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是什么意思,大众社会论

恰恰是必要性的改革长期停滞，导致了内卷化的产生，悖论层出不穷。而这种状况，又加重了内卷化的渗透和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焦虑。

作者｜张弘

黄宗智将农业内卷化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资料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内卷化，是2020年当之无愧的热词。无论是各种学术论文还是各种传播媒介，“内卷化”一词都被频繁使用，涉及各个领域。在此之前，“内卷化”这一概念已经在学术界被各个学科使用。2020年，它成功出圈，为普罗大众所熟悉和运用。

最早将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人学者黄宗智。1985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黄宗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书中使用了“农业内卷化”一词；1986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在大陆出版。在其后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很快，“内卷化”的概念被各个学科的学者移植、借用，从农业领域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大致说，从1986年到2020年之前，这一概念主要在专业学术领域扩展运用。而2020年，则逾越学术圈，为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所熟知。

在2020年结束之际，笔者梳理了内卷化这一概念的创造、使用、移植及其内涵变化等过程。与此同时，一个疑问也横亘在每个人面前：如何在各个领域去内卷化？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中国人必须严肃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

“内卷化”的传播史：从圈内到圈外

12月4日，《咬文嚼字》杂志经过评选，公布“2020年十大流行语”，“内卷化”一词名列第九。该刊的解释是：

“内卷化”，译自英语involution，本是社会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现象。2020年下半年，有几张图片刷屏：有人骑在自行车上 看书，有人边骑车边用电脑，有人床上铺满了一摞摞书……“边骑车边用电脑”的同学被称为“卷 王”登上热搜。“内卷”流行开来，高校学生用它指非理性内部竞争。有同学举例：老师要求论文 五千字，不少同学为评优写了一万字，甚至更多。人人都超要求完成任务，但获优比例并未改变。 现在，“内卷”从大学生群体中“出圈”，各行各业内部的非理性竞争都以“内卷”称之。专业人 士指出，发展中出现停滞阶段很正常，关键是要有效地进行理性竞争，呼吁相关行业正视非理性的 “内卷”现象，积极探索“去内卷化”的改革之路。

关于内卷化，MBA·智库百科的解释是：“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层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现象，没有发展的增长。比如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内卷化现象广泛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家族发展的自我重复、行业发展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劳作等。”

对学术界人士和一些读者而言，“内卷化”并非一个新词。此前，它已经在学术圈内被广泛使用多年，只是在近年出圈，变成了一大流行语。如同前些年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黄宗羲定律、游民文化等词语一样。这一概念首先由学者创造，在学术圈传播、探讨，之后被广泛使用，然后逐渐从学术圈扩散，传播到大众层面，被民众普遍认同和使用。

在国家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输入“内卷化”，可以得到377条结果。其中包括“乡村旅游去内卷化”、“农村改革内卷化”、“扶贫内卷化”、“学术治理内卷化”、“党建内卷化”、“国家资源输入内卷化”、“农家书屋政策执行内卷化”、“政权扩张的内卷化”等，遍及多个学科领域。在这些论文中，出现“内卷化”较多的是2018、2019年、2020年。

尽管不同领域内学者对内卷化的微观定义不尽相同，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宽纵深，但各界对于内卷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重合，都是指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但停滞不前、自我消耗、自我重复，无法形成实质性创新和突破。

由此可见，“内卷化”一词具有很强的概括能力。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催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农业范围内。而印度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使用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国家为扩张权力而设立各种部门，导致官僚体系变大，虽然这一举措可以增加税收，但造成了政府部门开支加大，农民要为高税率买账的同时，还要承受新建立政府部门贪官的剥削。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内卷化导致农民负担大大加重，腐败普遍出现，这使得政府的合法性在基层民众心中大大降低，政府也担忧可能爆发基层动乱。

“内卷化”的源头：康德创造“内卷化”概念

但是，“内卷化”一词并非黄宗智发明。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批判力的批判》一书中，康德这样写道：

预定论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它把每个由同类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有机物要么看作 离析出来的东西（Edukt），要么看作产生出来的东西（Produkt）。作为单纯离析出来的东西而 生殖的这个学说叫作个体的预成学说，或者也叫先成论（通常译作“进化论”,但此处与后来达尔 文进化论的意思不同）；作为产生出来的东西而生殖的学说被称之为新生论学说。后者也可以称之 为种类的预成学说，因为生殖者的产生能力毕竟是根据它们的种族所分有的那些内在的合目的性素 质而预先形成了的，因而那特种的形式是潜在地预先形成了的。与此相应地我们甚至也许可以把相 对立的个体预成理论更确切地称之为退行论（或套入理论）。（《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 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77页）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退行论”，就是内卷，它与进化相对应。

康德像

根据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当某一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模式”概念提供了⋯⋯解释原初文化特定形式的途径。模式给 人 的最初印象是⋯⋯约束发展，至少是限制发展。一旦达到了模式的形态，模式的刚性就会禁止进 一步的变化⋯⋯但也有例子说明仅仅只是设定了一个限制和框架⋯⋯在框架内，即使不要求变化，变 化也是被容许的。以毛利人的装饰艺术为例，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复杂、精细，使得整个作品充满装 饰性。但是，如果分析作品的要素，就会发现要素的数量很少。在某些情况下，复杂的设计实际上 来自对某个空间安排的多样性。这里我们就有了模式和继续发展的问题。模式排除了对其他单个或 者多个要素的应用，但却并不抵触在单个或者多个要素内部进行发挥。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 就是，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一个类似的例 子⋯⋯就是艺术中所谓的“华丽”，就像后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结构 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 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 细节⋯⋯任何熟悉原初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他的文化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多学科考察和研究项目：一个是由海金斯领导的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研究项目，另一个是汉顿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实地研究。格尔茨是后一个项目的成员。

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爪畦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让农业外向型发展，致使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在概括这一过程时，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指在资本 、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被持续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 、更复杂的过程。

格尔茨在1963 年出版了《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1985年，黄宗智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此书大陆版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并于2000年、2004年两次再版，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

黄宗智

争论：黄宗智对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注解有误 ？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使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并且做了注解。黄宗智提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农村存在着农业内卷化——即劳动密集化带来的单个劳动日报酬递减与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世以来还存在“过密型商品化”。不难看出，这与格尔茨对“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有所不同。

刘世定、邱泽奇2004年发表的论文《“内卷化”概念辨析》认为，黄宗智对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注解有误。两人认为：

（1）在戈登威泽和格尔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 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教授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格尔 茨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同时在把劳动的边际收益引入内卷化概念后，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

（2）黄宗智教授在用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内卷化概念时，存在着内卷化过程起点不清的问 题……如果将内卷化起点定位于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开始之际，那么便和黄教授关于不能简单用微 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来解释的主张相矛盾；如果将之定位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雇 佣劳动价格）和边际收益相等之处，则存在作为参照体系的雇佣劳动市场以及价格的确定难题。

（3）当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用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来界定内卷 化概念时，事实上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从经济学中拿来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概念的涵义。两者 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以其他投入不变为前提，后者则可以包容其他投入的变动；前者涉及同一生 产过程的追加劳动所获报酬的比较，后者则引入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单位劳动报酬的比较；前者涉及 劳动的边际（即增量）报酬比较，后者则可以包容平均报酬比较；前者的“递减”是生产要素组合 与产量关系的技术必然性，后者的“降低”则取决于各种因素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组合。

（4）由于改变了其他投入不变的前提并引入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因此黄宗智教授用平均报酬递减 来技术性地替代边际报酬递减的处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

（5）在运用内卷化来解释某种增长（所谓“内卷型增长”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时，也存在 严重问题。分析表明：如果在不同年份中劳动力存量相等，则所谓“内卷型增长”是不存在的；如 果新年份的劳动力存量大于以往年份，虽然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增长，但和黄宗智教授关 于内卷型增长以劳动力过剩为前提的论点相矛盾，并且难以支持黄教授解释长期增长的意图。

刘世定、邱泽奇认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2020年年7月，黄宗智发表了《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一文，称吉尔茨没有仔细考虑单位劳动力收益递减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从水稻种植转入其他劳动投入更为密集的农业作物中所展示的农业内卷。自己借用了其用词“农业内卷化”，但在实质层面上，这些年其实更多采纳了几位主要农业理论家的论说，如瑞格理、裴小林、博塞拉普等人重要的洞见。就黄宗智所说的“农业内卷化”来看，论述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

2020年10月，黄宗智发表了《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除了农业内卷化之外，黄宗智分析了官僚主义体系的内卷化。

黄宗智以高校管理体系为例，比较了中美关键不同：美国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层的系一级，无论是教员学术成绩的审核评估，还是新教员的聘请，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学位，主要权力都在本系的教授们。而中国高校主要权力不在教员们而在教育管理机关，负担沉重又多有不懂学术也不懂专业的官员们来制定越来越多的一刀切规定和要求。譬如，采纳自以为乃是“科学的”量化管理，设定研究生们的论文发表量化指标，包括对各种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级划分，这排除了真正创新性的和需要大量时间的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内卷化，只见量的膨胀，罕见实质性的创新和提高。

“更有进者，在国家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利益激励为润滑剂来尽可能破除管理体系的僵硬化倾向下，还会冒出远比西方科层制下要常见得多的地方官僚和与基层社会中的逐利势力结合的现象。两者一旦结合，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实施的常态，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农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别明显：国家投入越来越多，但成效越来越低。它是农村调查人员常见、常讨论的问题。”黄宗智认为，那也是可以用“内卷化官僚主义”来概括的另一种症状。

杜赞奇使用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

怎样才能去内卷化？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赵紫荆认为，“内卷”的“破圈之旅”经历了“三段论”：第一阶段， 5月12日，某自媒体号发布《腾讯的背水一战》中“市场内卷”一词引起了部分网民的注意，此后“内卷”的热度整体略有提升。第二阶段，7月下旬，知乎话题“如何看待河北高考一分一档线理科600分排到三万多名？”引发了网友对“教育内卷化”的关注，迄今为止，这一话题阅读量达673万多，回答1868条；之后，讨论升温。第三阶段，10月以后，“教育内卷化”扩张了“内卷”的应用场景，整体热度维持在较高水平，热度最高峰和次高峰分别在10月23日和11月6日。

从百度指数的媒体指数来看，“内卷化”从4月底开始广受关注。8月20日、8月28日、10月30日、11月26日、12月16日，“内卷化”一词的媒体指数很高。从10月底开始，“内卷化”一词的搜索指数远远高于此前的记录。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分析师赵紫荆发现，当人们在讨论“内卷”时，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内卷”相关微博涉及的高频国内地域主要是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的省份。其中，河北、北京、 山东、河南、广东、上海等省市或和 “高考大省”或“打工人”聚集有关。同时，特定的国外地区 也受到关注，包括日本、韩国等，主要和东亚国家传统上被认知为“高压力”有关。例如，日本的 “低欲望社会”被不少声音指出与“内卷”中的“躺平”心态有相通之处。

2.“内卷”涉及个人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内卷”涉及的话题从教育到职场，并进一步向婚姻、 子女和住房等领域扩展。其中，教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高考和重点高校尤其受到关注，前者 的高频词包括：河北高考、高考大省、高考等，后者的高频词包括：北大、清华、重本等。并且， “内卷”的讨论对象还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不少网民和媒体发出“从幼儿园开始内卷”言论。

3.“内卷”涉及各行各业。“内卷”相关的行业和职高频词高频词包括：金融、互联网、计算机、 银行、医生等，也就是传统上被人们认为压力大，且经常和“996”“社畜”挂钩的行业。而外卖 是除了“白领群体”外被关注的少数职业之一。

4. “内卷”涉及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时代机遇”也是“内卷”语境经常讨论的问题， 而这也与“内卷”原本的学术含义更加契合。知乎上，“中国怎样走出内卷？”这一话题的关注者 超过1.87万个，浏览次数超过1222万，回答超过2400个。

学术界长期对“内卷化”一词的移植运用，高校学生间的绩点较量、外卖骑手的生存压力、家长为孩子教育承受的压力等，使得内卷化频繁出现，以致成为今年的流行语。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一词汇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困扰尽显无遗。

不难看出，康德创造的内卷化概念，经过戈登威泽、格尔茨的使用与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转换，以及众多国内学者的大量移植、运用之后，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内卷化就是“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层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现象，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如何去内卷化就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3年，王琛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第五期的《“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一文认为，“内卷”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从本质上说，内卷化的社会必然充斥着悖论。他深刻描述了这种悖论产生的机制和根源，以及引发的恶劣后果：

对于不能反对的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而所谓的“面子”，就是表 面的无违。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已被歪曲。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 于是，名与实、位与权、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名与实的分离可谓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大的劣根性之一：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明修栈道暗渡陈 仓、潜规则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一套做一套，事情越是禁止，它就越难禁止……凭借威权或 惯性进行的自我维系与推行会遭遇实际问题，但权威及其体制又是不可反抗的，这是悖论产生的根 源。

在王琛批判、分析的背后，去内卷化的变革措施呼之欲出。虽然黄宗智主要关注农业内卷化和官僚主义体系内卷化等问题，但他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将人民积极参与设定为国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条件……借助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来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

而内卷化成为2020年流行词语，已经深刻说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官僚系统等多个领域，内卷化的现象已经不容忽视。无论是经济的去内卷化，还是官僚主义体系的去内卷化，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恰恰是必要性的改革长期停滞，导致了内卷化的产生和悖论的层出不穷。而这种状况，又加重了内卷化的渗透和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焦虑。内卷化从学术界出圈，被民众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正是这种焦虑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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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必要性的改革长期停滞，导致了内卷化的产生，悖论层出不穷。而这种状况，又加重了内卷化的渗透和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焦虑。

作者｜张弘

黄宗智将农业内卷化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资料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内卷化，是2020年当之无愧的热词。无论是各种学术论文还是各种传播媒介，“内卷化”一词都被频繁使用，涉及各个领域。在此之前，“内卷化”这一概念已经在学术界被各个学科使用。2020年，它成功出圈，为普罗大众所熟悉和运用。

最早将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人学者黄宗智。1985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黄宗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书中使用了“农业内卷化”一词；1986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在大陆出版。在其后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很快，“内卷化”的概念被各个学科的学者移植、借用，从农业领域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大致说，从1986年到2020年之前，这一概念主要在专业学术领域扩展运用。而2020年，则逾越学术圈，为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所熟知。

在2020年结束之际，笔者梳理了内卷化这一概念的创造、使用、移植及其内涵变化等过程。与此同时，一个疑问也横亘在每个人面前：如何在各个领域去内卷化？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中国人必须严肃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

“内卷化”的传播史：从圈内到圈外

12月4日，《咬文嚼字》杂志经过评选，公布“2020年十大流行语”，“内卷化”一词名列第九。该刊的解释是：

“内卷化”，译自英语involution，本是社会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现象。2020年下半年，有几张图片刷屏：有人骑在自行车上 看书，有人边骑车边用电脑，有人床上铺满了一摞摞书……“边骑车边用电脑”的同学被称为“卷 王”登上热搜。“内卷”流行开来，高校学生用它指非理性内部竞争。有同学举例：老师要求论文 五千字，不少同学为评优写了一万字，甚至更多。人人都超要求完成任务，但获优比例并未改变。 现在，“内卷”从大学生群体中“出圈”，各行各业内部的非理性竞争都以“内卷”称之。专业人 士指出，发展中出现停滞阶段很正常，关键是要有效地进行理性竞争，呼吁相关行业正视非理性的 “内卷”现象，积极探索“去内卷化”的改革之路。

关于内卷化，MBA·智库百科的解释是：“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层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现象，没有发展的增长。比如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内卷化现象广泛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家族发展的自我重复、行业发展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劳作等。”

对学术界人士和一些读者而言，“内卷化”并非一个新词。此前，它已经在学术圈内被广泛使用多年，只是在近年出圈，变成了一大流行语。如同前些年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黄宗羲定律、游民文化等词语一样。这一概念首先由学者创造，在学术圈传播、探讨，之后被广泛使用，然后逐渐从学术圈扩散，传播到大众层面，被民众普遍认同和使用。

在国家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输入“内卷化”，可以得到377条结果。其中包括“乡村旅游去内卷化”、“农村改革内卷化”、“扶贫内卷化”、“学术治理内卷化”、“党建内卷化”、“国家资源输入内卷化”、“农家书屋政策执行内卷化”、“政权扩张的内卷化”等，遍及多个学科领域。在这些论文中，出现“内卷化”较多的是2018、2019年、2020年。

尽管不同领域内学者对内卷化的微观定义不尽相同，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宽纵深，但各界对于内卷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重合，都是指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但停滞不前、自我消耗、自我重复，无法形成实质性创新和突破。

由此可见，“内卷化”一词具有很强的概括能力。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催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农业范围内。而印度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使用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国家为扩张权力而设立各种部门，导致官僚体系变大，虽然这一举措可以增加税收，但造成了政府部门开支加大，农民要为高税率买账的同时，还要承受新建立政府部门贪官的剥削。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内卷化导致农民负担大大加重，腐败普遍出现，这使得政府的合法性在基层民众心中大大降低，政府也担忧可能爆发基层动乱。

“内卷化”的源头：康德创造“内卷化”概念

但是，“内卷化”一词并非黄宗智发明。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批判力的批判》一书中，康德这样写道：

预定论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它把每个由同类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有机物要么看作 离析出来的东西（Edukt），要么看作产生出来的东西（Produkt）。作为单纯离析出来的东西而 生殖的这个学说叫作个体的预成学说，或者也叫先成论（通常译作“进化论”,但此处与后来达尔 文进化论的意思不同）；作为产生出来的东西而生殖的学说被称之为新生论学说。后者也可以称之 为种类的预成学说，因为生殖者的产生能力毕竟是根据它们的种族所分有的那些内在的合目的性素 质而预先形成了的，因而那特种的形式是潜在地预先形成了的。与此相应地我们甚至也许可以把相 对立的个体预成理论更确切地称之为退行论（或套入理论）。（《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 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77页）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退行论”，就是内卷，它与进化相对应。

康德像

根据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当某一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模式”概念提供了⋯⋯解释原初文化特定形式的途径。模式给 人 的最初印象是⋯⋯约束发展，至少是限制发展。一旦达到了模式的形态，模式的刚性就会禁止进 一步的变化⋯⋯但也有例子说明仅仅只是设定了一个限制和框架⋯⋯在框架内，即使不要求变化，变 化也是被容许的。以毛利人的装饰艺术为例，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复杂、精细，使得整个作品充满装 饰性。但是，如果分析作品的要素，就会发现要素的数量很少。在某些情况下，复杂的设计实际上 来自对某个空间安排的多样性。这里我们就有了模式和继续发展的问题。模式排除了对其他单个或 者多个要素的应用，但却并不抵触在单个或者多个要素内部进行发挥。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 就是，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一个类似的例 子⋯⋯就是艺术中所谓的“华丽”，就像后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结构 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 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 细节⋯⋯任何熟悉原初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他的文化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多学科考察和研究项目：一个是由海金斯领导的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研究项目，另一个是汉顿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实地研究。格尔茨是后一个项目的成员。

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爪畦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让农业外向型发展，致使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在概括这一过程时，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指在资本 、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被持续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 、更复杂的过程。

格尔茨在1963 年出版了《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1985年，黄宗智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此书大陆版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并于2000年、2004年两次再版，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

黄宗智

争论：黄宗智对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注解有误 ？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使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并且做了注解。黄宗智提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农村存在着农业内卷化——即劳动密集化带来的单个劳动日报酬递减与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世以来还存在“过密型商品化”。不难看出，这与格尔茨对“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有所不同。

刘世定、邱泽奇2004年发表的论文《“内卷化”概念辨析》认为，黄宗智对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概念注解有误。两人认为：

（1）在戈登威泽和格尔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 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教授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格尔 茨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同时在把劳动的边际收益引入内卷化概念后，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

（2）黄宗智教授在用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内卷化概念时，存在着内卷化过程起点不清的问 题……如果将内卷化起点定位于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开始之际，那么便和黄教授关于不能简单用微 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来解释的主张相矛盾；如果将之定位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雇 佣劳动价格）和边际收益相等之处，则存在作为参照体系的雇佣劳动市场以及价格的确定难题。

（3）当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用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来界定内卷 化概念时，事实上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从经济学中拿来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概念的涵义。两者 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以其他投入不变为前提，后者则可以包容其他投入的变动；前者涉及同一生 产过程的追加劳动所获报酬的比较，后者则引入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单位劳动报酬的比较；前者涉及 劳动的边际（即增量）报酬比较，后者则可以包容平均报酬比较；前者的“递减”是生产要素组合 与产量关系的技术必然性，后者的“降低”则取决于各种因素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组合。

（4）由于改变了其他投入不变的前提并引入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因此黄宗智教授用平均报酬递减 来技术性地替代边际报酬递减的处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

（5）在运用内卷化来解释某种增长（所谓“内卷型增长”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时，也存在 严重问题。分析表明：如果在不同年份中劳动力存量相等，则所谓“内卷型增长”是不存在的；如 果新年份的劳动力存量大于以往年份，虽然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增长，但和黄宗智教授关 于内卷型增长以劳动力过剩为前提的论点相矛盾，并且难以支持黄教授解释长期增长的意图。

刘世定、邱泽奇认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2020年年7月，黄宗智发表了《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一文，称吉尔茨没有仔细考虑单位劳动力收益递减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从水稻种植转入其他劳动投入更为密集的农业作物中所展示的农业内卷。自己借用了其用词“农业内卷化”，但在实质层面上，这些年其实更多采纳了几位主要农业理论家的论说，如瑞格理、裴小林、博塞拉普等人重要的洞见。就黄宗智所说的“农业内卷化”来看，论述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

2020年10月，黄宗智发表了《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除了农业内卷化之外，黄宗智分析了官僚主义体系的内卷化。

黄宗智以高校管理体系为例，比较了中美关键不同：美国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层的系一级，无论是教员学术成绩的审核评估，还是新教员的聘请，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学位，主要权力都在本系的教授们。而中国高校主要权力不在教员们而在教育管理机关，负担沉重又多有不懂学术也不懂专业的官员们来制定越来越多的一刀切规定和要求。譬如，采纳自以为乃是“科学的”量化管理，设定研究生们的论文发表量化指标，包括对各种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级划分，这排除了真正创新性的和需要大量时间的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内卷化，只见量的膨胀，罕见实质性的创新和提高。

“更有进者，在国家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利益激励为润滑剂来尽可能破除管理体系的僵硬化倾向下，还会冒出远比西方科层制下要常见得多的地方官僚和与基层社会中的逐利势力结合的现象。两者一旦结合，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实施的常态，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农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别明显：国家投入越来越多，但成效越来越低。它是农村调查人员常见、常讨论的问题。”黄宗智认为，那也是可以用“内卷化官僚主义”来概括的另一种症状。

杜赞奇使用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

怎样才能去内卷化？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赵紫荆认为，“内卷”的“破圈之旅”经历了“三段论”：第一阶段， 5月12日，某自媒体号发布《腾讯的背水一战》中“市场内卷”一词引起了部分网民的注意，此后“内卷”的热度整体略有提升。第二阶段，7月下旬，知乎话题“如何看待河北高考一分一档线理科600分排到三万多名？”引发了网友对“教育内卷化”的关注，迄今为止，这一话题阅读量达673万多，回答1868条；之后，讨论升温。第三阶段，10月以后，“教育内卷化”扩张了“内卷”的应用场景，整体热度维持在较高水平，热度最高峰和次高峰分别在10月23日和11月6日。

从百度指数的媒体指数来看，“内卷化”从4月底开始广受关注。8月20日、8月28日、10月30日、11月26日、12月16日，“内卷化”一词的媒体指数很高。从10月底开始，“内卷化”一词的搜索指数远远高于此前的记录。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分析师赵紫荆发现，当人们在讨论“内卷”时，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内卷”相关微博涉及的高频国内地域主要是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的省份。其中，河北、北京、 山东、河南、广东、上海等省市或和 “高考大省”或“打工人”聚集有关。同时，特定的国外地区 也受到关注，包括日本、韩国等，主要和东亚国家传统上被认知为“高压力”有关。例如，日本的 “低欲望社会”被不少声音指出与“内卷”中的“躺平”心态有相通之处。

2.“内卷”涉及个人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内卷”涉及的话题从教育到职场，并进一步向婚姻、 子女和住房等领域扩展。其中，教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高考和重点高校尤其受到关注，前者 的高频词包括：河北高考、高考大省、高考等，后者的高频词包括：北大、清华、重本等。并且， “内卷”的讨论对象还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不少网民和媒体发出“从幼儿园开始内卷”言论。

3.“内卷”涉及各行各业。“内卷”相关的行业和职高频词高频词包括：金融、互联网、计算机、 银行、医生等，也就是传统上被人们认为压力大，且经常和“996”“社畜”挂钩的行业。而外卖 是除了“白领群体”外被关注的少数职业之一。

4. “内卷”涉及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时代机遇”也是“内卷”语境经常讨论的问题， 而这也与“内卷”原本的学术含义更加契合。知乎上，“中国怎样走出内卷？”这一话题的关注者 超过1.87万个，浏览次数超过1222万，回答超过2400个。

学术界长期对“内卷化”一词的移植运用，高校学生间的绩点较量、外卖骑手的生存压力、家长为孩子教育承受的压力等，使得内卷化频繁出现，以致成为今年的流行语。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一词汇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困扰尽显无遗。

不难看出，康德创造的内卷化概念，经过戈登威泽、格尔茨的使用与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转换，以及众多国内学者的大量移植、运用之后，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内卷化就是“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层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现象，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如何去内卷化就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3年，王琛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第五期的《“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一文认为，“内卷”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从本质上说，内卷化的社会必然充斥着悖论。他深刻描述了这种悖论产生的机制和根源，以及引发的恶劣后果：

对于不能反对的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而所谓的“面子”，就是表 面的无违。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已被歪曲。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 于是，名与实、位与权、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名与实的分离可谓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大的劣根性之一：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明修栈道暗渡陈 仓、潜规则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一套做一套，事情越是禁止，它就越难禁止……凭借威权或 惯性进行的自我维系与推行会遭遇实际问题，但权威及其体制又是不可反抗的，这是悖论产生的根 源。

在王琛批判、分析的背后，去内卷化的变革措施呼之欲出。虽然黄宗智主要关注农业内卷化和官僚主义体系内卷化等问题，但他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将人民积极参与设定为国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条件……借助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来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

而内卷化成为2020年流行词语，已经深刻说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官僚系统等多个领域，内卷化的现象已经不容忽视。无论是经济的去内卷化，还是官僚主义体系的去内卷化，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恰恰是必要性的改革长期停滞，导致了内卷化的产生和悖论的层出不穷。而这种状况，又加重了内卷化的渗透和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焦虑。内卷化从学术界出圈，被民众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正是这种焦虑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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