剧《玫瑰与蝴蝶》中的蝴蝶仙子。她在剧中就像蝴蝶一般翩翩起舞，展现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美好的追求，谢幕时赢得全场热浪的掌声。

从此裕容龄成了誉满欧洲的著名芭蕾舞演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跳芭蕾舞的中国人。一时间，欧美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他们称呼这位东方女孩是美丽的蝴蝶仙子，她代表着东方的含蓄之美。芝加哥论坛报更是给了半个版面报道了裕容龄，标题就是"穿着欧洲礼服的中国女孩，巴黎社交圈里的特别风景"

英国的名流杂志，在1901年7月10日的报道中，更是用整版对裕容龄进行了全面的报道。此时世人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驻法大使，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当时能登上名流杂志的都是英国女王、著名表演大师卓别林等赫赫有名的人物和贵族。由此也可见欧美国家对这位中法混血女孩的喜爱和称赞。

在巴黎舞台上，初出茅庐的裕容龄就惊艳了欧洲，可命运让裕容龄再次拐了一个弯。不久她就离开巴黎，走进了中国封建权利的最高点，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女官。

1900年，慈禧太后同八国联军同时开战，致使八国联军进中国，攻占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慈禧也吓得跑到西安。后来慈禧返京，她渴望和外国人展开对话沟通，所以身边急需一些了解西方礼仪，会说外语的人才。

1902年，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贝勒，到英国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礼，途径法国时，就下榻中国驻法大使馆。在大使馆里，载振发现裕家的两个女儿，不仅会说英语，还能说出流利的法语和日语，并且她们都是满清的格格，又是大使的女儿吗，对西方礼仪也非常熟悉。

于是载振马不停蹄地回到中国，尽快地向慈禧汇报了这两个女孩情况。慈禧大喜深觉二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马上下令让二人进京，就这样二人便留在清宫，在慈禧身边成为御前女官。

从此，裕容龄开始了在清宫中的外交生活，而她在巴黎学来的舞蹈，也嫁接到封建帝王时代的中国，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中国现代舞先河。而裕容龄，则成了中国第一个踮起足尖跳芭蕾舞的中国舞者。

这段时期，她利用闲暇时光，倾心研究中国艺术，将西洋舞蹈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艺术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博采众长，吸收民间舞蹈和京剧艺术，为慈禧先后编出《扇子舞》《菩萨舞》《荷花仙子舞》等5部作品。让慈禧大为赞赏。

外交舞台上，小小年纪的裕容龄，在跟随父亲在涉外场合下耳濡目染，为中国这个最有权力的女人，担起了不可小觑的外交宣传。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但战场是东北地区中国的领土上，而大清却是局外中立国，这种奇耻大辱慈禧的脸上也挂不住。另一边日本内田夫人几次求见，慈禧几次三番的托词不见，实在没办法了，慈禧想到了身边的这个机灵的小姑娘裕容龄。

裕容龄因在家中排行老五，慈禧私下里喜欢称呼其五姑娘。慈禧想让五姑娘替自己打掩护，如在谈话中涉及到战场上敏感的战事或政治问题，自己下不来台，就把责任推到这个五姑娘这个翻译身上。

会见的当天，五姑娘则胆大心细，内田夫人几次三番地将谈话内容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五姑娘到底是外交家庭出身，面对尴尬的情况，她要么就当作听闻不见，要么就岔开话题，对敏感话题直接过滤掉，不进行翻译，只是把嘘寒问暖的内容翻译给慈禧。

内田夫人发现同慈禧谈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悻悻地走开。

由此，五姑娘，裕容龄便深受到慈禧喜欢，愈发地宠爱，并赏赐了好些礼物。

1907年春天，裕庚病重，裕容龄母女不得不向慈禧请辞，送父亲去上海治病。此时的慈禧已经离不开这个小姑娘，就在临行前不忘叮嘱其母女三人："待裕庚病好后，你们抓紧回来！"

然而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裕容龄则再也没回到宫内。

1910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时代开启，这期间的裕容龄则完婚，并成为民国段祺瑞总统的外交事务典礼官，同时也是民国时期的名媛。

在清廷时，裕容龄曾经和中国的末代状元刘春霖牵过红线。刘春霖是山东巡抚杨士驤的弟子，1904年考中状元后，因一手漂亮的小楷让慈禧格外欢喜，有意将裕容龄指婚给刘春霖，但刘春霖以"我本佳品，齐大非偶"为由，觉得自己名声低微，配不上身边的郡主为由，予以拒绝。

裕容龄25岁时，嫁给了一个小自己5岁，名叫唐宝潮的小伙子。唐宝潮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子，也是中国首位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也是唯一一个攻读骑兵专业的中国学生。这是一所拿破仑时期创立的欧洲军事学校，同今日的美国西点军校一样闻名。

裕容龄和唐宝潮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一个是民国的将领一个是清朝贵族，可谓门当户对，同时二人也都有法国留学学习的经历，可谓有共同语言，二人在法国完婚后，同时回到国内为北洋政府效力。

1922年，美国女作家格瑞斯·西登游历中国时，到民国总统府采访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夫人，就是在典礼官裕容龄的安排下进行采访，并兼职翻译的。

这位美国记者在《中国灯笼，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民国名媛》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她身材高挑，浑身穿着白色的绸缎，当她身体前倾，温文尔雅的迎接我时，身体则显得更为修长，就像一支摇曳多姿，却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的百合花。"

裕容龄也正向外界所熟知的一样，她是满清的格格，是巴黎世界舞台上的舞者，她带着优雅的气质，靠着丰富的阅历，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将西方的优雅和东方的高贵融于一体，帮中国同世界各国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如果说裕容龄的前半生是属于艺术和外交的舞台，那么后半生的她将生命奉献给了救国救民的公益事业。

民国时期，外交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家国大义的层面上，一辈子执着于舞蹈事业的她，公益慈善事业赋予了她特殊的意义。

1922年为了救济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农民，她亲自组织并参加义演；1928年在中外慈善家大会上，她亲自登台表演《华灯舞》《荷花龙船舞》；创作的《剑舞》在"一舞剑器动四方"中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年过五旬的她，仍然登台演出，为国家争取慈善和公益资金。她的这种爱国情怀，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了周总理的赞赏。

一次国庆外交会上，当外国使者不怀好意地问：“当年共产党打到北京时，你不害怕吗？”

她回答："我是中国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害怕中国人！"

后来外交人员把裕容龄的这一回答，汇报给了周总理，总理要求大力提高外交部人员的业务水平，要向裕容龄学习。同时把裕容龄的外交回答，赞为最好的"外交辞令"。同时要求："不但要正面直白尖锐的问题，而且要对隐含的政治挑衅，给予有力的还击。"

这一事件，也体现了裕容龄多年来活跃在外交界的经验、智慧和勇气。

在历史更迭，家国剧变之际，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亡国贵族的坦然和大义。无论是积贫羸弱的大清、军阀混战的民国，还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她都坚定地和国家站在了一起。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下，都同当时的志士仁人一样，只愿为祖国加把劲吧。她的一句“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怕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一句外交辞令，更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吧。

1953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裕容龄夫妇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期间她以朴实无华，清新娴静的口吻，记录了在清宫时所见所闻，结集出版了《清宫琐记》，成为后来专家、学者了解大清宫廷生活资料，也是近代史的宝贵史料。

十年内乱期间，因其年轻时在法国舞台上跳过芭蕾，成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双腿被折断。但她仍乐观积极、坚韧不屈，在优雅中美丽了一辈子，直到90岁，依然皮肤白皙，被人称作是高贵与优雅的代名词。1973年终因肺部感染，在北大医院去世，享年91岁。

这就是贵族少女裕容龄走出一段传奇的人生。她出自清宫，却又格格不入，她思想开放，崇尚自由，带着家国情怀，在舞蹈和外交道路上，度过了优雅美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