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谈谈你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认识

再过一个月又是高考的时间，而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息过。星岳一直认为教育和考试制度确立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事实上任何权利的核心都是人事任免权，而教育始终是这种权利之后资源分配的固化形态。作为曾经经历过高考的一员，星岳相信在中国的政治形态彻底重组之前，高考和现行的教育体制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而且我始终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公平的制度。这个话题过于沉重，但纵观中国历史，教育和选官制度背后都是政客博弈的影子。星岳梳理了历代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陆续推出，供大家参考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吏选拔制度，一般来说，对于选官制度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客观性和系统性两方面上。但是，就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官制度和官职的设置其目的都是要安邦兴国，所谓“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独断”《魏书·志十九》。《尚书》中记载尧舜时期就已有选贤择良，设置官职的制度。其实，选官制度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人才选拔和官员升迁，大到一个王朝的政治氛围，兴衰成败，小到文官集团与社会民众和皇室的关系都深受选官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选官制度自夏、商、周三代就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这一时期的选官制度带有部落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性质。政府与王室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而社会民众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权力集团。而春秋战国以来，贵族政治逐渐衰败，取而代之的是王室、政府和民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汉武帝时期设立的中外朝制度，由尚书、侍中和常侍形成与政府相对立的新的议事和决策的机构，“中常侍，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后汉书·百官志》），可见中朝的官员议事决策都在内庭，实际上成为皇室的议事机构，则这种制度更加确立了上述的政治格局。而到隋唐时期科举制时，此种政治格局已不可改变。虽然其间又有三国魏晋时期的种种动荡，但是总体；来讲在这样的格局下，只有王室、政府与民众三者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才能强盛。在这个过程中，士人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般所说的“士”起于民间，在民间教育与选官制度下往往会走入政府机构。大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王朝的强盛时期，士人群体与王室是相互制约，而民间则受到更多的关注，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强盛时期，王室和政府的精神都来自于民间”。因此，由选官制度所催生的士人政治与社会的兴衰形成一种不可分裂的关系，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而从先秦时期到唐代，中国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士人群体与民众的关系也随着相变化。

夏、商、周三代的部落政治际上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后人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正是体现了部落文化的更替和发展。这与后世的王朝更替又不同，在这样的文化下，政府是王室的私有财产。《史记·晋世家》中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周公分封天下，立七十一国，但是姬姓分国有五十三之多。可见，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亦是如此。世卿世禄制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因此世卿世禄制体现的是贵族对于政权的垄断，选拔官员“阻塞了贤能之士的上进路，这种制度选拔的官员庸贤并举，庸中有贤，贤中有庸”。然而，商周时期的选官制度并不仅仅限于世官制度，据清代学者考证，周时大夫以上的高官实行世官制，而大夫一下的低级官员则出自“乡兴贤能”，或曰“乡举里选”，简称作“选举”，乡官制度成为基层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商周时虽然是部落贵族政治，但是在这种部落氏族政治体下民间反而受到更多的关注，社会基层的控制权由民众和国家共同掌握。这与后世东晋、宋明后期选官制度固定后，官员层层任命，基层官员却反而失去对于政权的掌控力，社会民众的命运都掌握地方豪强以及与之相关“吏”和大商人手中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周代能保持较长时期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逐渐衰落，历史的重心转移到诸侯国上。春秋时期，政治特点和选官制度大体上继承了周代的制度，“春秋时，古代的贵族文化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常为后世所想与敬重”。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由大夫控制，而各国之间的战争使得政权的开放性逐渐扩大。更进一步的随着贵族政治的衰落，井田制的废除，世卿世禄制逐渐发展成为军功制，贵族文化转变为民间的百家争鸣。

所谓军功制就是因军功赐给爵位、填宅、食邑、封国的爵禄制度，军功制的实行打破了世官制，商鞅变法中有“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军功制由军功授官，而二十等爵制把原来显赫的军功爵化解、融入到普通的“全民爵”。所以，军功制的实施是政权开放性的开端，与之相适应的是战国时期民间学术的飞速发展。各国之间通过通过各种方式来招揽人才，则又进一步为民间各种思想的倡导者提供了走入政权的途径。然而，战国时期亦是一个变革的时期。民间学术的发展以及政权开放性的扩大，使得这一时期的士人逐渐与民众脱离。但这一时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士人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钱穆就指出著名的战国四君子的养士都是“伪士多，真士少”或者“真士不致”。然而，随着各国之间战争的频发，士人形成一个集团来向各国的统治者阐述自身的思想，逐渐推动三维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所以战国时期到秦汉初期，中国历史上产生出大量的游侠、任侠和刺客，实际上他们都是尚未失去独立性的“异端”。

秦汉初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仍然是军功制。实际上秦汉本为一体，秦朝的迅速灭亡的背后是军功制的衰落。秦朝本就是一贵族政府，所以军功制的实施更多的是带有贵族政治的性质，然而这时候民众与士人的分离已不可避免，士人社会流动的途径被断绝。而秦朝统治者执政不惜民力，这又是战国以来贵族政治与三代时的不同。三代时的贵族政治，民众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与王室是相制约的，比如著名的“国人暴动”。然而，战国以来分封制、井田制逐渐废弃，此种政治精神亦不复存在。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人的教训，因此西汉初期的政府实际上是一平民政府，所以会出现布衣将相的局面，上文中提到的二十等爵制也是在西汉初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二十等爵也有详细的记载。

西汉选官制度的发展从汉文帝开始，汉文帝曾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又下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汉书·文帝纪》），到汉武帝时，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察举制度，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孝悌力田、文学、明经”几大类，举孝廉和贤良方正成为西汉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都是由此进入政府。一大批经历过民间儒术教育的士人进入政府，儒术集团性的优势得到极大的体现，政府中名儒辈出又促进民间儒学的迅速发展，其政治思想又在武帝时期在制度上得到最终确立。

与察举制并行的是征辟制，“征”是指皇帝正着明示硕儒，宠以高位；“辟”是指中央高级官员和州郡长官辟除属吏”。中央长官征辟中最主要的是公府征辟，公府主要是指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一般来说公府征辟的官员其入市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辟主私人举荐，二是通过各种察举的途径成为中央官员或者州郡长官。地方长官亦有征辟之权，《通典》中载“州制经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部曹、书佐、兵曹、部郡国从事吏、典郡书佐等官，皆自州征辟，通为百石”，东汉后期本为监察官吏的刺史成为地方一级长官，刺史辟除属吏成为一种风气。

察举制与征辟制，加上社会儒学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对于士人还是一般的民众都提高了入仕的机会。钱穆先生对于察举制有这样的评论“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于大一统政权的维系尤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则在朝廷用人逐渐走上客的标准，使得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有关系之上和独立。”士人政府与王室、民众正式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这时候士人不仅通过集团力量来转播其思想，更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形成由上到下的、能够与王室相抗衡的利益网络，则其独立性又比战国时期的士人更下一步。这样，文化中的矛盾就必不可少。儒家的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自身的发展和修养是治国的前提。然而这时候，士人阶层成为国家政权的主导着，国家政权实际上成为掌握了大量既得利益士人的依附体。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的资源都是掌握在王室手中，因此士人政治的重心必然会转向王室，王室、士人和民众之间的平衡势必会被打破。尤其是随着王室的堕落，到王朝的后期时这种不平衡更为明显，民众的政治空间被极度压缩。

首先，是对“异端”的清除，也就是秦汉以来的游侠。公孙弘曾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鴺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史记·游侠列传》），汉武帝之后，中国社会中已无任侠。而后便是士族门阀、累世公卿，强宗豪组的产生。

察举制使得许多专攻儒术的家族通经致仕成为累世公卿，到东汉时期这种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中的众多人都是从著名经师变为门阀大族，成为一方士大夫的领袖。察举制与征辟制的本是民间文化和精神的代表，但随着士人集团对国家政权的长期掌握，民间的教育也随之脱离民众，汉代立国的精神已不复存在，选官制度的客观性也就无存谈起，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便接踵而来。

察举制举荐人和被举荐人之间往往会形成们生故吏集团，建立在乡评里选之上又使得当时的士人依附业已形成的门阀大族，甚至是营私舞弊、贿赂成风。而东汉以来，重视孝廉，这又使得当时的人们只重名誉声望，更有甚者沽名钓誉，虚造美名，如《后汉书，许荆传》和《陈蕃传》中记载的行为都是为了求得在官场上个和社会上的美誉，这就是当时在东汉士人间所盛行的“推财”、“久丧”、“报恩”和“清节”的风气。重名誉声望的风气，逐渐形成东汉官场上所谓的“清议”，政府的执政精神完全转移到以声望名誉决定实际政治问题上来，对民间完全失去关注。到东汉后期王室堕落，宦官专政时期，民众彻底成为士大夫阶层与王室斗争的牺牲品，政治严重失衡，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倾覆。征辟制中，郡县长官所辟除的属吏实际上已脱离国家政权，僚属与府主之间甚至有君臣之分，征辟的僚属不算王官，只算私属，门阀豪强成为地方军阀的滋生地，三国时期，民众成为豪强军阀的“部曲”与私属。王室堕落，民众成为士人阶层的依附，政治平衡被完全打破，中国历史上出现长达六百多年年的分裂时期，直到唐代这种平衡才再次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汉时期选官制度最大的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九品中正制起于曹魏时期，《三国志》中记载“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中正制，群所建也”（《三国志·魏书·陈群传》）。九品中正制规定，“各州设大中正官一人，亦称都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官一人，亦称中正。大小中正官都有朝官担任令其对郡人士进行品评”（任怀国）。中正对各州人士进行品评，定出“品”、“状”，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

两汉以来，士人阶层通过察举制取得其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三国时期，军阀割据，户籍制度一步步废弃，察举制逐渐失去其作用。丧乱之后西汉立国精神的重现，政府的政治责任感恢复，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寄托的是部分士人重构西汉政治格局的理想。然而，三国以来，世族门阀势力已成，而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其权力缺乏正当性，不得不依靠门阀的势力来立国。再次，西晋政权本就是一贵族政权，缺乏西汉立国的民间精神，司马氏自开国一代就趋于腐败，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因此，魏晋时期，王室依附于门阀势力，继续堕落，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成为士人阶层的工具，士人阶层只谈清淡，缺乏责任感，普通群众的社会流动途径甚至不如秦朝时期，因此司马氏政权在北方覆亡之后，只能是偏安一隅。

南迁之后，门阀势力更加强盛。对于门第，连皇帝也只能说“我不得措措意”，可见门阀势力的强大。而南朝的士族沉溺于清谈之中，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存在于私人的小世界中，崇尚黄老思想，在生活和文化上也逐渐堕落。

这种情况直到北魏建立之后才有所改观。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晋灭亡之后大量的豪门士族也随着南迁，留在北方的士族是一些地位、名望相对较低的士族。这些留下的士族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反倒是厚结民众，更为注重实际问题。二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少数民族开放性的文化对北朝的政治也有较大影响，不似南朝士族在文化上的逐渐堕落。

西魏时期，度支尚书，苏绰向宇文泰提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周书·列传第十五》）的六条着数，标志着王室和士人阶层的觉醒。西魏处于秦陇地区，西迁之时鲜卑的大族则留在洛阳以来，所以西魏、北周能较快在民族融合中抑制门阀的力量。这就为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铲除门阀力量奠定了基础。

然而，强宗豪族可灭，士人集团不可灭。士人集团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扮演者多变的角色，从东汉的清议，魏晋的清淡到北宋的朋党，晚明的义气之争，士人政治影响着国家的强盛。即便是唐代以来，制度上不断创新和探索，最后仍免不了在王室堕落中，士人集团主导国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唐武宗时期，宰相李德裕就批判科举制“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新唐书·选举志》），这样民众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生存空间被压缩，其灭亡也就不可避免。